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俾斯麦与德意志帝国 > 第二章 与国会和奥地利的斗争
A．通向加施泰因专约
1．首相的第一步
俾斯麦（Bismarck）的任命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总体上持反对态度。伦敦的《旁观者》说他是普鲁士的统治者中最直言不讳的容克，虽然坚强却见识有限。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们感到一场艰难的斗争即将开始。进步党的一位领袖写道：“俾斯麦，这意味着政府没有预算案，用刀剑管理国内事务，用战争处理国外事务。我想对于普鲁士的自由和幸福而言，他是最危险的首相。”这段话相当精确地表达了德国人的普遍感情。在戏院里，每次对国王的恶意影射都会得到暴风雨般的热烈喝彩。
俾斯麦的第一项任务是组建内阁。外务大臣伯恩斯托夫（Bernstorff）伯爵和财政大臣冯·德·海特（der Heydt）再次拒绝违反宪法在没有预算案的条件下进行治理，辞职退出了内阁。最初俾斯麦试图与温和派自由主义者联络。举例来说，他请折中的修正案的提出者特韦斯滕（Twesten）与他见面。关于服兵役的时间长度，俾斯麦没有特别强硬的意见。就个人而言，他愿意接受两年的期限；但是由于国王的反对，他对此无能为力。于是两人的会面没有任何成果。无论如何，这次谈话仍然非同寻常，俾斯麦在这个反对党成员面前，以相当令人震惊的轻率方式谈论刚刚任命他的国王。他把国王比作马，遇到任何新事物都会受惊后退，倘若有人强迫它，它就变得焦躁不安难以驾驭，只能一点点逐渐习惯。
俾斯麦从未认真考虑过劝说自由主义者加入内阁。事实上，他招进内阁的都是反动的行政官员，他们除了保守思想和高贵的出身之外毫无价值。晚年的俾斯麦以最轻蔑的态度谈论其中大多数人。他说财政大臣冯·博德尔施文格（Bodelschwingh）“满口谎话”，说农业大臣冯·塞尔肖（Selchow）是头“蠢驴”。唯独内务大臣奥伊伦堡（Eulenburg）伯爵有些才能，可是他既懒散又轻浮。不管这些容克多么没用，他们满足了俾斯麦对大臣的两个要求：他们全部愿意帮助他击垮反对党，让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扫清一切障碍。
俾斯麦在议会的第一步行动是撤回次年的预算案。有人在议院委员会问他下一步打算干什么时，他发表了引起最大轰动的演说。他从笔记本里抽出了一根橄榄枝——那是凯瑟琳·奥尔洛夫（Katherine Orloff）与他在阿维尼翁（Avignon）分别时给他的——给各位委员看，说他曾经打算把它作为和平的象征送给议院，可是现在他不情愿地得出了为时尚早的结论。然后他谈起了普鲁士目前的形势和未来的任务。他说德国指望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普鲁士的力量。不幸的是，它的边境不利于发展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当代的重大问题单凭演讲和多数派决议无法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年和1849年犯过的错误，解决问题的只能是“铁和血”。
这段惊人的发言引起了巨大轰动，不过是反对的轰动。连罗恩（Roon）也生气起来，认为这些“过于生动的离题发言”毫无助益。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后来成了俾斯麦的最坦率的预报者，此时看到这个肤浅的容克得意扬扬地谈论用铁和血征服德国，却被他的荒谬粗野激怒了。国王也感到不满。当时他和王后正在巴登（Baden），他们的女儿女婿巴登大公夫妻陪伴着他们。俾斯麦知道这些人都不是他的朋友，担心他们会反对他。为了说服国王，他在离柏林最近的车站于特博格（Jüterbog）的火车上与国王见面。关于这段插曲，俾斯麦在《思考与回忆》（第十二章）中有技巧高超的描述。
无论国王对俾斯麦的发言有何感想，他都知道若要对付下议院，就离不开俾斯麦。议院发生了激烈辩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议员都纷纷反驳俾斯麦的宪法论点，其中温和派议员格奈斯特（Gneist）是著名的律师，他强调了原则要点。他告诫首相尊重德国人民的一项基本品质：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道德和法律秩序是国家历史中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问题在于，事实能否证明对于法律和道德秩序的决定性力量的这种信仰是合理的。
起初事情转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封建领主议院（FeudalChamber of Seigneurs，即上议院Herrenhaus）否决了下议院的预算案，政府在没有预算案的情况下治理。政府继续征收税赋，并独断专行地把钱用于军事用途。那个时代经济比较繁荣，税收增加了，所以政府的财政状况毫不拮据。下议院无法阻止这种过程。它既缺乏阻止征税的法律手段，也没有弹劾政府的手段。宪法断言大臣们应该承担责任，可是没有指定当大臣们违反宪法时弹劾他们的途径，因此下议院太软弱了。外国评论家们错误理解了这种形势。举例来说，英国的新闻报道经常将这种情况归咎于反对党的不坚定，而事实上原因在于宪法力量的软弱。
1863年1月下议院的辩论表明，俾斯麦的方法深深触犯了德国人民的正义感。议院委员会的官方发言人是著名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后来他在俾斯麦的赞助下写出了《在威廉一世治下德意志帝国奠基的历史》。他绝不是激进派，不过他热情地赞赏普鲁士及其历史。西贝尔说：“大臣和这里的大多数议员们用不同的语言说话，按照不同的逻辑思考，按照不同的道德准则行动。”俾斯麦直言不讳地说：“倘若不可能达成妥协，冲突必然发生，那么冲突就变成了力量问题。无论是谁，只要有力量，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意见行动。”这句话使辩论达到了高潮。威廉国王在“新纪元”时期的前大臣什未林（Schwerin）伯爵是温和派而不是激进派，他回应道：“所谓‘你喜欢说什么就尽管说，我们有力量和意志，所以能强制推行我们的意见’，首相的演说把这句话推至了极点，但是这句话不可能长期支撑普鲁士的王朝。我们国家的伟大，普鲁士的君主在过去和未来永远享有的尊崇，都是依赖完全相反的一句话：‘公正先于强权’。”这段话令人印象深刻，什未林作为普鲁士的古老优良传统的捍卫者，引发了热烈的欢呼。
俾斯麦公然反抗下议院，正如1783年时，青年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公然反抗查尔斯·福克斯和下议院的大多数议员。两人的后台都是国王，不过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皮特知道，选民们或者那些指导选民的人都是支持他的，若要得到多数票的支持，他只需等待时机解散议会。而俾斯麦知道，人民比下议院更激烈地反对他，选民总是选出同样的大多数。来自政府的压力热烈而且往往不合法，可是未能迫使选民投票给政府的候选人。事实上，在德国宪政的整个历史上，唯独1862年至1866年间的普鲁士反对党能够得到选民的有效支持。后来在1878、1887、1893年和1907年，由于足够多的选民舍弃了反对派议员，政府用解散的手段就能得到它需要的多数票。只有在普鲁士的宪政冲突时期，他们才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他们确实依照三级选举权的原则进行投票，前两个等级的中间阶层的投票者决定了选举结果。毫无疑问，第三等级的大多数工作者都完全同情他们。
2．针对报刊的命令，王太子的反对
一个政府侵犯宪法到了这种地步，就不可能到此为止。由于环境形势和自身的行动，它只得一次又一次违反法律。下一个攻击点是宪法担保的新闻出版自由。绝大多数报纸属于自由派，并积极地支持反对党。1863年6月，俾斯麦试图用国王的命令镇压他们，授权警察查禁反对派的报纸。通过解散下议院，他设法在选举期间使新闻界保持沉默。尽管如此，反对党仍然在投票选举中再次取得胜利，那道命令在实行了五个月以后被迫撤销。
在一个意料之外的方向，国王针对出版的命令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王位继承人——王太子公开声明反对该命令。王太子和他的妻子维多利亚（Victoria）绝不可能赞成俾斯麦的方法。他们反对侵犯宪法，并担心这样会使普鲁士人民与王朝之间产生无法逾越的鸿沟。王太子提醒国王不要违反宪法。国王曾经命令他出席他亲自主持的枢密院（Kronrat）政务会。可是国王下令压制新闻出版的决定是在王太子不在场的情况下做出的。当时王太子正在普鲁士东部的行政区视察军队，突然从报纸上首次获悉这道命令。他征询了同行的维多利亚公主和但泽（Danzig）的自由主义者市长温特（Winter）的意见，温特在但泽市政厅发表演说时，王太子回应道：“事先我完全不知道这一命令。当时我不在场，提议的人不是我。”
