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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作为帝国宰相的俾斯麦

　　从1871年1月德意志帝国建立到1890年3月俾斯麦（Bismarck）被威廉二世解职大约有20年，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俾斯麦时代”，因为在这些年里他确实不仅是德国而且是欧洲政治的中心。大多数德国人将他视为民族统一的英雄，但是欧洲其他首都的政治家们全都认为他不仅是同行中无人匹敌的大师，而且是一切政治考量和合作中的最重要因素。无论在伦敦还是圣彼得堡都没有人冒失到敢于质疑他的优越，更不用说巴黎或维也纳。迪斯雷利（Disraeli）或哥查科夫（Gortchakoff），安德拉希（Andrassy）或梯也尔（Thiers），每个地方的主要政治家都关注着柏林和威廉施特拉瑟（Wilhelmstrasse），甚至瓦尔济或腓特烈斯鲁厄，宰相偶尔会去远离办公室的庄园。尤其在70多岁的时候，俾斯麦的地位唯有1808年的爱尔福特（Erfurt）诸侯大会时期的拿破仑一世堪与之相比，俄罗斯沙皇和德国的所有王公都围在他身边向他致敬。不过拿破仑接着陷入了新的战争的泥潭，而俾斯麦在击败法国以后就再也没有拔剑。爱尔福特的数年之后，拿破仑被赶下王位离开了法国，而俾斯麦掌权了大约20年，他的失势不是因为外敌，而是因为自己的皇帝。

　　俾斯麦执政的第一阶段即1862年至1870年，与1871年至1890年的第二阶段形成了鲜明对照。在最初的阶段他分别于1864、1866年和1870年发动了三场战争，在后一个阶段却没有战争。当然，这绝非暗示他改变了战争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可取手段的看法。在1870年之前和之后，他都认为军事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的真正标准。但是他不希望新的战争危及他用前三场战争为普鲁士和德意志赢得的成果。在较早的时期，他已经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地图。他不仅使普鲁士的势力极大地增强，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了不同的德意志邦国，而且吞并了曾经属于法国两个世纪的两个行政区，虽然那里的居民非常不愿意成为德国的臣民。俾斯麦相信现在德意志已经获得了对它有利的全部领土，应该充分餍足了（saturiert）。现在他感兴趣的是守住已经取得的成果，而确保这一点的最好方式就是维护和平。

　　结果形势彻底逆转了。当俾斯麦的政策目标是改变地图的时候，他十分乐意与匈牙利的克洛普卡（Klapka）或意大利的马志尼（Mazzini）这样的革命者联手。一旦达到目标之后，他的兴趣就转为保守的基调，保守主义势力就是他自然的同盟。因此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的对外政策的第一个阶段以三帝同盟（Drei-Kaiser-Bündnis）为特征，这不足为奇。

　　1．三帝同盟

　　在普法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经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舅舅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战争爆发时，他告诉维也纳，如果哈布斯堡王朝调动军队攻击普鲁士，他准备率领30万人的军队援助自己的舅舅。1871年2月法国战败之后，威廉一世发了一封电报给沙皇感谢他的帮助。他在电报中说：“普鲁士永远不会忘记，多亏了您，战争才没有发展至极端的规模。”这封电报使普鲁士驻维也纳大使冯•施魏尼茨（Schweinitz）将军很恼火，因为它向全世界揭露了真相：奥地利保持中立并非出于本国的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仅仅是由于俄罗斯的威胁。

　　沙皇的帮助不是无偿提供的。他利用战争和法国的窘迫状况，删除了《1856年巴黎条约》中禁止俄罗斯在黑海（本都Pontus）拥有舰队的条款。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以后，战胜国法兰西和大不列颠迫使它保证不在黑海保有舰队。欧洲的所有强国都签署了巴黎条约，这个条件是其中的一项条款，因而具有国际法的效力。普鲁士是签字国之一，所以必须维护条约。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威廉国王和俾斯麦曾经在埃姆斯会见亚历山大沙皇和哥查科夫（Gortchakoff）。我们不知道两位政治家是否在这个场合讨论过黑海（本都）问题，不过我们知道，俾斯麦从1866年起就一直鼓励俄罗斯政府朝这个方向行动。1866年战争结束之后，曼陀菲尔（Manteuffel）将军被派往圣彼得堡安抚沙皇。俾斯麦给曼陀菲尔的指令是如果沙皇表达取消黑海条款的愿望，就回答表示赞成。普法战争期间，俾斯麦给过驻圣彼得堡的德国大使罗伊斯（Reuss）亲王类似的指示。1870年9月，色当战役的三个星期之后，俾斯麦命令罗伊斯告知沙皇，如果他希望退出巴黎条约，普鲁士不会反对。不过另一方面，他又请俄罗斯宣布不反对德国吞并法国的领土。

　　俄罗斯政府迅速抓住了这个机会。在1870年10月31日的照会中，哥查科夫宣布俄罗斯觉得自己不必继续受到黑海条款的约束。这份照会只有一点令俾斯麦惊讶，因为他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事前不与他达成共识就单方面采取了这种行动。他本来想建议俄罗斯政府不动声色地直接建立一支黑海舰队，装作该条约不存在，然后等着看是否有任何其他强国出来反对。

　　只有大不列颠有能力反对俄罗斯的举动。英国认为巴黎条约中的黑海条款在政治上并不明智。这一条款代表了帕默斯顿（Palmerston）的一部分政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约翰•布赖特（John Bright）曾经用非常好的论据反驳过该政策，如今他是格莱斯顿（Gladstone）内阁的成员。格莱斯顿本来十分愿意与俄罗斯政府友好地讨论废除这一条款的事。但是他不容许单方面废除欧洲的一项条约。英国认为俾斯麦在幕后煽动俄罗斯的行动，于是英国内阁派外务部助理副部长奥多•拉塞尔（Odo Russell）前往凡尔赛与俾斯麦讨论这个问题。奥多•拉塞尔所做的超过了他接到的指示，他鲁莽地向俾斯麦宣布，倘若俄罗斯坚持单方面行动，无论有没有盟国，英国都会准备战争。这是虚张声势，却真的有效。俾斯麦同意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讨论这个问题。1871年春天会议在伦敦召开，废除了黑海条款，不过还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一项决议：除非得到其他签约国的同意，任何强国都没有资格废除或更改国际条约。俄罗斯也只得赞同这一决议。

　　作为一个特例，俄罗斯以这种形式获益于德国的协助，正如俄罗斯的善意中立使德国获益一样。俾斯麦的目标是与俄罗斯合作，这仅仅是合作的一种表现而已。色当战役的不久之后，他就采取了第一个步骤，于9月9日发电报给罗伊斯亲王：“鉴于原理，在法兰西掌权的不仅是共和主义者而且是明显的社会主义者，欧洲的保守主义势力和君主主义者的社会阶层紧密团结要可取得多。”过了几天，他又指示罗伊斯提醒沙皇注意欧洲的革命和共和主义派系的团结。他建议俄罗斯、德意志和奥地利互相合作，结成君主制原则的最坚实稳定的扶壁，为秩序和文明提供最确定的保障。

　　其中最重要的典型陈述是用意识形态原则统合对外政策的方式。这与俾斯麦以前的惯例形成了明显的对照。现在俾斯麦诉诸君主制原则，它正是1815年的神圣同盟的基础，当时的同盟成员也正是现在俾斯麦希望团结的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

　　话虽如此，俾斯麦想要缔结这个同盟还有更加现实的理由。在战争期间及其后，俾斯麦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孤立法国。战时他给驻伦敦的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写过一份照会，辩称只要大不列颠尚未意识到德意志是它在欧洲大陆的唯一有价值的可靠同盟国，德国就有必要与俄罗斯结盟。似乎与俄罗斯相比，他比较喜欢与英格兰结盟。然而这种联系是不可能的，因为用暴力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行为在英国完全不得人心，况且英国不希望永远压制法国。虽然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在英国不受欢迎，英国人对法兰西共和国并无敌意。与此相反，法兰西帝国垮台以后，很多英国人不赞成继续战争。

　　当然，如果将俾斯麦希望结成的三帝同盟称为新的神圣同盟，那是一种夸张。无论是俾斯麦还是俄罗斯或奥地利的主要政治家，他们的目标都不是新的干涉政策。这三个帝国也并非全都是君主专制的强国。不过这三个帝国有一个共通的因素，它在自由主义比较盛行的国家——例如英格兰、法兰西甚或意大利——的制度中不存在。举例来说，1880年的选举影响了英国的对外政策，1885年法国议会推翻朱尔•费里（Jules Ferry），影响了法国的对外政策，而三个帝国的对外政策既不取决于议会，又不受普选的影响。皇帝和外务大臣掌握着它们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可以称之为内阁政策。当然，公共舆论在这三个帝国发挥着某种程度的作用，后来事实表明连俄罗斯沙皇也不能长期推行违背俄罗斯公众舆论的对外政策。不过一般情况下外务大臣可以自行其是，前提是他一直能够依赖君主的支持。在德意志，俾斯麦在一切对外政策问题上拥有压倒性的权威，因此人们最愿意追随他的领导。俾斯麦也尽其所能防止议会干预外交事务。举例来说，他拒绝以蓝皮书的形式将对外政策文件提交给帝国议会，因为他害怕它们会刺激议员们讨论这些问题。其实这种讨论在德意志帝国议会非常少见;一般而言，只有当俾斯麦希望发表演讲以及对世人和外国发表重要宣言的时候，才会在讲话过程中进行讨论。1878年东方危机达到极点时，政府党派的领袖们要求宰相向帝国议会解释德国的政策，俾斯麦勃然大怒，在私人谈话中粗暴地辱骂了这些议员，虽然他们是他的坚定拥护者，通常还是他在议会最可靠的支持者。他说，现在不管从什么角度看对外政策都足够麻烦了，那300个傻瓜只会使情况变得更混乱，当然，他指的是帝国议会的可敬的议员们。

　　德意志帝国建立时，俾斯麦的老对手博伊斯特（Beust）伯爵仍然在奥匈帝国担任外务大臣。当然，他看到1866年的决定已经变得明确，美因河线被放弃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对外政策不得不改弦易辙。博伊斯特十分乐意与新的德意志帝国结成友好合作的关系。1871年秋天，俾斯麦和博伊斯特在加施泰因见面，进行了非常温和友善、令人满意的谈话。博伊斯特甚至认可了与俄罗斯合作的事。然而他的外务大臣任期已经屈指可数了。这次会见的几个星期之后，外务部撤去了他的职务，改派他担任伦敦大使。

　　博伊斯特的撤职是奥地利国内政治的某些事件导致的后果，这些事件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有关联。1871年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皇帝解散了奥地利内阁，由德裔的自由主义者国会议员组成，所谓的公民政府（Bürgerministerium）。由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他的主要动机是不再重视奥地利国内的德裔，不想让他们相对于其他民族占据优势。新内阁的领导者是霍亨瓦特（Hohenwart）伯爵，他是教权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试图走联邦制度路线，那有利于其他民族，特别是捷克人。博伊斯特不属于奥地利内阁。他是管理联合事务的大臣，也就是说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联合事务。哈布斯堡君主国有三个政府部门：（1）奥地利内阁；（2）匈牙利内阁；（3）某些管理联合事务的人，其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是外务大臣。博伊斯特反对霍亨瓦特的联邦制度实验。匈牙利首相安德拉希伯爵也持反对态度。奥地利的德裔居民变得难以驾驭时，博伊斯特针对霍亨瓦特的政策向皇帝提出了抗议。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霍亨瓦特在1871年10月被撤职。然而几天以后，博伊斯特也被撤职了。他的继任者是匈牙利首相安德拉希。

　　在1871年至1879年间，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对外政策由安德拉希管理。他的工作通常是与俾斯麦相互勾结。他最终促成了1879年的奥地利-德意志同盟。

　　影响匈牙利政策的首要因素是对俄罗斯的畏惧。安德拉希作为匈牙利人，也担心德意志和俄罗斯的同盟可能不利于哈布斯堡王朝。既然不可能迫使俾斯麦离开俄罗斯，奥匈帝国的最佳政策就是加入这个同盟。另一方面，哥查科夫也不希望德意志和奥地利联合起来做出对俄罗斯不利的事。1872年9月，弗朗茨•约瑟夫亲自前往柏林，郑重地表示与萨多瓦战役的胜利者完全和解，沙皇也设法到场。于是三位皇帝在大臣们的陪同下，在新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会面了。他们没有结成同盟，这只是一次演示而已。1873年，他们达成了协议。不过协议的性质不固定而且非常笼统。它最有趣的特征是原则的声明。皇帝们表示了他们的决心：他们认为唯独那些原则能够确保并维持欧洲的和平，抵御任何暗中颠覆的活动，无论它们可能在什么地方出现，谁都不能在那些原则问题上分裂他们。他们抗击暗中颠覆的趋向的决心和原则的声明揭示了这三位皇帝的同盟的独特性质。哪里有暗中颠覆他们的联合势力的趋向？伦敦有某些数量的社会主义煽动者，据称由“国际”（Internationale）领导，其领袖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事实上，那些人的力量太弱，不足以扰乱欧洲的和平或威胁皇帝们的安全。俾斯麦并不重视三帝同盟的原则声明，西班牙爆发革命时，他没有与同盟国商议就承认了西班牙共和国，虽然另两个同盟国在原则上是强烈反对的。对俾斯麦而言，原则声明的价值在于施加压力使法兰西孤立。

　　他希望只要法兰西是共和国，这些原则就会阻止沙皇和奥地利皇帝与法国结盟。这导致的后果是俾斯麦竭尽全力维护法国的共和制度，抵御一切君主制的倾向。在战争刚刚结束的数年里，共和国的地位绝不可能稳固。在一位有古老王家血统的国王的领导下复辟君主制度的趋向还很强烈。俾斯麦强烈反对复辟，他希望梯也尔继续掌权。可是1873年5月梯也尔被推翻，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就任总统，他勃然大怒。他给驻巴黎的德国大使发出了最严重的责难，责备哈里•冯•阿尼姆（Harry vonArnim）伯爵不帮助梯也尔，而是支持了复辟运动。

　　当然，俾斯麦采取这种的态度的理由既不是对共和政体的偏好，也不是不干预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的信条。他的动机仅仅来源于他相信法兰西不会有能力结盟（bündnisfähig）；也就是说，在本身缺少君主的情况下，它不能与另一个君主制国家结成同盟。尤其是法国的民主共和政体与沙皇的专制独裁政体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看来，这会阻止法兰西与俄罗斯恢复友好关系，遑论结成同盟——那是他的主要噩梦。然而世人将看到俄罗斯沙皇脱帽致敬，而法国的海军乐队正在演奏国歌《马赛进行曲》。那是在俾斯麦倒台之后的1892年。不过只要从强权政治的立场来看结盟对国家是有利的，任何制度上的差异都不会长期阻碍任何国家组成政治集团和同盟，这一点在很久以前就显而易见了。法兰西共和国没有遭到君主制国家的抵制，包括最保守的国家。俾斯麦本人应当对此负责，因为在柏林代表大会之后，他执行了与法国和解的政策。既然连俾斯麦本人也表示了好意，欧洲的政治家怎么可能还有所顾忌，拒绝与法兰西共和国联手呢？

　　2．德意志的“自由主义纪元”

　　前文尚未提及，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在德国人民中间拥有了极大的威信。皇帝封他为亲王，绝大多数人认为亲王和帝国宰相殿下（Se. Durchlaucht der Fürst Reichskanzler）是德国的真正统治者。在1871年3月的帝国议会普选中，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党派获得了多数席位。其中最强的是民族自由党，在400个席位中占120席。俾斯麦最可靠的拥护者自由保守党得到了大约40个席位，进步党大约有50个席位。

　　民族自由党是最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人数，而且在于议员的品质。其中包括大多数主要的国会议员，他们受大众欢迎，拥有威信、广博的知识和政治智慧。该党领袖是汉诺威的鲁道夫•冯•本尼希森（Rudolf von Bennigsen），他是以前的德意志民族联盟（Deutscher National-Verein）的主席，担任过普鲁士下议院的议长。另一位民族自由党成员马克斯•冯•福肯贝克（Max vonForckenbeck）是普鲁士的德意志进步党的创建者之一，当上了帝国议会的议长。两人都与宰相有良好的个人关系，老皇帝信任福肯贝克，王太子对他更加信赖。另一个汉诺威人约翰内斯•米克尔（Johannes Miquel）拥有优秀的政治天赋，是能言善辩的演说家，在帝国议会发挥重要的影响，虽然他经常倾向于妥协，宰相却对他有些不信任。左派的领袖爱德华•拉斯克（Eduard Lasker）在议会中有最大的影响力，不管是在帝国议会还是普鲁士下议院，因为他是最勤勉、最坚持不懈的议员。他总是第一个阅读并透彻地理解所有的议会文件，分析每个问题，准备议会的辩论。每个人都知道拉斯克毫无个人私心，总是关心国家的繁荣和党派的利益，大多数成员都愿意服从他的领导，哪怕他们不属于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内部圈子。据他的一位朋友所述，这段时期他是议会政党的首席参谋和军士长。然而他的这种影响力不合俾斯麦的心意。后来俾斯麦抱怨说，若没有“拉斯克修正案”他的议案就不能通过，结果他的议案修改之后总是带上更多自由主义的特色。俾斯麦称之为“拉斯克教条主义”，试图用这个口号逐渐削弱拉斯克在他的党派中的声望和影响力。

　　可是那些日子尚未到来。战争刚结束后的数年中，俾斯麦高兴地接受议会的民族自由党的协助，在立法问题上容许他们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德意志帝国这样新建立的国家需要制定许多新法律并完善各种制度，各个邦国的法律经常存在大量分歧，如今必须在那一片混乱中为整个国家制订一部新的通用法典。在商业和经济领域尤其需要这种法律。举例来说，德意志的每个邦国都有自己特有的货币。某种货币在汉堡有效，另一种在普鲁士有效，还有一种在巴伐利亚有效。如今必须撤销旧货币制度，制订新货币制度，并制造一种全德意志通用的新货币，使其投入流通，在帝国的每个地方都可以兑换。作为通用货币的基础，还必须建立中央银行，它执行的功能类似于不列颠的英格兰银行。议会于70年代早期通过了必要的法律，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民族自由党议员路德维希•班贝格尔（Ludwig Bamberger）作为帝国议会的指示物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俾斯麦很幸运，在完成立法任务的过程中拥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此人就是鲁道夫•德尔布吕克（Rudolf Delbürck）。宰相既不理解也不太关心当时的经济问题，所以他很高兴把任务交给宰相办公室主管德尔布吕克。德尔布吕克拥有最渊博、最精确的知识，不知疲倦地工作，总是彬彬有礼、乐于助人，这位高级公务员办事方式客观公正，不受个人考量的左右，正是普鲁士（Geheimrat）的最佳典范。议员们信任他，尤其是自由主义者，他们的经济目标和理念与他一致。他倡导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相信经济领域的自由，愿意废除古老传统强加给经济的障碍。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目标，他们的合作卓有成效，在这段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立法成果。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这些年里最重要的成就是司法权法律的统一。由于德国法官必须根据成文法做出判决，最重要的是制定一部德国通用的成文法，代替此前在各个不同邦国使用的互相存在分歧的法律。德意志帝国的宪法并未规定这些法律的统一，中等大小的邦国的政府，比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最不愿意让帝国干涉他们的法律。但是民族运动扫清了这些障碍。这些成就的最大功臣是拉斯克，他是主要的发起人，在帝国议会屡次提议制定法律程序的通用章程和通用的民法。连拉斯克的最尖锐的批评者也无法否定这些功劳。

　　俾斯麦对这些司法问题兴趣不大。某次他有机会旁听一个委员会讨论如何处理司法程序的问题。他一边离开一边摇头，说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群聪明人会认真地讨论这种事情，无论以何种方式决定，都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他觉得某个问题可能限制国家的权力而有利于个人的自由，例如涉及新闻出版法律的时候，他就会最顽固地反对。

　　若要理解这些年间民族自由党的立场，我们就必须避免与英国的党派体系进行任何类比。英国的党派要么是执政党，要么是反对党。下议院的席位安排表明了这一点。议会成员或是坐在政府的长椅上，或是坐在对面。如果一个议员横穿议院的地面，就是完全改变了他的政治立场。这种安排是一种象征政治体系的手段，十分简单却非常有效。然而德国议会中议员的席位呈半圆形，最保守的成员坐在最右边，最激进的成员坐在最左边。即使改朝换代，换上了性质截然不同的政府，他们也不会改变席位。政府成员不坐在议员中间，而是坐在半圆形对面的讲坛旁边。帝国议会中这个讲坛属于联邦参议院，其议长是宰相，因此俾斯麦在联邦参议院的讲台（Bundesrats-Tisch）前发言。宪法规定任何人都不能同时兼任帝国议会和联邦参议院的成员。由于国家的大臣或者部长自动成为联邦参议院的成员，被任命为大臣的议员必须离开帝国议会。宪法通过这种方式设置了障碍，避免政府采用议会制度。事实上在俾斯麦的时代，民族自由党的议会领袖都没有成为大臣。我们将在后文看到，本尼希森曾有一次差点当上大臣，却由于缺乏“顺从”而未能与俾斯麦达成协议。俾斯麦倒台以后，其中一位领袖米克尔当上了普鲁士财政大臣，没人怀疑他使前任和继任者们都相形见绌。他的实例证明，假如俾斯麦的体制没有阻碍他们进入内阁，他们本来可以发挥政治和行政管理才能，增进国家的利益。

　　如果称这些年为“自由主义纪元”，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自由主义的影响仅仅局限于立法领域。在普鲁士的行政管理领域，保守主义依旧维持着以往的优势。一般情况下，只有具备可靠的保守主义性情的年轻人才能进入行政管理部门，并晋升至较高的职位。其中很多人来自古老的容克家庭，那些家族数代以来几乎对这些职位有既定的兴趣。举例来说，冯•普特卡默（Puttkamer）先生从这所谓的“自由主义”时代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后来变成了普鲁士大臣中最保守、最反动的人。

　　这些评述表明德意志帝国的议会政党与其他党派相比在理论上比较独立自主，但是影响力较小。举例来说，一个党派可以投票反对政府，不用害怕推翻它。另一方面，政府可以轻易地忽视一个定期投票支持它的党派的愿望。在俾斯麦时代，他就等于政府。俾斯麦要求支持者无条件地服从，这是他的天性。如果有一个议员虽然是他的支持者，却在良心的驱使下在某个特定问题上与他作对，甚或不肯自始至终追随他，他就不能理解这种独立的精神。在严重的案例中，他对待这样的人的处理方式无异于擅离职守者或者不忠诚的人。他会断言投票者选出了追随他的领导的代表；换言之，他会越过该成员向选民们呼吁，而每个成员都知道选举中俾斯麦的敌手会有多么危险。

　　民族自由党最想要的是与俾斯麦合作，他们在选民面前将俾斯麦描绘成了在世的最伟大的政治家和民族统一的不朽英雄。但是该党的领袖们不可能不明白，在一切原则问题上，这位伟大政治家与他们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国家及其制度的自由发展。然而一位机灵的持批判态度的观察者说俾斯麦是“中世纪的”，1875年德国太子妃维多利亚（Victoria）写信给她的母亲说：“俾斯麦关于新闻出版的思想完全是中世纪的，事实上，他是彻头彻尾的中世纪老古董，自由主义和治理的真正理论对他来说就像希伯来语，虽然当他认为某种民主思想或措施有助于实现自己的意图时，他有时也会采纳或认可它们。”

　　即使民族自由党对俾斯麦有相同看法，他们也不得不尽可能与他合作。他的地位完全坚不可摧。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物。他在他们的选民中间拥有极大的权威，以致他们被迫尽可能避免与他发生冲突。在这种立场上的人必须兼具政治适应能力和精神独立性，这种组合很罕见。在不同的人群中间，只有在非常个别的人身上才能发现这些素质。因此有时团结整个党派非常困难，这不足为奇。一派希望坚持原则，而另一派却希望妥协。与老派普鲁士人福肯贝克和拉斯克相比，汉诺威人本尼希森和米克尔通常比较愿意妥协。

　　1874年军队议案引起的危机提供了这些困难的一个实例。1862年至1866年间，普鲁士的军队改组引发过宪法冲突，从那以后，军队问题一直容易引起争议。皇帝的目标是使军队成为他的个人事务，不允许议会插手干预。当然，军费必须经过议会投票表决，可是皇帝和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确定在和平时期征召入伍的士兵数量及其与人口的比例关系，从而使议会的这项权利变得有名无实。我们已经看到，俾斯麦在草拟北德意志邦联的宪法时曾经企图这样做，由于福肯贝克的妥协方案（第三章第一节），问题得以暂时搁置。到了1871年，由于战争的要求，这一妥协方案被迫延期至1874年。从这年以后，军事预算案必须每年在帝国议会投票表决并获得批准。可是现在皇帝和将军们再次想确保一个永久性的结果。帝国议会收到了一个议案，将士兵数量固定为40万人以上，一旦通过这项议案，帝国议会就将永远丧失影响军队事务的一切权力。因此该议案激起了强烈反对，很大一部分民族自由党议员也持反对意见。在考虑该议案的议院委员会中，以拉斯克为首的左翼拥有决定票。委员会驳回了固定征兵数的提案，但是民族自由党的右翼明确表示他们愿意妥协。

　　到了这时，俾斯麦才自己动手掌控事态。在委员会讨论的阶段，他先顺其自然。他对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勋爵肯定地说，该议案不是他的作品，而是皇帝和“军事内阁”的工作成果。如果说俾斯麦真的不希望在这时把军队力量永久固定下来，这个猜测应该大致准确。当然，他赞同限制议会的影响力，但是他不希望看到“军事内阁”和将军们的完全独立。“军事内阁”既不是宰相的下属，又不是战争部长的下属。它被视为国王和皇帝的个人事务。假如将军们今后没有需要麻烦帝国议会的事情，那么他们也不必再烦劳宰相的协助。现在将军们被迫认识到没有宰相的帮助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成功，俾斯麦很可能对此完全不感到惋惜。等到他们的失败显而易见，俾斯麦就十分乐意帮助他们打破僵局——虽然当时他正卧病在床，让他们看看他单独一人就能完成他们所有人加起来都办不到的事。他把自由保守党的两位议员叫到床边，给他们一份讲话稿，让他们立即在所有报纸上发表。稿件里充满了对帝国议会的非常愤怒的指责。他威胁说要么辞职，要么解散帝国议会;他说他不能牺牲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其中最尖锐的谴责是针对民族自由党的左翼的；他说那些人依靠他的名声的力量当选，选民们为了协助他才派他们进入帝国议会。这样他设法使危机表现为俾斯麦与拉斯克的冲突的形式。

　　这些话足以吓唬民族自由党，他们连想都不敢想组织一场选举与俾斯麦作对。自从普鲁士宪法冲突以来，全体选民的感情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时反对党还能依赖选举人，选民不顾政府的压力支持他们。如今选民已经无法信任，他们面对俾斯麦的猛攻不可能还坚定不移。进步党议员领袖欧根•里希特（Eugen Richter）是军国主义的最坦率的反对者，可是甚至在进步党议员中间也有人宁可妥协也不愿意直接斗争。民族自由党的右翼渴求妥协。其领袖之一米克尔与俾斯麦安排了一个折中方案。它规定应该固定军队的规模，不过不是永久性的，只是七年。这意味着在1881年之前帝国议会将对军队事务没有任何发言权。按照常规程序，帝国议会将在1877年再次选举，这届国会就被剥夺了独立决定权。另一方面，老皇帝或许会相当满意，毕竟他已经77岁了。七年比他预期自己剩下的寿命更长。

　　帝国议会以多数通过了妥协方案。连拉斯克也投了赞成票，因为他确信如果继续反对就会遭到孤立。这是自由主义的惨重失败，它摧毁了到那时为止还被认为是基本原则的宪法公设之一。此外，这次妥协使军队获得了符合宪法的特权地位，助长了军国主义情绪，尤其是在中上层阶级中间，他们的子孙希望参军成为军官或者预备役军官。很多年轻人的抱负都变成了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加上“预备役军官”的头衔，并且能够在皇帝的生日那天穿上军官制服。由于军队逐渐被视为皇帝的个人所有物，人们认为与当公务员甚或法官相比，在军队里作为军官服役是更大的荣誉。军国主义的优势只会削弱某些阶级的自由主义感情，虽然那些阶级的前几代人曾经在自由主义运动中有突出表现。

　　这次失败的意义特别重大，因为在以政治为前景的斗争，即所谓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自由主义是俾斯麦不可或缺的同盟者。

　　3．“文化斗争”

　　文化斗争（Kulturkampf）这个词指的是俾斯麦和德意志自由主义反对罗马天主教会以及天主教中央党（Catholic Party of theCentrum）的重大运动。在德意志，这场斗争在人们的思想中占首要位置的时间长达四五年，欧洲大部分国家都认为它是当时最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一。那时令人情绪激动的问题如今早已淡化成为背景，以致我们很难理解那种情绪。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在那些年里，许多最有见识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相信人类的未来正面临风险。

　　如果我们想尝试理解这种情绪，就必须回顾罗马天主教会的两次行动：1864年《谬论概要》的公开发表，1870年梵蒂冈（Vatican）颁布教皇永无谬误的命令。

　　教皇庇护九世在他的通谕《忧心如焚》（Encyclica QuantaCura）中发表的《谬论概要》（Syllabus errorum）又称为“我们时代的主要谬误的目录”，其中包含教皇指摘、谴责和正式宣布禁止的全部现代学说的列表。凡是被自由主义视为国家和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的学说，几乎全都可以在这份列表中找到，因此《谬论概要》被认为是对自由主义和现代文化的挑战。

　　1870年6月梵蒂冈大公会议采纳了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激起了更大的风波。德国自认为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那里的激动情绪尤其强烈，因为大多数德国主教已经在大公会议期间反对过这一教义，但是在梵蒂冈大公会议认可之后，依照天主教会的基本教规，他们不得不屈服了。其中仅有少数人拒绝同意，包括德林格（Döllinger）博士，他是格莱斯顿和阿克顿勋爵的朋友，人们公认他是天主教神学研究的领航人物以及最伟大的德国基督教会历史学家。一部分反对者组织了老天主教会（Alt-Katholische），很多同时代人对他们寄予了最大的希望，然而事实上它从未成长得足够强大，没有真正的重要性。

　　我们在这里没必要争论教义问题，只需描述一下这些事件对那个时代的世界产生的影响。这里只要引用一个实例，格莱斯顿的小册子就清楚地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政治意义：《梵蒂冈命令与非宗教公民的忠诚的关系》。设想一下，连思维方式像格莱斯顿这样自由开放和宽容的人也担心这些命令会从根本上改变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危及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对国家的忠诚，我们就能理解它们激起的骚动。

　　起初俾斯麦觉得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不是太大的麻烦。在大公会议期间他采取了相当保留的态度，虽然罗马教廷的普鲁士大使哈里•冯•阿尼姆伯爵建议采取比较积极的政策。俾斯麦正确地指出，普鲁士在教皇眼里是一个新教强国，在涉及天主教会的事务上不能主动采取行动。不过如果奥地利或法兰西等天主教强国主动行动，他愿意跟随。大公会议采纳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时，普法战争已经爆发。俾斯麦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可能使他的任务变得加倍困难的国际性争端。等到教皇的世俗权力消失，教皇国并入了意大利王国（1870年9月）之后，普鲁士的一位重要主教在凡尔赛的德军指挥部出现了。他是波森（Posen）大主教冯•莱多霍夫斯基（Ledochowsky）伯爵，俾斯麦认为他能在波兰的日耳曼化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因而曾经帮助他在普鲁士的波兰行省就职，虽然他是耶稣会会士。莱多霍夫斯基来到凡尔赛，向俾斯麦转达了两部分的要求：一是抗议教皇国的毁灭；二是如果教皇决定离开罗马，请普鲁士提供庇护。第一个请求俾斯麦必定会拒绝，因为与意大利王国发生争执不符合德国的利益。不过他十分乐意遵从第二个请求，因为他觉得教皇在德国居住会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况且在国内政治的管理方面，教皇留在祖国是一种有价值的辅助。

