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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 清除异己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   ※   ※

  “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剥笋”,一层层地剥去那些“异己”。

  在“文革”中,党内在“剥笋”,政府内在“剥笋”,军队内在“剥笋”。

  就连“中央文革小组”,也在“剥笋”。

  穆欣被“剥”掉了———因为有人揭发穆欣在“文革”前有精神病,列为“恶毒攻击”

  之罪。江青随手给他扣了项“叛徒”之帽,让王烽派人去调查。于是,“中央文革”的名单上,便勾去了穆欣的大名。

  尹达也被“剥”掉。这位历史学家,早在1931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1938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郭影秋、郑季翘、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

  在1966年底,“中央文革”四位副组长中的两位———王任重、刘志坚受到了“炮轰”。

  在省委书记之中,除了陶铸,要算是王任重喜欢运动笔头的了。在王任重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写作小组,以“龚同文”为笔名,在“文革”前发表了许多杂文,其中不少是王任重亲自写的。正因为王任重颇有“文名”,毛泽东十分看重。他当“中央文革”副组长,也因为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可是,“文革”风暴骤起,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第一书记,除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写大字报支持造反派之外,全都受到炮轰。王任重虽然有着“中央文革”副组长的光辉庇护,造反派也知他并非江青“嫡系”。湖北的造反派早已把炮口对准王任重。不过,一般性的“炮轰”,还打不倒王任重。

  完全出乎意外,一首小诗,竟成为轰倒王任重的重磅炮弹。那是一个造反派偶然从王任重的儿子那里,看到王任重写的一首诗,内中称毛泽东为“战友”、“兄长”。这本来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可是在那种“非凡的年代”,造反派们如获至宝:“哼,你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称兄道弟!”顿时,武汉三镇的造反派们起哄了,向王任重兴师问罪。江青大喜,她正巴不得找个由头“剥”掉王任重。这时,陶铸出面保王任重,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而且王任重当时正患肝病,陶铸建议让他休养、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自1966年10月起,王任重离开北京,到广州养病。

  继王任重之后,刘志坚“剥”去“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刘志坚是在1964年奉命去广州参加调查“大比武冲击政治”,一度被林彪看中。这样,当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时,便派刘志坚作为座谈会的召集人。“中央文革”成立时考虑到要有军队方面的代表,选中了刘志坚。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江青很快就发觉,刘志坚“不听话”。1967年初,江青称刘志坚为“两面派”,很快就把他打倒了。江青对部队的造反派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向我汇报。去年开了个座谈会(引者注:指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他有了政治资本。因为萧华有病(引者注:萧华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病了两年。他的手伸得很长,当了中央文革的副组长……他是典型的两面派。”

  陈伯达附和江青,给刘志坚安了顶“叛徒”的帽子,把他打倒。

  “叛徒”是“文革”中流行的“帽子”,要想整倒谁,胡弄了一点“调查材料”,说成是“叛徒”,便可把人置于死地。

  关于刘志坚所谓的“叛徒”问题,徐向前后来说明了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了,根本无所谓叛变。”

  可是,在1967年初,就是凭着江青所说的刘志坚是“两面派”,陈伯达所说的刘志坚是“叛徒”,再加上所谓的刘志坚“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刘志坚打倒了。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的“领导”只剩下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还有两位顾问,即陶铸和康生。

  围绕着张春桥跟王洪文就安亭事件签订了五条协议,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便有过激烈的摩擦和斗争。这样针锋相对的争论,在陶铸和江青、陈伯达之间,有过多次。江青联合陈伯达,决心“剥”掉陶铸。

  不过,凭借第一副组长和组长的力量,要想打倒陶铸,并不那么容易:陶铸毕竟是“第四号人物”,排名于陈伯达之前。

  身为“第五号人物”的陈伯达,怎样才能打倒位于他之前的“第四号人物”陶铸呢?

  陶铸,湖南祁阳人,比陈伯达小三岁。

  1926年,陶铸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及书记。当他在闽南工作时,陈伯达从苏联返回厦门,曾一起共事。

  1935年5月,陶铸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1937年国共再度合作时,经周恩来、叶剑英交涉,营救出狱。1940年,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陶铸在党内的职务,高于陈伯达。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而陶铸只是七大代表。从这时起,陈伯达的职务一直高于陶铸。

  解放后,陶铸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喜欢写作,著有散文集《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等。他也爱写诗。

  在党内,陶铸十分敬重的是邓小平。陶铸夫人曾志在《如烟往事难忘却》(《历史在这里沉思》,华夏出版社)一文中,写及陶铸所说的一段话:

  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6年八大以后,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加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5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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