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2)
如果刘晓庆没有跟记者撒谎的活，那么我想，刘晓庆和这个比她年轻的男演员发生的故事应该在影片的后一个阶段。在刘晓庆的那本巨著中，有一段话使我莫名其妙，它的大概意思是：“当我要拍一个含情脉脉的特写，当光打好一切准备要开拍之时。心明眼亮的导演会悄悄叫人把姜某找来坐在我的视觉范围内，那么这个镜头一定会拍得相当出色，在配音的时候，如果我不在，姜某要单独配一句‘活下去，像牲口一样活下去！’的画外音。导演会在姜某耳边轻轻他说：‘想想刘晓庆，想想她平时的样子！’众所周知的结果是这句话配得非常动人心弦。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我和刘晓庆呕心沥血拍摄的《无情的情人》在上海首映了。当时，我在上海正在修改后来拍成的电影《大清炮队》的剧本。
算起来，我们这部戏的停机，已经是十五个月以前的事情了。这风风雨雨的十五个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它经历了那么多次的审查，经历了二十五次的修改，终于可以放映了，这足以显出这部片子顽强的生命力。
在影片公映之前，上海市的电影系统就把它和台湾的一部片子调出来放映。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丑媳妇总怕见公婆。”所以每个导演把自己的作品呈献出来的时候，都会有这种迟疑，显得很不自在。特别是，《无情的情人》是我的处女作。观众的反应会是什么，我一点底也没有，心里非常忐忑，不敢去看。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硬着头皮去看了这部影片。
电影院里座无虚席，不知是那部台湾影片吸引着观众，还是我的这个有争议的片子使大家兴致更高？那时，台湾的影片还属于内部放映的范畴，能够看这样的片子被认为是特殊身份的象征，所以，观众们脸上的表情都很严肃。
灯灭了，我坐在那里和大家一起注视着银幕上变化的每一个画面。所有做导演的，在他们开始这个行当的那一刻，就丧失了和普通人一样的欣赏电影的心境，他们在看到画面的同时，更会回想着这个镜头拍摄时的情景以及镜头外面的故事。所以，如果一部影片能够让导演们忘乎所以地融情其中，确实不容易。这不能不说是导演这个职业的遗憾，这也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我在看我的处女作的时候，心里觉得特别对不起和我坐在一起的观众们，因为，现在在他们面前展现的，已经是被修改了二十五次，割爱了很多精彩镜头的拷贝。
我是在准备《大清炮队》的时期到上海的。我想，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突然的，总会露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只是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罢了。
记得有一次，刘晓庆突然问我，私生子是不是都很聪明？我不禁有些诧异，因为我和刘晓庆已经名正言顺地结婚了，怎么又有了私生子的问题呢？刘晓庆连忙把话岔开了，说是同组的一个女演员想为一个画家生一个私生子，所以谈起来的。那时我并没有感觉有丝毫的不对头。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有些人就是那么傻，在众多的傻子中间，我可能算是最傻的一个了。因为，我傻的日子还在后面呢？
我常常在想，刘晓庆成为我忠实的妻子的日子究竟有多长。虽然我一直希望它在半年以上，但是我想，也许不会吧！
在我和刘晓庆的故事里，有一个自始至终了解我们的旁证人——巴经理，这个当年由葛存壮介绍的好朋友，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上关心着我们。当时我从长春调到北京，也是落在他的厂里给他作厂长助理。
由于刘晓庆在北影九号楼的住房被分给了一个落实政策的老同志，我们只好换到一个比较小的房间里。
这是个老式的两室一厅，所谓厅，不过是一个仅仅能摆下一个小饭桌的过道。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和刘晓庆的父母、小阿姨以及刘晓庆妹妹的孩子一起搬到了这个小单元里。六七个人呆在这个天地里显得是格外的拥挤。
就在这个时候，巴经理伸出了热情的手。因为我本来是厂长助理，理应享受厂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就在他们的宿舍里分给了我们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
说起来也怪，过了这么多年，每当我看到老巴的时候，都为没有报答他当年的慷慨感到欠他很多。因为在我和刘晓庆结婚到闹离婚的日子里，他都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旁观者目睹了一切。他是一个好心人，即使过了这么多年，他依然有着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也总是劝我，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刘晓庆有一天会回到我身边成为我非常贤惠的妻子。对于老巴的好心，无论我怎么泼冷水，他依然是那么自信，以致于许多次他好心的劝说使我有些恼火了。面对这样“痴心不改”的好朋友，你又能怎么样呢？以致于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竟然会产生错觉，好像做错的是我，是我对不起他。
不管怎么说，老巴还是这个故事的不可缺少的见证人。
在我和刘晓庆还在上海的时候，老巴帮着把我们全家都搬到了新居。于是从上海回到北京，我们又一次为新家兴高采烈起来。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