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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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群嶂，云漫众峰。庐山，浮云遮望眼，难识真面目。匆匆11载，弹指一挥间。
1970年8月20日，陈伯达从北京飞抵江西九江机场，又从那里上庐山，不胜感慨。11年前，在那次庐山会议———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他先是跟彭德怀站在一起，然后随机应变，倒打一耙，化险为夷。眼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将在庐山召开，故地重游，11年前的余惊不时袭上陈伯达心头。
这次会议，按照事先通知的议程，共三项：讨论修改宪法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
成串的小轿车沿着盘山公路上行。155名中共中央委员、100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带着秘书、工作人员，云集庐山。
中央委员们当然知道上庐山干什么。在工作人员之中，也有毫无所知的。
笔者曾访问过当年的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据他回忆，陈伯达秘书王保春打电话来，要他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干什么，一概不知。
史敬棠在50年代，曾帮助陈伯达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在陈伯达那里工作过，后来，他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当秘书，而研究室的主任便是陈伯达。
史敬棠接到紧急通知，赶往中共中央办公厅，那里的工作人员把他送到机场。这时，他仍不知飞往哪里。
上了大飞机，看见机舱里坐着朱老总和董必武，史敬棠这才意识此行非同小可，更不敢随便打听。
大飞机离开北京之后，飞了好久，在一个机场着陆。这时，乘客改乘几架小飞机。越过一条大江（长江），降落在一个不大的机场上（九江机场，当时还不能起降大型飞机）。
换坐小轿车，直至上山时，史敬棠才明白到了庐山。
在庐山，史敬棠得到通知：“是伯达同志要你来。他住在半山。有事，会议秘书找你。”
另外，中共中央办公厅还告诉他：“你在你住的地方休息，看书。没有电话找你，不要外出。不要到处走。”
没多久陈伯达来电话，交给史敬棠一个奇特而紧急的任务：“马上查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天才的语录，查到越多越好！”
史敬棠毫无思想准备。倘若他事先知道上庐山是完成这个“任务”，他必定会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带一整套马、恩、列、斯全集来。
他身边除了红色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别的书。去附近的九江或者南昌图书馆去查吧，上了山就不准下山。
他寄希望于庐山图书馆。跑到那里一看，那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藏书不多。史敬棠把那里所有的马、恩、列、斯著作全抱了回来，在住处查找。查到一条，就用纸条夹好，再用铅笔在书上画好记号。
借来的书很有限。史敬棠只得挂长途电话给北京，请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同事帮助查找有关“天才”的语录，通过电话一条条传上山。怕电话中会念错，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还把查到的语录密封，直送中共中央办公厅，托飞往庐山的飞机捎来。
史敬棠告诉笔者，他当时只知道执行公务，一点也不知道陈伯达为什么急于要寻找这些关于“天才”的语录。
虽然史敬棠20来岁就前往延安，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毕竟只是做秘书工作，高层的政治风云对于他来说如同庐山迷雾一样难知真谛……
8月21日上午，林彪、叶群飞抵九江机场。
与林彪、叶群一起上山的，还有一位“军委秘书”。这位“军委秘书”酷肖林彪。他不是别人，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
林彪气派非凡，上山之前，他的住处已架好六条电话专线。上山之后，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山上待命。这位“副统帅”仿佛随时预防不测。庐山上的严峻形势，林彪未上山就已有所准备了。
往常，陈伯达总往毛泽东那边跑。如今他已改从新主，朝林彪这边跑。林彪抵达庐山的当天下午，“理论家”去林彪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们商量了如何对“陆定一式的人物”发动攻击。
陆定一早在1966年5月被打倒了。眼下，他们所说的“陆定一式的人物”是有着特殊的含义———指的便是张春桥。因为直接与毛泽东冲突，他们不敢；与江青、康生交锋，还不是时候；最合适的攻击目标，便是张春桥。在他们看来，张春桥的腰杆还不算太硬。“先打弱小之敌”，兵家历来如此。
“相”来了，“将”也来了，除了黄永胜留守北京之外，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也都前来林彪下榻之处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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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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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吴法宪交代：
“1970年8月21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8月23、24、25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云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据陈伯达晚年回忆，他一上庐山，就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往密切：“到庐山下飞机时，我告诉吴法宪，这次宪法草案修改后，主席如果批发，就很好，不要再提什么意见了。记得，后来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几个人到过我那住处一次，我又再重复这个话。”
翌日———8月22日，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夜。
22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庐山召开常委会。毛、林、周、陈、康相聚。常委会上似乎风平浪静。毛泽东重复他在中共九大召开时说过的话：“希望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又一次强调“团结”，显然是针对着存在不团结的现象而说的。
周恩来则对明日大会开幕式怎么开，三项议程怎么安排，谈了具体的意见。林彪又一次提出在宪法中要有国家主席的条文，遭到毛泽东当面否定。林彪很不高兴，没有表示要在明天的开幕式上讲话。
政治局常委会议结束之后，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因为许多机密要事在电话中谈甚为不便，陈伯达与林彪的私下接触变得异常频繁。
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定于23日下午3时举行开幕式。上午，陈伯达又去林彪那里。
