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我终于知道了
已经到了深秋，可是广州依然没有丝毫的凉意，到处依然是一片燥热。
为了把《大清炮队》搞得更好，我几乎整天泡在剪接室里。一来，是因为我对这个片子的钟爱；二来，是因为剪接室里有冷气，可以消减广东的酷热。
刘晓庆当时在北京，也许是在参加《芙蓉镇》的首映宣传，或者是参加什么演出，反正，是我一个人在广州。倒也好，乐得清静。
那好像是一个星期天。
突然，有人对我说：“陈导演，有你的电话。说是你的老战友，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电话在哪？”
“挂到办公室了。”
我连忙往办公室跑，一路上还在不停地想：战友？是谁呢？我把我那些老战友从头梳了个遍，还是想不清楚准会在这个时候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说，等我走到办公室，发现电话已经断了。
没有办法，因为我已经跟剪接说好明天再干了，所以，只好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向招待所走去。
这时候我才发现，刚刚下了一场雨，地上还是湿漉漉的。
回到了房间里，裤子已经被潮气打湿了，沾在身上很不舒服．所以一进屋，我就忙不迭地换衣服。
还没等我脱完衣服，电话铃就响了。
一个陌生的声音：“喂，你是谁？”
“我是陈国军。你是谁？”
“我是某某某，你还记得吗？”非常遗憾，因为我这个战友工作性质的制约，我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诉大家。当时我听到他的名字，一下子就想了起来：那一年，我和他在我们军的侦察骨干集训队里曾经是战友。我们的偶然相识是在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部队里过生日从来都很简单，只是大家凑在一起热闹一下。我们这些当班长的，时常会记着给自己的战士过生日，可我们自己的生日却常常被忽视了。
那次集训，正赶上我过生日。因为白天十几个小时的沙坑训练已经十分疲劳了，我不想再叨扰战友们，就一个人跑到门口，花五毛钱买了十根冰棍，然后独自坐在礼堂前面，一边吃冰棍，一边看月亮。那时候，部队里的津贴很少，一下子花掉五毛钱买冰棍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当然了，那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我的冰棍还没有吃完，就发现那个家伙坐在我身边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些冰棍。我回头看了看这个同师不同团，却分在了同一个集训分队的战友，冲他打了个招呼。于是，我们开始聊起天来。
问起来才知道，原来，就是我生日的这一天，他在农村家里的哥哥娶媳妇，他一个人到这里庆祝来了。
由于这个偶然的机会，我们结识了。虽然他是一个农村兵却比我更有书卷气，倒是我这个城市兵，却更像一个庄稼汉。
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后来，在侦察分队骨干集训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用军用步枪射击，打了八枪八个十环，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我。他在特等射手考核——三百五十米的胸靶上居然三枪三中；而我在移动射击——一百米的全身靶、隐现三秒的隐现靶——即从上膛、据枪，瞄准、击发，仅仅三秒之内，我打了十三发。我们两个都是那次侦察骨干集训队的佼佼者。后来，我听说他到北京上了大学，好像是在政法大学。
我和刘晓庆相好的时候，曾在北京的西苑、刘晓庆大表哥家的院字里见到了他。由于他认识我的第一个妻子，所以不愿意见我的第二个妻子，所以这个朋友我一直没有跟刘晓庆提。现在看来，他是对的。
他在电话里对我非常不客气，气冲冲地告诉了我一件事：昨天，他在北京的香格里拉饭店，看到刘晓庆和一个男人在请个香港人吃饭。他告诉了我这样一个细节：在那个香港人离开去洗手间的时候，隔坐在桌子两边的刘晓庆和那个男人把手在桌子下面紧紧地拉在了一起。
就像一股电流，一下子打到了我的身上：那个男人是谁？他长得什么样？
虽然我这个朋友在许多方面都是佼佼者，但是对电影演员却知之甚少，因此他只是说：“估计也是个演员，长得像个农民。”
我马上想到了姜某。像个农民？那一定是姜某。如果不是他在上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阶段——流行着一种类似于西方黑色幽默的创作思潮，那么像姜某这样的演员，凭他的形象，在过去传统的影片里，也只能扮个匪兵甲或者乙，他确实像个农民！
我的战友再三考虑之后，还是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如果不是他的这个电话，谁知道我还会被蒙蔽多久？可是在当时，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他的活：“你是不是看错了，他们可能是不小心碰在一起的，或者，谁弄脏了对方的裤子，去给对方掸？”我的脑子飞快地旋转着，死活不相信这个事实，还拼命为刘晓庆找着各种各样的可能、也许和偶然。
我的战友沉默了。
“这绝对不可能！”我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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