这句话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王位继承人的公开反对令普鲁士人民深受感动；另一方面，国王极其愤怒，盛怒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儿子，像对待小孩一样对待他——维多利亚写信给母亲时如是说。维多利亚的信件由弗雷德里克·庞森比（FrederickPonsonby）爵士出版，收录于《腓特烈皇后信件集》，另一部分收录于《维多利亚女王信件集》中，它们表明当时王太子夫妻发现了彼此立场的极大差异。但泽的插曲成了他们人生中的决定性事件。俾斯麦从未忘记也没有原谅这次反对。这是王太子夫妻遭到孤立的开端，从此以后，这件事给他们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俾斯麦与国王的通信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相关内容收录于《思考与回忆》的第十六章。他在关于王太子的备忘录的页边脚注中用高超的技巧陈述了他的事情。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王太子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因而没有资格扮演政治角色并反对他的父亲。但是假如他不喜欢国王的政策，而王太子支持他——换言之，假设腓特烈三世登基，未曾被可怕的致命疾病击倒，而是完全健康，假设他的统治持续较长时间，而不是短短的99天，那么俾斯麦会怎么办？命运使他免受这种考验。不过只要知道1888年的那99天中发生的悲剧故事，任何人都会怀疑在那种情况下俾斯麦是否会依据1863年的理论行动。
3．与奥地利的冲突
宪法斗争愈演愈烈之际，俾斯麦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外交政策问题，特别是德国问题，在这段时期，他的敌手奥地利相当活跃。
哈布斯堡王室在意大利失败以后，试图回归君主立宪。1861年2月，奥地利颁布了新宪法，整个王国设置了一个中央议会。德国自由主义者在这个议会中占据优势。宪法是大臣安东·冯·施默林（Anton von Schmerling）的工作成果，他在1848年已经成为法兰克福议会的奥地利派领袖和帝国大臣。他将回归君主立宪视为维持奥地利在德意志的霸权的手段。不幸的是，管理德国事务的不是他的部门，而是冯·雷希贝格（Rechberg）男爵主管的外务部。施默林被视为自由主义者，而雷希贝格则自称保守派政治家和梅特涅（Metternich）的学生。这两个大臣之间不太可能建立起协调的合作关系。雷希贝格曾经担任联合议会的主席，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时与他是同僚；两人私交甚密，俾斯麦的能力、精力和绝对的残酷无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如此，雷希贝格甚至害怕他。在俾斯麦成为首相以前，他谈起过这个“可怕的”人竟能脱掉外套，自己攀爬上路障。仅仅提及俾斯麦的名字，他就不禁战栗。如今这个“可怕的”人当上了普鲁士首相，雷希贝格怎样才能避免与他对抗呢？
事实上，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敌对是无法避免的。自从维拉弗兰卡停战协议以来，德国人民确信德意志邦联的改革势在必行。萨克森王国的大臣博伊斯特（Beust）男爵十分聪明但也非常自负，他是第一个提出改革计划的政治家。他建议趁普鲁士的软弱政府妨碍其行动的时候，维也纳宫廷尽可能迅速地对邦联进行保守的改革。博伊斯特自己草拟了详细的提案，但是他失败了。几个月后，在俾斯麦掌权之前不久，维也纳提出了另一个计划，得到了中等大小的邦国的支持。为了满足全体民众的要求，法律涵盖了某些重要的内容，例如在整个德意志的范围内统一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这个提案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求集合各个邦国的下议院代表，商讨这些法律。这原本可以成为德国人民在邦联内获得代表权的开端，虽然只是间接的。正在此时，俾斯麦当上了普鲁士首相，数年前他曾经向摄政王提议过同样形式的代表权。然而现在他没有这种想法，因为他担心改革会延长邦联的存在时间，并增强奥地利的势力。他的目标是终结邦联，所以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于是他下定决心用一切自己可以支配的手段挫败这次改革，最终他成功了。
在商议奥地利的计划的过程中，俾斯麦进行了两次面谈，他的言论本来应该使奥地利人明白这位新任普鲁士首相会带来什么。俾斯麦在柏林与奥地利公使卡罗伊（Karolyi）伯爵谈话时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守旧派外交家反对说出真相，虽然他觉得回避事实并不困难，只要有助于达到他的目的，他不在乎违反这一原则。他知道在某些情况下直言不讳是最佳方法。于是他直率地告诉奥地利公使，鉴于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关系，倘若不尽快设法改善，必然引发战争。怎样才能防止发生武装冲突？哈布斯堡王朝应当将其重心向东移至匈牙利。这意味着让奥地利放弃在德国尤其是德国东北部的地位，普鲁士认为东北部属于它自然的势力范围。假如哈布斯堡王朝接受这一建议，普鲁士将成为它的忠实盟友，否则灾祸就在所难免。
不可能有比这更直白的胁迫了。指导奥地利外交政策的如果是真正的政治家，他要么听从俾斯麦的建议，要么就准备战争。然而雷希贝格选择了第三条路。
图恩（Thun）伯爵与俾斯麦进行了另一场谈话，他是现任奥地利驻俄罗斯大使，在法兰克福时曾经是俾斯麦的同僚。他前往柏林与过去的同僚谈判，试图达成妥协。俾斯麦还是十分直白，向这位奥地利外交家透露了他对国际条约的不可侵犯性质的想法。国际法的基础是必须遵守条约（Pacta sunt servanda），然而俾斯麦告诉图恩：“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是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受到条约文本的约束。指导它们行动的只能是自身的利益和方便。倘若有条约妨碍两国的利益和方便，就必须废除它。”
后来被总结为“丢弃一纸空文”的理论是否就来源于此？
作为梅特涅的学生，雷希贝格受到的教育是严格尊重国际条约，他读到俾斯麦的这段马基雅弗利式权谋（Macchiavellian）的声明时，在图恩的报告页边空白处标了两个大惊叹号。但是此外他什么都没有做。
法兰克福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奥地利的提案，因而避免了德意志两大强国的决裂。投票表决时，普鲁士公使宣读了俾斯麦的一份措辞非常强硬的声明，其中有一句令人震惊的话。为了压过来自各邦国的下议院的奥地利代表团的提案，俾斯麦直言不讳地宣称：“为了赋予德意志人民对其共同事务的应得的影响力，必须由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代表。”这的确是革命性的提议。俾斯麦在这里采纳了1848年革命的基本思想，亦即法兰克福议会和德意志民族联盟的纲领表述过的思想。假如说这句话的人是其他政治家，就会造成极好的效果。然而没人相信俾斯麦说的是真心话。这个独裁的容克刚刚剥夺了普鲁士议会的宪法规定的权利，怎么可能拥护普选制的德意志议会？
俾斯麦掌权后，又与奥地利发生了另一场必须应付的争端，使条约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威胁。它涉及经济方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通过拿破仑三世、科布登（Cobden）和大不列颠财政大臣格莱斯顿（Gladstone）的合作，1860年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签订了商业协议，从此欧洲商业政策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最大胜利。秉着同样的思想，1862年拿破仑三世又与东边的邻国普鲁士签订了商业协议。但是在关税和贸易方面，普鲁士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它是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员兼领导者，在其内部实施共同的关税政策。法兰西－普鲁士商业协议生效的必要条件是得到关税同盟的认可，而大多数成员决不愿意那样做。
奥地利不是成员国，因为德意志关税同盟是在30年代由普鲁士创建的，违背奥地利的意志并有损于其利益。不过在1848年革命之后，眼光长远的奥地利政治家、商业大臣布鲁克（Bruck）开始宣传中欧关税联盟的思想，联盟包括从北海至亚得里亚（Adriatic）海、从汉堡（Hamburg）至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全部国家。由于普鲁士的抗拒，这一伟大计划受挫了。奥地利获得的让步仅仅是1853年的奥地利－普鲁士商业协议中的一项条款：普鲁士向奥地利承诺，在普鲁士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其他成员的协议期满之前进行商业联盟的谈判，也就是说，在1865年结束之前。
现在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协议，就不可能兑现上述承诺了，所以奥地利认为普鲁士违背诺言。这种观点是正确的。奇妙的是，普鲁士商业政策的主导者鲁道夫·德尔布吕克（RudolfDelbrück）却在心里同意奥地利的观点。后来他作为帝国宰相官邸的主管成为俾斯麦最重要的助手，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承认，普鲁士与法国签订协议致使不可能与奥地利结盟，因此违反了上述的条款。尽管如此，他仍然支持不履行义务，他的论点很有趣：任何国家都不能为了数年前在压力之下被迫做出的一个承诺而牺牲必不可少的利益。这种论调类似于俾斯麦对条约的不可侵犯性的论点。不过德尔布吕克受过普鲁士行政官员的优良古老传统的教育，面对国家理由（Staats-Raison，raison d'état）凌驾于其他一切义务的新学说，仍有一些良心上的不安。当然，俾斯麦丝毫没有这种顾忌。他坚定不移地用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手段推行与法国的协议，并强迫关税同盟的其他成员都接受这一协议。出于经济和民族两方面的原因，他的这次努力得到了下议院大多数议员的坚决支持。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他们认为关税同盟是普鲁士在德国的势力的支柱。
