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 ◎第二篇 华府风云 定居华盛顿
十二月的冬夜，
说声再会，
剩下了的
是窗外的风声，雨声，
微温的炉火，和着
寂寞的灯光，
一个人影。
——《炉火》定居华盛顿
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
欲说还休，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
词人辛弃疾这首词我最欣赏，少年时代的愁滋味的确是无病呻吟，虽然我在15岁时就丧母，其后又在香港身受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横行霸道，接着是到大后方却做流亡学生，直到1945年大战结束，中国抗战胜利。这期间我和姐妹们都是饱经战乱，不过年少无知，对于一切感受都无深刻印象，因为无论生活如何艰苦，希望都寄托在明天。
陈纳德将军在1958年7月27日去世后，我的确尝尽了人生的苦果，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到美国，一个最现实，最缺乏人情味的国家去打天下，而且是到华盛顿去，单枪匹马地面对未来不可预卜的命运。现在回想起来，我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勇气！
或许，因为我太年轻了，也太天真了，因此根本就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向华盛顿进军。
从肯尼迪总统到约翰逊总统、尼克松总统、福特总统，至卡特总统，每位总统都有一份有职无薪工作派给我，这是一份荣誉，同时30年来我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的主任委员，也是财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这不是我的荣誉，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荣誉。现在且先追述初到华府时的种种。
陈纳德将军死后，我年纪轻轻的就变成一个独身的女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华盛顿。30岁守寡是太年轻了，更何况是只身在异国。记得二次大战在中国做流亡学生的时候，任何失落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周遭没有一处你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没有任何力量支撑着你，在这种情形下，新到一地，更觉得它陌生，充满敌意。
丈夫去世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怀念他，需要他。爱情临到你身上时，你从来不会觉得它十全十美，因为人的希求总是永无满足，在爱情方面而言，那是“春在怕愁多，春去怜欢少”。等有朝一日爱情突然离你远去时，任何事、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它的时候，回忆会使失去的爱情变得分外的美好，伴随你直到永远。在恋爱中的人们要问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对彼此的要求也太过分了，及至他们终于得到问题的答案，那似是而非的神秘色彩已变作阴暗，爱情也随之消失了。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是一段未完成的爱意，如诗如画，才开始，就中断了，那些了解并能体会爱的痛苦与欢乐，以及男女间微妙关系的人，会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刻，曾经爱而又被爱过的人，今生今世当无遗憾。
我初次到美国是在40年代，那时我和陈纳德将军新婚未久，我在东西两个世界中都觉得很安全，因为美国是我丈夫的祖国，而他是我寄托终生的伴侣。现在他走了，情形迥然不同，留下我和两个稚女，我必须先作一些重大决定：未来的日子，我该如何打发？我们要定居在哪里？我应该找什么样的工作？这些都是待解答的问题。
首先，居处就不容易决定，我的父亲和继母住在旧金山，妹妹、妹夫定居德克萨斯州，妹妹从事科学工作，妹夫服务于当地银行界，另一妹妹和妹夫也在加州。我该住在父母附近，还是靠近妹妹、妹夫？最后，我选择了华盛顿，主要是因为一些牵扯到陈纳德将军遗嘱认证及产业等法律问题，需要我就近处理，由于陈纳德将军在华盛顿有一处办公室，故决定就在该地以便处理遗嘱之各项事务，反正我们在美国也没有正式地址或寓所，陈纳德将军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除此以外，我们的律师顾问全都在华盛顿，于是我听从了友人的建议，就在华府定居下来。
