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 > 原来我不是你的唯一
一九八三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
到北京的时候,天刚蒙蒙亮,路上行人还不多,我兴致勃勃地往北新桥赶。
我按着我们临行前约好的暗号在门上敲着,可是,里面没有反应。
怎么?刘晓庆没在?难道是昨晚上排戏,到组里去了?
我又敲了几下,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里面的二道门好像有动静,可是,门还是没有开,我执著地用那个暗号敲着,而且,也听到里面有拖鞋的声音,虽然那声音很细微,但是对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我来说,一切已经明明白白了,屋里有人。
我站在那里想了想,也许是老伊在家,刘晓庆觉得不大方便,所以不开门?
临走时,出于侦察员的职业习惯,或者是出于对“小严”的突然出现的不满,我在门上做了个记号,这样,只要有人从这个房间里出来,我就能够知道。
我转身下了楼,找到一个公用电话给刘晓庆的摄制组打。可是,西苑饭店的同志告诉我,她并不在。
是不是刘晓庆睡得太死了?
可当时明明有人在里面动啊!
我马上又赶回老伊家门口,这时,我发现刚才做的记号已经没有了。那么,肯定有人在我离开之后从屋里出来了,是谁呢?
我有一种不祥感觉,连忙改变敲门的暗号,连续敲了九下门(本来应该敲六下)。“谁呀?屋里传来刘晓庆瓮声瓮气的声音,接着是那熟悉的脚步声。
一开门,一脸睡意的刘晓庆站在了我的面前,她好像并没有惊讶于我的突然到来,张口就问:“你怎么没用暗号敲门呢?“我用的就是暗号啊!”我尽力遮掩着,“难道我记错了?”
随后,我们走进了屋里。
刘晓庆依然躺回到那张小床上,我走到窗户和小床之间,这样可以一览无遗地看清刘晓庆的表情。我走到她的面前,定定地看着她,她回避着我的目光,掩饰地用手抚弄着衣服。后来,她也定定地看着我,就像在凤城,就像在丹东,就像……
突然,她什么也没说,一下子就把我抱住了。
刘晓庆紧紧地搂注我:“我好想你……”
一下子,我的怨气全消,我深深地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马上,就像冰见了太阳,一切都融化了。
刘晓庆跟我说:“近来走穴的机会比较多,你也参加吧!”
“我?”我笑了,“我唱什么?”
“你就唱《二月里来》。”
我们真就唱起了《二月里来》,唱《夫妻识字》,唱《兄妹开荒》……本来平时我们就经常喜欢靠在一起唱着那许许多多好听的歌。
虽然我在声乐上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训练,但唱歌的感觉还是有的。为使她的那本书更好看,把很多我们有约在先不再谈起的事情都说出来了。看来,真是市场经济!什么都可以拿出来卖了!既然她已经开诚布公了,我再隐瞒下去真是莫名其妙了。
在北京呆了几天,我又不得不赶回长春去,因为我离开了天津电视台的摄制组,撕毁了合同。
刘晓庆站在阳台上,目送着即将远去的我,我在中新社快拐弯的地方回过头来看着她,她则在阳台上看着我招手,就这样,我转身走了。
这是她第一次到阳台上和我挥手告别。
其实,现在看来,她的这种反常举动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或许她良心发现,觉得有对不起我的地方,目送我可以安抚她的矛盾的心情;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她看我是不是真的走了。
我很快地来到车站,排在人群里买票,非常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只好买了一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说。
一上车,我就四处乱窜,希望找到一个面熟的乘务员,好帮我补一张车票。可是不幸的是,我从车头一直走到车尾,也没有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只好找到车长,再三地恳求:我有急事,要尽快赶回长影厂拍戏,希望能给我补张票,可是,那天的那个女车长不知为什么,一点也不给面子,好说歹说,就是不行。气得我,当火车离开车站的时候,被扔在站台上的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她几句。没办法只好明天再走了,我转身又回到了北新桥。
我赶到北新桥的时候已经是五点来钟了,三月份的五点钟,天已经黑了。我看到老伊的房间里透出了灯光。按我们约定的暗号,灯亮着表示屋里有人。是老伊在家?我怕老伊在会不方便,所以只好在楼下等。
既不能离得大近,这样会引起来来往往居民的注意,又不能离得太远,屋里人出来了我都看不见,当时老伊家里,也没有装电话,而且又没有BP机这类东西。
就这样,我一圈一圈地在楼外溜着,屋里的灯光却依旧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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