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母

　　回到北京，我就发现了家里拍来的三封电报：“母病危住院速归”。

　　看完电报，我半天没有说话，刘晓庆也呆呆地看着我。

　　她猛地转过身，到另外一个房间里拿了几千块钱塞在我手里，“赶快走吧。北京的事我来料理。你还是先回长春，带着赫着赫一起回去。如果妈的病再重的话，你给我发电报，我也回去。

　　我一路来到长春，刚下飞机，就直奔长影厂的宿舍接我的儿子。

　　赵雅珉去外地拍戏了，那里只有她的妈妈——一个善良的老人——在照看着外孙子。当我进门，跟老人把情况说明了之后，老人告诉我：“赫赫刚出去。”

　　话音还没有落，门响了。我转过头，见我的儿子站在门槛上，正怯生生地望着我。他可能还在犹豫，我是不是那个忘恩负义的爸爸呢？

　　说来也怪，父子间的那种感情能够胜过很多东西。

　　当我蹲下身来，冲儿子伸开双臂的时候，孩子虽然有些不情愿，但还是一步步地朝我走来。一下子，扑到了我的怀里。

　　时间很紧，我们要赶当天晚上从长春到佳木斯的火车。所以，我只是简单地和赫赫的姥姥说了几句话，连饭也没吃，给孩子穿戴好，就直奔火车站。

　　这时．天上开始下雪了…

　　我和儿子坐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我所熟悉的街道从我的眼前掠过，还有我们熟悉的人们，已经不知该么好了。

　　母亲可能也感觉到我回来了，她轻轻地翻过身，只匆忙地看了我一眼，视线就被我身边的赫赫夺走了。母亲看了看自己的孙子，有气无力地叫了声“赫赫”……

　　我的儿子真为我争气，我一直担心着儿子会忘了自己的奶奶，可是，我的儿子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叫了一声奶奶，就走了过去。

　　妈妈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孙子，这时，我的心里似乎也好受了一点。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她决不比任何电影明星逊色，当时，在母亲的家乡兰西县，她是全县闻名的美女，而且，妈妈当年是全县考上伪满洲高中的唯一一名女性。

　　我父亲为了我的妈妈，当年也曾经演出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

　　听我的姑父说，那个时候，我的父亲是兰西县的副县长。天性爱好文艺的父亲曾经跟妈妈一起演过《兄妹开荒》，也在一起演出过《白毛女》。可能就是在这种演出中，父亲和母亲开始恋爱了。

　　那个时候。国民党已经大举进攻了，父母的恋爱显然不合时宜。

　　当父亲向组织上谈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并没有得到组织上的允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母亲的家庭成分，母亲的家庭成分是一个小业主，以这样的出身，怎么能嫁给一个副县长呢？

　　但是，听我母亲说，她实际的成分并不是这样。这里不能不谈到我的姥爷。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母亲同样因为这个问题给当年在胶东锯齿牙山根据地的领导写过信，来证实姥爷的那段经历。

　　我的姥爷是胶东根据地锯齿牙地区地下党的交通员，那些年，他打进伪军内部，为根据地买枪，最后，由于叛徒的出卖，被伪军抓了起来，我姥爷在日本人的据点里受尽了严刑拷打，喝过辣椒水，坐过老虎凳。

　　那时，锯齿牙根据地已经把我的姥姥和母亲接到了根据地里，怕敌人报复。后来根据地的人民包围了敌人的据点，一定要把姥爷救出来，如果敌人不放姥爷的活，就要把据点消灭。

　　当姥爷被放出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了，好多人说，他这是被敌人打坏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让姥爷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兰西，当时关外的组织生活并不像关内那么普遍而严格，所以姥爷因此失去了组织关系，而且以后也没有得到任何证实。

　　虽然父亲向组织上反复强调母亲的出身没有问题，可是因为没有书面文件的证实，所以组织上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

　　在父亲因为这个和组织上闹崩了的同时，姥爷也开始反对这桩婚姻了。因为爸爸在打四平的时候，被子弹在腿上钻了三个窟窿，所以在当时，爸爸是个瘸子。从姥爷这方面考虑，向然也不愿意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瘸子。

　　最后，没有办法，父亲给组织写了一封信，把枪挂在县委办公室，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带着母亲跑回了自己的家乡，私奔了。

　　但是父亲并没有因此脱离革命队伍，他回到家乡，又马上参加了革命工作。

　　记得历史上曾经有一个温莎公爵演绎了一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可能在我的祖先的血液里也有这样的遗传基因，谁也没想到，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我的家里又出了一个同样的我。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同样也把一切都抛弃了。

　　妈妈自从跟上了父亲，并没有过上幸福的日子。爸爸依旧回到队伍里，每天仍然是行军打仗，带着自己的骑兵连驰骋在战场上。母亲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过着那种颠沛流离的生活。母亲很早就参加工作了，而且在当年的肃反中还抓过特务。我见过妈妈因为那次的行为而得到的奖品。

　　在近些年的一次政协会议上，曾经有人提出：是不是动员女工回家。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提议。在五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动员所有的妇女离职回家。在那一年。妈妈也响应了党的号召，回到了家里，后来，妈妈因为跟着父亲东奔西走，最后把工作关系失去了，不得不在很多年以后，又重新加入工作。

　　母亲活着的时候，总是为了这些事情不断地唠唠叨叨。一直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实在没有办法，为了证明自己的出身和工作经历，才不得不给北京的一些同志写信。幸亏当年姥爷的一些老上级还在，他们来信证实了我的姥爷曾经是党的一名出色的交通员。

　　这份材料我亲眼见过。可是，当我们接到这份材料的时候。我的姥爷已经在十年前死去了，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因此，他的脾气一直很坏。

　　在我的记忆中，姥爷就像一个军阀，不管坐在哪里，腰板都是直直的，他习惯于把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威严得像一只老虎，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

　　姥爷走了，直到最后也没能证实自己的历史。

　　母亲抱着孙子又亲又笑，没完没了，虽然她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但是我心里明白，妈妈在对孙子的爱抚中，也在原谅着我。

　　在母亲的病床前没呆几天，我就被叫回了北京。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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