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一、毛泽东生日宴席上的农民
1964年12月22日，北京街头万木萧疏。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外，着装整洁的军人围了一圈警戒线，笔直地站在寒风中。
人民大会堂里正在举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新当选的数千名代表按地区分片入座。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有一位来自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山区农民——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陈永贵。他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头上裹着一条白毛巾。他的同伴中还有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模，金星英雄李顺达，他穿着一身笔挺的中山装。还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队书记，前不久《人民日报》还介绍过他。
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与陈永贵的命运有着特别关系的报告，陈永贵热切地听着每一个字。果然，《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一部分还没讲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半年前向陈永贵预告的事情便真地发生了。周恩来总理清清楚楚地说道：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
“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四千七百块土地弄成了二千九百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陈永贵如饥似渴地听着共和国总理吐出的每一个字。人大代表们也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数字。刚刚经历了大饥荒的人绝不会对有关粮食产量的数字无动于衷。
1964年，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达到1870亿公斤，尽管造成了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要把粮食总产恢复到大跃进前一年的水平，还需要再经过一年的调整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对于用什么办法把农业搞上去，集体化的道路到底灵不灵，国家准备为农业发展掏出点什么等等问题自然很关心，对于农民能不能多收多卖粮食也很关切。而周恩来总理只管谈着大寨这个新树立的典型，这个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许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队进行了这么多的农业建设，农业生产发展得这样快，完全是依靠集体力量。他们正确地处理了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他们只向国家借过一次钱，第二年就归还了。从1953年到1963年十一年中，这个大队在逐步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向国家总共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食，每户每年平均交售两千斤。”说到这儿，周恩来总理指出了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这条路与苏联领袖赫鲁晓夫所强调的物质刺激原则完全不同，与流行千年的小农经济根本相反。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着，周恩来总理又向全国的干部发出了号召：“我们各级领导机关，各个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就是要学习解放军、大庆、大寨的彻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风，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几段话，正式宣告高度强调精神力量、极端重视农田基本建设和粮食生产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陈永贵的名字从此就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为什么，毛泽东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始终没有露面。不过在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招告的四天之后，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也以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对大寨模式的态度。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64年是具有强烈的过渡色彩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使全世界感到了震动。这一年，中共中央继续与苏共中央论战，在半年内发表了七评、八评和九评，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起草了这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独立宣言意义的文献。这一年，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继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着。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也在这一年里继续调整，并且初步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了。
如果我们透过这段历史的河面往更深处看，就会发现一个七年前便出现在历史上的问题再次冒了出来。这就是，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即然大跃进没有跃上去，中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长期发展道路？苏联否定了西方的道路，改了所有制。毛泽东也学着苏联改变了所有制。但他在否定历史老路和西方道路的同时，又否定了苏联的道路。现在，别出心裁的大跃进已经栽了跟头，他必须拿出新的主张来，拿出样板来，拿出对这个世界历史性的问题的独特答案来。
就在这样的一年的岁末，毛泽东主席要在自己的71岁生日这一天请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请的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江苏下乡知识青年董加耕、大庆工人王进喜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此外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各大区的书记和少数部长。
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豁出供应紧张的肥皂仔细洗过的白毛巾。陈永贵当时很瘦，满脸皱纹又深又长，看上去饱经沧桑。从太行山里的一个小山沟走上毛泽东的生日宴席，陈永贵用了49年的时光。再过37天，他就年满50周岁了。
据陈永贵说，周恩来总理先带着他拜访了1959年接任毛泽东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那几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个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就在那些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曾问毛泽东怎么讲农村方面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回答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嘛。……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他认为主要矛盾不是当权派与贫下中农矛盾，而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二十三条》将运动的重点规定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再一次回答了“谁是我们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将在两年后导致刘少奇下台。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的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②
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在这张桌子旁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其他中央常委坐在别的桌子上。各就各位后，毛泽东道：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稿费请大家吃顿饭，在座的有工人、农民、解放军。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这次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泽东很少见地喝了茅台，大声说道：“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这很好！”
毛泽东议论纵横，说到社教运动中有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批评四清四不清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警告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这些罪名都是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的，从最高领袖的口中说出，难免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席间鸦雀无声。
毛泽东察觉到了拘谨的气氛，就劝大家吃菜。他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注③，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三十八章。）
这是一次味道丰富的政治宴会。在后来的回忆中，它多次被人提起，而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味。陈永贵反复回味的是这份殊荣。在这次宴会上，陈永贵还得到了一条“最高指示”。九个月后，中共山西省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陈永贵做了一个以“四不倒”而闻名的报告，他分别谈了条件坏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灾害重吓不倒，荣誉高夸不倒。最后陈永贵总结说：“我们要牢记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两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翘尾巴不好，不对。”于是，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主席极少请客吃饭，陈永贵确实得到了一份殊荣。十天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闭幕，陈永贵兴冲冲地赶回大寨，打算好好向乡亲们讲一讲他这次上北京的了不得的经历。他似乎已经想象到乡亲们围着他问长问短，羡慕得两眼放光的情景。没想到，在村里等待他的是一瓢冷水，是干部们寻死寻活的绝望。四清工作队扎根串联，在大寨“挖虫子”。没有人对他的殊荣感兴趣。在讲述这段决定了陈永贵在文革中的态度的经历之前，我们暂且回过头来看看陈永贵四十九年来走过的道路，看看他究竟有哪些过人之处，竟然创造了中国农业的头号样板，从一个穷山沟的破窑洞走到了毛主席的生日宴席，看看毛泽东主席为什么选择了他，怎么样发现了他，这里有哪些必然，又有哪些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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