我们的财务状况并不良好，陈纳德将军去世之前，因为从大陆退到台湾，又因与大陆因民航机事件在香港诉讼两年，公司经济情况困难万端，不得不把当年他一手创办的民用航空公司出售给美国中央情报局。这件事后来才慢慢传出来，至于我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我想是因为先夫岁数比我大得多，他要保护我，不让我接触一些人生的残酷现实。当他去世后，中央情报局急于请我离开民航公司，虽然我的丈夫是它的创办人，看着它成长。我想继续尽力和台湾人共同发展公司业务，然而新的老板促我离开台湾，他们说陈纳德的亲蒋色彩太浓厚。现在想来，这是因为我年纪轻，又是女人，他们才敢欺负我。如果当时我不是30而是40岁，有更丰富的人生经验，我很可能提起诉讼，但是我什么也没做，因为我不懂。我深受伤害，既然他们不留人，我为什么还要留下，自讨没趣？这是我来到美国打天下的另一原因。
听来也许是一件不可置信之事，我居然不知道公司已经卖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我在公共关系部门工作，陈纳德将军说过：“你学航空这行，该从下层做起。”他不曾给我一个副总经理或其他高级职位，他不是那种人。我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但是许多最高阶层的决定，我一点不知道，回想起来，我想陈纳德将军是为了不让我操心，才把许多事情瞒住我。后来，甚至在越战期间，还有人问我：“你难道不知道你先生的航空公司被迫卖与中央情报局？”我的确不知道。
多奇怪的一个机构？先是想尽办法要我离开，不到一个月时间，又把我的办公桌搬到另一间办公室，要我和另一人共用。公司里的台湾职员见此情形，都气愤非常，但他们的职位不够高，无法挺身而出，为我仗义执言。我知道他们的惊讶一定不下于我，居然有人会如此对待公司创办人的遗孀。
那时我对国际间的权力争端一无所知，接着我收到律师的一份通知，要我到华盛顿去几天，处理与陈纳德将军产业有关的问题，在这时候，我决定我必须到美国去。当然，除此以外，陈纳德将军和前妻育有子女8人，其中最小的和我同年，也是要考虑的因素。我就是抱着准备面临这一切问题的决心，到了华盛顿。陈纳德将军的产业并不大，加以被分割成这许多份，所剩也就无几了。我和他的前妻始终未曾晤面，倒是他的8个子女后来我渐渐熟了，我们现在仍然偶尔见见面。
我之选择在华盛顿定居，倒非一定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因实际上的需要，因为陈纳德将军的遗嘱得在华盛顿听候查验，我必须留下来处理他的产业，当时看起来那也许算不上什么，不过它却让我有一段缓冲的时间，给自己找份工作，找个栖身之地，再给两个小女儿选所学校，让她们上小学。
我在华府西北麻萨诸塞大道四○○号看中了一幢公寓，它和同一条街上其他公寓建筑没有两样——毫无特别显眼之处，就是一幢14层的红砖建筑物，背后环着高大的树木，面向宽阔的麻萨诸塞大道，许多人就以此地为他们的家，有暂时住一阵子的，也有长期定居的，而我之选中它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区附属小学就在对街，我的两个小女儿一个上一年级，一个上二年级，早晨上学再方便不过。当时空出来的只有一套两间卧室的公寓套房，月租375元，那是1958年秋天，我急于迁入，因学校开学在即。9月1日，我们搬进麻萨诸塞大道四○○号，劳动节一过，两个女儿就开始上学了。
这是我第一次住狭窄而拥挤的公寓，过去，我们住的都是平房，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平外祖父家。在中国，大家庭数代同堂不足为奇，大家住在一块儿，除了热闹，也多个照应。
第二个家也在北平，是父母的家（1930至1935年之间），漫漫夏日，直耸入云的枣树梢，传来阵阵蝉鸣，春日煦煦和风，吹绽4月的花朵，旧时燕子在空中盘旋良久，终于识出每年春天栖息的朱檐。秋天10月里，泣血的夕阳，满山枫叶红似火，菊花做放霜枝——对我来说，这些就代表着家，家中的一切至今仍历历在目，园中一草一木、一沟一壑，是那么熟悉，午夜梦回，叫人怀念不已。
其次是我和陈纳德婚后之家，上海虹桥美华村5号的新居。
现在，外祖父母和丈夫都离我而去了，何处是我的家？
我只身在华盛顿，离开北平万里迢迢，我已从一个少女变成少妇，单身带着两个女儿，既无钱又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从1950年到1958年我和陈纳德将军婚后这几年里，我们每次到华盛顿，都住在维拉旅馆，这是早年美国历任总统之家。陈纳德将军在华府酒店另有一间办公室。许多住在华盛顿或到过华盛顿的人当还记得，维拉旅馆至今仍被视为是许多总统的寓所，富有历史价值。它位于第十四街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街角，离白宫只有一箭之地。八○○号套房通常是为我们保留的，因此，当我到华盛顿处理先夫产业问题时，很自然地，我先下榻维拉旅馆。
