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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标准创建国学研究院（1）
一本小册子确定国学研究院的框架
1924年初春，曹云祥经过深思熟虑，结合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的经验，咨询国内学者，包括胡适等好友的意见，用英文写作了一本小册子《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5月出版，但是流行不广，“同学多有未能人手一册之叹”。在同学的要求下，曹云祥又利用暑假将英文版译成中文出版，《清华周刊》也在年底 刊出了这部著作的中文版，曹云祥的学生冀朝鼎专门撰文作评介：“此篇论文为曹校长暑假所作，分中英文两种”，“对于中国国计人生，及世界文化各方面，都顾及到。关心中国文化者，不可不细读之也”。
《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共分四章，包括：序言、中国受输入文化之影响及其应改良之方法、清华学校对于输入文化所应尽之责任，及其所新设之计划和结论。文中提出，清华学校“为国家计，且为融洽世界之文化计，不能不大加以改良刷新。更不能不顺时势之要求，力求上进，而别谋远大而有利益的计划” 。其计划约为三种：（一）改设大学，于1925年起设立“清华大学部”；（二）筹备大学基金；（三）拟设研究院。该书奠定了清华大学创立的基本原则，包括对研究院的基本方针都作出原则性的指导。
早在圣约翰大学时期，曹云祥就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即使是“毕业”一词，中西方也有自己不同的解释。中国叫毕业典礼，是庆祝大学学习的结束，而西方则谓之“开始”礼，是毕业之后开始为人之意，犹如从前读书人考中秀才叫“进学”。 在《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中，他批判了当时“群趋欧化，如醉如狂”的现象，并提出文化的输入，重在择取融合以利于国家：“然而环视我国现状，其果承受此等文化，而能一一融洽否也？且其所输入之文化，果皆西人精华，而非徒具形式否也？是不能不生疑问。若徒具形式，而无精神，则植诸中华断不能得完全之美果。准斯以后，则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 。“但以本校棉力，安能肩此重任？最适宜之办法，则莫如以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为研究院之基金。凡事须有正确之研究，然后乃有真正之效果” 。
曹云祥进一步指出开办研究院的必要性。西学“输入之初，学者急不暇择，竹头木屑，并蓄兼收”，是否与中国文化龃龉不合，一概不问。研究院之设立，即是为解决此问题的。“无论何种学术，皆须先明其研究之法，然后用之以研究中国问题。凡对于国计民生，有直接关系，或对于世界文化，有间接影响者，皆广集通才，详加研究。待其明白解决，不但国家真得学术之用，即东西两文明之真相，亦可因之而表明。……吾料自有此院之后，数十年来中西隔阂之病，新旧相仇之状，可以悉数捐除” 。“此院一设，则不特欲研究高深之学术者，不必远赴欧美，而学成致用，且更适合中国之国情，即西人之欲研究中国学术者，亦可于此间得相当之机会，化散漫为坚实，变粗浅为精深，一转移间，数善皆备，催促学术进步之法，盖未有妙于此者” 。“故此院之设，不可一日再缓。推广言之，物质文明，固应研究，他如国家政治机关之组织，财政之整理，统一之方法，裁兵之计划，道路之修筑，工商之改良，凡属与人生有关之问题，何一不在应该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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