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工作就是祈祷（27）
数百年来，各部施行马卡菲里国家主义，以损人利己为宗旨，产生大政治家如俾司马克、约翰黑、林肯、威尔逊、伊藤等人。方今世界主义之精神，洋溢宇内，国际善意，逐渐萌生。何不能复出奇才，以拔除人世之痛苦乎？造福于全人类，此正其时。安得命世贤豪，应运而生？
虽然，当世各国人才，依其责任之地位，其名亦可得而举，在日本有佐分利芳泽公使，币原外相，若摫首相，在英有欧玛莱，蓝博生公使，张伯伦外相，在美有克洛格麦克谟，波特，在俄有鲍罗廷，诸人者，皆身管冲要，为所注目。设有一二辈施展其建设政治之奇才，以唤起吾国领袖之回应，其事非不可能，且可因此坚彼等解决时局之主张，而增重其责任之心也。
各方之期望
凡吾友邦，无论与所谓“局部政府”或“元老会议”首倡善意之妥协，则相争之党，鉴于舆论之势，或能进取和好。此实吾人之愿望也。使中国而能统一兴盛，其远识必足以芟夷前途之荆棘，以求上进，此固有赖于吾爱国领袖之努力也。吾国人口总数，农民居80%，采国家警察制度，以维护和平与秩序。农业自可兴盛，采财政统一政策，交通将必进步，工业扩充，教育普及，而民治发达也。至是，西方物质主义将能于吾觉醒民族之前，自辩证其亦能为一种开明博爱之精神，无悖于世界文化最高之理想也。
设各友邦仅为和平通商，而注意于吾国事，则吾人可依此点，而分析其愿望焉。查列强与吾国通商总额，当1900年时，为564百万元；1913年时，为2722百万元；自1922年以来，虽政局不宁，而税羸报告，有增无减，1913年与1922年间之比较，表示58.6%（或超10亿元之数）之增加，此等增加之率，在彼时世界各国商务重大增加之中，吾国地位仅次于日本（时日本居第一位）。当1900年，吾国在世界贸易总数中，仅占2%；1922年，增至3%；当吾国增至4%时，则其贸易地位，将仅次于英、美、法、德。盖德当1922年，其贸易地位，仅居6%，英在各国之投资，约有30万万元，益以每年3万万元之贸易，将赢得与吾通商国之首位也。
纵观以上粗略估计，是知苟和平秩序能致吾国于富强，则国民平均购买能力必强大，而对于外国货物，如棉布机器食料之类之要求亦必加多。各商务大国，现时善能运施其宽大建设之政策于吾国，则所获之利益，亦必更丰，盖十年之间，吾国将成为世界之第五等贸与（易）国，可预断也。
1928年2月24日，曹云祥卸任校长之后不久，到苏州东吴大学礼堂演讲，东吴大学校长杨永清主持。曹云祥对全校师生演讲了《现代学生之需要》，对东吴大学的历史如数家珍，天赐庄的前事，东吴大学的进化，都讲到了。他对学生提出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一为要有科学的态度，排除成见，为真理而求真理；二要有世界的眼光，排除乡土的狭隘观念，认识别人的好处；三为在个人的人生观方面，找出自己的人生目的，一心专向，不因社会之逼迫或者名利之引诱而变节。这是阐述的巴哈伊思想。演讲之后，听众非常满意。
1932年，曹云祥翻译了爱斯孟所著《新时代之大同教》，其《出版者补》说：大同教冶各教于一炉，以博爱为宗旨，以和平为鹄的，提倡人类之一体与世界之大同，而不斤斤于仪节与陈腐信条之束缚，实为现代新兴之开明宗教，适合时代需要与吾国国情。曹云祥有见于此，特将大同教理书籍翻译多种，以介绍于国人之前。原著者爱斯孟博士，对于大同教的历史与教义，叙论极为详尽。曹云祥谦称自己“非宗教家，亦非神学家，但认宗教为广义之教育，而尝一再研究宗教与文化进步之关系也”。在其序言中，曹云祥更为明确地指出：“世界大同为总理遗训所昭示，尤为智识阶级所应提倡者也，惟就中国之现状观之，对于宗教鲜有注意之者。……夫人类文化之发达，无不借乎宗教。惟昔者各教互相冲突，曾引起重大之战事。文化进步因是发生障碍。……惟大同教独能承认各宗教之真理，出自一源，虽有时代环境之不同，而其根本真理，则未有不同者也。故大同教之信徒不惟不轻视他教，且愿研究各教之真理，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中国儒教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而大同教则令人信仰天下各教之真理，故称之为大同教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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