　　现在我们面对的事情对于理解俾斯麦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从他最初执政的时候开始，俾斯麦就一再请求教皇对普鲁士议会中的天主教徒说一些有利于他的话。只要教皇安排天主教徒议员支持政府，他就十分乐意在国际事务中帮助教皇。莱多霍夫斯基来到凡尔赛时，俾斯麦说：“如果我们向教皇提供庇护，他必须做些事情回报我们。”在与朋友谈话时他又说：“非现世的教会派别的反对会受到抑制。”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强有力的非现世的党派恰在此时成立了。普鲁士下议院中一直存在一个天主教徒党派，但是它相对比较弱小。以“中央党”（Centre）自居的新党派强大得多。1871年大约有70名中央党议员返回了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它从最初开始就是第二大党。或许比它的规模更重要的事实是它拥有一位一流的政治领袖——路德维希•温特霍斯特（LudwigWindthorst）。

　　温特霍斯特与民族自由党的领袖本尼希森和米克尔一样是汉诺威人，但是在格奥尔格五世失去王位之后，他仍然忠诚于以前的国王。俾斯麦认为他是圭尔夫派和特殊神宠论者，强烈地憎恶他，并且说过一句典型的话：“每个人都需要有爱的对象和恨的对象。我爱的是我的妻子，恨的是温特霍斯特。”至于温特霍斯特有没有回应这种恭维，则是非常大的疑问。他太冷静稳重，不可能恨一个敌人恨到不能欣赏对方的伟大的程度。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反对的精力。他不是优秀的演说家，但是他几乎总是知道应该说什么和怎样表述。当俾斯麦发脾气的时候他却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并且总是准备好回答。他运用议会策略的技巧令人钦佩，或许是帝国议会中最优秀的。他为人温和礼貌而有教养，性格慈善。他是天主教最著名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大多数新教徒和自由主义者的憎恨，不过议会的全体成员都非常尊敬他，虽然他们都强烈反对他的观点和党派。

　　俾斯麦起初试图诱导教皇站出来反对中央党，枢机团秘书安东内利（Antonelli）确实说了几句可以解释成这种意思的话，俾斯麦催促他公开这个消息。可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得到罗马支持当然要容易得多，他们诱使安东内利发表了另一则声明，让离间教皇教廷与中央党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

　　现在俾斯麦转而采取攻势。在保守派的机关报《十字报》的一篇文章（1871年6月19日）中，他向中央党宣战，几个星期后，他废除了普鲁士文化部（Kultus-Ministerium）的天主教部门。1872年1月，中央党的议员在下议院就此事提出质疑，宰相的回答是对这个党派的激烈攻击。他说该党的组建是为了动员人们反对国家，指责温特霍斯特不欢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甚至试图给他加上“帝国敌人”（Reichsfeind）的污名。温特霍斯特回答道：“宰相不代表国家。迄今为止，从未有哪位大臣如此自以为是，称他的对手为国家公敌。”这的确是俾斯麦的方法。凡是反对他的党派，他都称之为“帝国敌人”。这是令人畏惧的政府首脑正式宣布的一种新型禁令，数百种报纸都复述宰相的话。他用这种手段向德意志的公众生活逐渐灌输有毒的感情和苦涩的仇恨。

　　中央党在德国的政治领域捍卫天主教会，从此与俾斯麦开始了公开战争。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非天主教的民众——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俾斯麦。很多人感到这场战斗是为了维护现代文化、反抗蒙昧主义的猛攻。柏林的伟大病理学家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教授创造了“文化斗争”这个术语，他是进步党议员，绝不是俾斯麦式的强权政治的盲目拥护者。他和他的朋友们希望这场斗争使学校摆脱教会的影响，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其他比较保守的政治家们认为这场斗争是维护国家权利所必需的。尤其令新教徒烦恼的是耶稣会，他们被视为极其奸诈狡猾的阴谋家。1872年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反耶稣会的措施，使政府不仅有权解散所有团体，而且有权将耶稣会的所有成员驱逐出境。这是十分糟糕的异常法律，否认了公民的平等、良知和做礼拜的自由等基本的自由主义原则。尽管如此，不仅保守主义者而且绝大多数自由派都投了赞成票。有些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还是法案的主要发起人。唯独拉斯克挽救了自由主义的荣誉，他不顾他的党派的热烈态度，宣称良心驱使他投票反对如此狭隘的措施。

　　主要的战斗发生于普鲁士邦议会。学校和教会的行政管理权不属于帝国，而是属于各个邦国——普鲁士、巴伐利亚等等。俾斯麦认为，普鲁士的现存法律不足以维护国家的权威，为了抵御教会的激进分子，有必要制定新法律。为此他需要新的文化部长（Kultus-Minister），这个职位他交给了阿达尔贝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此人是司法部的高级官员。他宣布任命时，法尔克问宰相：“您期望我做什么？”俾斯麦回答道：“重建有关教会的国家权利，同时尽可能不要引起大惊小怪。”然而在后一方面，犯下最多错误的正是俾斯麦。他介绍普鲁士的新法律的演讲激起了最大骚乱，他使用了最有力、最激越的表达方式，他用尽他的巨大力量和精力攻击中央党，尤其针对他们的领袖温特霍斯特，试图离间温特霍斯特与他的党派。当然，那无论如何都不起作用。该党的另一位领袖冯•马林克罗特（Mallinckrodt）将温特霍斯特描述成一颗珍珠，该党给予了他恰当的位置。俾斯麦抨击他偏爱汉诺威的国王时，温特霍斯特本人庄严地回应：“我对汉诺威王室家族的忠诚在我有生之年将永远不变，世间的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离开它，连最有权势的德意志宰相也不能。但是我记得《圣经》里的话：‘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我遵从自己最好的良心，履行了自己的义务。”他最后说了一句话，俾斯麦在多年以后还记得：“在天气晴朗时坚持君主制原则是容易的；遇到暴风雨时就困难了。”

　　在其他演讲中，俾斯麦称中央党是“反对国家的一族”，将他们与社会民主党人同等看待，说“这两个党派用国际方法反对民族发展，与民族和民族国家作对”。

　　俾斯麦还把当前这场运动描述成教士与国王之间的由来已久的斗争的一部分，它比基督教世界更古老，阿伽门农（Agamem-non）与卡尔克斯（Calchas）在陶里斯（Tauris）的冲突就是其例证，这给人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不过激起大多数国民的最大热情的是他在帝国议会的一句口号：“我们不应该去卡诺萨（Canossa）!”因为人们认为，1077年冬天皇帝亨利四世被迫在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七世面前用苦行赎罪，是旧德意志帝国蒙受过的最严重的耻辱，也是罗马教皇的最大胜利。这样俾斯麦使国民形成了一种印象，即这场斗争涉及过去曾经导致了许多苦难和折磨的永恒冲突，但是这次将以胜利告终。

　　法尔克需要魔术师一般的机敏灵巧，才能在实行俾斯麦的计划的同时不引起大惊小怪。我们不能在这里详细叙述他的立法尝试的细节。毫无疑问，他基本上失败了。尽管如此，他绝不是一个卑劣的人物。他郑重地相信自己的任务，为了执行任务不辞劳苦。在所有大臣中，或许唯有他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人物，而且肯定只有他由于自身的原因而获得声望。在一次选举中有七个选区同时选他进入下议院。在这一天，普鲁士的小学教师们怀着感激之情记住了他的名字，因为他给予他们的帮助超过了此前和此后的任何大臣。俾斯麦虽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试图推卸对法尔克采取措施的责任，却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稀有天赋和无尽勇气。

　　法尔克的措施落空了，但那不是他的错。俾斯麦至少有同等的责任。麻烦在于俾斯麦从未完全理解天主教会。1874年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拉塞尔写信说，俾斯麦和他的政府没有意识到罗马天主教教士的消极抵抗的力量。“罗马教会总是通过宗教迫害获得力量，但是它对自由及其护佑的力量无能为力……俾斯麦反教会的政策迫使德意志的主教们聚集到教皇周围，为了戒律、顺从和榜样而殉难。”

　　他的《回忆录》中的一个著名段落揭示了他对自己激起的抵抗的性质基本上一无所知。“正直诚实却笨拙的普鲁士宪兵们带着马刺和军刀在秘道和卧室里追捕敏捷灵活、脚步轻快的神父们，这种景象使我清晰地看到了普鲁士法律观念中的错误。”与普鲁士宪法冲突时一样，他不理解在文化斗争中振作起来反抗他的道德力量。

　　文化斗争的政治效应使俾斯麦更加接近自由主义者，疏远了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保守主义者不为天主教过多地担忧，唯独老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例外。多年来他一直是《十字报》的知识分子领袖之一，后来由于1866年的政策与俾斯麦闹翻了，现在加入了中央党，作为中央党议员反对他以前的朋友。但是大多数保守派——特别是《十字报》派——都非常关心新教教会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影响。由于法尔克的法律妨碍了天主教和新教双方的教士对小学的监督，他们持反对意见，并与俾斯麦发生了尖锐冲突。汉斯•冯•克莱斯特-雷措（Hans von Kleist-Retzow）是俾斯麦最老的朋友之一，却在上议院激烈地抨击他的政策，遭到了更加粗暴的责难。克莱斯特责备俾斯麦脱离了保守党。俾斯麦用辛辣的讥讽回应：“脱离整体的部分从静止不动的变成移动的，国王和政府没有脱离保守党，而是保守党脱离了他们。”在1874年的下一次选举中，他向保守派证明，他们离开政府的帮助就没有力量。帝国议会和邦议会中的保守派议员数减少到了普鲁士宪法冲突时的最低点。民族自由党和进步党的席位增加了，不过中央党同样如此，在两个议院中都得到了将近100个席位。

　　然而除了议会之外，保守主义者的反对还体现于另一个方面。老皇帝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他晚年在宗教事务方面变得非常正统，担心新教教会遭到削弱。他仍然给新法律签字，但是非常勉强。早在1874年他就说过：“统治路线更加偏向保守的时候已经到了。”奥古斯塔（Augusta）皇后更加强烈地厌恶文化斗争。她坚决反对迫害天主教教士，她对天主教会的理解比俾斯麦深刻得多。当然，宰相知道她的反对态度，因而愈加不喜欢皇后了。或许他在《思考与回忆》中提及奥古斯塔时表现出了最多的恶意，他将政治生涯中的每次挫折都归咎于她。

　　1874年7月，文化斗争出现了戏剧性的高潮，一个年轻的旅行制桶匠库尔曼（Kullmann）企图在基辛根（Kissingen）刺杀俾斯麦。库尔曼是一个天主教工人倶乐部的成员。政府试图把刺杀描绘成天主教阴谋的结果，但是没有成功。俾斯麦只有右手受了轻伤。尽管如此，他仍然非常认真地看待这次事件。1874年12月，中央党的一名议员、巴伐利亚的约尔格（Jörg）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讽刺地暗示这次事故在国内普遍引起了骚动。俾斯麦的回应是充满激情地抨击中央党，他喊道：“你们尽可以否认与这个暗杀者有关系，但是他仍然挂在你们的燕尾服后摆上。”可想而知，谋杀同谋犯的指控激怒了中央党议员们，其中一个人生气地发出了一声“呸！”俾斯麦气得发抖，驳斥道：“‘呸’是厌恶和轻蔑的表示。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这两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在于我讲礼貌，没有发出声来。”引起这次著名的中断的议员是冯•巴勒施特雷姆（Ballestrem）伯爵，25年后，他成了帝国议会的深受尊敬的议长。俾斯麦说，假如当时他的口袋里有一把左轮手枪，他就会开枪射击那个敢于蔑视他的人。

　　看到俾斯麦对中央党的这些充满激情的热烈攻击，读者会以为双方绝对不可能和解。回想起他所说的王国与全体神职人员之间的永恒权力斗争，以及决不去卡诺萨的挑衅性宣言，读者会以为除非敌人无条件投降，否则俾斯麦决不会放下自己的剑。然而结果却令人惊异，他不仅在赢得确定的胜利之前破坏了约定，取消了曾经坚毅地推行过的大多数措施，而且为了摆脱民族自由党并逐渐削弱他们在议会的势力，他与中央党和解了。详情请看俾斯麦的政治方针在1879年发生重大转变的故事。

　　4．阿尼姆事件

　　前述帝国议会的争吵发生之后不久，柏林刑事法庭开始了一场最轰动的审判。受到指控的名人竟然是皇帝陛下派驻巴黎的前任大使、枢密院委员哈里•冯•阿尼姆伯爵阁下。1874年10月，前大使阁下遭到逮捕，像普通重罪犯一样被扔进了监狱，消息令整个欧洲大吃一惊。他犯了什么罪？叛国？阴谋造反？不，都不是。他拒绝交出某些文件，认为它们是自己的，可是外务部认为它们是外务部的东西。

　　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意见分歧决不会闹上刑事法庭。其实宰相与大使在政治和私人方面一直互相仇视，这次审判是他们的长期不和发展至顶点的结果。

　　阿尼姆和俾斯麦在年轻时就互相认识，实际上阿尼姆声称他们曾经是朋友。俾斯麦接管普鲁士外务部后，派阿尼姆前往罗马，担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公使。在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他们就应当对大公会议采取的政策发生了矛盾。不过尽管存在意见分歧，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仍然派阿尼姆去法国，代表帝国商谈执行停战协议的问题，和约签署时又委派他担任巴黎大使。这无疑是整个德意志外交部门的关键职位。人们会猜想俾斯麦只会把这个重要职位托付给他完全信任的人。然而人们不知道，与此同时俾斯麦写信给皇帝说，阿尼姆“性格反复无常，不能信赖”。

　　宰相与阿尼姆之间的政治分歧的焦点是对梯也尔以及法国的共和政体的态度。1873年5月，在法国议会中占据多数的君主主义者推翻了梯也尔，俾斯麦责备阿尼姆抵触他的政策，支持君主主义者而不是支持梯也尔。我们已经看到，俾斯麦希望梯也尔继续掌权并维持共和政体，因为按照他的说法，这样法国就没有结盟能力（bündnisunfähig）；也就是说，不能与君主制国家结盟。作为外务大臣，俾斯麦无疑有权利制定外交政策，每个大使都必须遵循他的路线。在这层意义上，他这句著名的话是正确的：“我的大使们必须像士兵一样进入战线。”可是阿尼姆虽然与俾斯麦观点不一致，却否认做过任何帮助或推动君主主义者的反动行为的事。他抱怨说，俾斯麦要求他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急件官报里顺从上司的意见。这确实是一种最危险的信条，我们将在多年以后看到，驻伦敦的德国大使梅特涅（Metternich）伯爵被撤职，因为他悲观地报告说德国海军的扩张在不列颠造成了恶劣印象，冒犯了皇帝威廉二世。在阿尼姆的事件中，他的报告给老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俾斯麦觉得不愉快。因此俾斯麦责备阿尼姆的原因实质上是他的论点，即共和主义在法兰西的发展会威胁欧洲的君主制原则，而皇帝赞同他的意见。

　　俾斯麦指责大使的语气尖刻并且带有某种程度的侮辱。为什么？因为不仅皇帝而且皇后奥古斯塔也赞同阿尼姆。俾斯麦知道，阿尼姆正如奥古斯塔一样批评文化斗争，而且他曾经担任驻罗马的外交使节，对这些问题的发言有一些权威性。不过最糟糕的是，有些保守派集团认为阿尼姆是潜在的宰相人选，当然，这在俾斯麦眼里是不可饶恕的罪恶。俾斯麦的地位确实足够稳固无法动摇，可以忽略这种谣传和竞争对手，但是那不符合他的性格。他极端地猜疑每个竞争对手，无论可能还是不太可能的。在最后一次与阿尼姆谈话时，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对方：“你正在跟皇后密谋，你不会停止搞阴谋，除非你坐到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然后你就会看到，连那个也一文不值！”——俾斯麦的原话就是这样。

　　为了策划阿尼姆的垮台，俾斯麦派了一个间谍去巴黎。他是弗里茨•冯•荷尔斯泰因（Fritz von Holstein）男爵，当时在巴黎公使馆担任参赞，多年以后，他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成了威廉施特拉瑟的最有影响力的成员。荷尔斯泰因足够低级，可以接手这件卑劣的工作。阿尼姆案审判期间，他坐在证人席，度过了他人生中可能最糟糕的时刻，尽管他推诿责任并回避问题，还是无法否认他暗中监视了自己的上司。在法庭上的公开揭发影响了荷尔斯泰因的整个人生。其后数年，他遭到了社会的遗弃;这次审判与他的性格的扭曲转变有很大关系，从而间接导致了德国政策方面的重大灾难。1890年，在俾斯麦的危难关头，第一个离弃他的就是冯•荷尔斯泰因男爵，这可以说是一种报应。

　　阿尼姆承认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失去了老皇帝的信任，最后皇帝允许俾斯麦撤掉阿尼姆的巴黎大使职位，最终把他彻底开除出了外交部门。然而俾斯麦的复仇渴望仍未平息，他着手针对前大使提起刑事诉讼，彻底毁掉了他。1874年12月柏林法庭的审判是俾斯麦的政治胜利，他用最高的技巧操控了整个过程。他宣读了他的一些最高明的急件官报，给公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与之相比，阿尼姆的信件和照会显得软弱无力。不过持批评态度的观察者不禁会感到，俾斯麦的个人攻击和诉讼的策略虽然聪明，却残酷无情又不择手段。这些都帮不了阿尼姆，他不得不流亡。他写了一些小册子替自己的态度辩解，抨击俾斯麦，结果招致了新的指控。最后他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被判处五年劳役，这一裁决显然是违背正义的暴行，连俾斯麦也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对此事负有任何责任。不过在回忆录中俾斯麦还是含沙射影地批评他的不幸对手，虽然阿尼姆早已在流放中去世。

　　5．1875年的战争恐慌

　　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在国际事务方面导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后果。唯独意大利王国赞同他反对教皇的运动，因为教皇也是新生的意大利王国的敌人。在英格兰也有很多人赞成文化斗争，但是英国政府不太可能接受俾斯麦采取的方法。俄罗斯政府欢迎文化斗争的反波兰偏见，但是哥查科夫宁愿与波兰的罗马天主教教士和平地达成谅解。奥地利的自由主义者政府曾经拒绝接受与梵蒂冈的协定，实行反教权政策，但是它能够通过更和平并且有效得多的方式达到目的，避免干涉教会的内部事务。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对教会非常忠诚，当然不喜欢任何形式的文化斗争。在法兰西和比利时等其他天主教国家，主教和教士们竭尽全力谴责文化斗争亵渎上帝，鼓励德国的天主教徒起来反对。由于外国教士干预德国的事务，俾斯麦勃然大怒，给巴黎和布鲁塞尔写了几份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政府注意压制教士。然而1873年5月，正当法尔克针对天主教的所谓“五月法律”在普鲁士通过时，俾斯麦担心的最糟糕的状况似乎真的发生了——法国国民议会推翻了梯也尔，取而代之的是麦克马洪元帅。无论怎么看元帅都是保皇主义者，他会帮助君主制度在法国复辟，拥立波旁（Bourbon）或者奥尔良（Orleans）家族的一位王子。俾斯麦担心君主制度的复辟会使法兰西恢复以前的国际地位，新的法国国王会受到沙皇和其他君主国的欢迎，正如在神圣同盟的时代欧洲的君主们曾经欢迎路易十八即位一样。他还担心新的法国国王会服从教会——尤其是耶稣会——的影响，并且成为一个反抗他的文化斗争的凝聚点。麦克马洪的后台毫无疑问是法国教士，在俾斯麦和很多德国人的眼里，他的政权就是教士政权，很可能竭尽全力在欧洲推广天主教的反抗。

　　早在1874年春天，俾斯麦已经向法国表现了他的不愉快。德国的报刊告诉读者，宰相给欧洲各国宫廷发了通告，声称倘若法国支持天主教士的利益，欧洲的和平就会受到威胁。新闻记者们提及俾斯麦针对巴黎“喷射冷水”。当法国政府竭力安抚法国的主教们时，德国报刊受到政府的激励，幸灾乐祸地评论俾斯麦“喷射冷水”引起的兴奋效应。但是，法国的公众舆论一点都不喜欢这样。

　　不过俾斯麦怀疑法国还有另外的理由。法国的复原比他预料的更加迅速。签订和约时俾斯麦索取了至少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希望借此制约法国，以为它的财政力量要过许多年才能恢复。可是梯也尔设法付清了这笔巨款，比俾斯麦预料的快得多；到了1873年9月，德国士兵已经全部离开法国，被占领土也完全解放了。这是非凡的财政成就，显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和财政生命力未被摧毁。接下来法国自然要着手改组军队。俾斯麦得知法国为骑兵队在德国购买了数千匹战马。这足以让他在1875年3月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德国出口任何马匹。公众舆论不久发现这道命令是针对法国的，于是人心变得惶惶不安起来。当然，法国人对这种不安有敏锐的反应。

　　1875年春天，俾斯麦的心情非常阴暗。包括洛塔尔•布赫尔（Lothar Bucher）在内，他的同僚们都抱怨他神经过敏、急躁易怒。他的脾气不时爆发，有一次受连累的是比利时政府。比利时有一个名叫迪歇纳（Duchesne）的锅炉匠是天主教徒，他写了一封信给巴黎大主教，提议出6万法郎雇杀手谋杀俾斯麦。我们不知道这是否仅仅是恶作剧。大主教的做法十分正确，他把这封信交给了德国政府。俾斯麦要求比利时政府惩罚迪歇纳，可是比利时的刑法章程与德国的一样，没有惩罚既未实施又未尝试过的罪行的条款。然后俾斯麦又写了一份措辞非常严厉的照会，暗示比利时的主教们攻击普鲁士的反教权法律，并且要求比利时政府修订刑法章程。他不仅把这份照会转寄给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宫廷，而且在德国报刊上发表了它的内容。这段插曲也使国际形势变得更加紧张。

　　1875年初，法国政府向议院提交了改组军队的议案。几天后，俾斯麦发布了禁止出口马匹的命令，议院通过了这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每个团中的营的数量从三增加至四个。德国人大大夸张了这“四个营”的重要性，毛奇（Moltke）这样的军事专家也不例外。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法国军队的更重要的准备措施的一个步骤。俾斯麦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件事。与此同时，另一个国际事件加剧了他的焦虑。那是意大利国王与奥匈帝国皇帝在威尼斯的会晤。俾斯麦怀疑他们正在预备奥地利-意大利-法兰西的同盟，支持教皇并与反教权的德国敌对。于是他遵循往常的策略，决定先下手为强，不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而是通过报刊鸣响警钟。4月5日，《科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用阴沉而严峻的语调谈及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声称法国改组军队是为战争做准备。它还用非常批判的措辞评论了威尼斯会议。这篇文章注明来自维也纳，不过《科隆报》与威廉施特拉瑟的密切关系众所周知，结果每个人都怀疑它是在官方的授意之下发表的。这一猜想十分正确。文章的作者是俾斯麦的首要新闻宣传员埃吉迪（Aegidi），他要求报纸编辑发表原文不作任何改动，因为它“像官方文件一样，每个字都经过了仔细的权衡”。

　　然而两天以后，这篇文章引起的轰动变得不算什么了，因为同样由于与外务部关系非常密切而著称的柏林《邮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近在眼前吗？"（Ist Krieg in Sicht?）的文章。单凭这个标题就足以在欧洲各国引起混乱，而它提供的回答很难安抚慌乱的人们。文章指责法国重整军备，并回答道：“是的，战争近在眼前，不过威胁的阴云或许还可以消散。”其作者是德国政府的新闻出版局的前任官员，他断言这篇文章是他独立写作的，然而这一点很值得怀疑。

　　宰相本人的报纸《北德意志综合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Zeitung）开了第三枪。它得出的结论是目前没有来自奥地利或意大利的危险，可是来自法国的危险相当大。

　　这些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每个人都相信是俾斯麦在幕后操纵。奥多•拉塞尔在柏林写信说，去看他的所有外交家都面色阴郁，预言战争将要发生。整个欧洲的证券交易所都受到了彻底的震动。人们到处都在谈论迫在眉睫的战争。其中最震惊和意外的可能是德国的老皇帝，他的女儿巴登大公夫人提醒他注意到了这些文章。他给俾斯麦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惊讶，要求告诉他这些文章究竟是什么意思。当然，俾斯麦否认与这些文章有任何关联，并厚颜无耻地暗示《科隆报》的文章仅仅是一种操控股票交易的手段，可能是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所为。威廉似乎相信了，不过他依旧坚持立场，清楚地表示他不会再容忍新的战争。4月中旬，他在柏林对法国大使馆的武官说：“有人想破坏我们的关系。起因都是一些报纸上的胡说八道，不过现在事情结束了，全部了结了。”

　　事情真的结束了，了结了吗？让我们来看看俾斯麦在皇帝说了这段话之后做了什么。

　　恰在老威廉说这段话的同一天，德国外务部给驻伦敦大使送去了一份毛奇的报告并附加了评注，评注的方式几乎与造成轰动的文章一模一样。它建议所有热爱和平的政府向法国政府说明法国准备战争的举动可能引起什么后果。

　　几天以后，本来离开的法国大使贡托-比龙（Gontaut-Biron）伯爵立刻返回了柏林，与德国外务部长冯•比洛（Bülow）进行了一次面谈，证实了法国政府的和平意图。他希望给冯•比洛留下有利的印象。然而他的希望被粉碎了，4月21日，在奥多•拉塞尔主办的宴会上，他遇见了德国外务部的一位有影响力的官员范•拉多维茨（van Radowitz）。拉多维茨拥有宰相的相当程度的信任，并因此而闻名。前一年俾斯麦曾经派他去俄罗斯，每个外交家都相信他是带着秘密使命去的。于是贡托特别注意听他有什么话说。拉多维茨也断言近几周的危机已经完全过去了。但是提及未来，他又发表了一些不祥的言论。他说，法兰西的经济已经恢复，军事方面做好了准备，从今以后能够寻找同盟国，开始打一场复仇的战争，赢回失去的领土。“我们何必等那么久？我们先一步行动是不是比较好？”拉多维茨接着说，这是某些有权势的德国党派领袖的论点。他总结道：“你必须承认，就政治、哲学甚至基督教的立场而言，这些论点确实是有道理的。”

　　5月1日，俾斯麦亲口告诉奥地利大使卡罗伊（Karolyi）伯爵，德国有义务先发制人，抵御法国。卡罗伊急忙通知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第二天，德国军队的参谋长、陆军元帅毛奇伯爵造访拉塞尔，说了一些关于政治局势的严肃的话。他讨论了新战争的责任问题。他说，破坏和平的不是首先进军的强国，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自卫的强国必须承担责任。拉塞尔反驳他正当化预防性战争的辩护，毛奇回答道：“好吧，如果所有大国都公开站到德国一边，向法国证明它的复仇美梦不可能实现，或许就可以避免战争，甚至可能永远避免。”

　　我们完全无法设想毛奇竟会在没有俾斯麦的授权的情况下插手外交事务，他与外交领域毫无关系。这两位伟人互相妒忌，毛奇从不可能越过界线。

　　次日，德国外务部给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Hohenlohe）亲王送去了一份通牒。它走相同的路线，复述了宰相的断言，确信法国正在准备与德国打仗，而且坚持要求霍恩洛厄打消贡托与比洛的谈话的报告造成的和平印象。霍恩洛厄本来正准备离开，为此推迟了行期，他告知法国外务部长德•德卡兹（de Decazes）公爵，法国的举措使德国觉得受到威胁，虽然他并不认为战争迫在眉睫。德卡兹十分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意思，写信给贡托说，霍恩洛厄造访背后的动机是防止法国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了。

　　据我个人的见解，这些各种各样的事件都经过周密斟酌、共同筹划的计划，是俾斯麦的外交战役的一部分，现在我们称之为“心理战”。他想用一切方式使法国政府牢记，改组军队会使法国濒临战争边缘。他计划的目标是恐吓法国，迫使它放弃改组军队的措施。

　　然而德卡兹的做法与此相反。他复制了贡托的关于拉多维茨的评论的报告，送给欧洲所有大国的宫廷，表明法国正在受到德国的预防性战争的威胁。他特别努力说服沙皇，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亚历山大二世向法国大使保证，假如以后有严重的危险，他会通知他们。他明确表示不会容许俾斯麦突然进攻法国。

　　德卡兹的另一个步骤是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媒介激起欧洲公众舆论的同情，他给该报的巴黎办公室的主管布洛维茨（Blowitz）先生看了全部文件。布洛维茨在他的回忆录里用非常有趣而异想天开的方式讲述了这个故事。他给《泰晤士报》发回了一篇言之凿凿的新闻报道，标题是《法兰西大恐慌》，于5月6日发表。它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欧洲每份有地位的报纸都转载了这篇报道。英国外务部长德比（Derby）勋爵看过这篇文章之后说道：“俾斯麦或是真的决心发动战争，或是希望我们以为他决心要发动战争。”

　　正当此时，柏林迎来了沙皇和哥查科夫。维护和平的全部希望都集中于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决定协助沙皇，只要他在柏林支持和平。驻伦敦的俄罗斯大使彼得•肖瓦洛夫（Peter Shou-waloff）曾经在柏林与俾斯麦谈过话，他告诉德比，俾斯麦的神经状态对于欧洲是一种危害。迪斯雷利将俾斯麦比作拿破仑，维多利亚女王称赞了这种类比。她给沙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奥多•拉塞尔接到指示，要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消弭法兰西与德意志之间的误解并协助沙皇，因为沙皇预计将为相同的目标努力。

　　5月10日，俄国沙皇和哥查科夫抵达柏林。他们告诉威廉皇帝和俾斯麦，倘若法国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欧洲不会作壁上观。老皇帝十分真诚地强调说，他绝对不想要战争，俾斯麦同样如此。两位宰相俾斯麦和哥查科夫的谈话似乎在某些问题上十分热烈。俾斯麦否认与拉多维茨对贡托-比龙所说的不祥预言有任何关联。他有些讥讽地问哥查科夫，他来柏林是否只是为了表现自我（quos ego），仿佛海王（Neptune）对狂风暴雨所做的那样。俄罗斯人回答道：“我的拉丁文字典里不存在那些词。”他要求俾斯麦保证，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绝对不考虑进攻法国。“我不要求任何书面的东西。我只要你的口头保证就足够了。”

　　第二天，沙皇告诉法国大使贡托，和平得以确保，不仅皇帝和太子都以最令人信服的方式向他保证，而且据说俾斯麦也完全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法国松了一口气。哥查科夫建议法国人不要高声庆祝成功，虽然他自己也被胜利的气氛感动了，因为很容易想象，庆祝太过火，会令俾斯麦难堪。

