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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三

  那天晚上,我真的去了。

  在走廊里,我就被厂长和导演室的头头拦住了,他们一起劝我不要干扰刘晓庆工作。

  我哪里是来干扰刘晓庆工作的?我不过想来跟我老婆说几句话,解决一些家里的事,这完全是个人的私事,与你何干?

  门口果然站着三个武警,虽然他们穿着便衣,但还是瞒不过我这个曾当过侦察兵的眼睛。即使是那个时刻,我仍旧不相信武警会打入,他们是没有权力介入这种家庭纠纷的。

  可能我的到来还是使工作有了一点紧张气氛。

  我是电影厂的导演,我深知这一点。一般录音室在工作,棚里在录音的时候,我不会到现场去的,这太没有职业道德了。我自然也不会在人家工作的时候去找我的老婆,何况我找我老婆只是为了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一直在外面等。

  没多久,从周围人的面部表情可以感觉到,刘晓庆出来了。

  刘晓庆果然出来了。她低着头往外走。

  “唉,刘晓庆。”我很客气地叫了她一声,她却装着没听见。

  如果当时她停下来点头跟我打声招呼,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她没有理我,这使我越发下不来台。我连忙跟着她,冲她说:“刘晓庆,我找你有事。”

  她还是没有理我,照样低头往外走。这时,那三个武警已经成环形围在了她的身后。

  我想拍拍她的肩以引起她的注意,没想到她竟然回过头来冲我“哇哇”大叫,那样子……哼!跟她上次从卫生间里出来冲妈妈喊我要杀她时一样。她这副样子把我也激怒了,我不由自主把拍她的动作变成了去拉她的手。就在这一刹那,三个战士都向我扑过来,拽着我不让我动。就在这当口,刘晓庆向门外跑去了。

  突然的变化、突然的事件使事情突然升级了,刘晓庆的突然奔跑更使我想把她拉住。那三个战士都不是我的对手,我轻易地摆脱了他们,朝刘晓庆冲了过去。也可能,我这一冲,使刘晓庆又感觉到她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她一直四处宣扬我要杀她,大概这一回真觉得我要杀她了,所以她装出更慌张的样子,跑得更快了。

  战士们也很迅速,他们毕竟比我年轻,在我刚跑到刘晓庆跟前的时候又把我拦住了,这个“拦住”里已经有了暴力成分,出手很重,而且已经手脚并用了,反正,阻止我是他们的目的,手段他们也就不在乎了。他们三个人分别从不同的方向拽我、拉我的上衣、拉我的胳膊……在我对面的正好是那个中等个子的,他伸手来抓我的手。

  我也被激怒了,那时,几乎是出自本能,我使出了擒拿术中撅腕这一招,我一手抓住他的手,一手拿住他的腕子。就在我准备用力的那一刹那,我清醒了:他们不过是战士,是受命于领导,我的事情和他们无干,基于这种想法,我只是轻轻地使了一点劲儿,但这足以让那个战士“啊”地叫了一声,松开了手,从此退出了三人的围攻。

  面前的路让开了,我又向刘晓庆追了过去。

  没跑几步,那个矮个子一个“由后抱膝”扑过来,双手抱住我的小腿,把我扑倒了。这时,那个班长样子的人也冲上来,使劲拉住了我。

  我从那矮个子战士怀里抽出右腿,在他肩上狠劲一蹬,他松开了手,我趁机爬了起来。这时,那个班长冲到了我的面前。不容细想,我又本能地用左手擒住他的喉咙,同时提起了右膝。凡是受过训练的人都知道我的企图了,他已经受制于我,用不着左右开弓,左手。右膝随便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足以使他丧失战斗力了。可是,我还是收住了手。

  他们并没有任何感激我的成分,还是一个劲向我扑来,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在接受任务的时候,刘晓庆就已经添油加醋地把我夸张成一个穷凶极恶的暴徒了。

  这时。刘晓庆已经跑到门外去了。我禁不住有点恼火。

  武警似乎也被我的行为激怒了,战斗的意志更加旺盛。

  北影厂许多围观的人这时也看不下去了,纷纷过来拦住武警,可他们还是冲了过来。

  我真是有点不耐烦了,一手抓住那个班长的肩头一扯,同时脚底下一绊,他摔了个跟头。

  当我摆脱了武警追出来的时候,刘晓庆已经不见了。武警们也跟了出来,和群众吵吵闹闹着。在外面,我们又叫骂起来。骂的是什么如今也记不清了,反正激烈的言辞又把双方逼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就在他们准备动手的时候,我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住了那个班长的喉头。现在,只需两个指头稍向里一用力、他就残废了。

  可是,这一刹那间,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战士不就是十几年前的我吗?

  这个想法使我又一次收住了手,只是用虎口把他的喉头往后推了推,他就已经喘不过气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小心伤了他喉部的软骨,他这一辈子都好不了。

  接下来,只是叫骂,再没有交手。

  也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她之所以不想见你,是因为她没有脸面对你诚实的眼睛,她可以跟别人说谎,却无法对着你撒谎,那么剩下的只有躲开。造成她叫武警把你打了这种结局,不是她的本意。她本来只想威吓你一下,没想到你小子浑劲上来,倒真有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

  不管怎么样,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已经急转直下。现在,夫妻做不成,朋友也做不成了。谁会要这样无情无义的人做朋友呢?

  好了,既然这样,事情也就简单了。厂里一方面出面请了武警;一方面通过方方面面的人来调解我和刘晓庆之间的关系。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件事。

  六月二十九日。

  厂法律顾问陈某某来电话。

  陈是反对请武警介人家庭私事的,但迫于厂里的决定,也没有办法。他打电话来通知我这件事,还说,他已经当面问过刘晓庆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钱全取走了。刘晓庆当着他和聂某某表示,她知道这些钱里有我的,之所以提走,是怕我用这些钱来跟踪她,所以她先提出来,到时候再还给我。

  本来这件事有陈某某和聂某某两个人作证的。可是后来在法庭上,这种罕见的有证人的证据也不能被承认。

  陈某某还来电话通知我,在七月四日的厂委会上,由厂方出面为我和刘晓庆调解。

  那一天刘晓庆如约来了,当着副厂长宁某某和法律顾问陈某某的面,我们谈了很多问题,当然也包括财产问题。

  刘晓庆的谈法很直接。她问我:“你要多少?”

  我没有正面回答她的问题,而是说,“现在不是我要多少的问题,而是首先应该确认我们家里的财产有多少的问题。如果我要的话,不了解情况的人会对我产生误解。有两点:第一;我并不想要全部财产的一半;第二,你的金银首饰我一概不要,那和我没关系,现在我们俩应该谈一谈我们家里究竟有多少财产。”

  刚刚谈到财产问题的时候,刘晓庆还没有回避。可是,当我每次都清清楚楚他说出家里有多少钱的时候,她的情绪又开始变得焦躁起来。我想,那时她也许产生了一种被人剜肉的感觉吧。虽然到最后,刘晓庆恼羞成怒,谈话无法进行,但是,在她恼羞成怒之前,我们还是谈清了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

  本来我和刘晓庆的这次对峙,厂里都是有记录的。按理这份记录应该能够成为法庭证据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还是不能成立。

  总之那天厂方的调解是失败的。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两个混蛋,终于坐下来了。哼!只此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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