4．1863年的波兰起义
俾斯麦决定维持与法国的商业协议，动机之一是盼望与拿破仑三世结下良好关系。但是1863年春天，对外政策的另一个问题又招致了尖锐的对抗。那就是波兰问题，起因是反对沙皇独裁统治的波兰起义。
18世纪时，波兰被三个强国占领并瓜分，其后它一直属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西欧国家认为这种三分状态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可怕污点。可是三个东欧强国认为分割波兰是合理的，因为波兰人没有能力维持强大而有秩序的政府。尽管如此，连德国人中间也有人同情被征服的不幸波兰人。然而这些情绪对俾斯麦没有丝毫影响。他仅从普鲁士利益的角度看待整个波兰的问题。毫无疑问，假如普鲁士退出波兰地区，其力量就会削弱。不过他还更进一步，他认为波兰人是普鲁士的敌人，为了国家利益，采取任何方法镇压他们都是合理的。1861年俾斯麦在圣彼得堡给妹妹写了一封信，他大声断言：“严厉打击波兰人，使他们对自己的生命绝望；我同情他们的处境，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生存，除了灭绝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作为上帝的造物，狼无须对自己的天性负责，尽管如此，只要有能力，我们就会杀掉它们。”同一年，华沙（Warsaw）的普鲁士领事批评哥萨克骑兵对波兰人太野蛮残忍，他在写给大臣的信中反驳了领事的批评：“严厉在这里等同于野蛮和专制。按照华沙的现状来看，未能奏效的每次打击都是一个遗憾。波兰民族运动的每次成功都是普鲁士的失败。我们不可能在违反这个原理的情况下依照民事司法的规则指挥战斗，只能依照战争的规则战斗。”
这相当于公开向波兰宣战，俾斯麦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波兰人还没有开始抵抗普鲁士政府。1863年的起义也局限于俄罗斯的地盘，起因仅仅是沙皇政权的行径。它从未触及普鲁士的地盘，可是起义刚刚爆发，俾斯麦就立即调动了东部行政区的普鲁士军团；国王的侍从武官冯·艾尔文斯雷本（Alvensleben）是《十字报》类型的顽固反动分子，俾斯麦派他去彼得堡告知俄罗斯宫廷，柏林宫廷认为双方是有共同敌人的盟友。艾尔文斯雷本遵照指令在彼得堡缔结了协定，双方政府承诺互相协助镇压起义，并允许对方的部队穿越两国共同的边界，以便追击逃亡的波兰造反者。由于普鲁士境内平静无事，普鲁士部队没理由穿越边界进入俄罗斯。于是该协定只意味着俄罗斯部队有权利忽视普鲁士的边境线，追击反抗沙皇的波兰逃亡者。
该协定是秘密的，可是俾斯麦向但泽的一位普鲁士代表十分直率地透露了这件事，甚至夸大了其范围，暗示协定授权普鲁士军队可以进军华沙。当然，这些不慎重的言行迅速传开了。西欧国家倾向于同情波兰人，对该协定普遍感到愤怒。英国驻柏林大使安德鲁·布坎南（Andrew Buchanan）爵士告诉俾斯麦，欧洲不会容忍普鲁士占领波兰。俾斯麦以他特有的风格回应道：“谁是欧洲？”布坎南答道：“几个大国。”《观察者》大声斥责和反对新的“邪恶同盟”，将俾斯麦比作——不是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它认为斯特拉福德还算比较好——詹姆斯二世的邪恶行径的煽动者蒂尔康奈（Tyrconnel）。在法兰西，公众舆论已经哗然，皇帝拿破仑告诉普鲁士大使，他对该协定感到遗憾。普遍的反对使威廉国王困惑不已，他写道：“他感到遗憾（Il la regrette）总是令人不快的。”
下议院的反对非常直率，同时俾斯麦竭尽全力火上浇油。议院要求说明协定的主旨时，他拒绝直截了当地回答质询。“有一个协定也许会把我们的孩子卷入战争，”反对党的领袖之一老瓦尔德克（Waldeck）喊道，“首相却说‘我拒绝告诉你们’。”反对党肯定不希望普鲁士放弃在波兰的地盘，也不会要求普鲁士政府偏袒造反者。但是它强烈反对政府偏袒沙皇独裁政府，要求严格保持中立。它相信即使在国际事务中，也不应该忽略人道主义原则。这种观念是德国自由主义者的意见的焦点，也是他们反对俾斯麦及其强权政治学说的理由。20年后，事实表明俾斯麦完全击败了这种人道主义观念。1885年，他从普鲁士的领土上驱逐了3万名波兰居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安静、爱好和平的人，已经在普鲁士生活了多年甚至几十年，只因碰巧受俄罗斯或奥地利的管辖而遭到驱逐。这是前所未闻的残酷行径。然而普鲁士下议院以压倒性多数票露骨地赞成这种行为，包括民族自由党。只有进步党的激进派依旧忠于古老的自由主义传统。
通过艾尔文斯雷本协定，普鲁士在1871至1886年的关键时期赢得了俄罗斯的协助，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称赞它是俾斯麦的策略的巧妙收获。俾斯麦本人也竭尽所能在演讲和文章中推广这一观点。如今档案公开以后，我们明白事实绝非如此。美国历史学家罗德（Lord）教授提供了一种现实得多的说法。该协定使俾斯麦卷入了许多麻烦，不仅惹怒了西欧强国，而且哥查科夫（Gortchakoff）亲王也不喜欢它。
话虽如此，波兰起义确实导致了欧洲势力的重组，使俾斯麦相当方便地完成他的任务。法兰西、大不列颠和奥地利联合提交了一份照会，请俄罗斯政府对波兰人进行一些让步。三国邀请普鲁士共同施加外交压力，可是俾斯麦拒绝参与。他对这种改革丝毫不感兴趣，并且只从本国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当其他强国联手反对俄罗斯时，只有让沙皇看到普鲁士是他的朋友，才对普鲁士有利。结果三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波兰起义遭到了残酷无情的镇压。
在这场外交运动中，有两个事件尤其重要。拿破仑三世执政期间，在对外政策方面总是尽力确保至少有一个同盟国。他试图与俄罗斯达成共识，可是当他涉足波兰的论战时，这种必要性就消失了。在德意志的两大强国中，普鲁士比较合他的心意。他认为它比较进步。作为民族性原则的捍卫者，他讨厌奥地利，因为其存在本身就不符合这种思想。但是现在俾斯麦使普鲁士投向俄罗斯阵营，拿破仑只得转向奥地利并提出结盟。他写信给弗朗茨·约瑟夫（Francis Joseph）说，两国结盟可以终结目前形势的不确定性，消除未来的危险。然而奥地利谢绝了这一提议，雷希贝格说，这种同盟的益处尚成疑问，但肯定有风险。那么奥地利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才风险比较小，雷希贝格不知道。他仍然希望与普鲁士达成共识，虽然俾斯麦已经发出过足够清楚的警告。因为雷希贝格是保守派，他以为俾斯麦也是保守派的同志。他头脑简单到了这种程度，甚至写信给俾斯麦说：“欧洲的所有保守派必须联合起来，与革命做斗争，捍卫整个欧洲的正统结构。”读到这位在法兰克福时的前同僚的天真言辞，俾斯麦会露出多么阴森的冷笑！ “欧洲的正统结构”是1815年的维也纳和约造成的情况。俾斯麦下定决心摧毁的，恰恰是这种协议。
1863年6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向普鲁士提出了另一个结盟的建议。25年后，俾斯麦在议院替自己的波兰政策辩解时，第一次透露了这个建议。不过那时他的说法有相当大的误导性，他在《思考与回忆》中详细复述了这件事。他告诉世人，沙皇提议协助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在德意志建立新政权，但是他和威廉国王谢绝了，因为德意志民族动机受到触动，他们厌恶让外国干预德国事务的想法。后来俾斯麦一直倾向于从德意志民族的角度介绍他一生的事业，上述说法就是一个范例。但是同时公开发表的文件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说明了这段插曲。沙皇的提议不是与普鲁士结盟对抗奥地利，而是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组成同盟对抗拿破仑三世；换言之，就是过去的“神圣同盟”的复活。俾斯麦谢绝这一提议无疑是正确的，而且用假装的反提议掩饰他的拒绝，这种方式非常聪明。但是其中没有任何民族或德意志的动机，他纯粹从强权政治的角度，非常精明而精确地算计普鲁士的有利和不利因素，借以说明他的见解。只要由他指导和控制事态，反对外国干预德国事务，他就没有丝毫顾忌。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提议和拒绝表明了雷希贝格与俾斯麦的政治作风的差异。雷希贝格由于偏见和优柔寡断拒绝了法国的提议。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什么都不做。俾斯麦确切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因而避开了可能约束他的行动自由的所有瓜葛。
5．法兰克福代表大会上的德国君主们