　　即使哥查科夫的表现圆滑老练无懈可击，俾斯麦仍会非常恼怒。因为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他总是在政治战役中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这次却被击败了。德比勋爵说：“俾斯麦测试了欧洲的民意，现在他得到了答案。”俾斯麦永远不会忘记这次失败。从此以后，他一直断言自己遭到了诽谤，声称做梦也没想过与法国开战。他在《回忆录》中也贯彻了这种路线，试图让读者相信法国大使贡托-比龙和俄罗斯首相哥查科夫编造了他打算进攻法国的童话，出于老年人的虚荣心（vanité sénile），他们想通过诋毁俾斯麦充当和平天使。为了说明俄罗斯首相的态度，俾斯麦记述道，他在离开柏林之前发送了一份预定要公布的电报通告，地点注明是柏林，开头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确保了和平（意即在俄罗斯的保护下[Maintenant la paix est assuree]）.”假如哥查科夫真的从柏林发了这样一封电报，那就是既傲慢又不得体的。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封电报的真实内容，德国和法国各自公布的档案文件都包含相同的这一段话：“皇帝离开柏林，完全确信在那里采取的调停安排措施能维护和平。”我认为这段文本是毫无异议的。

　　俾斯麦一直讨厌哥查科夫，后者的过度自负令他恼火。从这时起他憎恨他，此后这种个人反感不止一次地污染了他对俄罗斯的政策。

　　俾斯麦格外憎恶法国大使贡托-比龙，因为威廉皇帝和奥古斯塔皇后都很敬重他。按照他典型的作风，他集中攻击奥古斯塔；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时，他甚至旁敲侧击地暗示，战争恐慌应该归咎于“缺乏经验的外交官”和“来自高贵地位的要人的客厅的影响”。他渴望除掉这个大使，却不得不又等了两年，直至麦克马洪失势，共和主义者赢得了1877年的选举的胜利，终结了贡托-比龙的外交官生涯。贡托离开柏林时，老皇帝威廉告诉他：“我为你衷心地感到惋惜。我会留下你最好的记忆，希望你也不会忘记我。”既然能让威廉说出这样的话，他想必不可能是俾斯麦描绘的阴谋家。很有评判资格的奥多•拉塞尔称贡托-比龙是高尚智慧的完美绅士。

　　关于俾斯麦是否真的打算发动与法国的战争，历史学家中间仍然存在热烈争议。我的观点是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它本身具有误导性。根据我的印象，俾斯麦想要欧洲——尤其是法国——以为倘若法国不肯取消由政府提议并被议院采纳的军队改组措施，他就愿意打一场战争。假如法国害怕德国的进攻而取消改组，那么就不需要战争，俾斯麦将十分满足地继续实行保守和平的政策。假设法国态度坚决，欧洲愿意让俾斯麦为所欲为，他又会怎样做呢？我们无法回答，因为他自己很可能也没有下定决心。除非已经走完第一步，俾斯麦不会冒险走出不可逆转的第二步，那不是他的作风。在做任何确定的事之前，他会重新详细审查整个局势。只要官方否认（démenti），或者某个下属或者将军——指责他们不好好管理自己的政策是很方便的——在令人愉快的宴会后随意评论几句，就可以全盘否认报纸文章所表达的非官方恐吓和武力威胁，这十分符合他的战术。因此直至今天，包括德国人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强调，没有证据证明俾斯麦本人说过任何有意发动战争的话，这不足为奇。他非常谨慎而精明，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会透露自己的真实目标。

　　尽管如此，1875年的战争恐慌仍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对俾斯麦的名声毫无益处。一位英国外交家非常恰当地归纳了当时的感情趋势。他是罗伯特•莫里尔（Robert Morier）爵士，在德国生活过很长时间，比其他英国人更了解德国的政治困难，虽然非常严厉地批评俾斯麦，却支持德国的统一。他与王太子有私交，在危机期间他们曾经进行过两次秘密谈话。危机达到顶点时，他写信给王太子说：“目前正在折磨欧洲的弊病是德意志沙文主义引起的，它是一种令人格外畏惧的新型疾病，比法国严重得多，因为它的症状不是痉挛和无纪律，而是有条不紊、精明算计、冷血无情、自给自足……德意志的朋友们……包括我在内，坚持主张并要求德意志一旦实现统一，就应该在欧洲消灭沙文主义……然而假如可以采取任何公开和公共的行动，在整个欧洲正式实行这种沙文主义，假如可以相信新闻出版局的宣传工具公然宣扬的喷射冷水的信条，亦即未来预期的、假设的、抽象的危险——与直接紧迫的、可感知的、真实有形的危险截然不同——就是强国进攻弱国的充足理由，可构成宣战的借口；假如任何具体有形的官方行为体现这种信条，比如目前德国号召迫使法国裁军，那么我就敢于预言，在殿下或我的有生之年，德意志都不会从纯粹的丛林法则（Faustrecht）加诸它的人性的污染中恢复。"

　　6．“自由主义纪元”的终结

　　沙皇的决定性访问之后，俾斯麦退隐到他的乡间庄园去住了许多个月。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在这次访问之前他已经请皇帝让他卸下公职退休。毫无疑问，他容易疲倦并且经常生病。哥查科夫说：“俾斯麦生病是因为他吃饭太多，喝酒太多，工作太多。”这个诊断结论是否完全准确或许值得怀疑。皇帝当然不会允许他退休，于是他们达成了妥协：宰相获准无限期地离职。德国政界默默地接受他连续离开首都很多个月，虽然他是帝国唯一需承担责任的大臣，这一事实证明了俾斯麦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帝国宪法甚至没有规定在宰相离开期间派一名代理代替他工作并与皇帝联署政治法令。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俾斯麦试图对宪法进行冒失的诠释，但是黑内尔（Hänel）教授抗议说这样违反宪法，他是一位杰出的进步党成员，当时是宪法的主要权威。论战的结果是1878年3月通过了代理法案（Stellvertretungs-Gesetz），规定了帝国宰相的代理，我们将在后面提及这一措施。

　　姑且不谈技术性细节，如果政府的首脑长期缺席，只是偶尔插手，而且有时对基本事实或者政治含义缺乏了解，要维持政府的运作当然是非常困难的。俾斯麦的代理人鲁道夫•德尔布吕克精通几乎一切问题，并运用他在帝国议会的相当大的权威，情况暂时还不太严重。然而1876年4月，德尔布吕克突然辞职，而且得到了同意，这个消息震惊了世界。连最消息灵通的政治家也非常意外。德尔布吕克突然辞职的理由是什么？俾斯麦在不同的场合做过几种非常不同的解释。德尔布吕克辞职的真正原因是他察觉了一些细微却不容误解的迹象，意识到俾斯麦想要除掉他。假如他好斗，他会依靠他在帝国议会的牢固地位坚持立场。但是他从未产生过那种想法。他曾经乐意协助伟大的宰相，如果现在他的主人厌倦了他，那么他也不会勉强恋栈。德尔布吕克不是政治和议会生活的产物，而是行政事务的产物。

　　许多精明的观察者将德尔布吕克的退休视为一种清楚的迹象，表明自由主义的时代即将结束，俾斯麦正在寻找其他党派的支持。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征兆。几个月之前，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交过一份议案，可以认为它是随后针对社会民主党的措施的先兆。为了便于起诉反对党从事的某些类型的煽动行为，这个议案提出修改刑法。虽然并未详细表述，它针对的是社会主义者。该议案的措辞相当灵活，没人能预见起诉会做到什么地步。因此我们讨论的条款被称作弹性橡皮条款（Kautschuk）。自由主义者们正确地意识到，俾斯麦试图暗中破坏法治国家（Rechtsstaat，即法律统治、遵守法律的国家），以行政管理的独裁取而代之。民族自由党在拉斯克的领导下驳回了这项议案。俾斯麦似乎没有将这次失败看得太严重，但是他的整体手法给人留下了恶意的味道。民族自由党自问：为什么他事先没有与我们达成任何共识就提出了这样的议案，即便他肯定知道我们必然会驳回该议案？

　　这个议案进行三读时，俾斯麦在演讲中抨击容克的反动报纸《十字报》，引起了轰动。1875年6月该报纸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布莱希勒德-德尔布吕克-坎普豪森-时代（Bleichröder-Delbrück-Camphausen-Era）的文章，坎普豪森（Camphausen）是普鲁士财政大臣，布莱希勒德（Bleichröder）只不过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经理。臭名昭著的“时代”文章包含大量经济方面的废话，不过也包含某些有趣的暗示，不仅针对德尔布吕克和坎普豪森，而且针对俾斯麦本人。通常情况下，俾斯麦总是无视对自己的一切抨击，只当它们是诽谤，这次他却选择回应，在帝国议会对《十字报》进行有力的抨击，并要求该报的读者抵制它。但是该报的读者绝大多数是普鲁士的容克，他们发表了非常直白的“宣言”，粗暴地拒绝接受宰相的关于高尚行为和适当举止的任何教训。这份宣言的签字人即所谓的“声明者”（Deklaranten），他们当然被俾斯麦记到了黑名单上，在他妻子的黑名单上留得更久。他从未原谅其中的任何人，直到后来他改变了态度，谦恭地请求宽恕。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与保守主义者决裂的理由。他十分确定他们离开政府的协助就不能自立，他们迟早会来找他寻求和解。事实上，为了排除那些宰相不喜欢的人，第二年他们组建了一个新党派。这个党派号称德意志保守（deutschkonservative）党。在通过他们的纲领之前，一个党员先把纲领交给俾斯麦看，以便删除任何可能冒犯他的条目。

　　德尔布吕克退休时，除了民族自由党的很多成员之外也有人感到宰相正在玩弄新政治联盟的想法。中央党的一位领袖冷笑着问自由党人：“你们听不见吗？在乐队指挥俾斯麦亲王的指导下，农村居民正坚定地迈出脚步。”而实际上，俾斯麦自己还不知道应当倾向哪一边。保守党纵然在下一次选举中赢得更多的票数和席位，也绝不可能确保在帝国议会占据多数，以票数胜过自由党。必须得到中央党的帮助才有可能形成新的多数，但是中央党与俾斯麦之间的鸿沟似乎不可逾越。

　　有一个实际难题正在严重困扰宰相：帝国财政的改革。现有的税收资源不能适应不断增长的军备负担，帝国的财政体系在宪法基础上以一种异常的方式组织起来。通过普选选举出帝国议会以后，一直怀疑民主的俾斯麦不愿意把征收直接税的权利托付给它。他希望限制它征收间接税的权力，换言之，主要是征收大量消费品的赋税，诸如啤酒、烟草、烈酒、糖和汽油。可是这些赋税远远不足以抵偿帝国的开支。为了达到两方面的目的，各个邦不得不按照宪法指定的级别捐献。这种捐献被称作录取捐款（Matrikular-Beiträge）。为了支付这笔钱，普鲁士、巴伐利亚和汉堡等各个邦不得不向臣民们征税。直接税由各个邦管理。

　　这套制度既不适合帝国也不适合各个邦。俾斯麦将德国比作一个“麻烦的吃白食者，不得不去不同的邦挨家挨户乞讨”。另一方面，为了满足帝国的不断增长的需求，各个邦只得增加自己的捐税。俾斯麦希望帝国现有的间接税收有可观的增长，从而确保它在财政上独立于各邦。这意味着大幅度提高啤酒、烈酒、烟草等的税率。一些自由主义者反对这些税，尤其是欧根•里希特领导的进步党，因为它们是人民的沉重负担；他们宁可选择直接税，因为那样比较容易让富裕的人纳税。民族自由党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俾斯麦的提案，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于宪法的异议。德国与英国不同，间接税不是包括在预算中每年投票表决的，它们的数额永久确定，在通过新法律之前保持不变。现在只有得到来自不同邦的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院（联邦政务会）的批准，帝国议会通过的新议案才能成为法律。宪法规定预算案属于法律一类，换句话说，它必须得到帝国议会和联邦政务会双方的同意。按照常规，联邦政务会投票反对俾斯麦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利用自己在联邦政务会的势力否决任何减税的方案，事实上他能阻止预算案的采用。即使没有预算案，财政收入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的金库。

　　刚好10年前普鲁士发生过宪法冲突，考虑这些问题时可以借鉴那时的经验。由于下议院与国王和上议院之间存在分歧，当时根本没有通过预算案。尽管如此，国王仍然增税并把钱用于军费开支，因为普鲁士宪法规定，只要没有新的法律取消税赋，现存的税赋就应该继续缴纳。在这些年里，普鲁士的宪法实际上被搁置了，这是俾斯麦的手笔。倘若他又与帝国议会的多数派发生矛盾——例如为军费预算的问题，如今没人怀疑他完全有能力重复同样的惯例。其实帝国议会将任凭政府摆布。普鲁士的财政大臣坎普豪森十分清楚这一点，1878年1月他告诉俾斯麦，议会没有权力征收税赋，对此无能为力。

　　于是民族自由党提出，如果要他们投票通过俾斯麦所要求的高额间接税，就要给予他们所谓的“宪法保障”，这完全可以理解。

　　此外还有一个要点。财政问题与经济和贸易政策的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举例来说，在英格兰，格莱斯顿的预算案——特别是1860年的预算案——是促进自由贸易的最重要的工具。可是俾斯麦的头脑里有什么经济政策？直至德尔布吕克退休，俾斯麦一直把经济问题交给他管理。德尔布吕克的解职暗示俾斯麦有意自己掌握经济问题。他会沿用相同的政策，还是决意重新出发？

　　自从1862年与法国签订商业协议以来，关税同盟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的经济政策或许可以被视为稳健适度的自由贸易政策。关税所包含的大多数适中的税赋没有保护性质，生铁税是最后的贸易保护性质的税收之一。依据1873年通过的法律，生铁税将于1876年失效。然而在这三年间，经济形势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战争结束后的短暂繁荣很快过去，产品减少，市场行情骤跌。萧条使铸铁业者蒙受损失，他们害怕生铁税的废止会连累他们破产，因而试图阻止这项措施。中央党的领袖温特霍斯特为此在帝国议会提出动议，却遭到了挫败。于是在铸铁业者和纺织厂主的领导下，贸易保护主义者开始组织起来。

　　这时宰相的态度尚不明确。我们可以假定，1876年和1877年时他还没有决定一种经济政策。身为凭血统获得身份地位的地主，他必然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角度看待事情。当时农业的利益相关者还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东德意志仍在出口谷物，因此容克们坚持自由贸易。他们不希望自己必须购买的工业产品由于征税而价格上涨。保守党与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者一起投票反对温特霍斯特的维持生铁税的动议。这时没人想到对谷物或者其他农业商品课税。

　　1877年1月，新一届帝国议会选举产生了。自由党失去了一些席位，不过不足以根本改变议会的局势。民族自由党拥有大约130个席位，仍然是第一大党。俾斯麦不得不寻求多数支持，于是准备与他们合作。中央党得到大约100个席位，两个保守党大约有80个席位。中央党与保守党的联合还不足以确保宰相得到多数支持，纵然假定他愿意与中央党和解。选举导致的最重要的变化是拉斯克和民族自由党左翼的地位遭到了大幅度削弱。若要确保自由党加上保守党的多数，他们不再是必不可少的。结果中央党的领袖本尼希森和民族自由党右翼的地位巩固了。因此1877年冬天，俾斯麦带着新联盟的意图转向了本尼希森。

　　从1877年4月15日至1878年2月14日，俾斯麦再次离职，一直在乡下的庄园逗留。这次离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生。

　　这年3月，俾斯麦突然在帝国议会抨击自己的一位同僚，海军部部长冯•施托施（Stosch）将军。事情过程异常而且完全没有绅士风度，他无疑希望迫使施托施辞职。但是老皇帝非常尊重施托施，这次不肯让步，驳回了将军提交的辞呈。几天以后，俾斯麦公开声明，他也请求退休。与此同时，他又放出了一群新闻出版界的走狗，派他们对付自己的私敌，尤其是奥古斯塔皇后。布施（Busch）写了一些关于“摩擦”的文章，后来重新收录于他的俾斯麦传记里，从来没有人针对一位王后如此诽谤攻击。这些文章的素材是俾斯麦本人提供给布施的。另一个遭到攻击的人是普鲁士财政大臣坎普豪森，他犹豫不决，没有向宰相呈递改革帝国财政的计划。普遍的印象是俾斯麦打算除掉坎普豪森。这些操控起初未能产生俾斯麦想要的效果。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还怕皇帝真的接受他的辞呈。当然，最后威廉表示希望他的伟大宰相永远陪伴在他身边。他们达成妥协，俾斯麦继续无限期离职。当然，这无助于改善普鲁士和帝国的局势。不安的情绪普遍存在。

　　俾斯麦在瓦尔济和腓特烈斯鲁厄隐居期间，仔细考虑了个人问题和不久的将来的实践议题。他决定全盘改进帝国的财政状况，以便独立自主，不再依靠各个邦。他发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违背帝国议会中多数派的意愿，为此他开始物色一个人，此人既能够协助他完成治理的任务，又能够确保他需要的多数支持。最后他决定本尼希森是这个工作的合适人选。

　　本尼希森不仅是民族自由党的领袖，而且是普鲁士下议院的议长，俾斯麦邀请他造访瓦尔济。本尼希森去探访了他几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会面发生于1877年圣诞节。

　　起初俾斯麦表示愿意让本尼希森进入内阁，担任内务大臣。可是本尼希森比较喜欢财政大臣的职位，而按照俾斯麦的计划，那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俾斯麦自己检讨了普鲁士与帝国的政府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的可能性。1877年12月他写了一封信邀请本尼希森造访瓦尔济，并谈及两个政府的个人联合体制的延伸。这种联合已经存在，比如普鲁士国王也是皇帝，宰相也是普鲁士首相，还兼任战争和外务部长。现在他希望使其延伸至担任宰相和普鲁士首相代理的大臣身上。作为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离职期间的代表是普鲁士政府部门的副总管，此人恰巧是财政大臣坎普豪森。俾斯麦的提议是让本尼希森在普鲁士和帝国两方面都成为他的代理人。作为普鲁士财政大臣，他将同时在帝国政府中获得德尔布吕克在他之前拥有过的那种地位。

　　本尼希森愿意接受这一安排，不过有一个条件：他不会独自加入政府，必须有他的政党的两名伙伴陪同。7月他第一次造访宰相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时他还没有与朋友们商量。到了12月，在去看俾斯麦之前，他召集了他的党派的委员会，把内情全部和盘托出。这一步对于党派及其未来的政策和立场非常重要，身为党派的领袖，他的义务很简单，只不过是让其他成员完全了解情况，并且应该确保他的行动符合党派的总体意见。这个委员会同意他进入政府，并且同意了他约定的前提条件，即两个朋友陪伴他一起任职。他们一致同意，两名最合适的候选人是马克斯•冯•福肯贝克和冯•施陶芬贝格（Stauffenberg）男爵。福肯贝克是帝国议会的议长，也是普鲁士的第二大城镇布雷斯劳的市长。此外，老皇帝很信任他，多次咨询他的意见，王太子也信任他。冯•施陶芬贝格男爵被巴伐利亚人视为当地的德意志统一的首要倡导者。他具有最高级的修养和无可挑剔的人格。就个人方面而言，不可能对这两个人有什么异议。

　　本尼希森向俾斯麦提起这两个人选时，宰相回答说他非常怀疑老皇帝会不会同意这个建议。不过本尼希森非常清楚，俾斯麦喜欢用皇帝的所谓反对当借口，其实他丝毫不肯让步。他的印象是俾斯麦虽然不同意他的条件，却又不肯当即拒绝。他对谈话成果持乐观态度，而且他同意俾斯麦的大多数财政思想。我们无法确知俾斯麦透露了多少自己的计划，不过我们知道他对一件事守口如瓶：邦国的烟草垄断权将引起政治论战，而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即将成为争议的焦点。

　　本尼希森离开瓦尔济时，俾斯麦在想什么？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后来俾斯麦说，本尼希森提出的条件是与福肯贝克和施陶芬贝格一起进入政府，所以他计划的结盟流产了。但是我们决不能依据其表面价值看待俾斯麦的这种事后的记述。俾斯麦在本尼希森造访后立刻给威廉国王写了一封信，该信给人的印象是他并未认为他们的协商成立了。但是这封信引起了皇帝非常恼怒的反应。老人读了信，听说本尼希森造访瓦尔济，在他看来那表示俾斯麦企图组建自由主义的政府。现在威廉比以前更反对自由主义，如果有可能，他想除掉所有沾染了自由主义痕迹的大臣。此外，俾斯麦背地里与人谈判的做法也使他怒不可遏。况且还有一个特殊的理由使他特别厌恶本尼希森。本尼希森以前是汉诺威的格奥尔格五世的臣民，虽然夺走格奥尔格的王位的就是威廉，他却认为本尼希森放弃以前的君主成为普鲁士和他自己的忠实臣民，这种人是叛徒。国王们似乎时而有只属于自己的逻辑。威廉的回信令俾斯麦异常愤怒，以致他觉得自己病了。我们无法确知他是否采取过任何措施让皇帝回心转意。无论如何，他都没有通知本尼希森他遇到了障碍：恰恰相反，他继续与本尼希森讨价还价，仿佛结盟的事依旧可能有效。

　　1878年2月22日帝国议会开会时事情迎来了结局。本尼希森就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以政府党派的名义提出了质询，俾斯麦已经在当月返回柏林，以便回应质询。我们将在谈及东方危机和柏林代表大会时进一步讲述这件事。在这次会议上，本尼希森的表现仍然像是支持政府的国会多数派领袖。

　　2月22日，政府起草的一份财政议案提交讨论，它提议对烟草等商品增税。财政大臣坎普豪森引导这一议案。面对针对新税的批评，他清楚地表示，政府的意图不是要求烟草垄断权（Tabak-Monopol），亦即政府垄断进口、制造和销售烟草的权利。宰相却立刻站了起来，直言不讳地宣布：“我的目标是国家烟草垄断权，有鉴于此，我将这个议案视为一种临时措施和跳板。”这句话引起了最大的轰动，他又进一步将垄断权描述成他想达到的“终极理想目标”。这真是给同僚背上戳了一刀，伏兵的出其不意的袭击，既不符合同僚之间的忠诚，又不符合正派人的一般原则该议案和坎普豪森都变成了这一击的受害者。几天以后，他请求辞职并获得了批准。

　　在这次引起轰动的会议期间，本尼希森去找议长福肯贝克，对他说：“你是否觉得我们这次不能参与安排垄断权？你同意的话，我现在就去告诉宰相，我们的谈判结束了。”福肯贝克表示同意，本尼希森就告诉俾斯麦，他不再希望充当进入内阁的候选人了。烟草垄断权的议案果然遭到了民族自由党的强烈反对，假如本尼希森答应出任财政大臣，他就会被迫置身于一种绝对不可能应付的立场，在自己党派的反对下推行议案。不过他的步骤（démarche）无疑还有个人的理由。本尼希森是位绅士，看到俾斯麦用远远说不上有绅士风度的手段对付一位资深的卓越同僚，他感到气愤。结合前一年俾斯麦对施托施的狡猾攻击，这种行为让本尼希森明白，假如他胆敢不跟随宰相的指挥起舞，将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况且俾斯麦已经欺骗过他了不是吗？宰相在瓦尔济完全未曾提及引入烟草垄断权的意图，仅仅两个月之后，却称之为他的“最高和终极目标”。

　　于是本来可能使德国的形势发生完全不同的转折的结盟计划失败了。仅仅一年之后，俾斯麦最终与民族自由党决裂，开创了保守主义，不，应该说反动政策一直持续到他倒台为止。本尼希森是否应该对此负责呢？

　　有些历史学家批评民族自由党的领袖不愿意单独进入政府，坚持要求准许另两位朋友一起进入。假如本尼希森希望成为积极主动的大臣，而不是仅仅充当俾斯麦的恩赐的工具，那么这个条件就不仅合理而且必要。他们谈判期间，俾斯麦向他的秘书冯•蒂德曼（Tiedermann）抱怨说，民族自由党的领袖缺乏“顺从”，消耗他的精力。顺从是士兵的优点，但是对有自己的信念的政治家而言并非优点。特赖奇克（Treitschke）属于民族自由党的极右翼，是宰相的热诚拥护者，连他也如此写道：“俾斯麦不能容忍独立的人格，我不会建议自己的朋友把脑袋伸进这根绞索里。”

　　为什么俾斯麦极力唆使本尼希森进入政府？他的目的很简单，只是想确保民族自由党的议员将被迫投票赞成他的提案；倘若任何一个党员出于政治信念拒绝跟随宰相的指挥起舞，他会强迫本尼希森把此人开除出党。俾斯麦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除掉拉斯克及其过于独立的朋友们，将民族自由党转变成俾斯麦说一不二（sans phrase）的党派。本尼希森拒绝玩俾斯麦的游戏，他已经看见了坎普豪森的榜样，知道俾斯麦会怎样对付倔强反抗的同僚。

　　对于一个大党的领袖，这样的前途有任何吸引力吗？另一方面，假设他与两位忠诚可靠而有能力的朋友一起进入内阁，或许会有希望影响政府的政策，依靠这些朋友和他的党派在议会里的地位，或许还可以扰乱旨在分裂或排挤他的党派的任何操控。当然，那意味着俾斯麦将不得不与民族自由党分享权力，而我们可以确定他决不愿意那样做。

　　不过关于1878年2月22日在帝国议会上演的一幕，另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侧面。俾斯麦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一刻摘下面具，刺激本尼希森与他决裂？ 1877年圣诞节以后发生了什么事？

　　1878年2月7日，与俾斯麦水火不容的教皇庇护九世死了。几年前俾斯麦曾经说过，按照一般规律，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教皇的继任者往往是爱好和平的。事实证明这个预言是正确的。红衣主教团开会选举出的庇护九世的继任者是愿意和解的红衣主教佩奇（Pecci），他坐上圣座，号称教皇列奥（Leo）十三世。选举结果于2月20日揭晓，正是帝国议会的那次轰动会议的两天之前。在选举当天，列奥给威廉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他希望改善教会与帝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猜想，俾斯麦先知道了这封信的内容，然后在帝国议会攻击坎普豪森。他曾经希望劝诱教皇指示中央党投票支持政府，这封信重新引燃了他的希望。此外，俾斯麦发现贸易保护主义运动在中央党员中间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这是与该党达成共识的一条途径。他本来不想与中央党结成同盟，可是现在他有机会尽情投入他有丰富经验的一种运动，即操纵一个党派反对另一个党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确实不得不放弃文化斗争以及以前通过的反对教会的许多法律；但是既然已经看到文化斗争无利可图，他就十分愿意改变策略。同年夏天，俾斯麦第一次与罗马天主教的教廷大使马赛拉（Masella）谈话，试图与教会达成协议。虽然这次谈话并不成功，他却没有放弃已经开始纺的线，最后他达到了目的。

　　在我看来，本尼希森的谈判以彻底失败告终，是德意志帝国政治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年老的皇帝很高兴防止了自由主义对政府的渗透。然而随着事情的发展，这变成了导致他的王朝衰亡的因素之一。这件事阻止了健康的政治发展，从而完成了君主国的孤立，这种孤立又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导致了帝国的崩溃。这个时期的民族自由党代表了忠诚和爱国的德国中产阶级，比那以后的任何党派都更强大、更完善。它本来能够促使君主统治与议会协调地合作，由此巩固双方的力量。它本来可以在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引入一种稳定的要素，在俾斯麦倒台之后，这种要素的缺乏变得非常清晰可见。在他掌权时，情况还不明显。然而俾斯麦是例外人物，几乎不可能出现具备同等能力素质的继任者，一个大国的制度不可能建立在某个人独一无二的能力的基础上。

　　本尼希森起初以为谈判的破裂只是暂时的，迫于环境压力俾斯麦会重新来找他们。为了逼迫俾斯麦，他甚至想过利用他的党派在议会的地位。然而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两次企图谋害皇帝的事件给俾斯麦提供了机会，如同1863年12月他曾经利用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七世的死亡实施他最重要的政策，从而确立了普鲁士的地位一样，他抓住机会用相同的高明技巧故伎重演。

　　在讨论这两次企图之前，这里还要补充一下，在与本尼希森决裂后不久，俾斯麦于1878年3月向帝国议会提交了一份议案，给自己规定一名代理人。这项措施名为代理法案（Stellvertre-tungs-Gesetz），指定宰相的一名常务代理，其职衔是副宰相。这个职位原来预定是留给本尼希森的，现在留给了一名不是议员的保守派官员——维也纳大使冯•施托尔贝格-韦尼格罗德（Stolberg-Wernigerode）伯爵。此外，该议案还规定帝国各个部门的主管应当在处理属于自己管辖范围的事务时成为宰相的代理人。这样帝国财政部部长就是宰相在财政事务方面的代理，得到授权代替他签名。这些部门的主管得到部长而不是大臣的头衔，因为他们不是要负责的大臣。以前和现在一样，唯一需承担责任的大臣是宰相。进步党议员黑内尔再次要求引入需承担责任的帝国大臣。民族自由党以前也提过这一要求。然而这次本尼希森以他们的名义放弃了这个要求。包括拉斯克在内，全体党员都投票赞成议案。尽管如此，俾斯麦仍然在辩论期间尖刻地抨击了拉斯克。他的攻击既不公正又无缘无故，不过透露了他与本尼希森谈判的动机之一。

　　随着帝国的立法和行政事务越来越烦冗，政府部长的人数也逐渐增加。比如外务部长、内务部长、财政部长、海军部长、殖民部长等等。当重要性不如俾斯麦的人成为宰相的时候，部长们的政治重要性就增加了。举例来说，海军部长蒂尔皮茨（Tirpitz）在帝国政策方面偶尔比宰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是更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技术角度说，他从来不是需承担责任的大臣，只是宰相的代理人，承担海军事务最终责任的是宰相。直至君主制度衰亡，德国从未有过商讨帝国事务并形成决议的内阁。这是俾斯麦给德国体制留下的独特印记之一。在1917年之前，没有哪位部长成为或可能成为帝国议会的议员。那时由于战争的紧迫需要，皇帝才不得不指派帝国议会的议员担任部长，举例来说，进步党领袖派尔（Payer）当上了副宰相。但是那时沙漏中的沙子已经快要流尽，帝国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7．反社会民主党的法律

　　1878年5月11日，一个名叫赫德尔（Hödel）的管子工朝威廉一世开枪，但是没有射中，皇帝毫发无伤。赫德尔是个绝对没有价值的坏蛋，在政治方面是墙头草。有一段时间他是社会民主党员，后来又加入了施特克尔（Stoecker）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党;施特克尔是宫廷附属教堂的牧师，又是反闪米特人的煽动家。显而易见，这件事背后没有阴谋，赫德尔也没有同谋。事件发生时，俾斯麦正在腓特烈斯鲁厄。他一听说消息，就发电报给他在外务部的代理人比洛，指示他抓住机会，用这次行刺事件当借口，引入反对社会主义者及其报刊的法律。

　　早年俾斯麦曾经与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秘密进行过谈话和协商。在普鲁士宪法冲突期间，他希望利用拉萨尔作为对抗进步党的工具。在普法战争刚刚结束后的几年里，他提倡保守主义政府与君主主义者进行国际合作，对抗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尤其是伦敦的卡尔•马克思领导的所谓第一国际。这是他的三帝结盟政策背后隐藏的目标之一。可是他采取国际性措施的镇压计划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不列颠的反对，英国不愿意放弃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提供避难所的古老惯例。俾斯麦却变得更加坚定，下定决心在德国完成镇压的立法。他向自由主义者和资深国会议员班贝格尔坦承了自己的想法，后者在谈及社会主义时写道：“倘若我不想要小鸡，那么就必须砸碎鸡蛋。”

　　为此俾斯麦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提出修改刑法的议案，但是以拉斯克为首的帝国议会在1876年春天否决了这项议案。赫德尔行刺皇帝的事件之后，俾斯麦再次尝试进行压制的立法，提出了公然针对社会主义者的政府议案，旨在镇压他们的煽动和报刊。该议案非常草率而笨拙。显而易见，草拟议案的大臣们把几个零碎的段落随便拼凑到一起，只想迎合他们的主子的愿望而已。他们大概觉得，只要民族自由党拒绝背叛他们的原则，帝国议会就不可能通过该议案。因为该议案是明显的差别对待，也就是说，不是平等地应用于每个公民的措施，而是只针对有某种政治信念的人。因此它显然违反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侵害了新闻出版的自由和结社的自由。实际上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也面临危险。