我们认识旅馆里所有的侍者、柜台职员和经理，对它有着一份亲切感。1968年，美国大选之后，它关门大吉，我还为之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当尼克松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委员会即以维拉旅馆作为尼克松竞选总部。
旅馆对我特别优待，八○○号套房包括一大间起居室，两间卧房，和一小小的书房，只收我每月1200元，算是相当公道和优待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厨房设备，我相信许多住过旅馆的人都知道，旅馆中的餐食，吃久了，实在叫人倒胃口。除此以外，房钱我们也许还负担得起，食物的价钱，当时以我经济情况而言，却有点触目惊心。
华府酒店的办公室对我帮助不小，办公室里两位秘书小姐，追随陈纳德将军已有多年，杜琳·雷诺兹太太早在我认识陈纳德将军之前，就在替他工作了，她对陈纳德将军一直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杜琳后来加入美国国务院工作；费安·希尔太太也是在50年代初期就进民航公司工作，她们二人对我非常帮忙，尤其是在我最艰苦的那段时期，她们给了我不少安慰与鼓励。不过，在婚后的9年半中，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东方，虽然我们也偶尔因为业务前往美国，我在华盛顿的朋友并不多。此外，在华盛顿，忙着处理业务，我从来没有机会去多结交一些朋友。
陈纳德将军去世后，他一些挚友个个衷心愿意帮助他年轻的遗孀，但是你能只依赖别人的友情吗？我一个陌生人，在异国，我需要找个栖身之地，也需要一份工作，维持生计。
我的姐姐静宜和姐夫李佑厚医生千里迢迢从台湾赶到华盛顿，安排丧葬事直，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责任，8月将尽，他们也得离开了。我到机场送他们时，真想要求他们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我心中有无限的惶恐，但是，我也知道，从今开始，我得靠自己了。我必须面对现实，不能再逃避，我要姐姐别替我担心，我会好好地照顾自己，虽然内心并没有太大把握。但我一直要他们放心回台北去。
古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初到华盛顿打天下，真有这一份感觉。从中国到美国不止8000里路，有1万里路，旅途终点更觉彷徨，真是“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我这个学文学的人能做些什么？学理工，学数学，学法律的人，都比较容易找出路，甚至会速记和打字也不难找到工作，而我只拿着一枚笔，这问题就不太简单了。悔当初没有用功读三角几何，又没有在实验室里多花些时间，如今已太迟了。
我这个有时连加减乘除都会出毛病的人，大概一切只有从头做起了。亡羊补牢，只好一边工作，一边再分出点时间来做学生了。
在华盛顿，我开始找工作，70年代军方对遗族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在陈纳德将军去世那个时候，美国军方对于照顾军方遗眷的生活乏善可陈。我领到300元丧葬费，此外空军方面派人来询问我的经济状况，并告诉我如果我一年收入在1200美元以下时（那是1958年），可以通知空军，领取救济金。我的天，1200美元一年够做什么！外子生前可领的退休金，死后即告中断，外子原有一份保险金，但他的产业却被冻结了——5年内不得提用，因为他的家人甚多，大家都想分些利润。幸好我还有一点积蓄赖以度日，只是我知道自己得赶紧找份工作。
乔治城大学是一个试验的开始，两个孩子那时候还小，教育费用尚无需我太操心，但是来日方长，我必须挑起这生活的担子。最初几年，我靠自己的积蓄，节俭度日。当然，我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都来问我有无需要他们帮忙的地方。最使人啼笑皆非的是，外子去世后还不到一年，就有好几个人向我求婚，那些不识相的家伙会说：“安娜，你一个女人住在华盛顿，怎么应付得了？让我来照顾你。”我总是泼他们一盆冷水，笑说：“我要葬在阿灵顿军人公墓陈纳德将军的身旁，不能改名换姓。”他们会说：“老天啊！你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我的回答很简单：“我就准备这样做。”
现在我知道当时自己在许多方面都太天真，例如男人要我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谈一份工作，或是关于我要出版的书，最初我都信之不疑，谁知他们大都想借机会吃豆腐，我那时太天真而年轻，但我也知道着想保有好名声，必须谨记一点，那就是：自重。这并非说我是个讲道学的人，自命清高，但是我有我的原则，我只是不愿随随便便地和人有任何瓜葛。在我看来，两性之间的关系虽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但总也得保持一份尊严。这也许太守旧，但是我始终觉得，人如果能谨守自己的原则和标准，一定会赢得他人的尊敬。
