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2)
答辩状
答辩人：陈国军，男，三十五岁，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导演。
往址：朝阳区酒仙桥流量汁厂宿舍。
电话：四七三三八六
委托代理人：张笃志
案由：离婚。
原告刘晓庆于一九八八年八月三日向贵院提出与我离婚。我认为她提出的离婚理由与事实不行，特提出答辩如下。
我们两人一九八二年相识，一九八四年同居，一九八六年正式补办结婚手续。双方志趣相投，感情密切，家庭生活一直很幸福。除了为工作的问题有时发生口角外，为生活琐事没有发生过口角，因此，刘晓庆在起诉书中所述：性格不合，志趣差异很大，经常发生口角等情况，均不是事实，根本谈不上我们感情恶化。
于一九八七年底，由于特殊的家庭外部因素，曾发生过几次口角，引起这一事实的原因，不用我全部说明，刘晓庆本人是完全清楚的。我当然不希望我们之间由于外部因素而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还是在一起生活、工作，并没有影响到夫妻情感。她现在为了提出离婚，竟无中生有地说我动手打人，这完全是捏造事实，是我不能接受的。
另外，须要说明的事实是：我与刘晓庆于今年七月在大连等地演出时，她的朋友、亲属在八月一日突然将我与刘晓庆住所内的财物，背着我们两个私自进行分割搬走。八月三日，我俩回京后，刘晓庆离家不归，随后又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呈递了离婚起诉书，这一切事实的发生是非常出乎意料的，这是在愚弄我。
我认为，我们婚前有非常好的感情基础，婚后生活美满、感情融洽，能够共同生活，因此不同意离婚。要求法院调解和好。
此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答辩人：陈国军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答辩状递了上去，官司自然也开始了。
朋友们常常会到我这里来，帮我出出主意。但那时，常常会从不同的朋友口中听到不同的信息。
一个朋友告诉我，刘晓庆在写起诉书那天晚上。哭得死去活来，甚至还直在地上打滚。一边哭，一边还不停他说：“我对不起国军，我对不起国军……”这个朋友眼底透着真挚、使我不得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另一个朋友也对我讲述，刘晓庆怎么样在摄影棚里举着那个批条冲大家炫耀：“只要我想离婚，没有离不成的。哼！现在某某在支持我。”从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里，我也根本无法怀疑事情的真实性。
我不知道，究竟哪一个刘晓庆是真实的。是那个为情所困的可怜儿，还是那个拉大旗做虎皮的招摇者？也许，两个都是在演戏吧！但这些截然相反的信息已足以使我搞不清了。
有一天晚上，家里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来电话的是一个陌生的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台湾某报社记者，愿意拔刀相助。把我和刘晓庆的故事以及我所遇到的种种不公平的事情曝光于媒介。甚至他还谈到了许多连我也不知道的我和刘晓庆婚变的内幕。
正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的热情的确是应该感激的。可是，他的热情却让我觉得有些异样。
我们经过一番相互信任的谈话之后，他承认，八月八日香港报纸上的那篇文章是他的大作。这样，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篇姜某为之打来匿名电话的文章；是该记者替天行道所为。
他希望我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他，然后，他在海外的报纸上替我鸣不平。
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感谢他乐意帮助我的好意，即使这种帮助可能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他确实是出于一番好意，如果我对这种好意连感激都不懂的话，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然而，这是我自己的私事，我不愿意它成为别人文章的题材，如果真的有必要把事情公开，这件事由我来做会更合适一些。更何况，我受党教育这么多年，本身对台湾的记者就有一种本能的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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