　　民族自由党的一些议员依旧太惧怕社会主义，故而支持这项议案。他们不是实业家或者大资本家，而是特赖奇克和格奈斯特（Gneist）这样的大学教授。特赖奇克预言了强权政治，他只是名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不过格奈斯特是重要的宪法法学家，赞赏英国的宪政，在宪法冲突期间曾经是反对党领袖之一。德意志的大学在19世纪中叶曾经是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现在却逐渐变了，这是民族主义心态的发展造成的灾祸。不过这些教授们尚未在民族自由党中赢得优势，该党又一次在拉斯克的领导下，极力主张驳回这项议案。在该党领袖本尼希森以全体的名义发言之后，他们差点就要全体投反对票了。

　　本尼希森在演说中问，政府是不是真的在完全清楚帝国议会肯定会驳回的情况下提出了这项议案。他的这个问题绝对完全合理，因为俾斯麦甚至没有费劲返回柏林支持他自己的措施。当然，这十分符合他的策略。他想要在民族自由党与曾经回应他们的人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他确信后者对社会主义这个怪物的恐惧程度严重得多。

　　这时发生了第二次谋害威廉的事件。1878年6月2日星期天，当皇帝乘坐一辆敞篷马车经过菩提树下大街时，卡尔•诺比林（Karl Nobiling）博士在一幢房子的窗户后面朝他开枪。威廉身受重伤，流了大量的血；这位81岁的老人不得不被送回自己的宫殿。

　　诺比林的刺杀是疯子的举动。他来自一个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学习经济学并在莱比锡（Leipzig）取得了学位。他与别人无疑没有政治上的联系。社会民主党中甚至没人听说过他的名字。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的动机是否涉及政治，因为他在遭到逮捕时自戕而受了致命伤，在有可能进行正规的审讯之前就死了。对于他的疯狂事迹，可能最接近事实的解释是他类似于赫若斯特拉托斯（Herostratus，纵火烧毁阿耳忒弥斯神殿的古希腊青年——译者注），妄图谋求不朽声名。

　　事件发生时俾斯麦还在腓特烈斯鲁厄。他的机要秘书和助手蒂德曼接到了传达这个消息的电报，立刻去找宰相，宰相正在腓特烈斯鲁厄周围的森林里散步。蒂德曼的记述是这样的：“我走出庭院时，看见宰相正在明亮的阳光中缓缓穿过田野，狗们跟在他的脚后边。我走过去，跟他并肩而行。他正处于心情最好的状态。过了一会儿，我说：‘刚才来了重要的电报。’他开玩笑地问道：‘它们真的那么紧急，我们必须立刻在野外处理吗？’我回答：‘很不幸，确实如此。皇帝再次遇刺，这次被射中了。陛下受了重伤。’亲王大吃一惊，猝然停下。他颤抖着，把橡木手杖插进面前的地里，仿佛闪电击中了他，一边粗重地呼吸着一边说：‘现在我们要解散帝国议会！’然后他才开始同情地询问皇帝的身体状况，以及行刺的具体细节。”

　　几乎像莎士比亚的故事一样壮观的戏剧性场景！或许可以不夸张地说，它令人回想起《麦克白》中的一幕：麦克白（Macbeth）夫人在因弗纽斯（Inverness）的城堡里听说邓肯（Duncan）-世当夜抵达的“大消息”，几乎就在同时下定决心不让他活着离开。俾斯麦以同样异常的速度决定利用这个新出现的机会，摧毁过于独立的帝国议会，以致对皇帝又一次遇刺的消息未能及时反应。数周以来他一直在左思右想如何对付议会反对党的问题，现在机会突然从天而降了。他有事业心的头脑立刻将这两件事联系到一起，随即做出决定并这样宣布了。他本人曾经在一次谈话中如此提及“意志”与“思考”：“我经常注意到，我的意志在思考过程结束之前就做出了决定。”就抽象意义而言，我们只能赞赏这种非同寻常的意志力和决断的速度。但是如果从政治和道德的角度判断这个小插曲，它很难激起我们的赞赏之情。在如此决定之前，俾斯麦了解这次攻击的由来以及行刺者的身份抑或政治联系吗？不，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仍然决定利用这次事件镇压社会民主党，虽然就他当时所知而言，诺比林可能强烈反对社会民主党。在作这种影响深远的决定之前，审查事实是不是政治家的道德和政治上的义务呢？俾斯麦不觉得有这种责任，因为他对事实真相完全不关心。他关心的仅仅是如何刺激群众的感情，利用这件事可以获得多少政治资本。他与所有时代的蛊惑民心的政客一样，只想诉诸本能而不是理性。他不希望向选民透露自己的真实目的。因为他操控的真实目标与其说是剥夺社会民主党的权力，不如说是要剥夺民族自由党的权力。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欲望。但是社会民主党不同于民族自由党，不是压制他的政治重担。另一方面，民族自由党投票反对镇压社会主义者的议案。因此在即将到来的选举斗争——它注定是一场激烈的竞争——中，他可以指控他们拒绝保护亲爱的老皇帝的生命和健康。俾斯麦对他的亲信们说：“现在我逮住那些家伙了。”有人问：“亲王殿下是指社会民主党人？”宰相回答道：“不，是民族自由党。”根据一则流行的传闻，俾斯麦说过：“我会在墙上压榨那些民族自由党人，直到他们尖声惨叫。”俾斯麦在他的《回忆录》中否认“说过如此恶劣粗俗的话”。即使他没说过这句话，它也十分准确地概括了他的感情和意图。

　　按照宪法，只有联邦政务会做出决定并得到皇帝的同意，才能解散帝国议会。普鲁士内阁和联邦政务会都不是全体一致地赞成解散。有些成员认为解散是不必要的而且危险，他们确定帝国议会将同意新的反社会主义议案，因为这时民族自由党的报刊正在走这条路线。王太子也不赞成解散，现在他不得不代表父亲。经过俾斯麦的安排，王太子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成为摄政王，只是被皇帝指定为代理人。区别在于摄政王有资格执行自己的政策。而作为皇帝的代理，他不得不继续执行父亲的政策，如同皇帝完全健康一样。由于威廉肯定会听从俾斯麦的建议解散帝国议会，王太子也不得不表示同意。自不必说，充满干劲的俾斯麦克服了挡路的其他一切障碍。

　　于是帝国议会遭到解散，德意志陷入了普选的喧哗和骚动的状态之中。政府的新闻出版机构用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煽动群众对民族自由党的怒火，指控该党投票反对最初的反社会主义议案，拒绝保护皇帝的生命。当然，假如该议案当初通过了，是否就可能保护皇帝不被诺比林博士射出的子弹击中，这个问题没人说得清。不过那没有关系，大众的激情从来不喜欢冷冰冰的逻辑。

　　当时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Beaconsfield）勋爵恰巧在柏林参加代表大会，俾斯麦对他说了一些话，那些话与民间狂热的混乱对照起来相当有趣。帝国议会解散的两天之后，俾斯麦作为大会主席举办了一次宴会招待与会者。比肯斯菲尔德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转述了他们的谈话：“我坐在俾斯麦亲王右边……得以聆听他粗俗幽默的长篇大论：滔滔不绝地透露不应该提及的事情。他让我产生的感想是永远不要信任君王或者廷臣，人们以为他的病是与法国的战争引起的，其实是他的君主的可怕行径害他生病，诸如此类。他的家庭档案里面保留着一些文件，国王在信件中不顾他的服务指控他是叛徒。他继续发这一类牢骚，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他，虽然他说‘表里不一’在君主中间普遍存在，我可以提供一个反例，我侍奉的那位女王是坦诚公正的化身，得到她的所有大臣们的爱戴。”当然，最后一句话是迪斯雷利的奉承技巧的实例。不过俾斯麦在公开场合的激烈谴责的长篇演说与他对那位仍然躺在病床上的皇帝的评论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结果民族自由党在选举中仅失去了大约10万票，进步党失去了大约4万票，这标志着自由思想在德国仍然具有力量。但是选区的损失很大：民族自由党失去了30个席位，进步党失去了10个席位。两个党的席位加起来也只有140个左右，而保守党的席位从78增加到了115个，他们赢得了将近60万票。社会民主党在前一次选举中得到过50万张选票，这次失去了至少6万票。民族自由党依旧有相当多的席位，但是绝大多数议员向选民承诺这次他们会支持抵制社会主义者的措施才得以回归。

　　政府立刻向新帝国议会递交了新的议案。其名称是“抵制社会民主党人的危险活动的法律”（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在这次辩论过程中俾斯麦常常亲自发表非常充满活力的演说。在某种程度上，传记作者对这些演说特别感兴趣，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Bebel）和进步党的里希特的反击迫使他为自己早先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进行辩护，特别是与不久前去世的拉萨尔的秘密交流。俾斯麦带着最大的尊敬和欣赏谈起拉萨尔，并称赞他的谈话。他说：“谈话非常有趣，每次不得不结束时我总是感到遗憾。”

　　帝国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进步党都反对这个议案，保守党则全心全意地支持。掌握决定票的又一次是民族自由党，该党大多数成员赞成这个议案。这次拉斯克不敢反对了，因为选民的感情倾向太强烈，无论如何反抗都不会有成效，因为除了他之外持赞成意见的议员足以确保多数。因此他能做到的只是尽力缓和一些条款。他在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成功了：他使法律的有效期缩短至两年半。政府希望该法律是永久性的，可是只得在这一点上让步。

　　拉斯克的这个修改的后果是俾斯麦被迫每过两三年就要向帝国议会申请更新这项法令。他成功了四次，但是反对——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越来越强烈。最后俾斯麦在1889年试图通过永久性的法律，却失败了。这次失败主要应该归咎于他自己的古怪策略。可是这给他自己招致了最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将在说到他的垮台时讲述这个故事。1890年反社会主义法（Sozialistengesetz）终于彻底废除，再也没有死灰复燃。

　　反社会主义法摧毁了社会民主的全部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的整个组织。凡是有社会主义者发言的集会一律不能召开。警察无情地践踏了法律提供的所有保护措施（虽然它们不算多）。许多城市的政治家中的社会主义者和煽动者们以最野蛮的方式遭到了驱逐。可是这种没有人性的迫害结果一无所获。法律完全不能阻止人们投票给社会民主党。尽管政府用口头或书面的煽动压制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得到的选票却不断增加，1884年是55万票，1887年是76.3万票，1890年是142.7万票。如果将该法律的目标与它的实际效果相比，可以说它完全失败了。无论是针对社会主义者还是天主教教士，俾斯麦毫不掩饰地使用暴力的政策都遭到了惨败。民族自由党在这场运动中支持他，最后却变成了真正的输家，因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对于一个政治党派而言这是最严重的原罪。不管是否成功他们的牺牲都是徒劳的。仅仅一年以后，宰相就抛弃了他们，为了贬低他们在议会和一般政治场合拥有的地位，转而与他们的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合作。

　　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继续讲述相关故事之前，我们必须先暂停，回顾一下在此期间东方危机所导致的国际形势的新状态。

　　8．1878年的柏林代表大会

　　1875年夏天，波斯尼亚（Bosnia）发生了反抗土耳其暴政的起义，这是东方危机的开端。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地区，例如保加利亚（Bulgaria），随即也发生了起义，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爆发了战争。战火在巴尔干半岛到处燃烧。欧洲强国中，奥地利、俄罗斯和不列颠最关心这些新事态。俄罗斯自认为是斯拉夫人基督教徒的保护者，那些人绝大多数属于俄罗斯国教东正教的教会。奥地利是波斯尼亚的隔壁邻居。不列颠的兴趣集中于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绝对不允许它落入俄罗斯之手。

　　东方危机在欧洲诸强国激起了战争的恐惧。有人尝试阻止巴尔干半岛的流血冲突，例如1875年俾斯麦、哥查科夫和安德拉希起草的柏林备忘录公开发表，被迪斯雷利驳回，1876年12月君士坦丁堡大会召开，土耳其拒绝了大会提出的建议。1877年2月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缔结了一个秘密协定，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并达成共识，要掩盖似乎即将发生的俄土战争这个偶发事件。该协定禁止俄罗斯建立一个紧密联合的大斯拉夫国家（grand étatcompact slave），亦即独立的大保加利亚国，并允许奥地利皇帝派遣部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1877年4月，沙皇向土耳其苏丹（Sultan）宣战。尽管遭受了一些挫折，在年底之前俄罗斯部队仍然击溃了土耳其的一切抵抗，差点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1878年3月，苏丹与胜利的俄罗斯签订了圣斯特凡诺（San Stefano）和约，使战胜国几乎得到了一切想要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土耳其割让保加利亚的全部领土。大保加利亚国眼看就要建立。这激起了奥匈帝国和不列颠的最强力的反对。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全力主张“坚决有力的对外政策”，率先反对俄罗斯，并派英国舰队开往马莫拉（Marmora）海。看来两大强国之间即将发生冲突。在这种形势下，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外务大臣安德拉希提议召开欧洲代表大会，解决整个东方问题。由于1856年的巴黎条约划定了土耳其帝国的边界线，只有经过签约国的一致同意才能修改，哥查科夫准备在欧洲大会上出示圣斯特凡诺和约，各个强国同意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这次在德国首都召开的会议的主席是德国宰相，这多少是个问题。大会于1878年6月13日开幕，7月13日就被俾斯麦终结了。

　　简单概述了导向柏林大会的事件经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俾斯麦在危机期间实行的政策。当然，我们不可能密切关注他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手段的任何重要细节。我们只要对他遵循的准则形成一些概念就足够了。

　　驻彼得堡的德国大使冯•施魏尼茨将军的日记里有一个段落是方便的切入点。19世纪60年代，施魏尼茨曾经在圣彼得堡担任普鲁士的武官代表，在这个职位上他还是国王的个人代表，负责与国王的外甥、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联络。因此他与沙皇私交甚密。普法战争期间他在维也纳担任大使，1876年2月他再次前往圣彼得堡，就任德意志帝国的大使。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工作到1892年，也就是俾斯麦倒台以后。他的《回忆录》（Denkwürdigkeiten）在他去世后很久出版，并增补了一卷通信，其中充满了有趣的细节，也是作者的生动写照。施魏尼茨是典型的保守派普鲁士将军，不过他的保守主义是真诚和始终如一的。他相信政治中需要指导原则，拒绝相信应该单凭权宜之计和强力左右政策。他在日记里悲叹，德国政府不是从人道的角度看待土耳其的动乱，“而是想利用混乱获取政治利益，导致一群强国联合起来，其联盟对我们的敌意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可能消失”。

　　施魏尼茨想说的显然是土耳其在欧洲统治一个基督教社会是不合时代的错误，招致了起义和流血冲突，所以理应终结；整个欧洲都关心这些事态，因为它肯定会打动每个欧洲人和基督徒的良心。这种观点超越了纯粹的民族考量的范畴，也完全符合相信普救说的老保守派的见解。因此它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有某些相似之处，当时格莱斯顿在他令人难忘的关于保加利亚的暴行的小册子和强有力的感人演说中宣扬过类似观点，这不足为奇。但是俄罗斯政府也从这些动机出发，希望请欧洲全权处理，重整巴尔干半岛的秩序，施魏尼茨对此表示赞扬。

　　俾斯麦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施魏尼茨截然相反。宰相在来自圣彼得堡的一份急件官报的页边空白处留下的评注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哥查科夫写道：“问题既不是德意志的也不是俄罗斯的，而是欧洲的。”俾斯麦写道：“欧洲是个错误的地理学概念。"（Qui parle Europe a tort,notion géographique.）对欧洲的这种描述犹如梅特涅（Metternich）的话的回声，在两代人的时间之前，梅特涅为了驳斥意大利人的民族主义的强烈渴望，曾经断言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概念。俾斯麦写道：“我发现，那些政治家想向外国索取一些他们从来不敢以自己的名义要求的东西时，总是把‘欧洲’这个词挂在嘴边。”同样道理，回到他的政治眼界仅局限于普鲁士的那个时代，倘若任何政治家敢于以德意志的名义要求什么东西，他就立刻怀疑他们虚伪。在巴尔干局势的问题上，俾斯麦的观点与比肯斯菲尔德一致，后者认为与拯救土耳其的暴政的牺牲品相比，拆散三帝同盟对英国来说更加重要。德国和英国的政治领袖见解一致，这决定了他们处理东方危机的方式。

　　德国无法指望从东方危机中获取任何利益。它与巴尔干事务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俾斯麦反复强调这一点，并于1876年12月5日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讲时用一句尤其值得记忆的警句加以概括：不值得为波美拉尼亚火枪手的骨头赌上德国的任何利益。俾斯麦知道，他的任务仅仅是注意防止德国的国际地位受到影响而变得更差。他主要关心的是避免在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选择一个作为同盟国，假如德国的这两个强大邻国之间爆发战争，它就会被迫做出选择。

　　1876年10月，这个难题摆到了俾斯麦面前，沙皇告诉冯•曼陀菲尔将军，他希望在与奥地利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威廉皇帝会做他在1870年做过的事，也就是说协助俄罗斯。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似乎曼陀菲尔对威廉的某些话的擅自诠释与此有关。俾斯麦回答说，“假如奥地利在欧洲的地位或者独立性受到严重威胁，从此以后确保势力均衡的因素之一就会消失”，那样也会严重威胁到德国的利益。毫无疑问，从德国的立场而言这是正确的决断，但是仍然令俄罗斯人非常失望，他们认为德国欠了俄国的债，虽然完全有能力偿还，却不愿意帮助债主摆脱窘迫的处境。

　　另一方面，外国政治家们怀疑俾斯麦正在煽动其他国家的战争。索尔兹伯里（Salisbury）把他比作谢里丹（Sheridan）的喜剧《竞争对手》中的卢修斯•奥特里杰（Lucius O'Trigger）爵士，他竭尽全力挑拨决不渴望战斗的两个人进行决斗。俾斯麦告诉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他有意采取一些刺激法国人的民族感情的军事措施，并询问在那种情况下英国会持什么态度，给英国政府留下了非常坏的印象。宰相还建议英国吞并埃及，那显然会使英国与法国发生冲突，外务部长德比勋爵认为那种想法是俾斯麦的马基雅弗利式的典型图谋。

　　由于在1877年10月的选举中，甘贝塔（Gambetta）领导的共和主义者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了麦克马洪元帅，俾斯麦对法国的态度改变了。新的共和主义政府急于改善与俾斯麦的关系，撤走了宰相憎恶的大使贡托-比龙。新任大使德•圣瓦利耶（St. Vallier）伯爵收到的指示是建立和平的关系，由于他得到宰相的称许，成功地赢得了他的信任，确实开启了一个恢复友好关系和调停和解的时代。

　　圣斯特凡诺和约签订之后，欧洲的普遍看法是唯有欧洲代表大会能维护和平。1878年2月本尼希森在帝国议会向宰相提出质询，俾斯麦不得不解释他的立场。在演说中俾斯麦创造了他最著名的短语之一，把德国想在这次大会中发挥的作用描述成“正直的中间人”，而不是将自己的决断强加给其他派别的仲裁者。

　　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不列颠与俄罗斯也在秘密对话，俾斯麦始终关注着事态的新进展。谈判的一方是于1878年3月接替德比勋爵担任外务部长的索尔兹伯里，另一方是驻伦敦的俄罗斯大使肖瓦洛夫伯爵。在索尔兹伯里和肖瓦洛夫签署的议定书中，俄罗斯保证不建立“大”保加利亚，同意保持其分隔状态。这样在大会召开之前，会议要处理的最棘手的问题大致解决了。当然，议定书是绝对保密的。然而一个嫌薪水太少的外务部职员把它的副本卖给了伦敦的《环球报》，使它刚巧在大会开幕时公开发表了。此外，不列颠与奥地利签订了秘密协议，同意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又在另一份秘密协议中迫使土耳其把塞浦路斯（Cyprus）割让给英国。

　　比肯斯菲尔德、索尔兹伯里、哥查科夫、肖瓦洛夫、安德拉希都来到柏林，在俾斯麦的主持下进行商讨。德国宰相无疑是最精力充沛的主席，每个国家的政治家都承认他的权威。各个问题依次提交会议讨论，如果出现任何争议，主席就把该问题交给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国家私下谈判。因此保加利亚问题应该通过英俄对话解决，安德拉希也参与了。起初各方的意见存在一些非常尖锐的分歧，尤其在边境线以及苏丹修筑边境防御工事的权利的问题上。6月20日至21日，谈判陷入了僵局。在这一关键时刻，俾斯麦尽全力促使比肯斯菲尔德和肖瓦洛夫私下谈话，达成了一个协议。若说问题的解决归功于他那是夸张，不过他无疑帮了很大的忙。6月21日晚上，《泰晤士报》的特别通讯员布洛维茨从柏林发电报给报社，报告说达成协议了。保加利亚分割成两部分，北部成为土耳其拥有宗主权的自治公国，南部是土耳其的行政区，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权，由基督教徒统治，它被赋予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东鲁米利亚（Rumelia）"。比肯斯菲尔德和索尔兹伯里认为这是重大胜利，实际上，比肯斯菲尔德在返回英格兰的路上觉得自己有资格断言他带回了“光荣的和平”。然而仅仅七年过后，1885年保加利亚人民终结了这种分裂状态，使南北两地区重新统一成一个保加利亚公国。索尔兹伯里那时当上了首相，虽然他以前在柏林的努力白费了，却欢迎这次统一行动，而俄罗斯政府虽然曾经在柏林支持建立大保加利亚，此时却极度愤怒。政治家的预见不过如此。

　　一旦移走了这块绊脚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就全部非常迅速地解决了。奥匈帝国获得了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权利，俾斯麦用他最直白的恐吓方法压倒了土耳其代表的抗议。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亚洲方面的抱负，特别是获得黑海岸边的巴图恩（Baturn）。至于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和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ous），巴黎条约的条款仍然有效，它们继续由土耳其控制，但是这一点更像是表面的而非真实。俄罗斯和不列颠确实同意苏丹有权利敞开或封锁海峡，但是索尔兹伯里声称英国会尊重苏丹独立做出的任何决定，而肖瓦洛夫声称任何这类决定本质上都必定是欧洲的，影响并约束所有国家。区别在于，假如苏丹在俄罗斯的压力下做出决定，英国保留不尊重该决定的权利。那么大会采纳哪一种诠释？问题略过，未予评论。于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答。

　　这是大会讨论其他许多问题的典型过程。他们只作原则上的决定，具体细节则留待日后处理。然而时间不够，俾斯麦也没有必需的耐性，况且他的健康状态不是最好，他迫不及待地想在7月中旬去基辛根疗养，因此他催促结束大会。后果就是欧洲各国宫廷匆忙拟定以后数年的条约。1880年格莱斯顿再次掌权时，发现一些问题尚未解决，于是着手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虽然俾斯麦根本不欣赏他的做法。

　　大会闭幕时，俾斯麦在简短的演讲中说，大会已经“为恢复和维持欧洲的和平，在可能的限度内做了一切工作”。

　　历史事实能支持这一主张吗？强国之间的和平确实得以维持，可是条约的实际应用还遗留着许多问题，致使欧洲各使馆的外交官们忙乱地讨论，这种环境里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和睦和友谊。由于对柏林条约的诠释和执行存在分歧，柏林与圣彼得堡之间发生了尤其危急的论战，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叙述。如果断言大会给巴尔干半岛带来了和平，那就更不真实。哈布斯堡君主国的部队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过程非常血腥并且代价高昂。为了摆脱柏林条约强加给他们的束缚，近东其他地区的人民斗争了多年。这是它最重要的错误。一位法国外交家年轻时曾经在大会秘书处工作，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大会完全无视塞尔维亚人和土耳其人的意愿或反对，擅自分配或者拒绝给他们领土，以高傲的漠不关心对待他们。”可以公平地说，巴尔干人民被那些政客当成了象棋盘上的小卒。在这方面俾斯麦不比其他人更好。他反复宣称，他不关心那里人的幸福（le bonheur de ces gens là-bas），他绝对不在乎他们的命运，并认为只有那些对强国之间的协议至关重要的问题才值得关注。他缺乏那种想象力，未能预见到已经在意大利和德意志开始的民族主义运动同样将在东欧的斯拉夫人中间充分发挥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政治家——尤其是比肯斯菲尔德——一样目光短浅，缺乏先见之明。格莱斯顿谈及“为自由进行正义的斗争的人们”时，显示出了远远超过俾斯麦的想象力。

　　俾斯麦说过一句话，给他对巴尔干人采取的政策增添了一种更加险恶的诠释。1878年11月，代表大会闭幕的四个月之后，俾斯麦在给代表父亲的王太子的信中写道：“为了确保我们的和平，如果我们成功地使东方这块溃疡继续敞开，从而扰乱其他强国的和谐，那就是我们的政治家手腕的胜利。”无论对于巴尔干半岛还是欧洲，遵循这种马基雅弗利式权谋原则的政策确实都不适合带来持久的和平。

　　这段时期操控巴尔干半岛的一项政策包含灾难的种子，后来它的爆发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俾斯麦完全同意这项政策，但是俄罗斯和不列颠的责任比他更大，因为两国大会开幕之前就向安德拉希做出了这一让步。其实他在大会召开之前曾经建议安德拉希占领波斯尼亚，对方谢绝这一建议时他还嘲笑奥地利人的笨拙。“我听说过有人拒绝吃自己的鸽子，除非别人射杀它们并烤好了端到餐桌上，”他说，“可是我从没听说过有人非要别人撬开他的嘴并塞进他的喉咙里才肯吃。”对于这项招致灾难的措施，他应该承担这种程度的责任，它最终不仅摧毁了欧洲的和平，而且挫败了他自己的在德国协助下安抚奥地利-俄罗斯的政策。法国大使圣瓦利耶对俾斯麦的政治家手腕持赞赏而不是批评的态度，1881年12月他在给当时的法国首相兼外务大臣甘贝塔的信中写道：“俾斯麦希望保持三帝同盟的命运的至高仲裁者的地位，他知道，奥地利与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冲突仍然威胁着他们的同盟;这种冲突将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正是亲王本人促使维也纳内阁决定进入波斯尼亚并向萨洛尼卡湾（Salonika）进发。”俾斯麦的确成功地推迟了这种冲突，但是只是推给了他的继任者而已。这些继任者不如伟大的俾斯麦，那也同样不可避免。

　　占领波斯尼亚导致奥地利的德裔自由主义内阁倒台。他们反对占领不单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理由，还因为他们害怕斯拉夫人口的增加。他们的一位发言人兼前任首相说，占领将是与俄罗斯在东方竞争的政策的前奏。他接着说，从此以后，倘若奥地利缺乏维护自己的荣誉的力量，国家的荣誉就会令人担忧。这一预言绝对准确。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受到帝国威望的迷人歌声的诱惑，偏离了轨道，过高估计了他的国家的力量，使国家承受过重的负担。

　　然而俾斯麦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奥地利的德裔自由主义者，而不是弗朗茨•约瑟夫。他在帝国议会演说时取笑他们，并责备他们迫使皇帝为了其他党派和他的王朝的利益求助于民族主义要素。如今我们知道，事实是弗朗茨•约瑟夫把反对占领波斯尼亚的忠实的德裔臣民驱逐到荒野，结果招致了自己的王朝的崩溃。

　　9．向贸易保护措施的转变以及民族自由党的分裂

　　柏林代表大会闭幕后，俾斯麦就去基辛根疗养了。他在那里见到了教皇派来的罗马教廷大使，两人进行了几次交谈，试图就结束文化斗争的问题与梵蒂冈达成共识。可是这些谈判一无所获。梵蒂冈的要求超过了俾斯麦准备做出的让步的范围。法尔克继续任职并活跃地工作，虽然他的职位朝不保夕。民族自由党不禁感到一场政治变动正在酝酿。

　　1878年12月，宰相写给联邦政务会的一封信公开发表，他在其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经济和关税改革计划，气氛变得相当明显。宰相精力充沛地猛烈抨击直接税，要求通过引入保护性质的关税来增加间接税。他不仅提议保护某些似乎需要保护的制造业，而且提议对全部进口商品征收一般关税。这与此前关税同盟和德意志帝国采用过的贸易政策完全相反。与皮尔（Peel）和格莱斯顿在英国采用的政策相比，德国从来没有完全自由贸易的政策。但是以前数十年间的趋势是减少贸易保护主义的税赋的数量和规模，并尽可能减小与其他国家交换商品和产品的障碍。然而现在宰相正式声明，他的政策的目标恰恰与之相反。

　　不过最惊人的改革是俾斯麦提议不仅对进口工业产品征收贸易保护性质的税赋，而且对谷物以及其他农业产品也实行贸易保护措施。此前谁都未曾想到针对农业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可能的甚或可取的。大多数农民和地主都没提过这种要求。当然，城市居民强烈反对这种政策，因为增税会导致物价上涨，生活成本变得更高昂。然而俾斯麦却格外热心。他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拟定新的关税标准。这个委员会主要由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主席是大贸易保护主义者冯•瓦恩比勒（Varnbüler），他以前是反普鲁士的符腾堡大臣。他们提议对每公担谷物征收一个马克（12便士）的税。其后不久，俾斯麦写给一位贸易保护主义的农村居民领袖的信件公开发表，他不仅主张这点税赋太少，而且鼓励农村居民积极行动，联合起来煽动，并在帝国议会提出动议以便对谷物征收更多的税。

　　帝国议会收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议案，俾斯麦亲自出席辩论，充当贸易保护措施的首要捍卫者。长期的议会斗争开始了。两个保守党和中央党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社会主义者反对，进步党在欧根•里希特的有效领导下也反对该议案。民族自由党则分裂了。来自德国西部工业选区的议员们强烈赞同对工业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左翼在拉斯克和班贝格尔的领导下进行了有力的反抗斗争。德尔布吕克在帝国议会有一个席位，他参加了反对运动，捍卫此前实行的关税政策；不过作为议员，他的发言远远不如他担任大臣时的工作那么有效。在本尼希森和米克尔的领导下，大多数民族自由党成员赞同适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但是希望找到一条可能与宰相达成妥协的中间路线。

　　然而本尼希森不是唯一希望与俾斯麦达成妥协的党派领袖。温特霍斯特十分乐意跟宰相做交易，用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换取政府向天主教会让步。由于他的党派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温特霍斯特的立场更加有利，而本尼希森不得不与自己党派中主张自由贸易的少数反对者争论。况且本尼希森还面临一个重大的困难，即便他愿意支持更高的税赋和间接税，也只能坚持要求所谓的“宪法保障”。此前帝国议会能够影响预算案，是因为它必须投票决定录取捐款，即各个邦的捐款，没有这笔钱预算就无法平衡。将来国家对烟草、啤酒和酒精征收新税赋，实行更高的税率，帝国的金库得以充实，就不再需要录取捐款了。与此同时，由于既可以继续征收既存的税，又不必向帝国支付任何费用，普鲁士的金库也会填满，因此普鲁士政府将像邦议会一样在财政方面独立于帝国议会，换言之，由于议会不再掌握钱袋子，俾斯麦将在完全脱离议会的状态下进行统治。一位自由主义者领袖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无论他的自由主义可能多么温和。因此本尼希森要求得到宪法保障，以便适应新的财政情况，随时恢复议会的财政权力。举例来说，某些税的所谓“行情”可以提供这种保障，亦即依照当年的实际财政情况由帝国议会每年投票决定如何征税，不列颠的下议院就是这样做的。

