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关于《我的路》
只是，当时这类演出并不多，而且，我们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还是长影的人，不可能长期在外面飞；刘晓庆也在不断封拍电影：除了《垂帘听政》还没有收尾外，她还准备接其他一些影片，而且上海《文汇报》社的小于还约请刘晓庆写一篇自传体的文章。
这是早在春节前就答应人家的。在此之前，他们曾有过一次合作，刘晓庆曾写过一篇《演员魅力的思考》，文章写得很漂亮，在上海一家杂志发表，引起了许多圈内人的重视。此后，小于一再怂恿刘晓庆写一篇关于自己的文章在《文汇报》上连载，这许多年，社会上一直有很多关于刘晓庆的传言，搞得她很苦恼，她也想找一个机会辟谣。
但是这篇文章一拖再拖，直到实在逃不了了，刘晓庆才开始动笔。这也是她的一种禀性，凡事不逼到头上是不会动手的。
刘晓庆从古北口刚回来，上海的小于就赶到北京，逼着刘晓庆把这篇东西写出来。当时刘晓庆曾开玩笑他说他是“黄世仁追债”，刘晓庆被逼无奈，不得不在拍摄日程里空出一段时间安排这件事。
有一天，刘晓庆从摄制组回来之后，拿了一篇稿子给我看。原来，这是一个人帮刘晓庆起草的《我的路》的开头。文章写引言很差劲，用了一种官腔十足的方式开头。从笔迹上看，好像是一个男人写的。
“这是谁写的？我不快地问道。”
她迟疑一下，“是‘小严’写的。”
大家可能还没有忘记“小严”这个名字。可是，自打北新桥那件事过去以后，我曾说过，会无条件地相信她。而且，她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也说明她并不想隐瞒什么。
一个女孩子嘛！找个人替她写一篇草稿，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尽管有以前的那种阴影，我也尽量说服自己不往那方面去想，因为带着阴影的生活和情感都是没有出路的。而且这种事情也是司空见惯的，就像在大学，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聪明的小伙子为她写作业一样。
只是这篇稿子写得实在不怎么样。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很不服气。为了证明“小严”的拙劣，我就必须拿出一个胜过“小严”的开头来，供刘晓庆选择。我转了一下脑子，脱口而出：
“三十年的时间在一个人的生命里不算短，可是现在，当我清醒地坐在桌前，回想过去走过的道路时，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究竟什么时候我成了明星，那一天，哪一时？”
“我是明星吗？我怀疑自己。”
“可是事实摆在面前：那么多炫目的光环，那样多的污泥浊水”。
我脱口而出的开头得到了刘晓庆的赞扬。她马上拿笔把这记了下来。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我的路》的创作。那一年，北京的夏天来得很早。刚刚六月，天气就热得不行，再加上刘晓庆的那台破旧的电风扇，整天嘎嘎作响，更增加了烦躁的气氛，搅得人六神不定，根本无法写作。我们索性关掉电扇，即使热得大汗淋漓，也坚决不用它。
那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热得我们每天晚上都不得不在地上睡，才有可能勉强入梦。好在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在穿着上尽最大的限度来散热，我还不时地拿扇子为她扇风。屋子里就一把椅子，有时，我们会挤坐在一起，写累了，就躺在地上的毛巾被上休息一下。
刘晓庆把她所有的经历都坦白地写了出来，什么“小秃子”、“往母亲的枕中上吐唾沫”等等。本来刘晓庆在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勇气将这些生动的素材拿出来，怕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但我却鼓励她这样写，因为我觉得应该把真实的东西都拿出来，应该把人最本质的东西拿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东西虽然不光彩，但是有风采，有生气，人们会喜欢的。
当时，其实我的心里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在刘晓庆这本《我的路》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平易近人的，这样直率得近乎于傻的，而且充满了丰富的想像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文坛上出现。我并没有吹捧它的意思，但是它确实征服了中国很多的读者。
如今，刘晓庆周围已经包围了炫目的光环，而且处于一个非常富有的位置，但是，我一直认为《我的路》才是她起家的真正开始。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被损害、被侮辱的形象，变成了一个令人同情的形象。她的率真直白打动了所有的人，她那种几乎算是平庸的坦白，使人们相信了她书中所有的话都是真的。
那几天，除了买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我们整天足不出户，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每天的工作就是写作、讨论、再写作，周而复始。
当时，我们虽然有一部电视机，但是没有室外天线，所有的图像都是两个以上，根本没法看，我们唯一的消遣就是躺在地上听听音乐。我们还发明了一个“开车”的游戏，她会抓住“操纵杆”，嘴里发出“库库”声，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高兴地乱扭一通。
有时刘晓庆还会命令我：“把手拿过来！”待我伸过手去，她就把我的指关节扭出噼噼啪啪的十个响声，如果少了一个，她又会皱着眉头多扭几下，才像个孩子似的假装着生起气来，走到一边……
不是有一首“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的诗吗？不管是红的还是绿的，我们只找到四颗……
《我的路》就这样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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