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清华校长不好当（6）
过了几天，曹先生又派人来找我。我已经把这件事想过，觉得理直气壮，并没有侮辱梁先生，所以曹先生问我考虑过没有。我早就准备好了，表示不愿为这件事向梁先生当面请罪。曹先生看见我这样倔强，不免有点恼了。他说道：“我是爱护学生的，并且是特别爱护你的。不过你侮辱了师长，我对梁先生不住。我现在提出另外一个比较容易做的办法，就是不要你去向梁先生当面请罪，改用书面悔过。否则，你便停学两年或开除，你自己去选择。”
我退出之后，想了一想，觉得冤得很，与几位同学商量的结果，我决定向校长要求公道。
果然过了两三天，曹先生又叫我去，问我选择办法没有。我说对于这件事始终不认有错，始终不承认是侮辱师长。我只发表我对于政治的见解，犹之梁先生发表他的见解一样。我对梁先生的学问是佩服的，我对梁先生的政治见解是怀疑的。我不能自欺，把自己怀疑的当做信仰，把没有错的承认错。
曹先生是很虚心的人，听了这番话，也觉得有点道理，便带笑说道：“好，你不承认错。不妨组织一个委员会来公断；如果公断结果，你犯了侮辱师长之罪，那么你就应该受开除的处分；否则，你便无事。”我表示同意这个办法，但是愿知道校长有意请那（P479）些人来担任公断。曹先生说，“譬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南方的汪精卫先生如何。”我心里一想，这二位都是校外人士，并且汪先生是国民党，蒋先生是同情国民党的，张先生在政治上是中立的人，他们三位来公断，我决不至于吃亏，于是便立即表示赞成了。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校中再不追究了，我想必定是梁曹两位先生宽大为怀饶我那时年轻。不过从此以后，许多同学都以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其实谁知道我至今还是一个党外汉呢。
毕业之后若干年，王造时1933年2月在上海创办《自由言论》杂志，曾约曹云祥写稿，曹云祥予以主持，贡献了《国难中智识阶级的责任》和《大同教与人心的改造》两篇文章。
作为一种扩展学生学识阅历的教学方式，清华经常邀请社会各界成功人士或专家学者来校讲演。但1925年苏俄大使加拉罕的来校讲演，却惊动了美国公使馆。
受清华学校邀请，加拉罕于1925年4月21日晚8点，在清华对三四百名师生发表题为“苏联政府与远东人民之关系”（也有报道题作“苏俄与东方民族”）的演讲，简要阐述苏俄外交政策要点及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区别。演讲中称赞“清华学校现在的教育方针，是提取外人特长之点，而予学生在国内有明白本国情形的机会，这是极好的”。23日，英文京津《泰晤士报》登载社论，题为“清华之过激主义”，说俄使加拉罕在清华演讲，以其过激主义，煽动学生：“过激主义之侵入清华，将妨碍彼等留学之权利”。对《泰晤士报》的这种无端指责，作为校长的曹云祥与本校德文教授谭唐去信驳复。
有关京津《泰晤士报》的这场风波，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的金富军先生分析指出：
当时的清华学校虽属外交部管辖，但相关重大事宜，最后还得听从美国驻华公使馆。或许是顾及到清华本身在这种隶属关系中的特殊性，加拉罕在言语之间对帝国主义更多的是分析，而不是激烈的批判，所以清华学生亦认为“前次加使演讲，并未含有过激意味。”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阵线分明的国际形势中是不多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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