　　俾斯麦非常不愿意提供这种宪法保障。他宁可与中央党做交易，后者提议的保障主要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的。按照这个方案，数百万的财政税收里面仅有一部分留在帝国国库，其余的转移到邦各自的金库。这样财政预算就会产生伪造的赤字，必须用来自各个邦的录取捐款弥补。通过这种方式，帝国议会确实必须继续投票决定录取捐款。但是这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假如帝国议会竟冒失到驳回录取捐款，俾斯麦会毫不犹豫地把税收的钱用于军事用途吗？没人怀疑他会采取他在普鲁士宪法冲突期间采取过的行动，并且贯彻当时他在下议院的宣言：“只要找到钱，我们就会拿去用”，以及“倘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动战争，不管你们是否同意，我们都会那么做”。

　　事实上俾斯麦接受了中央党的提议。本尼希森仍在继续与宰相谈判，却突然惊讶地听到消息说俾斯麦与温特霍斯特达成了协议。仅仅在一年前还似乎不可能的事如今变成了现实。几年前“铁血宰相”曾经称中央党是“反对国家的一族”和“帝国公敌”，现在却跟他们握手，他曾经带着充满私人仇恨的毒辣抨击温特霍斯特，现在却跟他通力合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比本尼希森技高一筹，而仅仅在一年半前，他还给本尼希森提供过内阁的职位，并称其为朋友。

　　这种战术上的大转弯大大缓和了本尼希森的紧张处境，以致该党的绝大多数议员都跟他一起反对新的关税议案。民族自由党中仅有大约12名议员将贸易保护措施置于宪法之上，与保守党和中央党一起投票赞成政府的议案。结果他们脱离了该党。民族自由党分裂成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两派的危险得以避免，但是只是暂时的。

　　当然，俾斯麦决不会默默容忍竟敢冒失地反对他的党派。关税议案交付审议的正式初读期间，他集中抨击拉斯克，因为他仍旧希望该党的左翼分离出去，然后该党就会无条件地追随他。他抨击拉斯克的演讲言辞激烈，不亚于他在文化斗争的高潮时针对中央党和温特霍斯特的最充满激情的演说，并且充满对个人的辱骂。我们几乎可以感觉到俾斯麦攻击这个小人物时有多么高兴，只因为此人的良心不够灵活，以致不能融入一个无条件地支持政府的党派。他完全忘记了拉斯克以前给予过他的全部帮助。其实拉斯克甚至不像他的朋友班贝格尔那样是不折不扣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强烈反对谷物税，因为他认为对普通人的面包征税是不公平的并且危害社会。俾斯麦对拉斯克的厌恶更多体现了典型的俾斯麦作风，而不是针对民族自由党国会议员的。他指责拉斯克实施“穷人”（Besitzlose）的财政政策，说他是《圣经》所说的“既不播种也不收割”，“不劳苦也不纺线”的那种人，还嘲笑那些“绅士们不会被太阳晒热，也不会被雨水淋湿，除非他们出去散步时忘记了带雨伞”。多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痛骂，又是多么荒谬的理论！实质上这话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大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对某个人的利益没有直接影响，他就没有权利参加相关的辩论。俾斯麦本人有这种利益关系。他拥有大量土地和森林。这些森林出产大量木材，对进口木材征收新税以后，他售卖的木材的价格就会上涨。当木材税提上议事日程时，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关税委员会，并发表演说极力主张设定高税率。倘若有人批评他为个人利益影响立法，他就会摒除异议，将其视为“教条主义”。与此相反，他会说：“由于我拥有大片森林，我了解木材生产者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因此我更加有资格替他们代言。”这种观点包含某种程度的天真（näiveté），正是这种天真允许容克贵族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他一切阶级的利益之上。在俾斯麦看来，没有个人利益并非是不偏不倚地从全局看待问题的条件，而是理解问题并得出任何结论时的明显障碍。十分奇怪的是，这种观点并未激怒那些没有经济方面的私利的人。恰恰相反，俾斯麦正是在这种人——尤其是学生和学术圈子的成员——中间找到了最热烈的崇拜者。

　　民族自由党任凭拉斯克自己去应付俾斯麦的辱骂。不过在关税议案的期间，本尼希森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宣布他们反对这项措施，虽然该党以前曾经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俾斯麦严厉抨击该党，几乎像对拉斯克一样愤怒。在大自治区的代表大会编写的示范引文中，福肯贝克号召抵抗即将来临的倒退，俾斯麦指控他们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暗中破坏帝国，并谈及毁灭性的力量。他十分公开地承认，他的目标曾经是从民族自由党中排除“根本不相容”的因素，也就是左翼。失败以后他对该党失去了信心。在表述自己关于党派与政府的关系的观念时，他把此前曾经支持政府的三个党派比作三支协同作战的部队，仅在制服的细节方面有一些小区别。这确切地反映了他的观念：政府（亦即俾斯麦本人）是指挥官，党派是他掌控的部队，必须服从他的命令。凡是拒绝他的命令的人就是不服从、不忠诚。

　　温特霍斯特十分正确地总结了俾斯麦攻击以前的盟友的这种情况，他喜气洋洋地断言自由主义的时代已经破产，现在他和他的党派变成了帝国和各个邦的最好盟友。这确实是政治局势的完全逆转。

　　当然，现在法尔克不得不离职，另外两位大臣也一起离开了。法尔克的继任者是冯•普特卡默，此人是在文化和政治方面极端反动的保守主义者，正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原型。

　　当然，关于俾斯麦的关税政策的意见总是存在分歧，分歧点在于评论者对这个不断出现的经济问题的观点：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不过如果忽略该问题，我们可以说，在当时的场合贸易自由主义者的担忧并不合理。没人怀疑德国在1879年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进步，这种进步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贸易保护措施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保护了德国的农业，避免跟美国和俄国的廉价谷物竞争，安全程度比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更高。但是为了全面地描述，必须再补充一些情况。

　　如果俾斯麦和他保守主义者的朋友们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维持德国农业的主导地位，实际结果就会令他们彻底失望。德国变得越来越工业化，工业化通常附带的后果也全部随之而来，比如说工业无产阶级的增加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按照德国的现状，这场运动必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1879年采用的贸易保护措施的效应抵消了俾斯麦1878年实施的反社会主义法律的效果。

　　这尤其标志着整个关税的基础是谷物税。只有农村居民和工业家的政治同盟才使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胜利。在工人看来，谷物税就是对每天吃的面包征税。这使他对政府的对抗意识增强，同时摧毁了他的组织。

　　农业税还造成了另一种几乎同样重要的政治后果，从中获利最多的阶级是大地主，至于中间阶层的农民和农场主们是得益还是受害，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大部分利润装进了大地主即谷物的主要生产者的钱袋。此外，针对从马铃薯中提取的酒精的征税方式特别有利于大地主。当时生活在德国东部的这些大地主们是普鲁士的容克，由于生活在易北河以东，他们又被称作东易北人（Ostelbier）。农村居民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税制在经济上拯救了这些容克。假如没有这些措施，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被迫把自己的土地分割成小块，在新的经济时代，自由农民将在大地主的家族和他雇佣的劳工们的土地上生活。贸易保护主义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在经济上拯救了容克阶级的存在，而且在政治上保留了容克阶级的支配地位。中间阶层的自由主义夹在容克与新兴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结果被压溃了。如果说20世纪初德国的政治结构与西欧其他国家的迥然不同，那么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贸易保护主义。

　　更有甚者，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助长和强化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其口号是“保护民族劳工”，将自由贸易视为斗争对象，指责它是国际性的，缺乏民族感情，而且是英国发明的剥削欧洲的手段，虽然在一般情况下，主张自由贸易的德国人并非和平主义者，与英国的科布登（Cobden）和约翰•布赖特这样的伟大贸易自由主义者不同，他们仍然希望国家之间自由交换商品，使各国更好地互相理解，从而形成更和平的环境。在贸易保护主义的胜利和俾斯麦与自由主义决裂之后，德国大学中的民族主义和反闪米特人运动开始兴起，这并非纯属偶然。特赖奇克预言过这场运动，他在帝国议会发言反对谷物税，却又投票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议案，虽然其中包括谷物税。民族自由党投票反对这一议案时他脱离了该党，并替俾斯麦与中央党达成协议的事辩解，他把宰相的地位与英格兰的威廉三世比较，后者曾经说过：“现在我活着的时候，他们辱骂中伤我。可是等我死了，他们将用指甲把我从坟墓里挖出来。”

　　俾斯麦已经发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运动，目标是通过废除录取捐款，使帝国的财政独立于各个邦。可是这一目标没有实现。与此相反，他接受了温特霍斯特的条件，加强了特殊神宠论的盟友的势力，抑制了德国统一时的盟友。拉斯克正确地指出，他用来替自己与中央党结盟辩解的论点与他以前的论点绝对互相矛盾。

　　不过俾斯麦突然转向贸易保护主义的最重要的后果是物质利益的政策完全取代了有原则的政策。利益的专制统治必然分裂建立在共同政治理想基础上的党派之上。更糟糕的是，遵循政治理想被称为“教条主义”，而利用政治手段赚取物质利益的行为却得到赞赏，被称为实力政策（Realpolitik）。俾斯麦呼吁农村居民积极行动并团结起来提出更多要求，用全面关税刺激每个利益集团为保护自己特有的商品而争取更高的税率，尤其是谩骂拉斯克和既不播种又不收割的人，这些都是他发出的物质利益的力量的信号。

　　这股新潮流淹没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民族自由党。在关税辩论期间，本尼希森曾经强调，自由贸易不是自由主义规划的必要部分。他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有些国家的自由主义党派是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者。著名的《民族经济体系》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利斯特（Friedrich List）是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学说的理论先驱，可是他在政治领域是自由主义者。在一段时间内，关税政策处于政治斗争的中心，如果某个党派的一翼坚持反对另一翼公开表明的观点和想要的东西，这个党派就不可能长期维持。最大的绊脚石是谷物税。是否应当为了谷物种植者的利益对普通人每天吃的面包征税？这个问题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具有政治上的极度重要性。拉斯克，虽然他并非不折不扣的贸易自由主义者，这样的人仍然发现自己不可能留在投票赞成谷物税的党派里。

　　经济问题不是导致民族自由党分裂的唯一原因。俾斯麦希望对天主教会让步，普鲁士下议院中的该党右翼成员同意了，尽管非常勉强，很多党员对此感到非常不满。不过最重要的争议点或许是俾斯麦令该党陷入的左右为难的处境。他前不久的背弃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与一切自由主义思想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民族自由党希望本着自由主义原则联合俾斯麦的拥护者，而事实上他的这次背弃摧毁了该党的存在基础。

　　分裂发生于1880年夏天。一些最卓越的资深国会议员宣布他们决定离开该党，其中包括福肯贝克、班贝格尔、施陶芬贝格和拉斯克。他们组成了一个议会集团，通俗的称呼是“分离派”。班贝格尔在题为《脱离》的小册子里向公众解释了这一举措的动机，这是在多年以后依旧值得阅读的极少数德国政治小册子之一。俾斯麦就是非常感兴趣的读者。我们知道，他用粗大的铅笔在手册的页边空白处写满了批评和恼怒的评注，有些话极其符合他的典型作风。

　　现在俾斯麦达到了目的，赶走了民族自由党的左翼。然而1881年帝国议会举行普选时，等待着他的是巨大的失望。分离派和民族自由党一样得到了大约50个席位，进步党获得了将近60个席位——俾斯麦在演说中谴责他们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民族自由党失去了大党的地位，即使与两个保守党联合起来也不能形成多数。俾斯麦在关税辩论中曾经把它们比作三支协同作战的部队，应该组成服从他指挥的议会军队，现在它们却缩减成了少数派，仅拥有议院的三分之一席位。

　　1883年6月，民族自由党的领袖本尼希森辞去了他在帝国议会和邦议会的职位，此事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该党的情况的变化。他的退休是对德国人民和俾斯麦的双重失望导致的结果。他终于发现，如果一个人想要维持哪怕最低程度的独立性，就不可能跟俾斯麦长期合作。

　　10．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结盟

　　柏林代表大会无益于俄罗斯与德意志的关系。俄罗斯人感到代表大会抢走了他们战胜土耳其的成果，由于主持会议的是俾斯麦，他们认为他应该承担责任。此外，哥查科夫在柏林根本没有受到令人满意的接待。俾斯麦公开偏向俄罗斯的第二代表彼得-肖瓦洛夫伯爵，希望他接替年长的哥查科夫。因此后者竭尽全力使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反对他的竞争对手，虽然他一年前从伦敦被召回并不得不退休。肖瓦洛夫继续断言俾斯麦在大会上已经尽力帮助俄罗斯了，他越是这样说，很多俄罗斯人就越相信他受了俾斯麦的欺骗。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正确的。对于大会留给俄罗斯的贫乏成果，应该负责的是总体的国际形势，而不是俾斯麦。

　　不过俄罗斯人——尤其是沙皇——感到失望的真实理由是自从1870年的战争以来，他们指望德意志在他们遇到麻烦时伸出援手，结果却一无所获。亚历山大二世觉得自己在普法战争期间给威廉舅舅提供过巨大的帮助，威廉也用过度恭维和招摇的方式大声表示过感激，他指望靠这种感激获利。这些希望的破灭导致了圣彼得堡的恶劣情绪，这应该不会令人惊奇。

　　俾斯麦与安德拉希缔结了一个协议，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同意取消1866年的布拉格和约的第五条款，俄罗斯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心情愈加恶劣。这一条款规定，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居民有权利通过投票决定是接受普鲁士还是丹麦的管辖。虽然自从条约签订已经过去了12年，这一特定条款从未执行过，现在奥地利与德意志的新协议把它彻底删除了。俄罗斯人认为这个新协议是为了酬谢俾斯麦在大会期间给奥地利的帮助，俄国的一家报社用讽刺的评论形容了全国的观点：“正直的中间人为一大笔佣金而行动。”

　　德国代表团对负责实施柏林条约的许多条款的国际委员会的态度更严重地惹怒了沙皇本人。他注意到，通常情况下，德国代表团的投票从不与俄罗斯的一致，他猜想是俾斯麦指示他们这样做的。此外，俾斯麦抓住俄罗斯爆发的流行病当借口，在德国采取措施抵制进口俄国商品，俄罗斯政府认为这一举动具有刺激和挑衅性质。

　　沙皇向德国大使施魏尼茨将军传达了自己的心情，将军真诚地拥护两个帝国的友谊。沙皇责备德意志总是站在奥地利那边，还说如果希望维持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联合两个国家的友谊，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及了报刊使用的语言，并说：“这将招致严重的后果。"（Cela finira d'une manière sérieuse.）虽然施魏尼茨试图去掉这些话里的刺，报告说沙皇的语气温和，远非胁迫，俾斯麦仍将其视为一种威胁，他的反应是重新定位德意志对俄罗斯的政策。

　　但是随后的事情更糟糕。德意志代表团的态度令沙皇愤愤不平，以致他于1879年8月15日给德国皇帝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抱怨这种状况。由于太不谨慎，他提起了俾斯麦对哥查科夫的个人敌意以及这种敌意对他的政治态度的影响。这种暗示当然使俾斯麦勃然大怒。此外，沙皇还写道：“情况令我忧虑，我担心其后果对于我们两个国家都是灾难性的。”

　　俾斯麦在加施泰因收到沙皇的这封信，他立刻抓住这句话，写信给皇帝说，这些话可以被解释成宣战的前兆，应该公开发表这封信。他用可能的最险恶的方式诠释这封信，将其描述成憎恶德国的俄罗斯战争大臣的阴谋。他告诫威廉不要顺从俄罗斯的意愿，与之相反，他极力主张与俄罗斯的敌手奥匈帝国和不列颠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但是他所做的比指示执行这个政策更多：他对皇帝宣布，他期望安德拉希去加施泰因造访他，他将亲自回访维也纳。皇帝准确地猜到俾斯麦的意图是与安德拉希谈判结盟事宜，绝对陷入了混乱，在俾斯麦的信件的页边空白处写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行，因为俄罗斯会把这种举动解释成决裂。”

　　威廉坚决反对他的宰相采取的新路线。对他而言，德国与俄国的友谊是他的父母留下的神圣遗产，从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时代就开始了。他将他的沙皇外甥视为最好的朋友，与之决裂是无法想象的。从1862年开始，他就一直试图摆脱俾斯麦的支配。他用自己的方法着手消除误解，派曾经担任过和平使者的陆军元帅冯•曼陀菲尔去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邀请威廉在最靠近德国边境的车站亚历山德罗夫（Alexandrovo）见面，尽管俾斯麦发电报抗议，威廉仍然接受了邀请。

　　两位皇帝在亚历山德罗夫都竭尽全力修复往昔的友谊，亚历山大甚至表示对自己的信件感到深深懊悔，并愿意承担全部责任。威廉十分高兴地返回，以为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以为俾斯麦的新路线的原因是沙皇的信件，其实那只是个借口，宰相希望用它赢得威廉的支持。甚至在那封信写好之前，俾斯麦就已经下定决心，他甩给法国大使和施魏尼茨的一两件事表明了这一点。现在他继续行动，仿佛亚历山德罗夫的会面从未发生过。他甚至没有费心亲自去见皇帝讨论此事。恰恰相反，他故意完全避免与皇帝私下接触，打算让老人面对既成事实即使不情愿也只得默认。他已经与安德拉希在加施泰因见面，然后前往维也纳完成谈判。

　　俾斯麦向安德拉希提议，德意志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签订结盟条约，并递交给两个帝国的议会，只有经过双方议会的同意才能结束同盟。根据结盟条款，每个盟国都必须协助盟友抵御任何可能攻击双方的第三国势力。安德拉希十分乐意缔结同盟，但是他拒绝递交议会，因为他担心非德意志民族群体的反对。他也不同意可能迫使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兰西交战的同盟条款，因为他与法国没有分歧。他只同意结成抵御俄罗斯的侵略的同盟。由于这两项修改，同盟对于俾斯麦的价值变少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愿意接受安德拉希的建议。在皇帝威廉眼中，专门针对俄罗斯的同盟简直等于叛逆，而德国与法国的战争同盟甚至更令人反感和厌恶，绝不能考虑。他竭尽仅剩的精力顽固地反对德奥同盟。俾斯麦在一些备忘录中为之辩解，它们是论证的真正杰作。但是持批判态度的读者会发现，俾斯麦的这些论证仅仅适用于替他已经做出的决定辩护。这是他心意已决的情况。既然决心与奥地利签订条约，他总是能够为自己的意志决定要做的事编造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最终威廉让步了，不是因为俾斯麦的论证说服了他，而是因为宰相威胁说倘若皇帝拒绝签订条约他就要辞职。起初威廉宣称，与其签订反对俄罗斯的条约他宁可退位。但是他退位又有什么用呢？继承他的王太子将十分乐意与奥地利缔结同盟。因此最终威廉向宰相的钢铁意志屈服了，1879年10月5日，他只得授权签订条约。不过在签名时他补充了一句话：“逼迫我到这个地步的人将在天上对此负责。”——意思是指审判日。他写信给外务部长冯•比洛说：“我的道德力量全部崩溃了。”当时比洛对俾斯麦的政策有些批评意见。

　　在奥地利这方面，俾斯麦达到了目的。但是他最初的计划还包含另一个目的，即与英国达成非正式协议。事实上，他已经开始与不列颠首相比肯斯菲尔德谈判，可是谈判过程非常奇怪。9月16日，俾斯麦指示驻伦敦的德国大使明斯特尔（Münster）伯爵，通过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交谈，发现“假如德国与俄国发生冲突英国会采取什么政策”。9月26日，明斯特尔在位于休恩登（Hughenden）的乡间别墅见到了比肯斯菲尔德。关于这次谈话，我们有双方的报告。在一些关键点上，双方的记述有所不同，但是经过仔细检查之后，我认为比肯斯菲尔德上交给女王的报告比较准确。首相写道：“明斯特尔说，俾斯麦提议德意志、奥匈帝国和大不列颠结成同盟。”比肯斯菲尔德回答说他十分乐意接受这个提议。而明斯特尔报告说这个建议是比肯斯菲尔德提出的。不过两份报告的共同点是比肯斯菲尔德表示愿意与德意志和奥地利缔结同盟。这次交谈之后，大使立即发电报说，所有方面的情况都会令宰相满意。

　　然而俾斯麦对这个消息的反应与明斯特尔的预期截然不同。10月8日，他告诉明斯特尔他不满意，因为比肯斯菲尔德并未回答他的问题：“假如我们为东方问题与俄罗斯发生争端，英国会怎样做？”此外，他还禁止明斯特尔继续谈判。

　　俾斯麦的反对与明斯特尔的报告不一致。明斯特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比肯斯菲尔德同意结盟，就等于以可能的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回答了俾斯麦的问题。况且假如俾斯麦对此不满意，最符合逻辑的步骤是指示明斯特尔用更清楚的方式重复他的问题，肯定不应该中止谈判。如果我们从表面价值看待俾斯麦的反对，他的态度就完全无法理解。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在他指示明斯特尔进行谈判的9月16日与指示大使不要继续谈判的10月8日之间，他改变了策略。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答案是10月7日俾斯麦签订了德奥同盟条约，正是他的反向命令送到伦敦的前一天。如果对他来说，与英国达成非正式协议仅仅是确保与奥地利结盟的手段，那么继续谈判就是多余的。俾斯麦最初不是这样想的。他原来的计划是与英国结盟，附带与奥匈帝国结盟。现在他为什么放弃了？

　　依据我的观点，决定性因素是俄罗斯和沙皇的新交涉。9月28日，即明斯特尔与比肯斯菲尔德交谈的两天之后，两位俄罗斯外交家拜访了俾斯麦。其中一位是驻巴黎的俄罗斯大使奥尔洛夫（Orloff）亲王，他去世的妻子凯瑟琳•奥尔洛夫是俾斯麦在比亚里茨度假时结识的朋友。作为老朋友，俾斯麦对奥尔洛夫说，不仅威廉而且弗朗茨•约瑟夫都渴望延续他们与俄罗斯的古老友谊。

　　君士坦丁堡的俄罗斯大使萨布罗夫（Saburoff）的造访更加重要，因为在沙皇信件的插曲之前，那年夏天他在基辛根与俾斯麦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他强调了自己的观点，即与德国的友谊是俄国的政策的最好最确定的基础，而俾斯麦坦白地说出了对俄罗斯宫廷的怨言。萨布罗夫从基辛根返回俄罗斯，在一份冗长的备忘录里向沙皇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在位于里瓦几亚（Livadia）的夏宫谒见过沙皇之后，又启程前往柏林。亚历山大同意了萨布罗夫对形势的看法，并指示他让俾斯麦相信他是善意的，有意维护和平。萨布罗夫准备告诉宰相，沙皇未来的政策是纯粹防御性质的，除了执行柏林条约以外没有其他目标。9月28日俾斯麦与萨布罗夫的谈话非常令人满意，以至结束后他亲手草拟了与俄罗斯的新协议的原则纲要。这份草案的第一项条款陈述，当英格兰与俄罗斯之间发生战争时，德意志帝国有责任保持中立。这样的条约可以与德奥同盟并存，萨布罗夫确定德奥会结盟，但是它与英德同盟完全不能相容。

　　次日即9月29日俾斯麦给安德拉希写了一封信，从中可以推断他在这次谈话中从萨布罗夫那里得到了什么。他说消息直接来自沙皇的公馆——显然是指萨布罗夫的信息，表明他和安德拉希一致同意的政策是正确的；沙皇十分平静地看待德奥同盟，接受了既成事实，现在他有意重新恢复三帝同盟。俾斯麦采纳这个计划，暗中放弃了与英格兰结盟的想法。这就是他在10月8日指示明斯特尔不要继续谈判的真实理由，所谓对不列颠首相的答复不满意只是借口而已。

　　俾斯麦1879年的外交产生了两个极其重要的结果，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缔结德奥同盟，不缔结英德同盟。两方面的变化都影响了下一个世代的欧洲政治。后来意大利在1882年加入了德意志帝国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同盟，同盟的规模得以扩展——虽然没有强化，直到1918年，它一直是德意志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德意志与不列颠的结盟唯有在此时可行，俾斯麦却在这一关键时刻拒绝继续谈判，最终造成两个国家的巨大分歧，以致不列颠与法国和俄罗斯联手对抗德意志。后来的事态发展不是俾斯麦的拒绝就会发展到的结果，但是这意味着假如1879年他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本来可以防止那些事情的发生。当然，谁都无法确定假如俾斯麦继续与比肯斯菲尔德谈判两国是否就能顺利结盟，因为女王和外务部长索尔兹伯里勋爵都没有对首相的报告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不过同样也没人可以断言比肯斯菲尔德一定不会达到目的。无论如何，假如1879年英德同盟得以实现，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全部改变，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

　　我们知道，俾斯麦的对外政策的一个指导原则是避免被迫在德意志的两个东方邻居即俄罗斯和奥地利之间进行抉择，用他本人的说法就是避免在它们之间“选择”。那么现在他是否在这两个帝国之间做出了“选择”？普遍的印象是他选择了，其实却并非如此。实质上他在俄罗斯与不列颠之间做出了选择，并且偏向俄罗斯。他的确通过签订正式结盟条约拉近了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他成功地扫清了通向圣彼得堡的道路。事实上，在两年之后的1881年，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的皇帝建立了新的同盟。盟约期限于1884年延长，但是考虑到俄罗斯与奥地利在东方政策方面的矛盾不可调和，盟约到1887年就终止了。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俾斯麦在1879年的政策是否明智？为了维持与俄罗斯的联系，他选择了奥地利作为同伴，却没有选择不列颠做第三个同伴，这是否正确？德意志-奥地利-俄罗斯的组合只可能是暂时的，因为奥地利与俄罗斯的利益互相冲突，不可能结成永久性同盟。另一方面，1879年时不列颠与德意志或奥地利之间都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分歧。当时德国既没有足以与英国海军匹敌的舰队，又没有殖民地，况且俾斯麦对海军和殖民地都不感兴趣。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大不列颠的组合至少有可能成为永久性的，这种组合还很可能维持欧洲的和平。

　　如今这两组集团的固有区别在每个人看来都显而易见。我们难道要假定，俾斯麦这种具有非凡而优越的先见之明的人竟然对此视而不见？假如他明白其中的区别，为什么却走上了另一条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阅读《思考与回忆》的第二十九章，标题是《三方同盟》。俾斯麦在开头表示他相信或迟或早，欧洲的两股主要潮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一方是以君主制度为基础的秩序，另一方是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在他看来，君主制度确定的贡献者唯有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的宫廷，在某些条件下，罗马也可以算进去。他不考虑英国，因为“英国宪法不承认有保证的永久性同盟”。至于奥地利与俄罗斯在东方的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实际困难会妨碍持久的同盟关系，俾斯麦用一句评论略过了：“与其为巴尔干半岛的破碎国家进行敌对竞争……现存的强大君主国家应当远为重视维护以君主制度为基础的秩序的任务。”

　　如今任何看到这段话的读者都会为它与现实的差距感到震惊。如今被他视为君主制原则的支柱国家全都没有君主，而在被他用一句肤浅的话摒弃的英国，君主的地位却一如既往地稳固，假如他能看到这种现实，又会说什么呢？显而易见，在那个旧时代，国内的考量——不，应该说根植于国内事务的偏见遮蔽了俾斯麦的对外政策的视野。格外稀奇的是，人们普遍以为俾斯麦是兰克（Ranke）所谓的“外交政策置于首位”（das Primal der Aussen-politik）的政治体系的首要积极倡导者，主张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优先于任何国内事务的考量。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影响了俾斯麦的决定，它直接来源于他的性格。伟大的宰相只关心能让他当实质性领导的同盟。毫无疑问，他曾经是1864年的普奥同盟的主导人物，这帮助他赢得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他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毁弃了同盟。没有理由怀疑，在新结成的与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同盟中，他会再次发挥主导作用。奥地利的政治家中间有谁能够与他匹敌？安德拉希正要辞职，他的继任者更微不足道，不可能指望他从俾斯麦手里夺取控制权。俄罗斯的哥查科夫已经是82岁的体弱老人，他的退休只是时间问题。前几个月的事件表明，长期而言沙皇本人完全不能承受德国宰相的攻势。俄罗斯未来的外务大臣盖尔斯（Giers）是一位诚实、认真负责、兢兢业业的官员，但是就个人而言无足轻重，在他的主人眼里，他只是某种起美化作用的办事员而不是大臣。俾斯麦本人用最轻蔑的措辞形容他。因此如果选择奥地利和俄罗斯当盟国，俾斯麦肯定能掌握控制权。

　　与此相反，纵然不列颠成为德意志的盟国，他也绝不可能指望英国的政策遵循他的指导。俾斯麦非常清楚，大英帝国规模庞大力量强盛，其利益分布广泛遍及全球，不可能受任何欧洲强国或者欧洲大陆政治家的控制，不管他多么伟大、多么受尊敬都不行。况且他知道，英国政策的最终决定因素是英国的公众舆论，通常它会自行其是，不太可能接受一个外国政治家的暗示。事实上，第二年的事情证明英国能够通过一次普选影响本国的对外政策路线。在1880年的选举中，英国人表明他们不喜欢比肯斯菲尔德的“坚决有力的”对外政策，又一次将国家的命运托付给了格莱斯顿，后者代表着自由主义和民主的精神，那正是宰相决心在德国压制的，所以俾斯麦完全不欣赏他。虽然1879年时俾斯麦很可能不希望比肯斯菲尔德垮台，在他看来，与缔结英德同盟相比，仅仅对外政策取决于公众舆论和选举这一点就重要得多。

　　以我所见，正是出于上述理由，俾斯麦没有选择不列颠加入他与哈布斯堡的同盟，而是重拾他三帝同盟的老计划。我们可以怀疑他晚年时对自己的“选择”是否完全满意，因为后来他告诉奥地利皇帝，1879年以后他的目标是争取英国加入“三方同盟”，这肯定与他的选择完全不协调。随后我们将看到，他在执政末期尝试过与索尔兹伯里重启关于英德同盟的谈判。然而历史证明被忽视的机会一般不可能重现，他在迫使老皇帝与奥地利缔结同盟时曾经在一份备忘录中写下这句话，后来他被迫体验了这一真理。在此期间他做过许多旨在激起英国人的不友好感情的事，在谈及他的殖民政策时我们将记述相关的故事。

　　不过目前俾斯麦对自己在1879年的工作还相当满意。他在关税斗争中彻底击垮了对手。通过与奥地利结盟，他的外交政策赢得了巨大声望。大使冯•施魏尼茨将军如此描述他的地位：“在柏林，每个人都发出相同的音调。每件事都仰仗俾斯麦，而且只仰仗他。一个人的统治从未如此专制，人们不仅出于恐惧，而且出于钦佩和自愿在精神上服从并接受他的统治。”

　　11．俾斯麦的殖民政策

　　1884年至1885年，俾斯麦的殖民政策在德国政治中占据最突出的位置，这在传记意义上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此前他一直断然拒绝任何殖民政策，而在执政的最后几年，他又恢复了这种反感情绪。最后几次在帝国议会演说时，他曾经大声喊道：“我不是殖民主义者（Kolonialmensch）.”现在我们从普鲁士内阁的一名成员的日记里得知，1889年8月在德国政府（Staatsministerium）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对“德国殖民欺骗”大发雷霆，因为它们扰乱了他的安排。因此我们可以说，他短暂的殖民热情仅仅是他人生中的一段插曲。但是这段插曲产生了重大的后果，既影响了德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关系，又影响了德国人民的整体前景。因此解答俾斯麦开始执行殖民政策的理由就格外有趣。许多历史学家都试图揭开这个谜团。