奥地利政治家们虽然目光短浅，却不可能不明白德意志邦联的宪章的作用绝对不够，找到解决德国问题的方法是当前的紧迫需求。德国人民想要一个更强大、更有效率的中央政权，想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必须设法满足这种欲求。事情不可能保持原状，如果主持邦联的强国奥地利不掌握主动权，主导权就会落入普鲁士政府或者人民手中，不管哪种状况，对于维也纳宫廷都没什么吸引力。因此皇帝及其顾问施默林和雷希贝格决定掌握主动权。这几个月里，奥地利统治的德意志外交事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一些政治家自愿帮忙，努力解决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害怕让新教的普鲁士占据优势。他们不是奥地利出身，而是来自西南方的中等大小的国家。其中维也纳的德意志外交事务部门的领导冯·比格尔莱本（Biegeleben）男爵出生于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他是奥地利政府中精通德意志事务的最好专家，因此地位举足轻重。他起草了霍夫堡皇宫（Hofburg）送往柏林的大多数急件，它们都写得非常出色。他深深怀疑普鲁士的野心，为了挫败普鲁士，希望奥地利与中等大小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这些人全部同意对邦联进行保守的改革，也就是说，不会完全满足大众的需求，既不给人民代表权，又不统一德国。他们想尽可能保留邦联的各个成员的主权和君权。他们的目标不是统一的德国，而是改革的邦联。
保守的改革失败了，因此历史学家们鄙视这次改革。最后实现的统一走得太远，以致半途而废的邦联改革似乎是懦弱和夭折的产物。不过成功并非评判的唯一标准。这些人计划进行保守的改革，尽管失败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不容置疑的。有一个理论家始终坚持主张，德国人民的自然的生存方式是邦联制而不是统一，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弗朗茨（Constantin Frantz）。终其一生，他都是在野的理论家。他既富有思想又十分古怪，他去世以后多年，俾斯麦的帝国也被击败了，人们才注意到这个孤独的被遗忘的作家。奥地利想提出的两项首要革新是行政部门任命的管理委员会和一个代表大会。管理委员会由六名成员组成，包括皇帝以及普鲁士和巴伐利亚的国王。代表大会应当由德国人民的代表组成。不过代表要由各个邦国的议院间接选举，例如奥地利王国共同议会（Reichsrat，类似上议院）选出75人，普鲁士议会选出75人。奥地利提出的实施这一计划的方法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德意志的全部君主（Deutscher Fürstentag）的代表大会。皇帝亲自邀请每位君主，并希望主持大会。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君主都乐意接受皇帝的邀请。然而还有一个不得不克服的极重要的障碍：普鲁士国王仍然不确定是否参加。这时威廉国王正在奥地利境内的加施泰因（Gastein）泡温泉。按照大臣们的建议，弗朗茨·约瑟夫决定以个人身份造访国王，并亲自发出邀请。这似乎是最有礼貌的方式，并且是成功的最好机会。
国王并非独自在加施泰因，俾斯麦也在他身边。为了防止反对他的政策的势力影响国王，他希望尽可能地接近威廉。假如威廉独自一人并自己决定，他毫无疑问会接受邀请。其实两人最初谈过之后，弗朗茨·约瑟夫给维也纳发电报说：“国王尚未决定，不过似乎同意。我想他会去法兰克福。”威廉还不喜欢“铁和血”，不反对和平的改革。然而此时俾斯麦去见了国王，他从最初就下定决心不让国王去法兰克福。他害怕威廉在一大群君主中间会愿意合作。“君主代表大会”的成功不仅会增强奥地利的威望，而且会给邦联注入新的活力。德国人民或许愿意接受这种改革，至少是逐步的改革，然后邦联的新组织，尤其是提案中的代表大会将得到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无论这种进展导致什么结果，普鲁士不可能排除奥地利并获得不容置疑的优势。摈除这种可能性的唯一方法是从一开始就加以阻止，也就是说，阻止普鲁士国王出席，从而破坏君主代表大会。俾斯麦确信只要威廉不出席，代表大会就会失败。困难在于他不能告诉国王他的真实意图，否则威廉会愤慨地拒绝。于是俾斯麦采用了他最喜欢的方法：假装受害者的角色。他努力说服国王，皇帝在大会开幕日期确定的前几天才发出邀请，没有准备时间，这是对国王的侮辱。这并不容易，他不得不竭尽全力说服国王谢绝邀请。不过俾斯麦担心，等国王返回巴登或许会受到王后的影响而改变主意。为了维持对君主的个人优势，他陪同国王返回了巴登。事实证明这种谨慎是非常必要的。君主代表大会刚刚在法兰克福召开，就派一位君主前往巴登，再次以全体君主的名义发出邀请。这位使者是萨克森的约翰（Johann）国王，他深受尊敬，非常有修养，以将但丁（Dante）的《神曲》翻译成德文而闻名。
威廉国王称约翰为朋友，他觉得不能拒绝30位君主的联名邀请，况且信使和向导是一位国王。然而俾斯麦再次使出浑身解数施加压力阻止他，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艰难斗争。最后他的缠闹使威廉屈服了。国王明确谢绝了邀请之后，俾斯麦回到自己的房间，由于神经过度紧张，他猛地抓起一只大碗把它摔到了地上，然后为自己的胜利哭了起来。
他确实赢得了胜利。由于普鲁士国王的缺席，君主代表大会的事务变得没有希望。虽然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惊人的技巧主持大会，君主们也尽力达成了一个有利于德国大部分地区的人民的协议，既然普鲁士不参与表决，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改革。雷希贝格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不顾普鲁士的反对推行君主代表大会的政策。虽然博伊斯特和比格尔莱本都竭尽全力劝说他采取一些积极的行动。奥地利与中等国家和小国一起对抗普鲁士这个强国，他不喜欢这种处境。于是他们什么都没做，而在大会之后，事情还是跟以前一样。
当然，为了替破坏大会的做法辩解，俾斯麦必须声明普鲁士的政策。9月15日，他为此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政府治理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即要求赋予全体德国人民直接选举的真正国民代表权。奥地利已经提出了由各个邦国的议院间接选举德国议会的想法，现在俾斯麦感到不得不提出一种更加民主的制度。当然，这种对德国的民主要求与普鲁士的独裁政府的实践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虽然首相表面上改变了立场，但是几个星期后的下一次选举表明，普鲁士选民们其实并未受到误导。包括最强大的敌手在内，现在很多观察者都意识到，这位冯·俾斯麦先生为了达到目的是不择手段的，他毫无顾忌，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他能老练地运用当时流行的思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连热烈反对俾斯麦的《法兰克福报》也忍不住赞扬这种天赋。
俾斯麦告诉奥地利大使，邦联的改革一只脚进了坟墓，他无疑没有夸大其词。仅仅几年以后，不仅改革而且邦联本身也被葬送了。
君主代表大会的几个星期之后，另一个大会成了人们谈论和协商的主题。1863年11月5日，皇帝拿破仑三世邀请各国君主到巴黎参加欧洲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运气甚至比法兰克福的更坏。它根本没有召开，原因首先是不列颠的外务大臣拉塞尔（Russell）勋爵对拿破仑的不信任。俾斯麦也不喜欢这个大会的主题，不过他足够聪明，任凭其他人去阻止。失败总是招致批评，因此拿破仑的主意经常遭到奚落。许多历史学家对比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和拿破仑的梦想，嘲笑拿破仑试图通过开会解决只能用战争解决的问题的念头。作为12月2日政变的人（man of coupd'état），他在那个时代不受欢迎，人民倾向于把他的漂亮话当成十足的伪善。不过由于晚近的事件，当代的人们也许能赞赏他的话的含义，比如他在法国议会（Corps législatif）的演说。提及波兰起义造成的困境，拿破仑问道：“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只能要么保持沉默，要么选择战争吗？”他邀请欧洲各国的君主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不要一味等待，直至无法抗拒的事件突然扰乱我们的判断，驱使我们违背自己的意志，沿敌对的方向行动……我在逆境中成长，天意和法兰西人民的意愿让我坐上王位，与其他任何人相比，我最不被许可忽略统治者的权利或国民的合理愿望。一般而言，一个人经历过人生的诸多兴衰变迁之后，必定会受到自我节制和公正的精神的支配，那正是我希望带给大会的精神。我提出这一倡议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因为我这个君主有一个比任何人都更雄心勃勃的计划，我唯一的目标是在不发生大火灾的前提下实现欧洲的和平，证明这一点是我发自内心的愿望。”
欧洲确实面临“无法抗拒的事件”，三场战争以及“铁和血”的时代即将来临。不仅1863年的这一代人，而且他们的子子孙孙都要付出代价，假如有人事先知道那些代价，就可以从这份奇怪的公告中看到一个已永远逝去的时代的死刑执行令。
拿破仑发表宣言之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Frederick）七世驾崩了，随着他的死亡，俾斯麦的大好机会出现了。
6．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