中午，正准备午睡的史敬棠，突然接到陈伯达的电话，要他立即去一下。据史敬棠对笔者说，他到了陈伯达那里，见陈伯达桌子上放着一本1954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陈伯达指着第二章第二节“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口授了若干修改意见，要史敬棠当场按他的意思写成新的条文。写完后，陈伯达看了一遍，又作了一些修改。前后大约花了一个小时。改毕，陈伯达让史敬棠回去。史敬棠如同被蒙在鼓里一般，不知陈伯达为什么如此着急要拟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新条文。一场闪电式的攻击战，在一个多小时后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展开了……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雾中庐山拉开帷幕，原定3时开会，但直到3时45分才正式开始。
周恩来根据昨日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一讲就讲了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
大抵是把“出奇制胜”之类军事韬略搬到政治舞台的缘故，林彪的长篇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思索的。那天上午，他就和叶群仔细研究了一番。
林彪在讲了一番堂而皇之的开场白之后，像往常一样，摆出“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的姿态，颂扬毛泽东，颂扬“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说着，说着，渐入“正题”。
林彪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林彪鼓吹了一番天才论之后，很含蓄地谈及了国家主席问题。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林彪不便于正面冲锋，来了个“迂回进攻”。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师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林彪所说的“国家元首”，也就是“国家主席”的另一种提法罢了。他的这段话，婉转地重申了设国家主席的主张。
林彪的这一席话，向毛泽东公开挑战。用“文革”的惯用语言来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林彪的讲话，打的是颂扬毛泽东的旗号，骨子里却在那里反毛泽东。毛、林从“亲密战友”到反目成仇，虽然有一个发展、渐进的过程，而林彪的这一突然袭击式的讲话，却是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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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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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的黎明，悄然来临，林彪的“将”和“相”们虽然忙了一夜，却早早起床了，他们处于亢奋之中。“副统帅”昨日一马当先，今日他们便要上阵厮杀了。
一早，叶群便把林彪的意思，转告“将”和“相”。她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谈了以下“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泪表示自己的感情。
“导演”如此详细规定了“演员”们的台词以至表情，到了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演员”们一齐动作起来了。那份连夜赶印的论“天才”的语录，出现在各小组会会场。
“陈伯达回忆说：
“我是属于华北小组的，在会上，我发言除了会上记录外，我也预先简单写几句，内容已不完全记得，但天才问题是说了的……”
陈伯达当时是跳得最高的一个。他先是以“理论家”的架势，谈论了一通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的贡献，毛泽东思想是如何光辉，然后话锋一转，指向了张春桥：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
就在陈伯达发言的同时，按照林彪的统一部署，林彪集团的成员们在各个小组里也纷纷发言，倾巢出动。
叶群在中南组，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这位空军司令，在西南组以猛烈的炮火攻击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李作鹏在中南组，提出一系列的“有人”、“有人”，暗指张春桥：“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想往下吹，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九届）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由于“副统帅”事先统一过口径，所以“相”和“将”们步调是那么的整齐，全线出击。
不过，比起几员武将来，陈伯达终究是“宣传老手”。他迅速地改定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总号为六号）。这样他在华北组上的一席话，化为铅字，马上会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看到。这期简报由华北组组长李雪峰在24日晚10时多签发付印，25日晨向与会者分发。
24日晚，陈伯达还干了一件重要的事：林彪23日下午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已由工作人员根据录音整理出来。
林彪的讲话记录稿共24页，上万字，陈伯达作了精心修改。陈伯达把林彪原话中“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之类太刺眼的词句删去了，把“最高的一声号令”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
24日这一天，是陈伯达最为忙碌、兴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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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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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黎明到来了。
25日清早，散发着油墨气味的华北组二号简报在庐山上分发，庐山震动了！
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好，语重心长”，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注：这是用特殊的语言和方式坚持设国家主席）。
简报对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到的所谓“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表示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表示对这种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
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听了秘书念简报，笑了。林彪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他急令西南组也出简报，吴法宪在自己的发言记录里补加了许多“尖端性”的词语，诸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
李作鹏一看简报，也着急了。他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邱会作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林彪的头脑热了。林彪的“相”和’将”们忙于加温。可是，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
