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我替刘晓庆送战友
那天的淋雨使我回来就病倒了。
躺在床上，时隐时现的低热使我浑身哆味着，却麻痹了我的大脑，反而使我的痛苦减少了许多。
不知过了多久。电话铃又响起来了，是小姚。她说有件事情要找我谈，我问她什么事，她说这纯属她个人的事情，和刘晓庆无关，如果我能去，她希望跟我说一说。
从电话里听她的声音，好像很为舱。我想，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尤其是找这种情况下的我说一说，说明了她对我的信任，那么即使这件事和我的利益无关，我也应该去听一听。于是，我放下电话，拖着还发低烧的身体来到了小姚的住处。
走的时候，老巴还特意提醒了我一句，刘晓庆来电话说小姚是精神病患者。我没有听从他的劝告，反而在心里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已经弃我而去了，我和谁来往也和你无关，你越不让我去，我反而越要去。
在相约的地方，我看见小姚正在和几个四川老乡在租来的房子里煮着方便面。小姚见到我时一脸窘相。原来 ，刘晓庆约她到北京来担任“美的世界”总经理已经两三个月了，在成都的丈夫一直希望她回去，现在事情到了这一步，刘晓庆连见都不愿意见她，她自然觉得在北京呆着也没什么意思，想回四川。
听了她的谈话，我觉得：哎！人情真是薄啊！前几天还是刘晓庆信任的帮办，今天竟落到这副样子，我不免替她感叹。
现在刘晓庆的许多朋友都把刘晓庆当做一棵摇钱树，认为大树底下好乘凉，想拼命利用和刘晓庆的关系为自己多捞一些，他们都想垄断刘晓庆，自然要把小姚孤立起来。而小姚，冒着侵犯他人财产的罪名替刘晓庆把家分了——这是刘晓庆的任何一个在北京的朋友都不会为她做的。可是，事情结束了，小姚也物尽其用了。
不管怎么说，小姚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刘晓庆。她为朋友不计后果，甚至冒着承担法律责任的危险也不在意，她的身上，恰恰有那种值得朋友信赖的东西，因此，我除了为她惋惜以外．还对她这种勇于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行为心存敬意。
小姚找我谈话的中心意思是：她想回家了，可是没有钱，刘晓庆一分钱也没有给过她。正像她所说，当初她来北京是我们请来的，现在，要走了，却没有钱离开，这不能不说没有我们的责任。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刘晓庆的丈夫，就算不是刘晓庆的丈夫，我也应该帮助她。
我拿出家里剩下的四千块钱的二分之一交给她，对她说：“小姚，按说你来北京这么长时间，里里外外地操心，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可是，你看，这四千块钱是我全部的所有了，虽然我手里还有十二万的存折，可那存折上写的都是晓庆父母的名字，这虽然是我和晓庆两个人的钱，但晓庆不在，我不好自己去动它。这两千块钱算我代表晓庆……”
“不，”她说，“你不能代表晓庆。”小姚打断了我的话，她的眼里有些潮。
“那好，就算我送你的路费，回到家里看到你的爱人，给我带个好。我可以替晓庆向你道个歉。”
这是我和小姚最后一次见面。后来她什么时候回的四川。我就不清楚了。反正小姚从此退出了刘晓庆的战线，退出了这件事情。
过了许多年。当我向朋友打听这个人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她已经疯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似乎也相信了刘晓庆当年给她下的断言。我翻了很久，才找到小姚丈夫的电话，想打个电话过去，表示我的同情和理解。
我的电话打过去，真巧，接电话的恰恰是小姚。她听起来依然很健康。
我对她说：“听说你疯了。”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我把我要写书的消息告诉她。
她说：“你应该写。”
我说：“我会尊重事实的。”
电话里还是那个既有主见又干脆利落的小姚，人没变，声音也没有变。
离开了小姚。我又回到家里，躺倒在床上，就再也起不来了。睡了醒，醒了睡。每回醒来，都觉得嘴唇干干的，很难受，整日里昏昏沉沉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一些什么，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样挨过去的…
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下午，我接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电话。他们告诉我，他们已接到了刘晓庆的离婚起诉书，让我在规定的时间里去法院应诉。
好像有人在我背上击了一掌，我猛醒过来。
现在，我已经成了一个被告。电话里李法官的声音显得很有修养，语言也很得体，但语气里却透出一种坚定。我想，这种事己不以我的意志转移的了。既然电话已经接到了，就应该算通知到我了，那么，即使我不去，他们也可以作缺席判决。
可是，我为什么不去呢？
我答应了法官，放下了电话。
也可能是一种精神作用，我竟然清醒了许多，再也不愿意坐在那里听楼道里的脚步声了，再也不会想像门会为我而开了。对方已经把我拉到了法律的面前，故事已经发展到不再是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了。
好吧！既然你这样选择了，我还有什么值得顾忌的呢？
我马上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开始坐在那里精神抖擞地给我所有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和刘晓庆之间故事的最新变化。
不到一个小时，朋友们就聚集在我的家里。一种崭新的、活跃的、具有生命力的气氛把几日里纠缠我的孤独、痛苦、懦弱和自卑赶得元影无踪。
我的家里沸腾了，这些好多年都没有联系的朋友凑在一起为我出谋划策。即使是那些一直不赞成我、疏远我的朋友们，这一回也一起义愤填膺、同仇敌汽了，他们甚至带着包办色彩地替我决定该怎么办。
我一再劝说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伤害她。即使她已经打到了法院，但在我的心目中，她仍然还是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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