1863年11月15日，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去世，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刻进入了急性发作的阶段。该地区在10多年前成了欧洲各个使馆的外交官的噩梦。关于这个高度复杂的问题，帕默斯顿（Palmerston）勋爵说过一句著名的玩笑话：“仅有三个人曾经理解这个问题。一个是阿尔贝特（Albert）亲王，他已经死了。第二个是一位德国教授，他发疯了。第三个是我，不过我已经完全忘记了这回事。”
如果用尽可能简单的方式，可以如此概括这个问题的要素：1815年的维也纳合约之后，丹麦的领土比现在的大得多。它扩张至汉堡的外围地区；当时的丹麦城市阿尔托纳（Altona）现在几乎是汉堡的郊区。丹麦国王统治着三个地区：（1）丹麦王国本土，波罗的海（Baltic Sea）的岛屿，日德兰（Jutland）半岛的最北端，其居民是丹麦血统；（2）日德兰半岛的最南端，从易北河（Elbe）至艾德河（Eider），属于荷尔斯泰因公爵领地（公国），其居民是德意志血统；波罗的海岸边的非常重要的基尔（Kiel）港位于这片领土；（3）位于丹麦本土与荷尔斯泰因之间的石勒苏益格；其居民成分混合，南部是德裔占优势，北部主要是丹麦裔。荷尔斯泰因公国和石勒苏益格曾经被称为易北公国。这三个地区只是以共主邦联的形式联合在一起。
丹麦本土的人口数量大约是两个易北公国的总人口的两倍。
在两个易北公国中，荷尔斯泰因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丹麦国王兼任荷尔斯泰因公爵，在法兰克福议会有他委派的全权代表。但是石勒苏益格不属于德意志邦联，邦联对其完全没有支配权。虽然存在这个重要的差别，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自认为它们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因为15世纪时丹麦国王曾经发表过声明，宣布它们应当永远不分开。“永不分割”（Up ewig ungedeelt）是两个公国的全体德裔居民的口号。
此外，丹麦王国与两个公国所实行的王位继承法不同，这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在公国，“萨利克（Salic）”继承法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女性没有资格继承王位。由于这一法律，1837年维多利亚成为英格兰女王时，汉诺威与英国的王位分离了。然而依据丹麦的法律，女性也有资格继承王位。丹麦的弗雷德里克七世没有子女。那么谁应该继承丹麦的王位，谁应该继承两个公国？多年来人们一直为此激烈争论。公国的德裔人希望继承问题会导致公国与王国本土分离，因而赞成奥古斯滕贝格（Augustenburg）公爵继承公国，许多饱学之士正忙于证明他有继承权利。
多年以来，丹麦人与德意志人确实在一起生活并相安无事。18世纪时，丹麦的重要大臣是伯恩斯托夫和著名的施特林泽（Struensee）医生那样的德国人，后者曾经是阿尔托纳的内科医生。一般情况下，以前丹麦国王也仁慈地对待德裔臣民。伟大的德裔历史学家特奥多尔·莫姆森（Theodore Mommsen）是世界闻名的《罗马史》的作者，出生于荷尔斯泰因公国，由于丹麦国王发放的津贴，他才得以从事学术研究。然而逐渐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摧毁了这种平和的环境。在1848年革命时，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公开而激烈地爆发了。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起来反抗“外来的丹麦枷锁”，并受到众多来自德国的志愿者的协助，普鲁士国王也暂时提供过援助。奥古斯滕贝格公爵成了临时政府的首脑。可是普鲁士国王放弃了陷入危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起义转眼失败了。奥古斯滕贝格公爵被迫逃亡。
到了这个阶段，强国开始干预了。各个强国出于不同的理由，都对维持丹麦的完整感兴趣。英格兰尤其如此，因为丹麦控制着波罗的海，当时波罗的海对不列颠的贸易和航海有最高的重要性，于是在伦敦召开了一次会议。其成果是1852年5月签订的伦敦条约议定书，它规定丹麦领土的完整，包括两个公国，并解决了继承权问题，宣布格吕克斯堡（Glücksburg）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亲王同时继承丹麦的王位和两个公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德意志强国签署了这一协议，但是德意志邦联没有签署。经过普鲁士驻德意志议会的全权代表奥托·冯·俾斯麦的协商，受到劝诱的奥古斯滕贝格公爵与丹麦国王签订了一个协议。在该协议中，公爵以他的高贵名誉承诺，他本人和他的家族都决不做任何“可能扰乱或危及丹麦国王的领土的和平”的事情，并且“不反对王位继承和宪法的安排”。公爵并未在协议中明确表示放弃假称的继承权，因为丹麦政府断言他的继承权从不存在，故而无从放弃。在这一点上丹麦政府犯了一个粗心的严重错误，将来不得不付出高昂的代价。公爵放弃了他在公国的分布广泛的大量地产，交给丹麦国王，换得了几百万泰勒的报酬，大致相当于40万英镑。
这一协议导致了无休止的论战。不过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在伦敦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后，又发生了更多的争端。一方面，包括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内的强国一致认为，丹麦和两个公国应当制定通用的宪法，并统一成“一个秩序良好的整体”。另一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要求两个公国都保留各自专门的代理（或者等级会议），石勒苏益格公国不可以并入丹麦王国，不可以采取任何以合并为目标的措施。
于是丹麦政府遇到了一个可谓无法解决的难题。要找一部既能被丹麦议会（Rigsraad）又能被两个公国的等级会议（Stände）接受的宪法，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于丹麦议会而言便利的宪法，两个公国肯定不能接受。德裔与丹麦裔的人口比例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德裔居民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因此只要两个民族以相同的比例选派代表，德裔在共同的议会中就永远是少数。避免这种危险的唯一方法是让德裔代表人数翻倍，可是丹麦人不愿意让步。按照俾斯麦的说法，这就好比把圆形的桩子嵌进方孔里。
俾斯麦在成为普鲁士首相之前，就已经接触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由于它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他没有从德意志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关于石勒苏益格的德裔是否受到丹麦统治者的虐待，他并不关心。在与一个英国外交家谈话时，他甚至嘲笑那些德国的狂热分子，因为丹麦官员粗暴地对待一个醉酒的德裔居民，就能激起他们的爱国激情。他专门从普鲁士的扩张的角度考虑一切问题。无论在法律还是历史方面，普鲁士对两个公国都没有任何权利。尽管如此，俾斯麦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让普鲁士吞并它们，对于在两个公国发生的一切事情，是否有助于实现他的目标就是他唯一的判断标准。早在1857年，他在法兰克福写信给曼陀菲尔（Manteuffel）说：“假如冲突迅速平息，双方都完全满意，我看不出我们（即普鲁士）会得到什么益处。控制我们的行动，防止人们以为我们正在回避自己的使命的清楚明确的要求，亦即反对外国、维护德国的利益，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只要荷尔斯泰因人在公爵的统治下非常幸福地生活，他们就不会再对普鲁士感兴趣。这种兴趣也许对我们有助益，即便不是在目前，也会在未来可能的紧急关头有用。”
在俾斯麦眼中，荷尔斯泰因的德裔的福利有悖于普鲁士的利益。大多数爱国的德国人强烈地盼望两个公国在自己的世袭君主的统治下独立，可是那正是他最厌恶的，因为那意味着普鲁士永远没希望吞并它们了。普鲁士没有任何资格吞并它们，可是他没有为此烦恼。有一项权益总是凌驾于法律或历史的一切权益：征服的权益。要获得这项权益，必须付出战争的代价。俾斯麦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不害怕战争。在接管普鲁士政府事务的几个月之后，他如此写道：“我毫不怀疑，唯有通过战争手段，才能以符合我们意愿的方式解决全部丹麦问题。在我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发动这场战争的机会。”
丹麦国王的突然死亡，就是这样的有利时机。当时形势已经高度紧张，因为在此前数日，丹麦议会刚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在德国人看来——无论是正确的还是误解——该宪法意味着丹麦吞并石勒苏益格，也就是破坏了1852年丹麦国王对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承诺。弗雷德里克七世去世时，尚未在宪法上签字。依照伦敦条约，他的继承人格吕克斯堡的克里斯蒂安亲王登基，成为丹麦国王及荷尔斯泰因和石勒苏益格公爵。在政府和首都哥本哈根（Copenhagen）的民众的压力下，他在宪法上签了字。
