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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清华校长不好当（44）
梁启超在1926年3月，因便血入协和医院诊治。医生的诊断结果是一侧肾患结核已坏死，决定手术切除。3月16日，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为梁启超作了肾切除手术。但术后检查，切下的肾脏并无病变，梁启超仍然时轻时重地尿血，稍一劳累病情就会加重，发现刘瑞恒给梁启超切掉的是好肾，病变的肾居然没有切。此后，梁启超多次入协和医院治疗，1929年1月19日，终因救治无效而溘然长逝，享年56岁。 奇巧的是，曹云祥在1937年2月8日去世的时候，也是56岁。曹云祥也是死于西医（牙医）之手。不同的是，梁启超在术后生命延缓了3年，而曹云祥差不多是死在术后脑充血，不到1天。
陈守实在192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其师梁启超对他说的一番话：“研究院教授颇难聘请。章太炎先生，吾曾以私人资格托友人往询，章以老病且耳聋辞，不愿北来。又，张尔田（念劬）则年亦太高。实为无法，若从此停办，则此种学术机关又弱一个，亦殊为可惜”。 可知在师资力量方面，研究院当时已力不从心。另一则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即大学部与研究院学生利益之间的冲突。
其实研究院始创之初，就有不同意见。对于清华国学研究院，钱端升在一开始就不认同，提出：“研究院之应否特设机关更堪疑问。现时研究院所开之科，仅国学一门。国学之为重要，无待烦言，而在偏重西学之清华尤然。现时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皆当代名师，允宜罗致。然注重同学罗致名师为一事，而特设研究院为又一事。清华学生受益于梁启超、王国维者，初不限于研究院学生，何以不竞聘先生等为大学教授，尊而崇之，而必名之曰研究院教授乎？岂大学之尊不足以容先生乎？特置一研究院，即多一个机关，亦即多一份费用，而益陷校内组织于复杂难理之境。” 钱端升力主废除研究院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认为研究院与西式大学本科教育不接轨，主张要用“毕业院”（即大学院）来取而代之。这在吴宓任国学研究院主任时与张彭春的矛盾中已有体现。
1928年，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出任校长。在罗家伦到职前，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推派代表带着改进意见书赴南京与罗家伦进行谈判。当时提出了八条意见，其中第五条就是：“停办国学研究院，从速筹备大学毕业院。”这等于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
刘寿民先生（崇鋐）记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立及停办说：
“清华大学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件事值得大书特书，那就是国学研究院的创办。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重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人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所招收的研究生，也多是相当成熟，国学具有根柢的热心求学者。整理国故，研究古文物，孜孜努力，后来颇有几位有卓著的成就。可惜为时不久，王、梁二师先后逝世，继者无人，煌赫一时的国学研究院，只训练了四期的学生，便如昙花的一现，没有继续下去，日后的清华大学，还是以理工见称。”（见《中华民国大学志》。刘先生在清华任教时，目睹研究院的始终，故四十余年后记之，犹甚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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