1959年，我开始在乔治城大学主持一项机器翻译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把各种语言的教科书用科学方式译成英文。
这在当时还是一项很新的研究。同时申请这份工作的连我在内一共有6人，只我一人是女人，很幸运我被录取翻译时，经常会遭遇许多困难，有些句子很难从一种语言翻成另一种语言，例如英文中的成语或口头禅如It’s raining cats anddogs ，或barkingup the wrong tree。
我白天从事翻译研究，晚上教中文和读书，也没有太多时间参加社交活动。但我深知年轻而聪慧的独身少妇，在华府的确很吃香。
我自己觉得当时最重要的事是增进自己的英文能力，说来惭愧我没有在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念过书，而我的妹妹们却都是在加州受中学大学教育，只有我战时留在中国，我所受的中国教育还可以拿来骗骗人——在美国学府里，我也算是一个中国学者了。因为在中国，我写过几本书，无聊时也写些诗和小说。做过中央社记者也算一招。因此还被聘为美国之音做节目及广播。后来又为《新生报》、中央社、《民族晚报》写些专栏。还好对于读书我还有兴趣，有些聪明才智过人，但是却忙得无法定下心来读书是很可惜的。我的看法是，无论多忙，一个人总该找出时间念书，自修充实自己。而我，因为想教书的缘故，开始研究公共演讲这门课，还有如何发音等，不过我至今仍然不会唱歌，但喜欢唱，唱走了调儿，唱错了腔，满不在乎。
一个东方女子想在这既复杂而又充满人种歧视的美国求发展并非易事。不过有时命运对每一个人的安排有说不出的奥妙。我在华府当初只想有一份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并继续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前天晚上我在家里请客，在华盛顿的餐会上，只要有议员在座，大家三句不离本行就会谈到1964年的大选，当时我曾对总统南部之行表示关心。我曾说：“南方这时期因为黑白平等运动境况不太安定。肯尼迪去南方似乎时间不太合宜。”有人笑我杞人忧天，想不到不到12小时，总统竟被杀身死。
为了参加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大典，我牺牲了一双价值美金75元的高跟鞋……那天，华盛顿下大雪，空前未有的大雪。共和党败北，而且票数相差甚微，使我心中非常懊丧，但友人一再邀请，我勉为其难地参加了就职大典。肯尼迪夫人有她的风度，但许多审美专家认为她的一双大脚，是美中不足。
整个白天和晚上都下着大雪，刮着大风，但来自各地观礼的人仍是兴高采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以后的每4年，我都是座上嘉宾。但是惬意的是，1969年1月和1973年1月尼克松就职大典，因为我算是功臣，而且也负责主持他的就职事项，非常有趣。其后尼克松又派我代表他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泰国参加各项大典。都是有历史价值的。以后再谈。
我记得初次与肯尼迪总统正式单独会面会谈是在1962年的5月，那时我因事蒙总统在白宫召见，他留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后在好几次要会中也见过他，但最后一次是在1963年夏天。那时他的背痛病发作，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自然。但在他百忙的公务中，他还是很详细地问及我们的近况与工作。临别还送给我一支有他亲笔签名的原子笔作为纪念。
肯尼迪总统遇刺前的一段时间，报纸上不但常有肯尼迪总统的照片，肯尼迪夫人也回到华盛顿来——她自从1963年夏天小产后即很少见客，后来又到欧洲去散心，回美后才在正式场合重新露面。她对于竞选运动一向不太热心，据内幕人说，她这次欣然陪着夫婿出去拉选票是很难得的，想不到竟会发生流血惨剧。
白宫报道说，当时肯尼迪总统的两个孩子卡露琳和小约翰都在睡午觉，对于父亲的亡故毫不知情。事情发生的两天前，小约翰的照片还在报纸上出现，他正蹲在总统的大书桌下玩耍，总统却在办公桌上埋头处理要务。想不到两天之后，这个天真的小孩和姐姐便做了无父的孤儿。
权势是一桩孤独的冒险，而在死神之前，无论王者之王也罢，一个平民也罢，都只有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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