然而正在此时，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长子弗雷德里克发表了一份声明，宣布他已经接管两个公国。他的父亲公爵为了他曾经放弃了自己继承王位的权利。于是各国签订伦敦条约想要防止的情况发生了。
奥古斯滕贝格所采取的这种稀奇步骤的合法性在当时和现在都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德国人正确地指出，公爵承诺过不做任何可能扰乱或危及丹麦国王的领土的和平的事情，因此所谓公爵为了儿子放弃权利与他的庄严承诺不一致。另一方面，德国人又指出他从未放弃继承权，而且他拿到的钱最多相当于他让给丹麦国王的地产的价值。他们断言，该协议不能在任何情况下约束公爵的儿子，他在协议签订时已成年，并且没有签字。然而这件事的最重要的一面是石勒苏益格的全体居民坚决主张，除非得到他们的同意，否则两个公国的继承权不能放弃，他们的代表即等级会议从未那样做。对他们而言，不管有没有协议，奥古斯滕贝格都是他们的公爵。
话虽如此，从严格的法律视角来看，这些论证足以使德国人确信，他们是在为正当的理由斗争，是在协助小奥古斯滕贝格并争取两个公国的独立。德意志民族联盟和其他许多民众组织都声援小奥古斯滕贝格，而且连威廉国王也倾向于支持他和两个公国的事业。此时国王做梦都没有想到吞并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而俾斯麦十分清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向国王透露他的真实计划。他面临很多巨大的困难，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对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计划，包括国王、王太子（他是奥古斯滕贝格的朋友）、大臣、议院，当然还有外国。在这方面他几乎完全成功了。唯一产生怀疑的外国外交家是英国大使安德鲁·布坎南爵士，他是个精明的苏格兰人，他在1863年12月12日的报告中写道：“普鲁士作为主要交战国可以宣称征服的领土应该归其所有，假如未来的战争不具有这种性质……假如俾斯麦没有竭力为普鲁士攫取更实质性的利益……而是帮助奥古斯滕贝格家的儿子获得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公爵领地，只要得到荣誉就满足，我会感到很惊讶。”布坎南确实正确地理解了俾斯麦的想法。
设想一下俾斯麦在丹麦国王去世时面临的困难，再看到他竟然设法克服了一切困难并最终赢得胜利，我们必定以为那几乎是个奇迹。他的内行技巧和狡诈，他的精力和勇气，他的固执的决心和毅力，他的谋略和灵活机变，他的自信和不择手段都是无与伦比。不过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奉行的是丝毫没有掺杂民族或道德动机的强权政治和内阁政策。俾斯麦本人在《思考与回忆》中强调过他的政策的这一面，亦即纯粹的强权政治。他写道：“我提醒国王，他的每位直系前任，包括他的哥哥在内，都为国家赢得过一块领土……我鼓励他也这样做。”至于内阁政策，这里可以引用俾斯麦的另一句话。在写给雷希贝格的一封信中，他向那位奥地利同僚提议道：“我们都应当在内阁政策的实用基础上坚持立场，不容许德意志民族情感那种政治家的教条搅浑水。”
他确实不受他所谓的“民族情感”政治的影响，那也就是其他人所称的德意志民族感情。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煽动外国反对德国。1863年12月末，德国人民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两个公国的同胞获得解放时，俾斯麦与英国大使布坎南进行了一次面谈。英国外务部提交了一份照会，抗议德意志邦联的政策。听了俾斯麦的言论之后，布坎南只得向拉塞尔报告说：“关于阁下传达的消息的性质，俾斯麦必须提出的唯一意见是，女王陛下的政府提议使用的语言不足以决定他们的目标的实现，因为德国各地盛行一种看法，认为大不列颠不会认真地反对邦联分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王国的尝试，而且由于自由主义报刊的宣传，这种看法影响日增，所以女王陛下的政府应当用符合外交形式的最强硬的语言……这个过程也许会使英国舰队封锁他们的海岸线。”
多么非同寻常的可笑事情！德国人民认为这位伟大政治家是德意志民族感情的英雄，他却诱导英格兰威胁德国，用舰队封锁德国的海岸线！
两个因素对俾斯麦有利，而且他知道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利用它们：政治和法律状况的复杂和混乱，以及强国之间的不一致。事实上，只有一个强国即大不列颠认真地看待伦敦条约。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认为丹麦的完整很重要，值得为之战斗。但是他已经是80岁的老人，早已过了鼎盛时期。现在他不是俾斯麦的对手；此外，女王也是一个障碍，因为她在处理一切问题时都尽量考虑她去世的伴侣，觉得她的“天使”也会看见。在内心深处她赞同德意志而不是普鲁士，因此讨厌伦敦条约，将希望寄托在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身上。1863年7月，帕默斯顿事先没有与内阁商议，就在下议院鲁莽地宣布：“我们——至少我确信，倘若有人企图用暴力侵害（丹麦的）这些权利并干扰其独立，他们将看到后果，他们的对手将不仅仅是丹麦。”
这种威胁不可能吓倒俾斯麦那样的人。没有常备军的英格兰能做什么呢？法国本来可以提供军队，有理由猜想，帕默斯顿在发表上述宣言时曾希望得到法国的协助。法兰西和大不列颠的合作应该能挫败用武力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的任何企图。然而由于1863年的外交事件及不列颠外务大臣拉塞尔勋爵的处理方式，英法合作变得障碍重重。拿破仑感到在波兰发生起义时各国反对俄罗斯的行动中，拉塞尔在他有难时袖手旁观，而且欧洲代表大会的挫折严重冒犯了他。英国与法国不能达成共识还有另一个因素。拿破仑的政策的意识形态基础是民族性原则。伦敦条约使德意志民族的居民服从丹麦人的统治，不符合这一原则。拿破仑的理想是依照居民的民族分割两个公国，石勒苏益格北部的居民是丹麦人，应当属于丹麦，其余地区应当属于德国。俾斯麦使皇帝理解，他十分愿意把石勒苏益格北部留给丹麦。
在弗雷德里克国王去世之前，德意志议会正忙于“联邦执行”，反对作为荷尔斯泰因公爵的丹麦国王。荷尔斯泰因无疑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违反联邦义务的成员要负法律责任，成为邦联“执行”的对象。邦联的宪法包含关于“执行”的详细规章，它编制得非常一丝不苟，因此执行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冗长。在这个问题上，邦联的领导者是中等邦国的政治家们，萨克森的博伊斯特男爵和巴伐利亚的全权大使冯·德·普福尔滕（der Pfordten）。他们是德意志民族运动的捍卫者，坚决反对伦敦条约，邦联和他们的邦国都没有在该条约上签字。
1863年4月，特韦斯滕议员质询首相时，普鲁士议院中也盛行相同的观点。特韦斯滕要求政府宣布，丹麦政府破坏了伦敦条约，因此它失去了法律效力。但是俾斯麦推辞了，不愿意为伦敦条约的法律效力争论。另一方面他触怒了下议院，因为他用可能最刺耳的方式宣称：“倘若我们认为有必要发动战争，不管你们是否同意，我们都会那么做。”包括普鲁士国王在内，当时伦敦条约是所有德国人的噩梦。
丹麦国王去世之后，邦联认为“执行”不再适当了。因为“执行”仅适用于邦联成员，既然丹麦国王不再是荷尔斯泰因公爵，他就不再是邦联成员了。在邦联成员国和德国人民中间盛行的观点是丹麦国王不是荷尔斯泰因公爵。邦联应当采取的措施不是“执行”而是派部队“占领”，代表合法主人的利益进行“占领”。议会必须决定的是谁是合法主人。
那恰恰是俾斯麦不容许发生的事。假如议会决定奥古斯滕贝格是合法的公爵，那么普鲁士吞并公国的希望就完全破灭了。于是他利用自己可以支配的一切手段阻止议会决定继承权问题，并迫使它继续“执行”。而在议会中获得多数票的唯一途径是诱导奥地利政府与普鲁士合作。
此时此刻，弗朗茨·约瑟夫和雷希贝格掌握着决定未来的关键。假如他们拒绝俾斯麦的提议并与中等邦国联手，俾斯麦的计划就必然失败。那样普鲁士在议会中将只占少数而无能为力，奥地利作为德意志民族事业的领袖，将得到压倒性多数的欢呼。然而皇帝和他的大臣未能领会这件事的重要性。奥地利确实签署了伦敦条约，尽管丹麦的情况有变，每个方面都归因于雷希贝格的法律论点，即这一条约仍然有约束力。不过雷希贝格的决定性动机并非法律上的理由。在他眼里，中等的邦国与普鲁士不同，不能构成抵御革命的壁垒，而普鲁士积极地与自己的议会进行斗争。他还对皇帝和其他大臣们提出了另一个论据。他说，坚持伦敦条约是为了奥地利的明确利益。假如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成为荷尔斯泰因公爵，他无疑会追随普鲁士，也就是说在议会中跟着普鲁士投票。奇妙的是，俾斯麦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利用了相同的论据。他告诉他的国王，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会在议会中跟普鲁士作对。两个强国恰巧对公爵儿子未来的态度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臆断，结果都拒绝了这位倒霉的王子。
