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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华府友人

华府友人

  对一个年轻的单身妇女,在华府谋生住家,和异性朋友建立友谊并不困难,但是要与同性保持良好关系,则非易事,这或许因为女人天性善妒使然,她们视其他具有吸引力的年轻妇女为劲敌,有时甚至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威胁,不过,我却很幸运地在这里赢得许多异性以及同性朋友的友谊。

  我这一生有幸认识两位胡佛,两位都值得敬佩,一是已故美国总统胡佛、一是创办联邦调查局的胡佛,当我初到华盛顿认识他们时,两位都已进入生命的暮年。

  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是外子陈纳德的挚友,他喜欢和我谈亚洲方面的问题,他的秘书海伦·戈蒂追随他逾40年,由她为我们安排见面时间。

  我常到胡佛办公室去看他,和他谈亚洲问题,他好奇心极大,总有问不完的问题,我知道他晚年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但他自己也知道来日无多,他常把使他烦恼忧心的事情讲给我听。

  当1968年总统大选,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电话遭人窃听时,我跑去见他,当面问是不是真有其事。他好像很苦恼地对我说:“没人窃听你的电话,如果有的话,也不是我下的命令。”这答复分明话中有话,难道他是在暗示命令来自他的上级?他一定知道其中原委,可是不能告诉我,如果他真是不加分辨地听命于上级,窃听我的电话,这无疑是他判断能力上的一个污点,但是我总相信胡佛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尊重我的人格。

  选举结束后,我还是常去看他,可是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1976年调查联邦调查局部分活动期间,报上提到此一窃听疑案,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约翰逊总统直接下令,有的说是司法部长蓝姆西·克拉克的意思,我也曾想查个水落石出,可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似乎大家都极力规避这个问题。

  一言以蔽之,他们心中有鬼。

  我再与胡佛见面是1969年。那时大选已经结束,胡佛和尼克松的手下闹得很不愉快,米契尔下面有些人想要请他下台,可是胡佛并不傻,他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哪个敢碰他。

  1973年,胡佛在家里于睡梦中去世,从那时起,联邦调查局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另一位是胡佛总统。

  外子去世不久,我接到胡佛总统自纽约打来的电话,要我去看他,后来我从他朋友口中得知,他因为重听,平常很少打电话给别人。我们约好12月我去看他,一天下午,我从华府飞到纽约,在他华尔道夫大酒店寓所共进下午茶。华尔道夫三十一楼,三十一A号是胡佛总统的办公室兼寓所。

  当我抵达时,首先迎向我的是他的私人秘书米勒小姐,米勒小姐是个很诚恳的人,我们后来成为朋友。在客厅,我见到了胡佛总统,他第一句话就是对外子的去世表示悼念,说陈纳德是他的好朋友,但最令我感动的是他问我过得好不好,需不需要他帮忙,要不要帮我找份工作等等。我听了真有说不出的感激,彼时我虽然已在乔治城有一份工作,他还是说:“如果你需要任何帮助,一定要来找我。”

  胡佛总统与中国渊源颇深,早在1899年,他就到中国,以工程师的身份在大陆前后待了3年,他告诉我他亲身经历过义和团运动,他们夫妇在中国这段期间非常愉快,并且爱上著名的青花瓷,日后拥有不少这方面的珍藏。他去世后这份珍宝转赠与加州斯坦福大学。

  那次拜访后,我们时有住返,只要我去纽约,一定去看他,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64年10月20日他逝世为止。

  他的丧礼是在家乡爱荷华州西湾举行,应邀参加的只有至亲好友,他家人知道我们的交情,特电报邀我参加,不数年,当地的胡佛图书馆竣工,我再度应邀参加落成典礼。

  1969年1月20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就职,身为就职委员会高级委员之一,我应邀参加在不同的饭店举行的7个盛大庆祝舞会。我的舞伴是威斯康辛州州长华伦·诺尔斯,诺尔斯州长与妻子离异将近一年,我们有时聚一聚,就谣言满天飞,我们只好尽量躲开记者的耳目,但那并非易事。

  七个就职舞会分别在“五月花”、“喜来登公园”、“希尔顿”、“柯克兰艺术馆”、“史密生博物馆”、“史戴特勒酒店”和“美利坚酒店”七处举行。当尼克松总统一家前来向观众致谢时,米契尔和妻子玛莎分任男女主人,就站在舞池中央的台子上。米契尔看见我和诺尔斯州长,招呼我们上台,他对诺尔斯说:“我能否和安娜单独谈一会儿,有点私事。”然后他对我说:“尼克松总统对你非常之感激。”

  就职典礼之后不久,伦敦《泰晤士报》出版了一本关于1968年大选的书,其中有一章描述共和党如何利用陈香梅,影响越南政府迟迟不参加巴黎和谈,因为这个缘故,共和党始克获胜,这不失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事实上,共和党也曾加以否认,可是新闻界始终没有采用共和党的否认声明。