　　当俾斯麦开始对殖民问题感兴趣时，全世界只剩下两个地区可供德国开拓殖民地：非洲南部和南太平洋诸岛。在这两个区域，英国的殖民地都占据了最重要的地理位置：南非的开普殖民地以及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因此德国殖民政策的成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英国及其殖民地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英国是最大的海上强国，确实“统治着海洋”。但是由于英国在1882年占领埃及，它的国际地位经历了非常重要的变化。数代以来法国一直认为埃及属于它的利益领域，为此法国与英国发生了尖锐的政治冲突。我们不怀疑俾斯麦预见了这一后果，抑或他在反复建议英国政府“拿下埃及”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英国对埃及出手更加是自愿的，由于埃及的行政管理和财政方面的很多问题具有国际性质，为了在那里保持稳固的地位，英国要依靠其他强国，特别是法国的善意和认可。

　　我们已经看到，自从1877年10月共和主义者战胜麦克马洪并迫使他于1879年1月辞职，俾斯麦与法国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标志着俾斯麦开始对法国采取和解政策，一直持续到1885年3月30日，在法国下议院暴风雨般的一次会议上，克列孟梭（Clemenceau）推翻了朱尔•费里。引用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说法，费里倒台的原因是他“为了成为东京人（Tonkinese）玩过了火，忘记了孚日（Vosges）的蓝线”，意思是说，他为了在东亚赢得殖民帝国，与法国1870年时的敌人合作了。俾斯麦试图让法国原谅色当之败，如同它在半个世纪前原谅滑铁卢之败一样，可是击败费里的这次下议院表决在法国无疑广受欢迎，这意味着他的尝试失败了。1884年11月俾斯麦对法国大使库塞尔（Courcel）说过：“自从1871年以来，我始终如一的关心驱使我原谅色当，如同1815年以后法国人原谅滑铁卢。”随着时间流逝，法国人或许会原谅色当之败，但是他们既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德国占领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和梅斯的事。

　　俾斯麦对法国的和解政策结束之后不久，他对殖民的兴趣也消失了，现在他更感兴趣的是培养与英国的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英国在埃及的窘迫处境以及德国与法国之间关系的改善，这种环境下的特殊联盟使俾斯麦有机会进行殖民政策的实验。但是我不认为这就是他的动机。按照我的意见，可能性大得多的动机是德国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1881年的选举产生的帝国议会中，保守党与剩下的民族自由党联合起来也仅占少数。一旦中央党与分离派和进步党联手，俾斯麦就不得不面对占压倒性多数的反对派。虽然在关税问题上中央党投票支持政府，依旧存在许多他们持反对态度的政治议题。1884年夏天，即帝国议会下一轮选举的半年之前，分离派和进步党合并起来组成了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党派，名为德意志自由思想党（Deutsch-freisinnige Partei）。最初它有100多名议员代表，其中包括一些最卓越的资深国会议员，例如进步党的欧根•里希特和黑内尔以及分离派的班贝格尔、福肯贝克和施陶芬贝格。

　　恰在此时，前往美国见识新大陆的拉斯克在纽约去世了。他的死亡使俾斯麦有机会证明他从未原谅或忘记，纵然是死亡也不能缓和他对宿敌的仇恨。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对德意志帝国议会失去一位爱国的优秀成员表示同情。可是俾斯麦拒绝将决议交给帝国议会，把它退还给了美国。拉斯克的一个朋友在帝国议会提起这件事时，俾斯麦发表演说谴责一个死者的政治活动，试图斩草除根。将他的表现与英国议会中所有党派的领袖们向去世的对手告别时习惯采取的方式（索尔兹伯里勋爵在演说中称赞他毕生的竞争对手格莱斯顿是“伟大的基督教徒政治家”，这只是一个例子）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国的政治文化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

　　不过与其他事情相比，新党派有一点最令俾斯麦恼怒：他料想它是王太子的党派（die Kronprinzenpartei）。有传闻说，王太子给福肯贝克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欢迎激进派自由主义者的联合，并祝贺新党派的建立。俾斯麦害怕王太子继承帝位以后会从这个党派的领袖中选择内阁成员，把他排挤掉，他给这个假想的内阁创造了一个短语“德国格莱斯顿政府”，这个名称体现了他的憎恶和嘲弄。王太子继承帝位的日子不会太远，因为老威廉这年已经87岁了。现在宰相的首要目标是摧毁德意志自由思想党并在“格莱斯顿政府”诞生之前消灭它。他需要制定一个政治计划，以便巩固自己的威信，抵制反对党并使他的对手不受欢迎。1881年俾斯麦草拟了一份社会改革的计划纲要，为疾病和意外事故提供社会保障，后来年老体弱的人也列为保障对象，通过为工人提供疾病保险的法律，这个计划实现了一部分。但是该计划不如俾斯麦预期的那么受欢迎，他通过这种手段引诱选民离开社会民主党的希望也落空了。

　　当时殖民政策对一部分中上层阶级——尤其是汉堡和不来梅（Bremen）这样的海边城镇的选民，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很多人认为它是受尊崇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俾斯麦知道它会遭到自由思想党的有力反对。该党的一位领袖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就由于积极反对殖民政策而闻名。他说殖民不会给帝国带来实际利益，因为值得占据的领土已经全部被其他国家占领了。另一方面，殖民可能导致德国容易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因此俾斯麦预测，他有可能利用殖民运动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损害自由思想党，指控他们缺乏民族感情。此外，他或许还希望使该党与王太子发生冲突，因为他料想王太子赞同德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的想法。

　　不过俾斯麦似乎还有另一个动机，当时他的长子赫伯特（Herbert）是他的私人合作者，他说的一句非常稀奇的话暗示了这个动机。1890年3月冯•施魏尼茨将军与赫伯特•俾斯麦交谈过一次，他询问如何解释俾斯麦对殖民政策的热情，因为它与宰相以前说过或做过的一切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赫伯特回答道：“我们采取殖民政策时，必须预想到王太子的长期统治。在他统治期间，英国的影响将占优势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们只得启动殖民政策，因为它受大众欢迎，我们还可以方便地利用它在任何既定时刻与英国发生冲突。”虽然很难相信一位伟大政治家竟有这种动机，我们不能怀疑赫伯特从父亲口中听说过此类观点。

　　俾斯麦实行殖民政策时，在英国掌权的是格莱斯顿，他被德国自由主义者视为当代最重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鉴于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个人敌意，我们可以猜测，假如他能成功地击败后者，想必会感到特别高兴。但是要利用殖民问题击败格莱斯顿并不容易，因为他完全愿意默许德国进行殖民扩张，他完全无意声称英国在殖民方面享有特权地位，并且认为将德国排除在其他大洲之外也不会让英国得到实际利益。不过直到较晚的阶段，格莱斯顿才对俾斯麦的要求和抗议有了个人认识；通常情况下，处理那些事务的是各部大臣。当然，德国的照会是寄给外务部的。外务部长是格兰维尔（Granville）勋爵，他做决定时必须咨询殖民部长德比（Derby）勋爵的意见，而殖民部长必须咨询相关殖民地的内阁，举例来说，如果俾斯麦的要求涉及非洲事务，就要询问开普殖民地。如果相关官员不竭尽全力加速处理问题，如此复杂的组织就很可能导致拖延。可是格兰维尔和德比的反应都不快，结果俾斯麦提交的一个重要问题耽搁了半年仍未得到答复。

　　我们可以理解，这种延误使他勃然大怒，我们也毫不意外地发现，他迅速利用英国政府的一切错误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他指责格兰维尔对德国怀有敌意，这无疑是错误的。格兰维尔绝非德国的反对者，俾斯麦本人也了解他的友善感情，因为他的儿子赫伯特曾经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当过秘书，格兰维尔以最亲切的态度接待了他。

　　俾斯麦与英国政府之间的误解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一直蒙在鼓里，完全不知道德国宰相热衷于殖民政策。他们只知道俾斯麦反对德国的殖民扩张，英国大使奥多•拉塞尔——现在是安特希尔（Ampthill）勋爵——在柏林继续发送这样意思的报告。拉塞尔于1884年8月去世，但是他失误的主要原因不是健康状况不佳，而是俾斯麦故意向他隐瞒了殖民政策的转变。在那段时间里，格兰维尔本来可以改变态度顺应俾斯麦的愿望，然而无论是柏林的英国大使还是伦敦的德国大使都对此只字未提，明斯特尔伯爵本来可以提示他注意这些抱负，但是俾斯麦同样对明斯特尔隐瞒了自己的意图。德国外务部长哈茨费尔德（Hatzfeld）曾经建议用完全机密的方式把宰相的计划通知明斯特尔，俾斯麦却在1884年5月21日下令禁止那样做。

　　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完整地回顾俾斯麦的殖民政策，也不能具体记述他非常精明而复杂的操控手段的细节，或许举一个造成了深远影响的典型例子就足够了。

　　1907年1月1日，艾尔•克劳（Eyre Crowe）爵士替外务部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起草当时被格雷称为“最有价值”的文献，那就是著名的关于德国对外政策的备忘录。艾尔•克劳是外务部的常务副部长，他的看法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他在备忘录的页边写了一条注释，为自己对德国殖民政策的批评辩解，他提及了“著名的幽灵”文件，俾斯麦曾经假装交给英国政府一份文件，而实际上它从未寄出过。他补充道：“对于这些事情，很难找出比‘欺骗’更合适的词来形容。”这所谓的“幽灵文件”是俾斯麦于1884年5月5日寄给明斯特尔的函件。艾尔爵士的记述的细节不够准确，不过他的评论显示了这个事件给英国外务部的人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事实是这样的：1885年1月，俾斯麦与接替奥多•拉塞尔担任大使的爱德华•马利特（Edward Malet）谈过一次话，讨论俾斯麦在埃及争端的问题上改变立场的原因。俾斯麦指责英国政府在殖民问题上表现出恶意的敌对。作为论据，他提及了1884年5月5日的函件，他在其中指示明斯特尔通知英国政府，倘若英国不满足他在殖民方面的要求，德国将被迫寻求法国的协助。马利特立即向格兰维尔报告了这件事，外务部下令搜索本部的记录，找出引起问题的急件。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英国召唤明斯特尔寻求解释。格兰维尔向格莱斯顿报告说：“我跟明斯特尔谈过了。他惊恐得魂不附体，回去查阅他的档案文件。他发现了那著名的急件，而且还有一封电报，命令他不要遵照急件的指示行动。他乞求我对此事保密。”

　　后来这封急件和电报公开发表，说明明斯特尔对格兰维尔说的是实话。急件内容的要点是俾斯麦提议英国政府用最清楚的、可能范围内最好的方式向德国表示友好，也就是放弃黑尔戈兰（Heligoland）岛。明斯特尔看到这个建议很高兴，写信给宰相说，它比那些“完全不切实际和不成熟的殖民政策”好得多。俾斯麦在回信中无视了他对德国殖民政策的含蓄批评，一句都没有反驳。于是他又一次没有告诉自己的大使他已经决心推行殖民政策。

　　当时明斯特尔带着绝对的自信谈起黑尔戈兰，请格兰维尔暂时不要向同僚透露这件事。他承诺在几天后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然而他没有做到。为什么？因为他突然收到首相的电报，指示他永远不要再提及黑尔戈兰。

　　俾斯麦为什么忽然撤销自己的命令？他在电报中所说的理由无疑是不真实且不充分的。以我所见，下述事实可以解释其中的原因。就在俾斯麦给明斯特尔发电报的那一天即5月25日，他收到了德国外务部长哈茨费尔德伯爵的关于与王太子的谈话的报告。王太子问哈茨费尔德，据说德国鼓励法国要求英国撤离埃及，这种传闻有没有事实根据？哈茨费尔德在回答时概述了5月5日的函件中列举的论点，但是没有提及黑尔戈兰。王太子又问该函件是否只涉及殖民问题，外务部长仍然对黑尔戈兰这一主题保持沉默。不过哈茨费尔德在报告里询问宰相，是否应当告知王太子黑尔戈兰的事。俾斯麦的回答是“不”，然后他发电报给明斯特尔，命令他放弃与英国政府谈判这个问题。

　　通过整理这些事实，加上前文提及的赫伯特•俾斯麦对施魏尼茨所说的解释，我得出的结论是俾斯麦终止这些谈判不是因为有失败的风险，而是因为有成功的风险。他对黑尔戈兰没有强烈的欲望，但是他不希望德国与英国的关系变得太好，因为他害怕这样一来，当腓特烈•威廉继承帝位的时候英国对德国政策的影响就会增强。

　　另一方面，俾斯麦命令明斯特尔停止谈判黑尔戈兰事宜的数天以后，他又指示大使告诉格兰维尔，德国不认可开普殖民地吞并西南非洲海岸。这一声明令格兰维尔惊慌失措，这种反应清楚地表明他远远没有想到开普殖民地哪里违逆了宰相的意思，或者换而言之，说明宰相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意图，只要英国人知道他的真实意图，他们本来是能够也愿意遵从宰相的意志的。

　　无论如何，毫无疑问的是俾斯麦的指令阻止了明斯特尔向格兰维尔透露1884年5月5日的函件的内容，直至1885年1月宰相与马利特面谈时提起此事之前，格兰维尔对此一无所知。我们或许可以假设，俾斯麦在这次面谈时忘记自己在半年前已经撤销了这封函件的递交。纵然如此，他也没有做任何事矫正这个错误，即便格兰维尔已经在议会正式声明他从未收到过这封函件。甚至到了那时，俾斯麦还是没有说任何澄清误解的话。不过格兰维尔以蓝皮书的形式公开发表了马利特的报告以及他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回答，令俾斯麦勃然大怒。他在自己的报纸《北德意志综合报》上刊登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批评和刻薄地讽刺这份蓝皮书，冒失地抨击英国外务部，造成信任的裂痕，却只字未提1884年5月的函件从未递交的事实。实际上完全相反：按照报纸的描述，函件的递交仿佛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在这些挑起争端的文章发表的同时，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公开抨击格兰维尔，使这场论争达到了高潮。他的演讲或许是和平时期一个国家的首相对另一个国家的外务部长进行过的最激烈的抨击。格兰维尔确实在上议院提及俾斯麦建议英国政府“拿下埃及”时发表过不谨慎的评论，那是这场攻击的开端。俾斯麦断言他从未提过那种建议，那无疑不是真话。不过格兰维尔事先没有征求俾斯麦的许可就将这一提议公布于众，也是错误的做法。

　　俾斯麦的演讲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很多人以为这是与英国决裂的前奏。可是俾斯麦的实际行动呢？第二天他派他的儿子赫伯特前往伦敦，向英国大臣们提出和解方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的速度非常快，不是因为赫伯特的谈判技巧高明，而是因为格莱斯顿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达成协议。他亲自与赫伯特详细讨论，明确表示为了满足德国的正当要求他愿意做任何事，但是假如德国以敲诈的形式提出要求，英国就很难满足他们了。赫伯特无疑清晰地听见了“敲诈”这个词，可是在他非常傲慢的谈判报告里，没有提及此事。他反而在给父亲的报告中无礼地写道：“与格莱斯顿先生讨论一个大国的对外政策的精髓是没用的，因为他完全不能理解。”俾斯麦喜欢听别人用这种语气谈论格莱斯顿，虽然他的同胞们称其为“显赫的老人”，他本人却习惯用“格莱斯顿教授”这个称呼，“教授”这个词表达了他最彻底的轻蔑。俾斯麦巧妙地处理他与格兰维尔的论战，最终给英国政府留下了最恶劣的印象。他转向殖民事务时格莱斯顿正于1886年第三次组建内阁，与此有很大关联。

　　德国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殖民地，特别是这些交换导致了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厌恶感，这些代价是否值得尚存疑问。在这非常混乱的一年结束时，一个德国出生的英国人写了一封信，如今读来令人感到悲哀。这封信的作者是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梵文教授、伟大的东方文化专家马克斯•米勒（Max Muller）.“牛津的马克斯•米勒”在德国十分有名。他既爱他定居的国家，也爱他出生的国家，最希望看到两国友好相处。他的朋友施洛策（Schlözer）是在罗马教廷任职的德国公使，有相当程度的文化修养。米勒写信给施洛策，保证说英国人并不厌恶德国，某些德国报纸的毁谤言论没有造成影响。但是他告诫德国人不要低估英国尚未发展的力量。“一旦被逼至绝境，每个英国人都会在第二天变成战士。”“除非德国和英国在未来站到一起，如今我们身处的这种可怕而野蛮的境况才会终结。我们像史前的掠食野兽那样生活。如果每个国家都要拥有比邻国更多的枪，否则就不会感到安全，欧洲会变成什么样？30年来，欧洲几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

　　马克斯•米勒请他的朋友向“老上司”即宰相转告这些意见。至于施洛策是否照做了，极其值得怀疑。公使完全明白，俾斯麦的回应只会是“人道主义的废话！”

　　我们必须提及殖民时期的一段插曲，因为它特别反映了俾斯麦的方法。1885年秋天，为了南太平洋的卡罗琳群岛（CarolineIslands），德意志与西班牙发生了冲突。西班牙认为群岛是自己的属地，可是一名德国船长在群岛升起了德国的旗帜。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两国同意找人仲裁这场争端。猜猜看俾斯麦提议的仲裁者是谁？教皇列奥十三世！这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恭维，教皇非常感激，可是德国的反教权主义者们全都伤心失望，他们曾经在君主与教士的权力斗争中以巨大的热情追随俾斯麦，宰相却转向了教皇。

　　教皇的决定有利于西班牙，不过他给俾斯麦寄了一封信，其中充满最精妙的奉承话，并授予荣誉，以前新教徒从未获得过这样的荣誉。不过俾斯麦知道如何用更多的恭维回应。在回信中，他使用了留给在位的君主的称号，称教皇为“陛下”，并告诉教皇他认为圣父是现世的最高统治者，纵然他已经失去了世俗的权力。

　　12．1887年的七年期斗争

　　1886年9月，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交了新的军队议案。它提议从1887年4月开始补充新的军队力量并持续七年，即到1894年3月为止。这意味着新的七年期。上一次的议案于1880年通过，有效期至1888年3月，包含这段时期。因此新的七年期将在旧议案期满的一年前开始生效。

　　俾斯麦为什么如此匆忙？官方给出的理由是外国军队的扩张，特别是指法兰西和俄罗斯。

　　自从朱尔•费里倒台以后，德国与法国的关系再次恶化。毫无疑问，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朱尔•格雷维（Jules Grévy）爱好和平，总理弗雷西内（Freycinet）及其继任者戈布莱（Goblet）以及外务部长弗卢朗（Flourens）同样如此。连俾斯麦也不怀疑。可是他断言，弗雷西内和戈布莱的内阁中的战争部长布朗热（Boulanger）正在准备战争。

　　布朗热的名字与法国的复仇运动联系在一起。80年代晚期法国确实有一场积极的“复仇运动”，其领导者是保罗•德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和他的爱国者联盟（Ligue des Patriotes），有一段时间布朗热是这场运动的偶像。

　　可是1886年3月俾斯麦还没有做任何事证明德国的担忧的合理性，就促使德意志帝国议会注意布朗热，这是异常的。他把布朗热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说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会挂在敌人军队的旗帜上，令人回忆起法兰西革命战争。关于这些罪名，俾斯麦的唯一证据是驻巴黎的德国武官的一些报告，其中称布朗热是复仇的战争部长。可是俾斯麦的诠释和施加的压力让这个武官和德国大使明斯特尔伯爵（其时他从伦敦转职到了巴黎）都感到惊讶不已。瓦尔德泽（Waldersee）将军是军需总长，也就是总参谋长毛奇将军的副手，他说俾斯麦关于战争危险的言论是一场喜剧。凡是真正了解法国形势的人，都不会相信法国进攻德国的可能性。

　　然而俾斯麦习惯强调，倘若德意志与俄罗斯的敌对状态导致战争，法兰西也会受到引诱加入战斗。这时俄罗斯的统治者是亚历山大三世。1881年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二世遭到虚无主义者刺杀之后，他继承了帝位。他无疑与父亲不同，俄国与德国及其皇帝之间的友情并未感动他。在他成长的环境中，泛斯拉夫思想在俄罗斯上层阶级中间盛行，并得到一些有影响力的报纸的宣传。尽管如此，在当政的最初几年，他仍与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皇帝缔结了新的同盟，并于1884年延长盟约期限。至少在名义上，当时他不仅是德意志帝国而且是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盟友。

　　虽然存在这种同盟，巴尔干半岛的事件还是导致两个东方帝国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1885年，巴腾贝格（Battenberg）的亚历山大亲王统一了保加利亚，由于他与塞尔维亚人的战争，以前的对抗复苏了。亚历山大二世喜欢巴腾贝格，可是他的表亲亚历山大三世却憎恨他，这使情况更加恶化。新沙皇认为巴腾贝格是叛徒，因为他试图为保加利亚的利益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统治保加利亚。德国有很多人同情巴腾贝格，可是宰相不然，他用远非友好的措辞批评他。俾斯麦听说亲王想娶王太子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而且太子妃完全赞同这件婚事，感到非常恼怒。由于他的煽动，老皇帝否决了联姻的事，太子妃只得让步。

　　然而保加利亚还会发生令宰相更不愉快的意外事件。1886年8月20日至21日夜，一群保加利亚军官绑架了巴腾贝格，把他带出了国。他可以回国并受到人民的热情迎接。可是他收到了沙皇措辞非常严厉的一封电报，谴责他不该回去，于是亲王退位并离开了保加利亚，再也没有返回。

　　推翻巴腾贝格的事件在欧洲引起了轩然大波。每个人都相信劫持他的军官是俄罗斯的道具，1886年11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在市政厅发表演讲，严厉地描述他们是“被外国金钱收买的堕落家伙”。德国的公众舆论也对俄国的方法表现出震惊和愤怒，尤其是因为巴腾贝格由于战胜塞尔维亚人而被称作“德意志的英雄”。然而德国有一个人不仅冷静而且怀有敌意，那就是俾斯麦。他命令自己的报刊做反面宣传，以致一家激进派报社被惹怒了，愤慨地指责他们“巴结俄罗斯”。俾斯麦试图转移注意力，认为这种愤慨只不过是党派对抗的表现。然而事实上，决不激进或者对政府没有敌意的集团——例如许多军官——也对政府及其新闻机构的态度感到十分愤慨，德国派著名的将军冯•德•葛尔茨（von der Goltz）前往君士坦丁堡训练土耳其军队，他说土耳其人都感到困惑，不知道德国政府为什么如此热切地对俄国唯命是从。

　　在老皇帝退位几个星期之后，俾斯麦呈递过一份关于巴腾贝格的报告，为他讨厌亲王的理由提供了意味深长的线索。他用最暗的颜色抹黑亲王，将其描述成敌视帝国、皇帝以及觊觎他自己的职位即宰相的德国反对党的候选人。他写道：“作为帝国宰相，亲王将获得目前的帝国议会的多数支持。”意思是指由自由思想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构成的多数议员，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俾斯麦。

　　俾斯麦最憎恨的是德意志自由思想党，因为他将其视为未来皇帝的追随者。腓特烈•威廉继承帝位的日子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渐渐临近。1885年威廉一世已经年近90，他的病情相当严重。同年5月，俾斯麦与法国大使库塞尔男爵谈起了这个问题。宰相情绪极度激动，下颌剧烈颤抖，面颊通红，双眼满含泪水，库塞尔写道：“我看见他下颌抽搐颤抖，脸颊泛红，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这次威廉一世恢复了健康，尽管如此，宰相始终念念不忘即将来临的新老皇帝交替。他自己的命运将发生什么样的转折？他常常嘲笑和恐惧的“格莱斯顿政府”将化为现实，这个政府将由自由思想党的能干的领袖组成，太子妃最喜欢的巴腾贝格亲王将成为挂名的政府首脑。这个内阁将得到新皇帝的热情支持，以及帝国议会的多数议员的主动协助。

　　没人会以为俾斯麦这样的人会坐以待毙，等着这个“格莱斯顿政府”出现。他建立的德国政治制度赋予了他需要的权力，只要他能够依靠君主或者议会的协助。改变帝位的继承权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位雕刻大师可以用凿子敲击的点是帝国议会的多数票。假如俾斯麦能够成功地使帝国议会的构成有利于自己，新皇帝就会没有实权，宰相的政权就永久确立了。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俾斯麦必须解散帝国议会，用最有利于政府的口号主导新选举。他知道军队问题可能激起选民的爱国热情，尤其在人民相信战争即将发生的情况下。

　　这种情况解释了俾斯麦不能等1880年的议案七年期满的理由，因为在此期间年迈的皇帝随时可能去世，他迫不及待。

　　新议案提出扩大军队规模，可是它未能给俾斯麦提供解散帝国议会的借口。温特霍斯特怀疑俾斯麦的意图，劝说大多数议员按照政府的要求投票赞成全副武装力量，如同流行口号所说的“每个人和每一分钱”（Jeden Mann und jeden Groschen）。然而真正引起斗争的问题是如何给新固定的征召入伍（Friedenspräsenz-Stärke）的总人数规定合适的有效期。政府希望有效期为七年，但是不得不承认以前这一期限从未得到过充分利用。俾斯麦的真实理由是他知道在任何条件下自由思想党都不可能同意七年的期限。进步党和以前的民族自由党分离派已经于1884年合并，双方达成了妥协，同意决不赞成有效期比一届议会任期更长的军队议案，也就是不超过三年，因此俾斯麦坚持要求七年。

　　他使用了在他不想达成协议时通常运用的策略。帝国议会开会的10天前，俾斯麦退居腓特烈斯鲁厄，在议案交付审议的正式初读、议会辩论和非常重要的委员会阶段一直留在那里。他从腓特烈斯鲁厄写简练的信给战争部长表达愤怒，以便破坏任何和解机会。他的计划是迫使反对党领袖们采取强硬路线反对七年期，那样往后他们就不能放弃反对了。

　　俾斯麦的巧妙操纵的最有趣的特征是他与梵蒂冈谈判，争取教皇命令中央党投票赞成七年期限。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公使报告说，只要政府发表声明承诺修订教会法律，教皇就愿意发出这样的命令，可是俾斯麦用一封非常鲁莽的电报谢绝了这一提议，说中央党驳回议案的话政府反而更方便操作。此外他甚至冒失地说：“即使没有中央党，我们也会在任何情况下扩充军队规模，如果事属必然，没有帝国议会也无所谓。”与此同时，为了使教皇教廷按照他的意愿行动，他用威尔芬基金在罗马进行贿赂。帝国议会的委员会驳回了七年期的方案之后，俾斯麦才返回柏林。这时他确信自己的议案没有通过的危险了。在议案二读期间，他发表了一些最有力和最有趣的演讲。

　　提及国际局势，他坚决否认有任何预防性战争的意图，并说出了著名的论点：“我无法看到上帝手里的牌。”俾斯麦不否认法国政府和大多数法国人都是倾向于和平的。但是他主张在法国少数积极分子掌握着决定权，他提及了布朗热将军，断言此人假如成为法国政府的首脑就可能进攻德国。他说：“我们不得不担心法国的进攻会引起战争；至于战争将在10天还是10年内发生，我不能预言。”他用最恐怖的措辞形容这场战争具有的性质。它将进行到“血全部流干”（bis zum Weissbluten），也就是说，直到至少其中一个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才会结束。俾斯麦在发表这次演讲之前，接到了驻巴黎的德国大使明斯特尔伯爵呈递给皇帝的一份报告，报告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法国即将进攻德国。他强迫明斯特尔撤回这份报告，理由是倘若皇帝接受了大使的观点，政府就不能在帝国议会坚持要求通过军队议案。这说明俾斯麦尽量利用对外政策为国内政策服务。正如自由思想党所指出的，无论他在演讲中主张的法国进攻德国的危险是否真实，都不影响军队法律的有效期应该是七年抑或三年的问题。温特霍斯特的问题正中要害：“宰相为什么要用这些冗长的推理证明扩充军队的必要性？绝大多数议员都愿意赞成‘每个人和每一分钱’。”这一点俾斯麦也足够清楚。但是他的演讲着眼于下一次选举。其实它只是一种表演。

　　帝国议会的投票结果是军队议案的有效期为三年。议长一宣布结果，俾斯麦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从公文包里取出解散帝国议会的敕令并当场宣读。他一秒钟都没有浪费，不让温特霍斯特有时间向政府提出新的让步，寻找妥协方案。

　　俾斯麦在选举运动中投入了他全部的非凡技巧和精力，并且不择手段。他用在帝国议会的演讲中暗示过的方式主导选举，用法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恐惧诱惑选民。他用一切可能的操控手段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仿佛法国即将开始进攻，布朗热正在准备战争，唯有一种办法可以阻止——接受七年期的方案。《邮报》曾经于1875年用题为《战争近在眼前吗？》的文章震惊世界，这时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剃刀边缘》（Auf des Messers Schneide）的文章，声称布朗热正在支配法国，他不会回归和平途径。英国报纸派驻柏林的许多通讯员都受到俾斯麦的影响，帮助宰相将公众舆论导向了他希望的方向。为了确保投票的胜利，俾斯麦诱导三个政府党派——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了所谓的卡特尔（Kartell）同盟，为了在第一轮投票表决时掌握政府的全部票数，这三个党派总共只能在每个选区推出一名候选人。根据德国的选举法，只有得票数居于前两位的候选人才有资格参加第二轮投票表决（Stichwahl）。通过卡特尔的手段，政府的候选人有最好的机会进入第二轮投票。此外俾斯麦还成功地诱使退休的本尼希森再度出山支持帝国议会。当时担任法兰克福市长的米克尔也得到了帝国议会的提名。

　　选举的结果是俾斯麦赢得了全面胜利，自由思想党遭到惨败。虽然他们失去的票数不太多，却失去了一半席位。另一方面，中央党保住了它的100个席位，虽然俾斯麦成功地从教皇的枢机团秘书那里取得了一封信件，表明教皇不同意中央党反对七年期议案。温特霍斯特避免了这封信可能造成的负面后果，再次带领他的船安全进港，这是他最大最巧妙的成就之一。尽管如此，他对未来的看法非常阴暗。这场选举结束之后，他对一个朋友说：“看到德国人这样任凭最好的盟友遭到诽谤，我开始对这个民族的未来感到绝望。”

　　民族自由党获得了自从左翼分离以来他们从未期望过的胜利。然而他们的胜利绝非自由主义的复兴。恰恰相反！班贝格尔这样描述其特征：“民族自由主义的精神是自负的顺从，它反映中间阶层的感情。”他悲哀地补充道：“德国的议会制度只不过是一段插曲。”确实自从1866年以来，民族自由主义走了多么远的下坡路！班贝格尔身上依旧存在着1848年的某些精神，当他看到如今在俾斯麦统治的大德意志帝国下自由主义的火焰如此微弱，他的理想只能破灭。在这些年里，他曾经有几次遇见革命时代的老朋友卡尔•舒尔茨（Karl Schurz），他们在革命失败以后都被迫流亡。1866年班贝格尔返回祖国帮助建设新帝国，而舒尔茨留在美国，成了一位领袖公民。班贝格尔比较了他们两人的命运，如此写道：“假如我们没有不幸地陷入在狗窝里生活的境地，我们本来也能成为那样水平的人！”

　　不过班贝格尔足够精明，看出俾斯麦的真正目标是解散帝国议会并摧毁其多数派。他写道：“现在王太子将被迫按照俾斯麦的意图去做。”这样缠绕在俾斯麦心头的关于王太子的党派和“格莱斯顿政府”的恐惧就消失了。哪怕威廉第二天就去世，新皇帝也不得不依赖俾斯麦。

　　然而随后发生的是世界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事件之一，虽然俾斯麦发动选举斗争并赢得了防备未来皇帝的胜利，仅仅几个月过后，这位未来的皇帝突然患上了危险的重病，以致他几乎没有希望坐上王位。这给俾斯麦赢得的最后一场重大胜利投下了悲剧的阴影。