由于这些原因，雷希贝格劝说皇帝接受了俾斯麦的合作提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迫之下，议会非常勉强地决定必须在1864年1月1日前开始“执行”。这一决议在德国激起了怒火，因为人们以为它是两个公国向丹麦臣服的新步骤。德意志独立邦国的各个议院有500名代表聚集在法兰克福，抗议这一决议并建立了36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捍卫两个公国和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的合法权利。特韦斯滕、西贝尔和代利奇的舒尔策（Schulze-Delitzsch）等普鲁士议员都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不仅是议员和报纸谴责俾斯麦的政策。普鲁士的行政官员几乎都反对他，甚至包括他部下的外交官员。俾斯麦写给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冯·葛尔茨（Goltz）伯爵的信件表明了这一点。该信收录于俾斯麦的《思考与回忆》中，不过我们应当一起阅读葛尔茨的回信，后者揭示了事情的另一面。这里引用俾斯麦的信件的一个段落就足够了：“你不信任奥地利。我也是。但是我认为目前正确的策略是与奥地利联手。至于分手的时刻何时来临，又是哪一方主动，我们等着瞧……我绝不害怕战争，恰恰相反……或许你很快就会确信，我的计划中也包括战争。”另一方面，葛尔茨回信说：“你不是得到多数支持的首相。你能作为首相存在，仅仅是依靠国王的信任，而国王必须保持一种状态以便维持这种信任，即充分了解问题的全部方面（en pleine connaissance de cause）。”他指责俾斯麦用“恐怖主义手段”阻止大使们向国王汇报他们的看法，致使国王无法再正确地获悉各种各样的观点。他写道：“那无疑不是代议制政府，可是也不是君主制政府；不如说，那是首相对外国事务的独裁。”后来不止一位德国大使将复述这段话。
然而这些困难都无法阻止俾斯麦朝自己的目标逐步前进，他极其谨慎，却又绝对无所畏惧，鲁莽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他知道拿破仑的态度非常重要，就利用一切手段争取他。这年12月底，皇帝派去哥本哈根的法国将军弗勒里（Fleury）前往柏林，见到了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提及半途而废的欧洲代表大会，并告诉将军，由于涉及波兰问题，他不能同意全体代表大会。那是普鲁士不能忍受的。他接着说道：“与其容许讨论我们在波兰的领地，那还不如死掉，我宁愿割让莱茵行政区。”
俾斯麦为什么谈起莱茵地区？弗勒里并未提及。俾斯麦如此暗示的理由是他知道拿破仑一直梦想得到莱茵河左岸地区。那或许只不过是个梦想，但是假如皇帝希望这个梦想成为现实，这一暗示就颇具诱惑力，可能会让皇帝帮助俾斯麦。
7．与丹麦的战争以及伦敦会议
邦联的部队进军荷尔斯泰因，丹麦人未开一枪就撤退了，俾斯麦的下一步目标是调动普鲁士军队进驻石勒苏益格，然后与丹麦开战。因为普鲁士与奥地利协作才能开战，两国必须缔结同盟。俾斯麦不仅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且从条约中排除了可能约束他未来的行动自由的条款。连雷希贝格也明白，这种伙伴关系不可能持久，两国的利益不会始终一致。两个公国与奥地利的间隔相当于整个德国的东西向宽度，可是它们与普鲁士直接相邻。这样奥地利不能自己吞并两个公国，因而必定会怀疑普鲁士的动机。于是为了预防不利的状况，奥地利采取了十分必要的保护措施，提议给结盟条约附加一个前提条件：除非得到双方的同意，否则一定不能放弃丹麦王国的领土完整以及克里斯蒂安七世的继承权利。假如这一条款成为条约的一部分，奥地利就能发挥占马槽的狗的作用，阻止普鲁士贪婪地吞噬奥地利自己无法消化的肥肉。然而俾斯麦凭借真正奇迹般的外交手腕，竟然劝诱奥地利人放弃这一条款，默认了俾斯麦提出的另一种方案，最后事实证明它毫无价值。
驻柏林的奥地利大使卡罗伊现在相信俾斯麦是奥地利的真正朋友。多么可惜，他没有听见俾斯麦与驻柏林的意大利公使德劳奈（de Launay）的一小段对话！俾斯麦在一次舞会上见到劳奈，指指对方的剑，微笑着说：“意大利的剑。”德劳奈回答：“既然您已经选择了另一个同盟国，看来您不需要意大利的剑。”俾斯麦说：“噢，另一个，他是我们雇佣的。”“不用付钱吗？”德劳奈问道。“他为普鲁士国王工作。”（Il travaille pour le roi de Prusse.）然后他转向法国大使，津津有味地转述他刚才拿自己的同盟国开的精彩玩笑，正是在那天晚上，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刚刚联合侵入了石勒苏益格。
雷希贝格虽然从许多地方收到了警告，还是盲目地参与了这场战争。这个问题在奥地利议会辩论了整整四天，很多自由主义者的议员尖锐地批评他的政策。他们的演讲和表现证明他们的政治洞察力和明智的判断力比政府强得多。一位自由主义者领袖说了一句非常精明的话：奥地利每犯一次错误，就在德意志变得更不受欢迎，甚至普鲁士政治家的所有罪孽也不能摧毁德意志人民对普鲁士寄予的希望。另一个人预言，这场战争之后普鲁士将变得非常强大，因为战争将导致统一的领导权落入一个精力充沛、任性固执、无所畏惧的男人手里。第三个人问了一个非常中肯的问题：“普鲁士刚从弗雷德里克二世那里窃取并消化了西里西亚（Silesia），现在它的魔爪伸向了两个公国。我们让自己的军队演奏军团的美妙音乐，用军鼓和小号的轰鸣引导普鲁士人进驻两个公国。可是要用什么曲调才能引导他们离开？”
在其后的岁月里，奥地利的爱国者们将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个问题。
1864年2月1日，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穿越了石勒苏益格边境。丹麦人决定战斗，并希望英格兰帮助他们。俾斯麦尽其所能强化丹麦人的这种希望，因为他必须打败丹麦才能赢得征服的权益，和平的占领是没用的。然而拉塞尔所做的仅仅是请德意志的两大强国发表有约束力的书面声明，宣布他们不会侵害丹麦王国的领土的完整性。在俾斯麦的劝诱之下，不情愿的国王以含糊不清的方式发表了声明。当然，俾斯麦完全无意遵守诺言。他的格言是：我们说话是友好的（In verbis simus faciles）。他知道，占有者在诉讼中通常总是占上风，普鲁士军队一旦占领了两个公国，他就能讲另一种语言了。他在政务会告诉国王，他的承诺不会限制他未来的行动自由，维护丹麦的领土完整的保证肯定并且永远不会约束普鲁士。
入侵石勒苏益格之后，在2月3日的委员会会议上，威廉同意了那个声明。同时俾斯麦还第一次透露了他的真实目标，即吞并两个公国。虽然俾斯麦在他的《思考与回忆》中对于这次透露的描述不值得相信，有一点无疑是真的：草案的页边空白处的一条评注显示，国王大吃一惊，不同意俾斯麦的政策。但是俾斯麦忽视了它，毫无良心上的不安。只要威廉让他自行其是，他就可以自由地在机密文件上写任何他想写的东西。俾斯麦毫不怀疑，威廉最后肯定会忠于霍亨索伦王室的神圣传统，拿走他能得到的东西。
丹麦人太弱，无法长期抵抗奥地利和普鲁士军队的进攻。4月18日，普鲁士部队猛攻丹麦的最后一个要塞迪彭（Düppel）的防御设施，然后占领了整个石勒苏益格。直至这个阶段，英国才开始干预，在伦敦召集伦敦条约的签约国开会商谈。俾斯麦不得不派普鲁士的代表参加会议，但是他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结果这次会议未能以任何形式阻碍他的行动。他没有亲自前往伦敦，相信能够从柏林更好地远程操控。他还乐意接受德意志邦联收到的参加会议的邀请，邦联的代表是博伊斯特男爵。他知道博伊斯特和奥地利人看法不一致，因此他可以轻易地避开和解，无须履行任何义务。丹麦人不情愿地做出让步却为时已晚，他不断抬高要价，实际上使和解变得不可能。
奥地利不能从这场战争中获取任何利益，雷希贝格只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却完全孤立无援。不列颠全权大使克拉伦顿（Clarendon）勋爵愤怒地说：“俾斯麦是个没有信仰无视法律的人，雷希贝格在他眼里就是黑人。”其他强国迫使奥地利和普鲁士用清楚的、不会引起误解的方式说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时，这次会议达到了高潮。5月28日，奥地利代表在大会上以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名义宣读了一份声明，要求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与丹麦彻底分离并统一成一个国家，其最高统治权属于奥古斯滕贝格，“（奥古斯滕贝格）拥有最合适的继承权，由议会确保其得到认可，而且拥有压倒性多数的居民的支持和赞成。”丹麦不能接受这一提案，于是谈判破裂了，战争继续进行。
德国的庆祝活动是毫无异议的，因为奥古斯滕贝格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地位。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庄严宣告不可能存在任何其他理解方式。
唯有一个人的理解与众不同。俾斯麦从未梦想过受这个声明的约束。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成为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公爵的希望仅仅过了三天就完全破灭了。伦敦会议的庄严宣告之后过了三天，6月1日晚上，公爵的儿子与俾斯麦进行了一次谈话，这次谈话结束时他的厄运就注定了：他在余生中始终是一个没有领土的王子。俾斯麦熟知如何用普鲁士的过分要求激怒和吓唬这位王子，使王子的回答显得对国王忘恩负义。倘若俾斯麦希望找到解决方法，事情就好办了。可是他想要的不是和解而是冲突，而且他掌握着全部王牌，王子孤立无援。