  《芝加哥论坛报》罗伯特·麦考米克的遗孀玛莉莲是我的好朋友。丈夫死后,她移居华盛顿,起初在R街买了幢房子,经常宾客盈门,热闹非常,那是60年代初期。后来她买下麻萨诸塞大道2501号旧日本大使馆,我们相处甚欢,自1960--1972年她迁回芝加哥这段期间,常有往还。

  玛莉莲很喜欢狗,她有一条名叫“小情人”的拳师狗,还有两三条非常讨人喜欢的北京狗。她女儿有年圣诞节送她一只长尾鹦鹉,她替它取了个“山姆”的名字。司机、厨子、女仆、秘书、狗、鸟,加在一起,玛莉莲家人口还真不少,她为人爽朗大方,很得人缘,参加她宴会的多半是华府权贵之士。

  她心直口快。不论远近,人人都知道她和已故的麦考米克上校——大家都这样称他——是死硬派的共和党员。1952年,麦考米克上校支持塔夫脱竞选总统,因为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太过倾向“自由派”。不过,玛莉莲对尼克松始终缺乏好感,1968年,她支持共和党,可是不赞成推选尼克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她常对我说:“你不能信任那家伙!”

  麦考米克太太也是已故华府著名女主人柏儿·梅丝塔的好朋友,我第一次认识梅丝塔,就是在玛莉莲的晚宴上,梅丝塔很想知道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打算在华府做什么。当我告诉她我在乔治城大学工作时,她说:“像你这般年轻貌美,若是有意再婚,就该到别的地方去闯,可是如果你想做点事,应该留下来。”我一直没有忘记她的忠告,后来几年,我用同样的活劝告过许多年轻朋友。

  初到华府时,如果没有许多朋友的友谊和支持,我大概不会有今天,特别是空军里的朋友给我的帮助。

  另一对朋友是卡杜里夫妇(Dr.£Mrs.Majid Khadduri),两人都是见重于士林的中东问题专家,卡杜里太太和我对跳舞有同好,常在一起玩。1973年她不幸去世,死时年纪尚轻,令人惋惜。卡杜里博士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执教,已经出版了20多本关于中东问题的书籍。

  大卫·李后来和楚蒂·鲍尔(Mts.Trudie Ball)合开餐馆,“帝后饭店”(Empress Restaurant )由是诞生。现在我们有大卫·李的“帝后饭店”,又有楚蒂·鲍尔的“帝后饭店”,两家菜肴不分轩轾。

  杰克和我也拥有“帝后饭店”一小部分股份。

  1963年我开始公开演讲有关亚洲问题,柯斯顿·列是我的经纪人。

  1968、1969年间,美国各大报几乎不约而同地抨击越南问题,指我是越战中的鹰派。安德森在写关于越南的专栏,或涉及有关越南的传言时,偶尔会先来问问我的意见,查证一下,我记得当战俘问题成为大家激烈争辩的问题时,杰克·安德森写了一篇关于战俘家属的专栏,文章刊出之后,本地战俘家属团体的会长噙着泪水来找我,说那篇文章报道不实。我打电话给安德森,告诉他这种情形,他立刻请我陪那位战俘的妻子去他那里,好坐下来,大家谈一谈。几天后,他的另一篇专栏出现在报端,对自己先前的论点做了一番修正,战俘及其家属因此获得一点公正的报道。这件事情显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我们可有不同意见的权利,可是大家都应该平心静气地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

  另一个对我不错的记者是玛克芯·齐歇尔,她虽然希望采访到我的社交新闻,可是从不和其他记者一样,乱打高空,凭想象力写文章,她能在《华盛顿邮报》有一番作为,我为她高兴。

  当莎莉·奎恩初次为《华盛顿邮报》写文章时,我立刻注意到她在文学方面的天份,她是少数几位我认为具有十足潜力的女记者,她写作的风格能使读者感到趣味盎然,不管你对她的看法是否伺意,总是读得津津有味。莎莉·奎恩决定留在报社,不愿去电视上做个明星,这点我觉得是对的。

  雅曼达·狄克森最初在《华盛顿明星报》开始写专栏时,很吃了一番苦头,她有次对我说,在这个人吃人的世界里,也许她不像其他人那样会张牙舞爪。或许是出于人类的天性,人们似乎能从阅读别人的不幸当中,而获得乐趣。雅曼达·狄克森的丈夫乔治也是一位很有风格的专栏作家,生前有很多朋友。

  我自己喜欢小型聚会,晚宴人数在8~12之间,至多不超过14人,周末看完戏后的宴会多半很有趣。每次参加鸡尾酒会,看来看去也就是那几张熟面孔,大家嘴里动着,可是没有人真正在听别人讲些什么话,实在无聊。然而话又说回来,这也许就是华府生活的一部分。有件事例值得一提,那就是政界人士很少举行宴会,有些人甚至从来没有做过主人,他们只出席别人的宴会,吃别人的,喝别人的,最气人的是,其中一些人还觉得他们来你宴会中露露脸,是给你面子。这些人我少惹,他们是不该被请的。