　　13．与俄罗斯的再保险条约，1887年

　　俾斯麦利用战争恐慌赢得1887年的选举，却在法国造成了严重影响，每个法国人都害怕德国会发动进攻。甚至在选举斗争结束后，这种印象也没有消散，这十分自然。几星期以后发生的一段插曲清晰地反映了在法国盛行的情绪，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它只会被视为琐碎小事。1887年4月，德国警察逮捕了法国边境警察局的一个名叫施纳贝勒（Schnaebele）的行政官员，指控他是法方抑或德方的间谍。奇怪的是，由于一个德国行政官员借口要例行公事解决一些小问题，引诱施纳贝勒越过边境，才使他遭到逮捕。法国人认为这一事件是俾斯麦设置的陷阱，他希望伤害法国人的民族感情并挑起战争。然而这种怀疑没有事实根据。俾斯麦很快意识到德国的立场站不住脚，下令释放施纳贝勒。一时之间似乎会危及欧洲和平的激动情绪渐渐平息了。可是这段插曲仍然鲜明地反映了两国之间存在的情绪。纵然在法国战争部撤去了布朗热的职位以后，和平的气氛也无法恢复。

　　俾斯麦格外热衷于在外交和政治方面孤立法国。通过与奥地利、意大利和不列颠进行一系列谈判，他精心算计并打造了一系列条约，以确保德国的地位。对于一个72岁的人而言，他在1887年的活跃实在非同寻常。我们只能对他的精力和多种技能感到惊奇。

　　1887年6月18日俾斯麦与俄罗斯签订的秘密协定是这一系列条约中最有趣的一环，它以“再保险条约”而闻名。这项协定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以致德国——事实上是整个欧洲——在非常特异的环境中才第一次从俾斯麦本人那里听说了这个协定。1896年秋天沙皇造访巴黎，这次造访被视为对法俄同盟的郑重确认，在法国唤起了巨大的热情。当时俾斯麦是遭到撤职的宰相，对他的继任者和新皇帝威廉二世满怀愤恨，他通过他特别喜欢的一份报纸的媒介，指控继任者和皇帝应该对法俄结盟负责，因为他们未能延长他与俄罗斯签订的秘密条约的期限，否则本来可以阻止法兰西与俄罗斯以任何形式恢复友好关系。由于他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方式披露头等重要的国家机密，直至今天人们还留有一种印象：再保险条约提供了防止只要俾斯麦继续掌权就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态的手段。

　　事实究竟如何呢？

　　1887年三帝同盟的协定仍旧存在，不仅奥地利政府而且俄罗斯的外务大臣盖尔斯都希望在协议期满即1887年6月之前续签。但是沙皇表示反对，俾斯麦也没有作任何事打消他的反对。

　　前任俄罗斯驻伦敦大使彼得•肖瓦洛夫（Peter Shouwaloff）伯爵是柏林代表大会上俾斯麦最喜欢的俄国代表，1887年1月他前往德国首都，提出德意志与俄罗斯单独签订条约，也就是说撇下第三个盟国奥地利。俾斯麦非常赞同这个提议，当俄罗斯政府犹豫不决不愿正式采纳肖瓦洛夫的提议时还非常生气。不过由于彼得•肖瓦洛夫和他的弟弟俄罗斯驻柏林大使保罗•肖瓦洛夫施加影响，沙皇更强硬地反对续签三帝同盟的协议。两兄弟说服沙皇决定与德国单独签订条约。1887年5月，保罗•肖瓦洛夫带着条约草案返回了柏林。

　　在第一次与彼得•肖瓦洛夫交谈时，俾斯麦做了一件轻率的事，它本身就破坏了盟国奥地利的信任。他当着惊讶的俄国人的面宣读了他与奥匈帝国的秘密同盟条约的原文。他希望表明为了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他可以做到什么地步，并清楚地表明他永远不会在侵略奥地利的战争中协助俄罗斯。其他一切事情他都愿意让步。显然他希望的交换条件是俄国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保持善意的中立。可是肖瓦洛夫在第二次面谈时告诉他，假如德国进攻法国，俄国不会觉得有义务保持中立，致使俾斯麦非常失望。这一点是沙皇本人的指示。结果在新条约的条款中，双方都承诺在对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保持中立。不过这个许诺还附带双重的限制性条款：倘若俄罗斯进攻奥地利或者德意志进攻法兰西，该条款就不通用。作为这个最重要的条款的补充，德国承认俄国在保加利亚的占支配地位的利益，并承诺如果沙皇希望保卫黑海的入海口，德国不仅保持善意的中立，而且给予道德和外交方面的支持，并采取措施守住“通向他的帝国的钥匙”（pour garder la clef de son Empire）。当然，这通向俄罗斯帝国的钥匙是指从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海峡，即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

　　这就是1887年6月18日在柏林签署的条约，正是在同一天，三帝同盟的条约期满了。

　　于是出现了两个问题：（1）再保险条约可以与其他既存的德国条约相容并存吗？（2）签订它的目的实际上实现了吗？它能否保证德国预防与俄国的战争，抑或在发生新的法德战争的情况下防止俄国帮助法国？

　　第一个问题涉及国家法律和政治道德，第二个问题涉及政治有效性。在考虑第一个问题时，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德奥同盟条约。当时它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官方认可它是德国对外政策的永久性基础。按照它的条款，德国承诺在俄罗斯进攻奥地利的情况下帮助哈布斯堡君主国。按照新的条约，德国承诺在哈布斯堡君主国进攻俄罗斯时保持中立。替新条约辩解的人坚持主张两个条约是彼此可以相容并存的。然而区别仅仅在于一个问题：谁是侵略者？这确实是政治领域中最复杂、最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全都有这样的经验，每场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个问题总是被反复讨论到令人厌烦。在七年战争、普法战争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谁是真正的侵略者？相关主题的书足够塞满一座图书馆。

　　回到目前讨论的主题，假设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爆发了战争，两个国家都会要求德国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后来的历史学家可以尽情耗费20年甚或上百年的时间悠闲地进行漫长的调查研究，但是在时间限制的刺激下，必须在24小时内解决谁是侵略者的问题。况且由谁做决定？德意志皇帝！或者假如那时俾斯麦还掌权，就由宰相做决定。这意味着决定“谁是侵略者”的人必须实行他的决定，要么参加战争，要么保持中立。根据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同盟条约，德国皇帝确实也必须决定这个问题。他有资格说：“这场战争中奥地利是侵略者，因此现在我要拔剑。”但是签订再保险条约之前和之后的情况的区别是：只要德意志只受与奥地利的条约的约束，奥地利皇帝就可以信赖德意志皇帝会本着盟友的精神决定这个问题。俾斯麦一旦签订秘密的再保险条约，这种信赖就不能继续了。因为这时德国就要权衡利弊，看看履行哪个条约所获的收益比较多。德国的态度仅仅取决于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对条约的看法。换言之，由于签订再保险条约，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同盟被夺去了任何真实价值。

　　再保险条约是保密的，但是假如它有机会在奥地利公开，情况又会如何？奥地利的政府和人民会感觉遭到了盟友的背叛，任何人都不会责怪他们。如果缔结同盟的两个国家中的一个背着它的盟国与它们的盟约所针对的国家签订协议，有替它辩护的理由吗？在个人生活中没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不，以我之见，在公众生活中也不存在其他可接受的答案。

　　所有这些推测绝非是理论上的。公开发表的文件证明，在新条约签订的数月之后，实际问题就导致了非常微妙的情况。

　　此外还有一些与德国条约规定的义务互相冲突的问题，例如认可俄罗斯在保加利亚的占支配地位的利益，还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俄罗斯控制海峡的权利。对此可能已经说得足够多，根据国家法律和政治道德的判断，不能替再保险条约辩解。

　　现在转到第二个问题，新条约的效果如何？

　　实力政策即纯粹的强权政治的支持者或许会说，条约至少暂时有效地防止了法俄结盟，这一事实的重要性超过法律和道德方面的反对理由。他们也许会说，由于俾斯麦的继任者太愚蠢，竟然宣布放弃再保险条约，才使法国和俄国签订盟约。事实上，1890年卡普里维（Caprivi）终结了该条约，1891年8月俄国与法国开始友好协商（entente cordiale），使其生效的军事协议是在1892年8月签订的。但是这并非故事的全部。

　　在这里我只是简短地陈述论点：正由于德意志不顾与奥地利的同盟而与沙皇签订了再保险条约，沙皇同样能够不顾与德意志的再保险条约而与法兰西缔结防御性同盟。沙皇明确地保留了在德国进攻法国的情况下的行动自由。不过这不是实质问题。决定性的问题在于再保险条约的结果是否让德国和法国恢复了友好关系，姑且不论人民，它是否至少让两国政府之间的感情真正变得友好起来？答案无疑是“不”。

　　再保险条约签订之后仅仅过了几天，德国报刊就非常尖锐地抨击柏林证券交易所买进的俄罗斯国家债券的价值。俄罗斯国家财政和整体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急需外国贷款。柏林证券交易所是这些贷款的首要市场。现在德国报刊主张这些债券不安全，因为1887年5月，也就是再保险条约的谈判期间，沙皇颁布谕旨，禁止任何外国人在俄罗斯保有土地资产。对于在俄罗斯拥有地产的众多德国人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沙皇的谕旨是为了报复1885年俾斯麦下令驱逐3万名俄罗斯的波兰臣民的事。

　　俾斯麦没有制止报刊对俄罗斯债券的抨击。与此相反，他给予了官方的鼓励。由于这次煽动，1887年11月德意志帝国银行（Deutsche Reichsbank）和普鲁士邦国银行正式宣布，今后它们不再准许用俄罗斯债券作为贷款抵押品（Lombard-Verbot）。由于德国的所有银行都必须不时从这两家中央银行借钱，它们也被迫拒绝使用俄罗斯债券抵押贷款。后果是俄罗斯债券被赶出了柏林证券交易所，并被德国投资者抛弃。俄罗斯没有外国贷款就无法生存。到哪里去筹措贷款呢？俄罗斯能够进入的具有充足金融力量的市场唯有巴黎，法国的银行家们乐意填补空缺。最早在1888年春天，他们就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帝国谈判贷款事宜，到了秋天，贷款就在巴黎股票交易所全部得到认购。随后的其他贷款也越来越多。法国公众急切地投资购买俄国债券，短时间内巴黎就取代柏林成了这些债券的主要市场。

　　这是具有极度重要的政治意义的新事态。金融纽带将两个国家联系到一起。俄罗斯的利益变得与法兰西的繁荣息息相关，连沙皇也不能长期保持对法兰西共和国轻蔑甚或漠不关心的态度，因为法国公民为他的帝国的军队、铁路和经济发展捐助了数百万的金钱。金融给法俄同盟铺平了道路。俾斯麦相信政治关系与商业、金融或者经济关系无关。事实证明这种理论错得多么严重。

　　新条约是否使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德国和俾斯麦的个人关系变得比较友善？答案依旧是“否”。1887年11月沙皇非常不情愿地造访柏林时，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俾斯麦从他的乡间别墅出席旁听。他神经紧张，害怕沙皇不接待他。为什么？因为沙皇怀疑他在保加利亚问题上玩两面派手法。俾斯麦出示一些文件，打消了亚历山大的怀疑。在这种程度上，这次会见或许算是成功的。可是他们刚刚签订过应该能巩固两国之间友谊的条约，几个月之后沙皇就怀疑俾斯麦玩弄伎俩，这难道不奇怪吗？连参与谈判并签订条约的保罗•肖瓦洛夫也在1887年12月对法国大使说：“您不必担忧。我们不会容许德国支配我们。错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完全明白保留行动自由的价值。"

　　1887年12月俾斯麦向帝国议会提交的新军队议案证明了他对与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信心有多么微弱。该议案规定大量增加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投入武装的德国人的人数。它将一种民兵组织（Landsturm）并入了军队。这标志着扩军过程的开端，在战争时军队人数会增加至百万。它或许是通向现在我们所谓的“极权主义”战争这个概念的第一步。

　　俾斯麦为该议案答辩的演讲明显是针对俄罗斯的。数天前他刚刚公布了德奥同盟条约，向世人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时他在演讲中更加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我们再也不为爱法兰西还是爱俄罗斯打官司。我们不跟着任何人跑。”圣彼得堡不可能误解这句话。俾斯麦说：“长期而言，任何强国都不能受到与自己的真实利益存在矛盾的条约的支配。”这时或许沙皇会被迫反省再保险条约。这个议案得到了帝国议会全体一致的同意，不是因为军国主义的反对者全部消失了，而是因为议员们相信有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危险。

　　尽管签订了再保险条约，沙皇仍然怀疑俾斯麦。1888年4月，沙皇的弟弟弗拉基米尔（Vladimir）对赫伯特•俾斯麦说过这样的话：“他（沙皇）总是担心受宰相的欺骗。”相对于亚历山大有限的想象力，德国宰相太聪明、太有技巧了。他知道俾斯麦是如何哄骗奥地利皇帝的，因此他可能格外害怕遭到同样的对待。假如由于俾斯麦的一些诡计，俄罗斯人民知道了再保险条约，那么会发生什么事？因为这就是现状：沙皇知道人民期望他反德意志。正如施魏尼茨所言，条约的保密是绝对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他的声望，而且是为了他的人身安全。

　　既然签约的一方不得不对盟国保密，另一方不得不对人民保密，他们能期待这种条约给自己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虽然以保险的名义签订，这种条约永远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他们想要的安全。它既虚假又毫无意义，太容易遭到毁弃而没有任何实际重要性。它经不起真实危机的考验，一些历史学家之所以给它好评，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危机从未发生过。可是它与真正的实力政策绝对无缘，夸大其价值的少数短篇报道其实只不过是一堆碎纸片而已。

　　当然，俾斯麦对事实有深刻的洞察力，对自己条约的价值不可能存在任何幻想。在他失势以后的1896年，他的确夸大过该条约的价值。但是那不证明他在1887年有相同的想法，那仅仅表明遭到解职的宰相随意抓起他以为能够打击皇帝的武器鲁莽地进攻。1887年他尝试改善德国与英国的关系，反映了他当时的真正想法。1887年11月，即沙皇造访柏林的四天之后和签订再保险条约的不到半年之后，宰相给索尔兹伯里勋爵写了一封著名的私人信件，它肯定属于他执笔的最有趣的文献之列。俾斯麦在信中概述了他对欧洲局势的看法，将德意志、奥地利和不列颠归类为饱和的国家，主张法兰西和俄罗斯是欧洲和平的永恒威胁。然后他说：“考虑到德国被迫同时与两个强大的邻居交战的不幸可能性，我们的政策目标必定是确保自己的盟国向我们开放！”关于这是不是与英国结盟的隐晦提议，我在此不加讨论。总之假如一个政治家觉得通过自己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确保了国家边境的安全，他肯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仅仅14个月过后，即1889年1月，俾斯麦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在此期间德皇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相继去世，威廉二世继承了帝位。再保险条约仍旧存在，但是俾斯麦对它的信心太小，于是设法安排与英国结盟，这次他从他在1879年退缩的地方重新开始。当年他撤回了给德国大使的指令，停止与比肯斯菲尔德谈判，是因为德国与俄国的古老友谊似乎有可能恢复，对他来说那比英德同盟更有吸引力。这10年间俾斯麦一直竭尽全力在没有英国的条件下勉强应付，他用来维持和平的权宜之计变得越来越虚假。现在他复杂的条约系统终于完成，可是焦虑不安仍然折磨着他。当德国将军们谈论与俄罗斯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并希望加快它爆发的速度时，俾斯麦的确让他们保持沉默。可是他维护和平的愿望不那么强烈。现在他的目光转向了伦敦，命令德国大使哈茨费尔德向英国首相提议签订英德协议，抵御法国的侵略。然而这次为时已晚，索尔兹伯里不赞成这种同盟。1879年他在比肯斯菲尔德的内阁担任外务部长时，就持怀疑态度。其间他目睹了俾斯麦的政策以及对“盟国”这个词的概念，愈加倾向于反对。他告诉赫伯特•俾斯麦，缔结这种同盟的时机尚未到来。“我们姑且搁置这个计划，不说是也不说不。很遗憾，目前我只能做这些。”实质上这就等于说“不！”而说“是”的时机永远不会到来。

　　与英国结盟的提议是俾斯麦在外务方面采取的最后一次重要的主动行动。一年以后他的统治结束了。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领导者，俾斯麦的长期而成功的职业生涯在最后留下了一次失败的记录。

　　14．腓特烈三世的悲剧

　　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的长期统治走到了尽头。3月9日，俾斯麦来到帝国议会的会场，宣布他们的老主人刚刚去世了。这是令人印象极其深刻的一幕。铁血宰相竟然强烈颤抖，他眼里含着泪水。

　　这是俾斯麦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他知道老皇帝驾崩意味着他失去了主要支持者。今后无论谁坐上帝位，都不会愿意给他同样程度的支持，不管宰相做什么都给他授权。登基的新皇帝腓特烈三世患有危重的疾病，他的统治估计只能持续几个月，或许仅有几个星期。他受到喉癌的折磨，经过手术之后，他的嗓子已经不能发声了。事实上，他的寿命仅剩下99天。

　　假如命运给腓特烈健康的身体和正常的寿命，谁都不能确定他会如何统治德意志帝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具有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当上国王或皇帝以后也不会遗忘。他本来可以弥补帝国发展过程中的缺陷，随着情况发展，事实证明这种缺陷是决定性的，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1848年时的那整整一代年轻人在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在他们的全盛时期经历了普鲁士的宪法斗争和民族统一运动，如今他们已成为过去，新的一代人来到了前台，带着得意扬扬的民族荣耀——首先是军人的光荣。新皇帝也出场了，一个不成熟的年轻人，竟然愚蠢到对士兵们夸夸其谈，宣称如果有必要，只要皇帝的一句话，他们就必须朝他们的父母开枪。假如当上皇帝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了解自由的真正价值、有人道思想的人，德意志的历史将会多么截然不同！

　　在宫廷和军队的有势力的社交圈子里，腓特烈三世不受欢迎。与皇帝本人相比，他们更讨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皇后，即英国女王的女儿。他们发出的最刺耳的责难是他任凭妻子影响自己，他们说她在精力和智慧方面远远比他优秀。那也许有些夸张，不过维多利亚毫无疑问是非常聪明的女性。她的父亲阿尔贝特（Albert）亲王早已认识到这一点，特别重视她的教育。

　　皇后的政治观点非常明确坚定，并且与俾斯麦的政见完全相反。她的丈夫去世后，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强烈反对？出于爱国主义，我们希望看到祖国的伟大与正义和道德等高尚情操联系在一起，与自由和文明联系在一起，与个人的独立自主联系在一起，每个人作为个人和德国人、作为欧洲人和世界公民都得到改善。改善、进步和高尚是我们的座右铭。和平、宽容和仁慈是人类最珍贵的财产，可是我们不得不看着它们遭到践踏、嘲笑……德国的伟大和统一仅仅是铁和血的功劳，而以民族名义做出的一切罪恶行为都被称作爱国主义！”

　　这样的话明显是在批评俾斯麦的制度和做法，不过也是在批评她的儿子威廉二世。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维多利亚对他的傲慢感到愤怒，而且认为他身上体现的政治观点会给德国带来灾祸。俾斯麦和他的儿子赫伯特对此火上浇油，而且影响程度更大。小威廉装出一副无条件地崇拜宰相的样子，还在一些非常不得体的讲话中透露这种倾向。俾斯麦试图利用他反对他的父母，特别是他的母亲。维多利亚处在这种困难的立场，或许也缺乏必要的老练圆通。她感到自己被孤立了，周围都是敌人和间谍，与每个客观公正和经验丰富的顾问切断了联系。

　　当然，新皇帝不得不巩固俾斯麦的地位，并尽可能与他合作。1888年4月5日，与外务部有密切联系的一家报社突然公布了一则令国民震惊的新闻：由于与皇帝夫妻发生私人争吵，宰相正濒临辞职。读者们获悉，这场争端的焦点是保加利亚的前统治者——巴腾贝格的亚历山大亲王，皇后和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女王希望把皇后的女儿维多利亚公主嫁给他。

　　事实是这样的：俾斯麦听说皇帝邀请亚历山大亲王前往柏林，有意授予他高级军衔，让他在德国军队中恢复原职。宰相立刻以最强硬的方式表示抗议，断言假如满足皇后的愿望，就会危害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他威胁说倘若皇帝拒绝听从他的建议，他就要辞职。皇帝只得让步，给亚历山大亲王发电报取消了邀请。在俾斯麦威胁即将辞职的消息公布于众之前，这些事情就发生了。在他用这个轰动的新闻煽动大众的愤怒之前，他已经赢了一局。俾斯麦无疑预见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群众将公开反对皇帝夫妻，尤其是皇后，国民称她为英国女人（dieEnglanderin），说她打算为女人的任性想法牺牲德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德累斯顿的英国公使乔治•斯特雷奇（George Strachey）爵士给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Henry Ponsonby）爵士写了一封信，生动地描述了骚乱的情况：“莱比锡是超俾斯麦的（特别的民族自由主义），德累斯顿是极端保守的，两地居民显示出对皇后和女王的最大憎恨。俾斯麦经常利用的莱比锡的《国外消息》（Grenzboten）发表了激烈指责两位皇家女士的长篇文章，其侮慢无礼和愤恨情绪几乎超过了普鲁士‘爬虫’。类似文章的愚蠢和粗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萨克森的自由思想党比较弱，他们的声音白费在旷野里；可是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固执地替皇帝、皇后和女王辩护，他们在德累斯顿的机构每天都用尽最高级的颂词赞美这三人。在柏林，激进派（他们的政治水平毕竟仅相当于我们的托利党）表现出令人钦佩的忠诚，而俾斯麦拥护者的表现像无政府主义者一样。”

　　“一时之间‘爬虫’报刊仿佛收到了准备改变阵线的暗示。俾斯麦的一帮同伙胆大妄为地详述‘帝国宰相的感人举动，全心全意地热爱最高的主人’，这或许暗示俾斯麦以为皇帝有可能恢复健康。”

　　“在庆祝萨克森国王生日的官方晚宴上，我发现所有政治高层人士都同意俾斯麦是整个‘混乱（Hetze）’的道义上的始作俑者，或许还是材料作者，虽然主要礼物是‘掘墓人’，虽然我通过取笑他缓和了自己的情绪，没人对我使用的非常缺乏外交策略的语言表示太多异议。”

　　不过整个故事最有趣的部分是俄罗斯参与其中的方式。俾斯麦断言，倘若沙皇强烈憎恨的巴腾贝格亲王成为皇帝的女婿，沙皇就会对德国政府失去信任，虽然这不是真话，却彻底激起了国民的狂怒。俾斯麦试图让俄罗斯政府发表支持他的断言的声明，却不得不经历了一次最大的失望。

　　新皇帝开始庆祝登基时发表的公告给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留下了非常有利的印象。施魏尼茨向柏林报告说，沙皇表示在腓特烈即位之前，他从未对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如此满意过。盖尔斯曾努力与俾斯麦维持良好关系，这时不禁说柏林不会有任何变化，除了基调，现在已经太多了（excepté le ton, et ce sera déjà beaucoup）。施魏尼茨按照俾斯麦的指示接近他，试图诱使俄罗斯政府宣布巴腾贝格亲王造访柏林将被视为反俄罗斯的证明。经过非常小心的斟酌，盖尔斯回答的要点是这样的：“虽然我们会感到遗憾，我们确信腓特烈皇帝和宰相都不会改变与俄罗斯友好相处的政策。”换句话说，沙皇不会从亲王的造访中得出任何政治结论，尽管俾斯麦在人民面前把这次造访描述成对沙皇的难以容忍的冒犯。俄罗斯的回复与俾斯麦的预期和愿望恰恰相反。尽管事与愿违，他还是对他在新闻界的党羽布施说，与巴腾贝格亲王联姻会引起与俄罗斯发生战争的危险，那只会让英国坐收渔利。俾斯麦对布施谈及英国坐收渔利，必不可少的原因是他企图煽动反对维多利亚女王的情绪，此前女王宣布准备造访她的女儿女婿，现在她病得很严重。俾斯麦甚至试图影响英国大使，让他说服英国政府建议女王取消访问。可是索尔兹伯里在给马利特的回信中写道：

　　“不能满足俾斯麦亲王的愿望，我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他的请求是为了满足俄罗斯皇帝的恶意感情，要我协助他阻挠他的皇帝和我的女王实现愿望。这无疑与我的职责不一致，假如只能以这种代价与德国合作，我们必须放弃。”

　　女王本人说俾斯麦的行为“非常不忠诚、邪恶并且极其不明智”。她抵达柏林时受到了德国首都人民的热情接待，表明反英国的情绪仅在个别阶层的廷臣、行政官员和将军中间盛行，他们由于与外交家和报纸的联系，才有机会装作德国舆论的代表。

　　在俾斯麦放出新闻出版界的走狗之前，巴腾贝格造访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为什么还要煽动反对皇帝夫妻的剧烈骚乱？在我看来，唯一的解释涉及他1886年呈递给老皇帝的报告，其中他说亚历山大受到帝国议会反对党的支持，是可能的宰相人选。其间俾斯麦通过1887年的选举击溃了反对党。可是钟摆已经偏向了另一方。多次递补选举表明，选民们已经摆脱了战争恐慌导致的兴奋。我认为，在有点误入歧途的想象力的驱使下，俾斯麦的脑海中很可能浮现出了皇后的计划：让巴腾贝格亲王当上宰相，解散帝国议会并通过新选举的手段使自由思想党、中央党和社会主义者重新成为多数派，让他们支持亲王反对俾斯麦。其实亲王和皇后都没有这种念头。然而每当个人权力可能受到威胁，俾斯麦往往倾向于看见幽灵。

　　对于狂热的民族情绪的突然爆发，皇帝和皇后几乎完全无力抵御。他们没有独立的有能力的顾问，因为没人能在不引起宰相怀疑的情况下接近他们。最终他们只有通过地下渠道获得有益的建议，这是德国当时的典型状况。埃内斯特•冯•施托克马（Ernest von Stockmar）若干年前曾经是王太子的私人秘书，他的遗孀冯•施托克马男爵夫人是维多利亚皇后的朋友。他的父亲著名的施托克马博士曾经是英国女王的丈夫阿尔贝特亲王的秘密顾问，具有出众的智慧和精准的判断力，深受维多利亚女王的尊敬。施托克马男爵夫人认识激进派自由主义议员路德维希•班贝格尔博士，两人的关系非常亲近。她去见班贝格尔，告诉他正在困扰皇后的问题。然后班贝格尔让她转告他的建议。此事必须绝对保密，一点都不能让俾斯麦察觉。皇后先写一封信给施托克马男爵夫人，夫人把信带给班贝格尔，后者给男爵夫人写一封回信，夫人再把信件转交给皇后。通过这种方式，皇帝和皇后获得了班贝格尔的有益建议和帮助，后者是当时最有修养、最聪明和经验丰富的国会议员，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俾斯麦及其行为方式，每当皇帝夫妻可能受到宰相的狡猾手段操控的欺骗时，他可以提醒他们。腓特烈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仅采取过一次重要的政治行动，就是根据班贝格尔的建议，解雇了最反动的普鲁士大臣冯•普特卡默，因为他无耻地企图影响选举，触犯了皇帝的公平竞争意识。6月8日普特卡默被撤职。一个星期之后，腓特烈就去世了。

　　腓特烈感到自己大限将至时召来了俾斯麦，让宰相握住皇后的手。他一句话都不能说，却用动作表明他希望委托宰相保护他的妻子，他确信自己离世以后妻子身边到处都是敌人。他的儿子威廉即将成为皇帝，他确信儿子会做出与他的意愿完全相反的事，而且会既不体贴又不老练地对待自己的母亲。然而他让俾斯麦协助皇后的希望彻底落空了。

　　与皇帝的愿望相反，正是俾斯麦发动了对去世皇帝回忆的最沉重的打击。

　　1888年9月，即腓特烈去世几个月之后，深受尊重的著名德国评论刊物《德意志评论报》匿名发表了从腓特烈在普法战争期间的日记中摘录的片段。它叙述了在凡尔赛的德军指挥部发生过的关于建立帝国和拥立皇帝的斗争。日记透露，王太子热心地支持和提倡民族思想，相信帝国的自由主义组织。王太子还偶尔批评俾斯麦的态度太犹豫不决。任何客观公正的读者都不可能认为它对俾斯麦的真实功勋有一丝一毫的贬损。历史学家会认为它是具有高度价值的文献，可以纠正某些错误印象，赋予德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时刻比较公正的看法。

　　然而当俾斯麦看到这几页文章时，他被彻底激怒了，尤其是因为可恨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报刊发表了日记的内容摘录，还附有颂扬腓特烈的评注。他对把这些摘录送给《德意志评论报》的人提起了刑事诉讼。这个不幸的人格夫肯（Geffcken）教授是去世的皇帝的私人朋友，宰相指控他伪造日记并逮捕了他。俾斯麦完全清楚这些日记是货真价实的。他对他在新闻界的代理人布施亲口说过。可是他在盛怒之下变得盲目，以致完全忘记了十诫的第九条。

　　俾斯麦在给威廉二世的报告中诉说了他对日记的全部抱怨。写给皇帝的报告被称作直接报告（Immediat-Berichte），经过俾斯麦的教唆，小威廉同意公开发表这份直接报告。它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非常痛苦的感想，因为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一旦激起俾斯麦的狂怒，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他，他也不会饶恕任何人。他的报告对刚刚躺进坟墓的皇帝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诽谤。这份可悲的文件开头有这样一句话：“威廉国王不允许我与王太子讨论我们政策的比较机密的内容，因为陛下担心太子会轻率地把消息泄露给英国宫廷，那里到处都是同情法国的人。"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竟然不仅写出而且发表这种造谣中伤的话，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此前还崇拜他的一位保守派政治家愤慨地写道：“纵然那是真的，也不应该说出来，因为那不仅会损害关于去世的皇帝的回忆，而且必定会动摇国民对王朝的信心。”他暗示这种诽谤其实针对的是皇后维多利亚。那无疑是俾斯麦的意图，虽然他从维多利亚的侍从武官的一封信中知道，皇后与日记的出版毫无关系。这就是俾斯麦实现他的皇帝的临终遗愿的方式。

　　从法律角度来说，俾斯麦针对腓特烈的日记的战役以失败告终了。帝国最高法院判决，针对格夫肯的控告没有根据。经过三个多月的监禁，宰相不得不释放了教授。政治方面的后果或许更糟糕，这个事件或许第一次暗示年轻的皇帝，俾斯麦的建议并非总是如他以为的那样明智和公正无私。在这件事上，他的确放任自己按照俾斯麦的建议去做，尤其是关于公开发表直接报告。然而如果有人告诉他这件事损害了霍亨索伦王朝的权威，他会如何回应？他身边有许多人急切地想攻击宰相的全权地位。

　　15．俾斯麦的垮台

　　威廉二世开始统治德意志和普鲁士时还不到30岁。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这很难说是成熟的年龄。不幸的是，威廉的精神比他的年龄更不成熟。他的父亲十分清楚地看透了这一点，因此当老皇帝和俾斯麦试图让小威廉过早地掌管外务部门时他表示反对。“考虑到我的长子不够成熟和缺乏经验，他对自己过高的评价表明了这一点，"1886年时他写信告诉宰相，“我只能说这么早就让他接触外交问题是危险的。”小威廉应当跟着父亲先熟悉国内的状况，而不是在政治领域运用他的鲁莽和过于轻率的判断力。然而宰相对腓特烈的建议置若罔闻，随后发生的事情才证明这位父亲的话多么正确。