那是毛泽东把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上将找去，毛泽东把自己的手放在许世友的手上，对他说：“你摸摸，我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你回去做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庐山的气候瞬息万变，25日上午，叶群获知重要情报：“十一楼”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去找毛泽东告状了！
据云，江青一见到毛泽东，就尖声大叫：“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又据云，毛泽东让江青回去，只见张、姚……
毛泽东跟张、姚说些什么呢？叶群不得而知。不过，她猜得出来，张春桥是被“揪”的人，显然向毛泽东求救！
毛泽东如何“裁决”，将决定庐山会议的斗争方向：只要毛泽东说一声“张春桥该揪”，那么庐山会议将是批判张春桥的会议，林彪和陈伯达将大获全胜；倘若毛泽东支持张春桥，那……
下午，按原定日程，仍是分组讨论。不过，毛泽东临时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组组长会议。各组照旧讨论。
毛、林、周、陈、康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革”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最高指示”意味着“终审判决”。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第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一回他们输了！
倘若从23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发动突然袭击，到25日下午毛泽东下令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连头带尾，不过两天半时间，一下子便兵败庐山。
林彪集团丢盔卸甲，一蹶不振：
林彪———闷闷不乐回到住所，一声不吭，脸色刷白。
叶群———吩咐秘书道：“要降温了！我的书面发言不要整理了，你把草稿给我。”林立果———“翻车了，倒大霉了！”
陈伯达———如今回忆道：“‘揪’到我头上，始料不及！”
吴法宪———后来回忆道：“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李作鹏———懊恼地说：“这下子麻烦了！”邱会作———从会议记录中撕下自己的发言记录。
刚刚还气壮如牛，转眼间溃不成军，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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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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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档案所载，25日之后的日程大致如下：
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今天不开分组会，各省自己谈，也可以参观庐山。晚上看电影。”
26、27日，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的发言情况，并要求吴法宪作检讨。
28日晚，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
叶群打电话安慰吴法宪说：“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副主席、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陈伯达自从25日之后，从未去过毛泽东那里，变得消息闭塞。他不知道毛泽东那里的动向。毛泽东这几日“沉寂”着。其实，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在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在考虑着如何“分割”林彪和陈伯达。林彪毕竟是“副统帅”、“接班人”、“第二号人物”，他的名字是写入党章的。
倘若在庐山发动一场批林运动，震动太大了，全党、全国都一下子转不过弯子来。虽然毛泽东明白陈依附林，林利用陈，林是头子，陈是军师，而林、陈不能一锅端，只可分而击之。
8月31日，毛泽东终于对陈伯达来了个总清算、总攻击。毛泽东针对陈伯达所编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虽说只是“一点意见”，却“一句顶一万句”，从政治上宣布了陈伯达的死刑。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从此终结。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议程，转入批判陈伯达。只是因为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加了“我们两人一致认为”，保护了林彪，使林彪依然保持“副统帅”的地位。
后来，事隔一年，在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爆发前夕，毛泽东曾多次谈及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谈得就更加明朗化了，批了林彪，也批了陈伯达。
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尖锐的批评，陈伯达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陈伯达把最后的一点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陈伯达求见毛泽东，渴望毛泽东能够宽恕他。在庐山，唯一能够拯救陈伯达的是毛泽东。陈伯达的回忆，透露了1970年9月5日上午他平生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
—这是迄今从未披露过的：
我请求见毛主席。等了一会，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要我去。我很高兴去了。这是最后得见毛主席。
见面握手以后，他说：“这两年你都不见我看我了。”
的确，这两年除了开会外，我很少单独去见毛主席，这是违反以前多年的习惯的。
毛主席说我官做大了，架子大了，不来见了。还说我文章也不写了，总是动动嘴巴，叫别人去写……
毛主席批评我参加“军事俱乐部”。我说，我愿做自我检讨。毛主席说，这样很好，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感激毛主席这个宽大的盛意，但是一下子，说不了很多话。毛主席谈话很简短。告别时，毛主席同我亲切地握手，说：“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随后，组织上通知我，由周恩来同志、康生帮助我写反省。
9月6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终于闭幕。在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讲话。
毛泽东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时，批评林彪一伙“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
正式发表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没有真实透露雾中庐山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直到一年以后发生“九·一三”事件，人们重读公报，才明白是暗示着批判了“天才”论和林彪、陈伯达的分裂主义。
1989年9月20日，已经刑满的85岁的陈伯达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生前笔者采访他时，他一次又一次提到：“我的罪恶是重大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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