  多年来,我的宴会一直遵守一个原则,即酒会最久不过一个小时,太迟来的客人也不候。我通常在晚餐后放点音乐,增加气氛,我始终觉得让那些准时到会的客人等上个一二小时,是不公平的、至于有些参众议员为公务耽搁,我通常建议他们的夫人先来,我们先坐下来吃着等,绝不久等。

  晚餐后来点音乐可以便气氛更加轻松,如果客人之中有人想在饭后高歌一曲,或是跳跳舞,尽可以留下来,有事想先走一步,也毫不受拘束。这是一道经验之谈。

  一次一位记者访问我使晚宴成功的秘诀在哪里,我回答:“当女主人和客人玩得一样尽兴,这晚宴就是成功的。”倘若客人谈来谈去,就是风湿、背痛,再不就是儿女问题,那宴会也就该结束了。

  参议员约翰·陶尔夫妇是我在华盛顿的好友。露·陶尔在我办公室工作过一年,约翰是南北战后德克萨斯州选出的第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当他初抵华盛顿时,是属于年轻一代的参议员。陶尔夫妇离异后,约翰再娶康明斯太太,康明斯太太也是我的朋友,是位能力高强的律师。现在政治场中的离合已不足为怪了。

  参议员史卓姆·塞蒙(stronm Thurmond)和他太太南茜也一直与我维持良好的友谊,他们的小女儿茱莉是我的教女。当史卓姆决定让他那秃头上长点头发时,他问我该怎么办,是买顶假发来戴,还是费点功夫植发呢?最后他选择了费事的方法,后来他头上长出了密密麻麻的头发,好不高兴。

  阿拉斯加参议员泰德·史蒂芬斯(Ted Stevens)夫妇是我在华盛顿另一对时常往来的朋友,泰德·史蒂芬斯曾在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下面做过事,当他出来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我远赴阿拉斯加州为他助眩泰德·史蒂芬斯曾学过柔道,段数相当高,走夜路不用害怕。

  我一直很钦佩亚利桑那州参议员高华德,1964年,他的一群朋友聚在我家,拟出竞选总统的战略。我的看法是,像他这样的人永远当不了总统——他太诚实,太率直,而且不愿轻易妥协,我希望他能继续做共和党的发言人,在碰到重大问题时,出来仗义执言。

  我的朋友当中,也有许多民主党人士,如前众院议长卡·艾拔(CarI Albert ),他对我十分友好,每次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他总是邀请我坐在特别席上。

  当然,我也怀念我的朋友曼穗尔,瑞佛斯(MendeIRirers)和他的遗孀派琪。十几年前派琪住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布市,我们常有书信住还。当我应邀到哥伦布市主持曼德尔·瑞佛斯公园破土典礼时,派琪在她自己的花园里摘了些花,放在我旅馆房间里,美国南方那种好客的美德,令人温温的,我将长记这份情谊。

  古语说:“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不是大丈夫,也做不到大丈夫,所以我有时难免流泪,有时不但流泪,甚至会痛哭,不过总是避免公开流泪,或公开地哭,不敢说“珠泪偷弹”,最低限度不愿对人落泪。

  一个人在世上活了几十年假如没有点情感上的波浪,没有爱而被爱,那么不管他封候封官,总是白活了。因为即使享尽了富贵荣华,假使没有人和你分享,那又算什么。中国人说升官受禄,为的是光耀门楣,但当你独处之时,能得几个知心?

  男女之间的情与爱有的可圈可点,有的无一是处,但同性之间的友情则是另一回事,而真挚的友情颇不易得。我30岁以后的岁月大部分在美国,时间流转,我在华盛顿的岁月中,从东方的生活气氛转到西方的生活习惯,这个过程真是一种教育,而在这项教育过程中,我很幸运没有失去我自己固有的东方文化传统,在异邦真是可以立足。

  苦闷的成果是自己算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不须寄人篱下。在交通与航空方面是走出了一条路,但这路还很长很远,一步一步地来吧。

  如今虽然世界不安定,读报纸的人除了关心中美关系,中东又出什么乱子,谁又在竞选,黄金、奖金价格等等之外,最使人感到兴趣的该是有关男女之间的新闻了。比方说十几年前,摩洛哥公主的婚礼这段新闻就连载了好几天,她穿的什么礼服,如何打扮,到哪儿去度蜜月等等都是大家有兴趣的新闻。

  电影明显伊莉莎白·泰勒新婚之后和她的夫婿约翰·华伦到我家作客多次。于是大家问长问短,对于她的一切比对总统的新闻还要关心。英皇爱德华八世不爱江山爱美人,这虽是多年前的事,但至今还使人迫怀不已。

  今日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在近代史的演变中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真有说不尽的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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