　　在这封信之后的短短一两年里，王子并没有学会多少东西。负责教他德国的宪法和行政管理的格奈斯特向法国大使抱怨说，王子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其实什么都没学到。他的父亲病情危重，使他有机会登上前台，以民族情感捍卫者的身份出现。由于他的军人随从的喝彩，他的虚荣心越发膨胀，他最喜欢那些来自波茨坦卫队的军官们的伴随。他们赞扬他是所有军人美德的化身，正是由于他具备普鲁士卫队军官的优点，连俾斯麦也断言他是德意志未来的希望。

　　然而他过高评价自己和自己地位的倾向还有更深刻、更强有力的理由。俾斯麦在政治领域所作的全部努力都倾向于提升普鲁士国王的地位，使其成为德意志的真正统治者。唯独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掌握着作政治决定的权力，他的全部体系就建立在这种虚饰的基础上。有一次他甚至在议会说，普鲁士真正的首相是国王陛下。俾斯麦喜欢给自己希望采取的任何政治措施都贴上“皇帝的政策”的标签，给任何反对他的人都戴上“皇帝的敌人”的帽子。当然，凡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仅仅是一种讲话的方法，然而我们不禁怀疑，当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初次尝到权力的滋味，他会照字面意思接受这些话，认真地相信“皇帝的政策”事实上必定是他本人的政策。

　　此外，对霍亨索伦王室家族的尊崇已经成为爱国主义信条的必不可少的部分。数千所学校都如此教育，数百位大学教授都如此宣扬。不仅老皇帝本人得到美化，几乎每个坐上过王位的霍亨索伦家族成员都得到了颂扬。特赖奇克也许可以算是这种霍亨索伦迷信的高级司祭，他甚至将平庸呆笨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吹捧成伟大的政治家，另一位历史学家鲍姆加腾（Baumgarten）强烈反对特赖奇克的德国历史学的整体趋势，被他的许多同事视为不爱国的行为。

　　这种环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年轻皇帝的傲慢。唯有强大而老练的心灵才能经得起不断地喝彩和谄媚。威廉二世没有这种特性，不过他具有的另一些优点使接近并了解他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无可否认，他发现问题速度很快，还肯定拥有表达自己意思的天赋。可是这些特点与其说有用或有益，不如说太危险，因为他遇到严肃和需要持久的工作就会退缩。瓦尔德泽将军曾经满腔热情地欢迎威廉二世即位，可是不久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皇帝忽视大臣或将军们的口头报告，因为他们令他厌烦。早在1889年2月，俾斯麦也向大臣们抱怨说，陛下宁可骑马到波茨坦去参加团体宴会，也不愿意听从他的建议每星期召开大臣政务会，以便熟悉自己的新任务。

　　我们无法期待这样一个人会默认自己扮演像祖父那样陪衬俾斯麦的角色。以前他与父母亲发生纠纷时，确实曾经把宰相捧上了天。那时俾斯麦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过王子，俾斯麦父子竭力所做的不是调解矛盾而是使他们与皇帝家庭的冲突更加尖锐。尤其是赫伯特•俾斯麦，经过他的干预，这场冲突招致了最不幸的结果。他在36岁时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显然他的父亲指定他当继任者和继承人。可是他完全不具备父亲的出众才能，无论是政治才能还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他既傲慢又笨拙。俾斯麦父子介入皇帝家庭的争吵，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小威廉的骄傲自大。

　　现在威廉身边的那些人在他耳边悄悄地说，只要他还是令人畏惧的宰相的工具，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统治者。他们说，假如腓特烈大帝受俾斯麦的左右，就决不会成为那么伟大的君主。宰相并非没有察觉这些动静，他尤其怀疑将军冯•瓦尔德泽伯爵正在跟他作对。将军是个雄心勃勃的人，俾斯麦认为他觊觎宰相这个职位。宫廷附属教堂的牧师施特克尔（Stocker）写过一封臭名昭著的秘信（Scheiterhaufen-Brief），它提供了用来离间威廉与俾斯麦之间关系策略的例证。施特克尔是保守党议员和热情煽动人民的政客，将反闪米特人作为党派口号引入了德国的政治生活。他属于保守党的极右翼，《十字报》是该党的宣传工具。《十字报》的编辑冯•哈默施泰因（Hammerstein）男爵也是帝国议会的议员，他具有天赋却性格放荡，后来在劳役刑罚中结束了一生。极右翼的领袖是施特克尔和哈默施泰因，他们憎恨自由主义，即便是民族自由主义的温和形式，企图摧毁按照俾斯麦的意愿建立起来的保守党、自由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卡特尔同盟。早年威廉夫妻曾经特别喜欢施特克尔，因此后者希望在俾斯麦下台之后控制皇帝。早在1888年8月，施特克尔给哈默施泰因写过一封信，建议他如何用威廉意识不到的操控方式离间皇帝与宰相。其中有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必须在卡特尔周围点燃柴火，使它们猛烈燃烧。”伪善的牧师写道：“假如皇帝察觉我们想在他与俾斯麦之间撒播不和的种子，他会觉得受到冒犯。但是假如在他凭直觉站在我们这边的问题上培养他的不满情绪，我们不必无礼地惹怒他，就能强化他本性的倾向。”然后他引用威廉的话：“我会给那个老人六个月的喘息时间。但是那以后我将自己统治国家。”哈默施泰因利用《十字报》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举例来说，他批评宰相公开发表直接报告，触怒了君主的感情。

　　当时俾斯麦的势力仍旧强大，足以挫败这种阴谋。由于他的教唆，皇帝要求施特克尔选择，要么辞去他在宫廷的职位，要么停止这种煽动。施特克尔选择保住自己的职位，放弃了在新闻出版界的运动。皇帝更进一步，公开否定《十字报》，并宣布支持卡特尔。他指派民族自由党的领袖本尼希森担任汉诺威行政区的首席执政官，并给米克尔提供了类似的职位，后者迷人的谈话技巧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可是米克尔知道，俾斯麦既不喜欢又不信任他，因而推辞了任命。他预计等俾斯麦下台之后就轮到他登场了。

　　俾斯麦不可能没发现皇帝周围有很多不利于他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他本来应该不怕麻烦地尽可能留在柏林，以便陪伴皇帝，用自己老谋深算的政治智慧给他提供建议。然而他的行动完全相反，他退回了瓦尔济和腓特烈斯鲁厄，连续几个月不在首都。他很可能料想自己的儿子赫伯特能对皇帝施加有利的影响。可是赫伯特绝不可能胜任这种工作，而俾斯麦对人的判断力通常是最敏锐的，此时却彻底忽视了儿子的缺点。不过俾斯麦的垮台并非仅仅是个人问题。各种政治难题和分歧造成了年轻的皇帝与老宰相之间的隔阂。

　　1889年5月，威斯特法伦（Westphalian）的矿工举行大罢工时，皇帝与宰相第一次发生了严重分歧。俾斯麦对矿工们的苦衷没有丝毫同情。作为容克，他打从心底里站在雇主一边。可是皇帝从非官方渠道听说过一些矿工的生活状况，非常同情他们的困境。如今没人会责怪威廉同情劳工，不幸的是，他的表达方式非常笨拙而不圆通。他在宰相主持的大臣政务会上突然出现，发表了感情强烈的反对雇主的演讲，仿佛只要皇帝下达政令处理问题，就能解决全部争端。他离开以后，俾斯麦讥讽地评论道，年轻君主的见解与腓特烈大帝的专制父亲腓特烈•威廉一世一致，又补充说有必要保护他免遭自己的冲动的伤害。

　　这段插曲告诉俾斯麦，皇帝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他截然不同。不过此后还有更糟糕的麻烦，问题的中心是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

　　由于1887年的七年期斗争，帝国议会重新选举，被称为卡特尔帝国议会，是1881年以来最有利于俾斯麦的。卡特尔在帝国议会占据绝对多数，追随着俾斯麦走过了困境。反对党无力采取有效行动。

　　宰相急切地想要利用这种异常强大的地位，使反对社会主义者的法律永久化。为了确保延长它的有效期，必须每过两三年就与帝国议会交涉，他不喜欢这样。他从不认为该法律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临时措施。另一方面，虽然这种措施明显没有效果，他却不能吸取教训。尽管当时它已经执行了10年以上，却仍未能阻止社会主义者获得的选票的增长。俾斯麦得出的结论是应该将其永久化。占据多数的卡特尔十分乐意支持这一政策，1889年秋天政府提交的议案完全有机会通过，对此连民族自由党也没有疑虑，他们只要求进行一处修改。法律赋予警察将社会主义的煽动者驱逐出定居地的权力，可是警察过度滥用这种权力，有时还太野蛮。很多人远非同情社会主义者，也对此感到愤慨。于是民族自由党反对让驱逐权力永久化，1889年12月，他们在讨论该议案的帝国议会委员会上投票反对这项条款。保守党最热心地为这一条款抗争，声称倘若不恢复这一条款，该法律就不起作用。委员会第二次审读该议案，民族自由党和反对党再次驳回了这项条款。于是保守党投票反对整个议案，看来它很可能会在委员会阶段遭到否决。然而温特霍斯特意识到两个卡特尔党派之间的意见不一致对反对党极其有用，尤其考虑到下届选举即将开始，为了迫使他们在帝国议会召开全体会议时，其实是在全体德国人民面前爆发斗争，他和他的朋友们投票支持残缺不全的议案，结果它必须在全体出席的帝国议会上提交并进行讨论。帝国议会的全体会议定于1890年1月召开，同年2月将选举新一届帝国议会。因此围绕着反社会主义者法案的战斗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选举。

　　在委员会阶段，保守党领袖冯•赫尔多夫（Helldorf）前往腓特烈斯鲁厄，与宰相讨论他的党派的态度。他知道如果政府坚持要求放逐的权力，该议案就注定难以通过，他愿意投票支持没有这一条款的议案，只要政府清楚表示可以接受这种形式的法案。然而宰相没有给他这种许诺。晚年时俾斯麦断言赫尔多夫误解了他的意思，甚至暗示他与宰相的敌人结盟。可是问题相当简单明了，只要俾斯麦愿意，他可以给出十分直白的答复。可是他没有，他自己知道原因。

　　反社会主义者法律的命运还悬而未决的时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它必然会更有效地分开皇帝与俾斯麦。威廉对社会问题越来越感兴趣。非官方的顾问告诉他，有必要保护劳工，尤其是女性和儿童，防止过量工作和其他形式的剥削。当然，这甚至在德国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多年来帝国议会的党派一直要求采取劳动保护措施，帝国议会也通过了这些方向的决议。障碍物只剩下一个：就是宰相本人。在此类问题上，俾斯麦的思想是最过时的，它或许类似于曼彻斯特经济学派在半个世纪前的思想，但是生长速度快得多。在他看来，那些措施只是人道主义的废话（Humanitätsdusel）。真相是老年俾斯麦反对一切方向的改革，许多应该实行的改革延误了很久，大臣们自己也知道。举例来说，普鲁士的收入所得税急需调整。普鲁士的财政大臣无条件地崇拜宰相，他起草了改革议案，国王同意该草案并签了名，可是在提交议会辩论之前，俾斯麦结束了邦议会的会议，议案被扔进了废纸篓。

　　现在威廉二世开始对社会立法感兴趣，在任何客观公正的观察者看来，此事迟早必定会发生。一方是帝国议会，再加上皇帝，必然会战胜宰相的反对。帝国内政大臣冯•伯蒂歇尔（Boettich-er）是俾斯麦在帝国议会和普鲁士政府中的代理人，他清楚地看到宰相如果不及时回来，就会在这场战斗中失败。他前往腓特烈斯鲁厄劝告宰相，可是宰相顽固不化。这次造访的唯一效果是俾斯麦开始怀疑伯蒂歇尔秘密与自己敌对，转向年轻皇帝这轮初升的太阳，觊觎宰相的斗篷。当然，在俾斯麦眼里最后一条是可能的最坏的罪恶。这种怀疑在任何时候都能毒化他的头脑。这一次它是双重的危险；此时竞争对手的出现不仅意味着对他的地位的威胁，而且会危及他的儿子赫伯特，因为他已经将其视为继任者。伯蒂歇尔只是尝试走自己的路，甚或提出自己的建议，俾斯麦却认为他不仅自以为是而且令人不快。伯蒂歇尔曾经由于岳父的错误而陷入财政危机，俾斯麦用威尔芬基金的一大笔钱帮助了他，假装钱是来自老皇帝的个人礼物。因为他用从遭到废黜的汉诺威国王那里夺走的钱拯救了伯蒂歇尔，他认为伯蒂歇尔欠了他个人的债，理应感激他。

　　伯蒂歇尔于1890年1月9日造访腓特烈斯鲁厄，就在同一天，帝国议会开会了。按照议程，1月23日反社会主义者法案要进行二读。显然俾斯麦的行动应该是立刻返回柏林。不仅伯蒂歇尔，而且俾斯麦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宰相办公室的主管冯•罗滕贝格（Rottenburg）也如此提议。然而俾斯麦驳回了他们的忠告，转而听取了赫伯特的意见，后者完全赞成留在腓特烈斯鲁厄。

　　直至1月24日，俾斯麦才顺从皇帝的意愿返回柏林，因为那天下午皇帝召集了枢密院会议。枢密院是官方指定的普鲁士政府的管理机构，由国王亲自担任主席。

　　枢密院会议定于下午6点召开，皇帝希望在开会前与俾斯麦私下见面。下午3点，俾斯麦先在办公室和大臣们开了一次会。

　　大臣们见到宰相时，宰相告诉他们，据推测皇帝将向政务会提出劳工保护的提案。他建议他们既不要接受也不要反对这样的提案，只要求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每个大臣都同意了。然后俾斯麦转向了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前一天它在帝国议会进行了二读。除了赋予警察驱逐社会主义者的权力的条款之外，其他条款都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同意。民族自由党和反对党派一起投票反对这项条款。在辩论中，冯•赫尔多夫以自己党派的名义宣称，倘若不恢复这一条款，他们就投票反对整个议案，除非政府发表官方声明，宣布接受删节版本的议案。保守党的这个决定代表了它的两翼之间的妥协，其中一翼希望击溃而另一翼希望维持卡特尔，并且着眼于即将到来的选举。保守党发表过有力的演讲反对该议案，如果最终必须投票赞成残缺不全的议案，他们希望有一些理由可以向选民解释，正因为如此，他们需要政府按照他们的要求发表公开声明。

　　随后俾斯麦告诉大臣们，为了便于在帝国议会通过残缺不全的议案而发表政府声明是不明智的，因为那样就会免除议会的责任。伯蒂歇尔指出，没有政府声明议案就不能通过，并列举了不少论据表示反对。其他大臣也站在他一边。可是俾斯麦再次固执己见。他的论点建立在一种微妙的理论基础上，为了他自己的目的——就像他曾经尽情利用其他一些受害者那样，隐瞒真实动机。

　　6点钟，大臣们集合参加枢密院会议。他们进入会议厅时看见了皇帝和宰相，他们已经谈过问题，但是尚未达成一致。

　　会议开始，皇帝发表演讲，阐述他的社会改革。这些提议并不过分：禁止工厂在星期日开工以及限制女性和儿童的劳动，如今没人会对这些事情有不同想法。然而威廉提出这些提议时使用了奇怪的表达方式。举例来说，他说德国的雇主们像挤柠檬一样压榨工人，任凭老人在粪堆里腐烂，最后宣布他要成为乞丐之王（roi des gueux）——25年前，俾斯麦希望激怒进步党时曾经使用过一模一样的口号。如今听见年轻的皇帝口中说出相同的短语，支持他厌恶的社会政策，他当然不可能高兴。

　　这天刚巧是腓特烈大帝的诞辰，皇帝提及他希望在当天向人民发表一个公告，这是他拥有制造戏剧性效果的天分的一个实例。可是收到这个指令的大臣们回答说，他们需要时间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威廉只得让步了。

　　然而当威廉谈及反社会主义者法案时，真正的暴风雨来临了。他请求接受该议案，即便没有驱逐的权力也行。可是这次俾斯麦表示反对。看到皇帝无视他的理论观点，他变得越来越激动，最后他大声宣布，倘若该法案未能通过，他们就只得不要这种法律，任凭风浪越涌越高，直至发生碰撞。

　　俾斯麦的真实动机是这样的。他希望社会主义者摆脱了法律的束缚以后会走向极端，然后他就准备用武装力量镇压他们。威廉十分正确地理解了他的想法。俾斯麦的意思是引起流血冲突，所以皇帝回答说，他不希望刚开始统治就染上臣民的鲜血。他求助于其他大臣，请他们发表意见。他有理由相信其他人与他意见一致。然而他非常失望。由于宰相在场，没人敢站在皇帝一边。威廉被迫退让，俾斯麦如愿以偿，反社会主义者法案未能通过。

　　皇帝极其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大臣们的背弃。他说：“他们不是我的大臣，而是俾斯麦的。”俾斯麦经常宣扬的“皇帝的政策”理论变成了什么？他和他的皇帝第一次意见不一致时，它就毁灭了。

　　第二天，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在帝国议会进行三读。全体投票时，由于政府没有发表他们想要的声明，保守党投票反对整个议案，加上自由思想党、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反对票，这项措施被驳回了。事实上，这种异常的法律自此终结了。旧法律直至1890年9月30日失效，同年2月的选举仍然受到它的阴影的约束。然后怎样呢？未来可能有某届帝国议会愿意通过连卡特尔帝国议会都驳回了的法律吗？凡是了解德国人民感情的人都不可能相信。与此相反，大多数观察者都确信卡特尔党派将在下次选举中遭到惨败，由于政府对反社会主义者法案处理不当，明显缺乏领袖，加上保守党与民族自由党之间的冲突，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事实上，反社会主义法律的尝试再也没有复活过。

　　我们不怀疑，俾斯麦比任何人都更明白，他不可能再得到更有利于他的帝国议会。只能假定他真的想要一场冲突，他的态度没有其他解释。然而在皇帝的政务会上突然引发冲突是多么大的错误！在1864年至1866年的鼎盛时期，他处理政务会的这些事务的方式是多么不同，他引导威廉一世按照他的想法行动，只告诉国王对他有利的事。俾斯麦的次子是个冷静的观察者，有点愤世嫉俗，他评论说：“我的父亲不能像以前那样一锤定音。”俾斯麦觉得自己在枢密院犯了粗心的错误。第二天早晨，他的办公室主管发现他躺在沙发上，眼里含着泪。他说他不能留任了，皇帝完全疏远了他。不过这种心情很快消失了，他不是那种会出于自愿放弃权力的人。

　　他试图妥协。在第二次会议上，他极力主张支持皇帝的保护劳工的想法。威廉高兴了起来。次日即1月27日是皇帝的生日，表面看来完全是一个和解的节日。然而几天以后，皇帝听说俾斯麦又制造了新的麻烦。皇帝曾经建议萨克森的国王向联邦参议院提交包含他的愿望的提案，可是俾斯麦威胁萨克森公使说，倘若他们敢那样做他就辞职。威廉打算向人民和世界宣布他的社会改革计划，听说政府部门正在慎重考虑他草拟的公告，他觉得可疑。俾斯麦把公告草案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包括对法律的修改建议，另一部分包括邀请其他政府参加在柏林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并讨论社会问题的内容。大臣们正在开会时，皇帝不期而至，靴子上的马刺噼啪作响。俾斯麦并不习惯他的君主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不过他把大臣们的决定告诉了威廉，皇帝感到满意然后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公告准备好了。俾斯麦亲自帮忙编辑了文本，可是皇帝签过字，要求宰相联署的时候，俾斯麦却推辞了。宪法规定皇帝的治理行为需要联署，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由于获准发布公告，威廉很高兴，就在1890年2月4日的官方公报《帝国公报》上发表了没有宰相联署的公告。

　　这时选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公告引起了轰动，况且缺少宰相的联署，进一步刺激了普遍的激动情绪。反对党成员现在确定不仅反社会主义法已经死亡并被埋葬，而且皇帝与俾斯麦的政策发生了公开冲突。班贝格尔正要出发去见选区的全体选民时，看到了这份公告。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一个朋友说：“或许等到4月1日，俾斯麦就能作为一介平民在腓特烈斯鲁厄庆祝自己的生日了。”

　　俾斯麦感到事情不能保持原样了。下一次开会时，他告诉大臣们，他将辞去普鲁士首相的职位，仅保留帝国宰相的职位，皇帝已经同意了这件事。假如他希望大臣们反对他部分退休，他肯定大失所望了。众人全都同意这种安排，伯蒂歇尔还发表了一番口才流利的告别演说，俾斯麦对他的怒火有增无减。

　　就在这次大臣会议召开的同一天，俾斯麦采取了超过他以往的所有诡计的一个步骤。他从未拜访过外国外交官，这天却突然在法国大使馆出现，法国大使完全大吃一惊。不过更令他惊讶的是，宰相十分直言不讳地提议，他将促使法国政府破坏由德国皇帝发出邀请的国际劳工会议。法国大使写道：“宰相明确地与他的君主对立。”整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最令人震惊的特征是这种可疑的处境丝毫没有使俾斯麦感到窘迫。他兴高采烈，在大使面前用逗笑和讥讽的方式谈论德意志的一位君王巴登大公，也就是皇帝的姑父。最后他们聊起了大使房间里描绘伊阿宋（Jason）和美狄亚（Medea）的故事的图片。大使谈及一个美狄亚最后回到伊阿宋那里的传说。俾斯麦笑了起来，低吟了一句：“人总是回归他的初恋。"（On revient toujours à ses premiers amours.）然后留下了一句话：“或许那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为了破坏皇帝全心全意举办的国际劳工大会，俾斯麦采取的操控手段不止这一种。势所必然的结果是皇帝听说了这些花招，此时他确信宰相暗中玩弄任何诡计都是有可能的。他感到自己的君权受到了冒犯。后来他说：“我除掉这种人是为了王权。”

　　现在俾斯麦试图使用曾经用来有效地对付腓特烈皇帝的方法。他通过外国报纸让人们获悉，由于他与皇帝的意见分歧，皇帝迫使他从普鲁士政府退休。然而他再次失望了。1888年时报纸的反应是痛哭哀号，现在却相当平静，更糟糕的是甚至十分满足。民族自由党的一份报纸冷静地写道，这样最有利于普鲁士的大臣们，俾斯麦一直压制他们的主动性。

　　2月20日，新帝国议会的选举开始了。卡特尔党派遭到惨败，自由思想党的席位增至两倍，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也翻倍了。尽管既存的反社会主义法律强加各种令人厌烦的约束，他们仍然获得了将近150万张选票。

　　这是俾斯麦的体系遭受过的最沉重的打击。无数选民觉得在1887年的前一次选举中，俾斯麦和他的战争恐慌欺骗了他们。很多人感到他以前的熟练控制力消失了。首要的中央党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他不再成功！》（Es gelingt nichts mehr!）的文章，人们一再重复这句口号，因为它完美地表达了大部分人民的感情。

　　在议会制国家，如此显而易见的选举失败必然导致首相的辞职。但是德国不是议会制国家，向人民的选票屈服是俾斯麦最不可能做的一件事。他的做法完全相反，他放弃了部分退休的想法。他决心保住自己的全部官职，而且要更加彻底地控制大臣们。另一方面，他着手组织新的党派联合体。卡特尔消失了，为什么不试试保守党和中央党的同盟呢？只要波兰人和圭尔夫派加入，这种组合确实能在帝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在俾斯麦眼里，波兰人和圭尔夫派始终是最出众的帝国敌人。尽管如此，现在他愿意招揽他们加入新联合体。

　　不过俾斯麦正在酝酿的另一个计划更重要得多。他十分清楚地记得1862年他第一次当上首相时的境况。那时威廉一世根本不喜欢他，却被迫依靠他，因为其他人都不能帮他度过与下议院的宪法冲突。新的冲突会让威廉二世陷入相同的处境。俾斯麦的计划就是挑起这样的斗争。有两条途径可以达到目的：军事预算的巨额增长，以及比已经被驳回的议案更严苛、更惨暴的反社会主义者议案。新的帝国议会将驳回这些措施。然后他们就不得不解散国会，重新进行选举。可是他能否同样确定，选民将选出更容易驾驭的帝国议会？俾斯麦知道疑问非常大。但是他也对不测事件有了准备。他构想出了一种新理论，它与他在60年代利用过的著名的宪法缺口理论（Lückentheorie）同样有效。

　　他的新理论相当简单。他主张，帝国是德意志君王而不是德意志国家组成的联邦。如果君王们不满意，他们可以通知和解散这个联邦，正如股东对经营结果不满意时可以关闭公司一样。他们不会征询德意志人民的意见，人民也无权置喙；人民必须等待，直到君王们决定组建新帝国制订新宪法，那无疑不会缩减议会的权威，也不会取消普选权。

　　当然，这种理论完全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其实也否定了德意志的民族情感；它意味着摧毁使人民喜欢俾斯麦的一切东西，统一德意志的英雄竟设法策划毁灭德意志，这的确是最令人遗憾的奇观。

　　这些计划从未实现，甚至从未被尝试，这对德意志人民来说是幸运的，对俾斯麦来说是不幸的。皇帝尽管不知道宰相打算采取什么极端措施，仍然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第一个步骤，他也拒绝同意采用更严苛的反社会主义者新议案。

　　与此同时，另外两个事件使冲突达到了高潮。在大臣们开会时，俾斯麦提醒他们注意1852年时国王颁布的一道旧内阁政令（Kabinettsorder），命令大臣们向国王作个人汇报时必须有首相在场，这道政令已经废弃了20年以上，以前没人听从命令，也没人说得清，如果首相离开首都在瓦尔济或腓特烈斯鲁厄住上六个月甚至更久，他们要如何遵守命令？威廉明白，俾斯麦企图使形同虚设的规定再度生效，只是为了阻止他与大臣们自由交流并控制他。

　　引起皇帝注意的另一个消息是中央党的领袖温特霍斯特造访了俾斯麦。温特霍斯特知道宰相正在不认真地考虑新政党组合的事，他的党派在其中极为重要。另一方面，他怀疑自从七年期的斗争以来，俾斯麦在准备摧毁德国的宪法。他对班贝格尔说过：“如果我看见火车头笔直地向我驶来，我不会站着不动，而是跳到火车上去乘坐。”这时他十分愿意听听俾斯麦要说什么，布莱希勒德领他进入宰相的办公室。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温特霍斯特离开时对一个朋友说：“我刚刚离开一位临终的伟人。”事实上，正是他的造访导致了俾斯麦的出局（coup de grâce）。

　　听说温特霍斯特的造访，威廉大动肝火。在议会制的国家，政府首脑要依赖多数议员的信任，他无疑有权利为确保多数支持而以这种方式组织政党联合体。可是在德国，宰相一直宣扬他只仰赖皇帝的信任，执行皇帝的政策，毋庸置疑，皇帝有权利在他的大臣安排新的政党联合之前得到通知。在这种程度上，我们不能责怪威廉传召宰相并要求解释。但是他着手的方式完全错误，证明了他的傲慢和不成熟——正是他的父亲曾经为之悲叹的性格特点。

　　3月15日，在赫伯特•俾斯麦的住处，威廉和俾斯麦进行了最后一次激烈的谈话。宰相告诉皇帝，温特霍斯特造访过他，虽然皇帝已经知道了。威廉说出了可能的最糟糕的回答：“我希望你把他扔出了门。”这不幸的开头之后，交谈变得越来越冲动、越来越激烈。俾斯麦狂怒，威廉后来告诉一个朋友，他甚至害怕宰相会用墨水台扔他。他亲口责备老政治家跟“犹太人和耶稣会会士”做交易。

　　然后他要求废除1852年的旧谕旨。俾斯麦一口拒绝，而且更生气了。他开始谈起皇帝造访沙皇的意图。他劝告皇帝不要那样做，因为他收到的报告证明沙皇的感情不友好。他手头有这些报告，但是宣称不能给皇帝看，因为内容会冒犯他。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想要罗马人迫使他宣读恺撒的遗嘱时，也使用过同样的策略。

　　当然，威廉急切地想看这些搞阴谋的文件。俾斯麦把文件交给他，于是皇帝不得不在宰相的注视下读到沙皇说他是没有教养、不守信用的年轻人（un garcon mal élevé et de mauvaise foi）。君主本来试图指示宰相看看，却像中学男生一样得到了一番教训。

　　面谈到此为止，威廉在离开之前又一次命令废除旧谕旨。

　　从这一幕以后，两人都明白，他们最终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

　　然而俾斯麦没有采取行动。他既没有颁布取消旧谕旨的命令，又没有提出辞职，虽然威廉派了一名将军来再次要求废除那道政令。

　　威廉十分焦躁气馁，以致又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收到宰相办公室转来的一份报告，基辅（Kiev）的领事说俄罗斯有准备战争的迹象。由于沙皇的讨厌评论仍然令他感到刺痛，他以自己的怪异方式夸大了这些报告的重要性。在一封未密封的信中，威廉指责俾斯麦没有及早提醒他注意这“可怕的危险”。他说：“早该警告奥地利人，并采取对抗措施。”

　　现在俾斯麦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皇帝干预了对外事务。他通知新闻出版界的合作者，由于皇帝要求采取抵御俄罗斯的军事措施，他被迫辞职。他准备好递交辞职书了。

　　他想公开发表辞呈，但是被皇帝禁止了。俾斯麦去世那天，布施在柏林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他的辞呈，内容看起来是死去的宰相对在世的皇帝的控诉。它的写作技巧很完美，俾斯麦强调的那些分歧，都是他确定公众舆论会站在他一边的问题。最强硬的措辞留给了威廉干涉对外政策的事。俾斯麦宣称他不能执行皇帝的命令，并写道：“那样做会危及德意志全部重要的胜利果实，由于执行陛下的两位前任都一致同意的对外政策，我们才获得成功，尽管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处于不利的状态，本来能够获得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超出目前和未来的全部期望，肖瓦洛夫伯爵刚向我证实了一个情况。”退休的政治家用这些话谴责皇帝愿意摧毁他毕生的工作成果。他用高明的技巧表述事关重大的句子，宣布撤去他职位的年轻人应为德意志帝国将遭受的一切不幸负责。其中还有一个句子，凡是读到它的人都心情沉重。“我忠诚地为皇室和陛下服务，多年来已经习惯了我此前一直以为永久不变的地位，对我而言，无论是切断我习惯的与陛下的关系还是断绝与帝国和普鲁士的全部政策的联系，都是非常痛苦的。”这话听起来就像生来就是统治者的小威廉突然夺走了被他视为人生价值的一切。这是与那些伟大的诗人们脑海中突然浮现的悲剧一样阴郁的人间悲剧。

　　但是这些不可能让我们看不清这一事实：俾斯麦的辞职有同等的悲剧性和必然性。俾斯麦纵然伟大而举世无双，这时也智穷力竭了。他找不到走出困境的办法，只知争吵和政变。考虑到他正在策划的解散帝国议会的计划，我们只能感谢命运阻止他摧毁自己创造的一切。他的工作交给了一个完全没有能力发展、连守住成果都做不到的统治者，那是德意志的不幸。不过让这个平庸的凡人掌握远远超出其能力的权力，这是俾斯麦的过错。议会不能制约这个放肆的统治者，而且德意志人民的思想严重缺乏独立性，也是俾斯麦的过错。

　　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意志民族变得统一、强大、有势力。然而实力政策和利益政治（Interessenpolitik，追求权力和物质利益的政治），加上“铁血宰相”强加给同胞的个人政治制度，可悲地削弱了个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意识、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因此他的成果不能持久并非偶然。在他去世20年以后，由他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普鲁士王权和霍亨索伦王朝也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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