我们如此解释俾斯麦的态度，并不算诽谤。他本人用更直白、更冷嘲热讽的方式讲述过此事。1865年秋天，他在加施泰因遇见了他的老对手博伊斯特。他们的交谈十分友好而坦率，这时俾斯麦的政策已经获得胜利，可以毫不犹豫地嘲弄不幸的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他说：“在伦敦会议上，我给王子套上了犁，以便让牛耕地，犁一开始动，我就放掉了牛。”博伊斯特写道：“确实如此。”（Verba ipsissima），凡是了解俾斯麦的人都不会质疑这个正宗俾斯麦式比喻的真实性。
丹麦不可避免的军事失败，令大不列颠只得面对是否应当进行武力干预的问题。帕默斯顿和拉塞尔赞同干预，虽然现在拿破仑可能保持距离。而女王表示反对。在内阁中，格莱斯顿领导的多数派击败了帕默斯顿，他断言英格兰没有准备好战争。他的这一论点无疑是正确的。英格兰没有常备军，不能独自与两个军事强国为敌。对帕默斯顿而言，这是一个苦涩的时刻，是他成功的政治生涯中最沉重的失败。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爵士是后来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侯爵和大不列颠首相，他在1864年4月的《评论季刊》上表达了英国的一部分公众舆论的苦涩感情：“危机终于来临。英格兰曾经坚持的让步全部徒劳无功。她公开表明高度尊重的独立终结了。她试图像朋友一般帮助的人民面临遭到清扫的危险。最肆无忌惮、恬不知耻的掠夺的历史纪录即将达到极点。但是只要进行有效的援助，英格兰就置身事外……她的誓言和威胁随着去年的雪一起消失，她满足于从犬儒哲学的视角袖手旁观，看着那些信任誓言的人的毁灭，以及那些足够聪明、一脚踢开威胁的人的胜利。”
丹麦遭到伦敦条约的所有签约国的离弃，被迫进行和平谈判。1864年8月，双方在维也纳缔结了和平条约。丹麦国王不得不放弃两个公国，将他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俾斯麦本人也前往维也纳参与谈判，在维也纳附近的申布伦（Schönbrunn）皇宫，弗朗茨·约瑟夫和威廉讨论了胜利者应该如何处理战利品的问题，俾斯麦和雷希贝格都在场。现在奥地利准备转让全部战利品，也就是把两个公国交给普鲁士，条件是普鲁士不仅必须保卫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行省威尼斯（Venetia）,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必须帮助奥地利夺回米兰和伦巴底。据俾斯麦讲述，威廉谢绝了弗朗茨·约瑟夫的提议，因为他没有权利拥有两个公国。但是这并非决定性的理由。帮助奥地利在意大利抵御拿破仑和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那最不符合俾斯麦的意图。至于两个公国，他并不着急。他十分确定它们迟早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况且还有其他。
为了庆祝和平，雷希贝格邀请他著名的普鲁士同僚去他的乡间别墅克滕霍夫（Kettenhof），与所有外国外交官一起参加宴会。俾斯麦在那里抓住机会，以他独特的不慎重的方式与法国大使格拉蒙（Gramont）公爵攀谈。他告诉对方，只有普鲁士能够让拿破仑得到莱茵河左岸，而英国不行。“倘若我们与法兰西联手前进，可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做得更好，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能提供法兰西想要的东西，而其他强国只能口头承诺。我们并不盼望欧洲发生大火灾。但是假如真的发生大火灾，我们不会是遭受损失的一方。我们不畏惧这种前景。”数年前他写信给奥托·冯·曼陀菲尔（Otto von Manteuffel）时表述过相同的思想：“大危机正是刺激普鲁士成长的恶劣天气，只要我们勇敢地利用不利条件，虽然这种做法非常轻率。”
直至此刻，欧洲还没有政治家怀疑俾斯麦不仅无所畏惧，而且绝对毫无顾忌。只要听见他与格拉蒙的不慎重的谈话，任何人都会猜测，他此刻的盟国奥地利将变成他的敌人，遭到他大胆而毫无顾忌的攻击。
8．丹麦战争的后果
根据维也纳和约，丹麦国王不得不将两个公国的全部权利转让给奥地利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可是究竟有哪些权利？大多数德国人回答道：根本没有！参照1864年5月28日伦敦会议上的声明，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强调，奥古斯滕贝格拥有两个公国的最合适的继承权。为了巩固该声明的效果，博伊斯特试图在德意志议会通过一项有利于奥古斯滕贝格的决议。但是俾斯麦的强硬威胁阻止了议会的决定。他尽全力给公爵设置了尽可能多的障碍，举例来说，他编造出一个新的觊觎高位者，此人名叫奥尔登堡（Oldenbourg）大公，与沙皇有联系，因而应该有把握得到他的协助。俾斯麦反对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不仅是因为他妨碍普鲁士实现野心，还因为他是坦率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普鲁士王太子的朋友。
另一方面，对于两个公国的一个决定性的安排，奥地利和普鲁士意见不一致。因此两国同意暂时以共同占领的方式进行治理。他们设置了所谓的“两国共管的国家”。奥地利和普鲁士不得不联合管理两个公国。那实际上意味着普鲁士正在逐步向目标前进，而奥地利只得勉强表示同意。
此时邦联的部队仍在荷尔斯泰因驻防，他们的待遇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俾斯麦事先没有与盟国奥地利商量，就用武力威胁并驱逐了邦联的部队，即使奥地利是主持邦联的强国。对奥地利政府来说，这是最令人不快的处境。由于担心同盟关系破裂，奥地利采取了息事宁人的策略，只要普鲁士做出一些形式上的让步，就容忍事情的实质。
雷希贝格不再是奥地利的代表了。不仅奥地利人民，而且其他大臣们都意识到了他的政策的失败。当时仍在议会有牢固地位的施默林请皇帝在他与雷希贝格之间进行选择。弗朗茨·约瑟夫解雇了雷希贝格，不过他任命的继任者是另一个保守派，施默林不太可能愿意与那个人意见一致。弗朗茨·约瑟夫不想让他的大臣们意见一致。倘若他能够让大臣们彼此对立争斗，他自己的权力就巩固了。雷希贝格的继任者是前将军门斯多夫（Mensdorff）伯爵，他是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平庸贵族，恰巧与维多利亚女王和其他欧洲君主有关系。由于门斯多夫缺乏政治领袖的资质，现在奥地利外务部德意志分部的主管比格尔莱本更有权势了。他已经渐渐倾向于批判雷希贝格的政策。雷希贝格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才开始怀疑俾斯麦的真实本性，他把普鲁士首相的一封信送给国王，并评论道：“这封信的语言值得一个卡武尔（Cavour）。”在维也纳宫廷，卡武尔是邪恶的化身。雷希贝格的悲剧性责任在于直至为时已晚，才察觉到俾斯麦及其政策的真实本质。
俾斯麦将驱逐邦联的部队视为一种力量测试，现在他明白他赢了。他肆无忌惮地告诉英国大使内皮尔（Napier）勋爵，德国农民习惯在初春把牛群全部送去牧场，任凭公牛们一决胜负。“最强的公牛会赢，然后牛群在整个夏天保持和平。那正是我所做的。现在我已经赢了，希望不会再遇到困难。”
由于普鲁士对待德意志邦联的方式和奥地利的默认，敏锐的萨克森大臣博伊斯特现在十分清楚，以它以前的形式，邦联已经变得不堪一击。他告诉奥地利公使，人民直接选举的德国议会从今以后不可避免，奥地利最好不要把这张王牌留给俾斯麦。否则俾斯麦吞并两个公国后将进一步征服整个德国。由于单凭武力不可能实施这种政策，勇敢的俾斯麦将寻求并获得德国议会的批准。他说，俾斯麦是普鲁士精神的原型，他是难以应付的力量。他警告奥地利人，不要指望正直的威廉国王能保护他们。“我担心讲良心和道德原则的普鲁士国王比不择手段的国王更危险。不管国王怎样，普鲁士的政策都同样危险。区别只有一个：每个人都会警惕不择手段的国王；讲良心和道德原则的国王的人格得到人们的信任，他的行动却未必合理。”
多么精确的预言！然而奥地利的政治家认为博伊斯特的提议太鲁莽，他们依旧希望与俾斯麦达成共识。无论如何，他们不可能不明白，“两国共管的国家”这种暂时状态如果无限期延长对奥地利没有益处，他们试图征得俾斯麦的同意，找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奥地利不想要两个公国，哪怕只是一部分领土。它赞成让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即位，并在伦敦大会的声明中已经承认了他的继承权，这样就能阻止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比格尔莱本竭尽全力，用出色的急件劝诱普鲁士同意这个解决方法。这些函件明确地记述，考虑到普鲁士的奉献和地理位置，可以要求在两个公国得到某些特权。俾斯麦起初没有回应，直至1865年2月，他不能再拖延回复了。不过对于维也纳和觊觎高位者双方而言，他的回复都比最坏的预期更糟糕。俾斯麦提出的让奥古斯滕贝格继承两个公国的条件非常面面俱到，公国的每项重要职能几乎都由普鲁士政府掌握，公爵得到的仅仅是有名无实的地位。俾斯麦甚至鲁莽地告诉王太子，他设计这些条件的目的就是让维也纳和公爵的儿子都不接受。比格尔莱本看了回信之后惊呼道：“与其在这种条件下当公爵，我宁可到乡下当农民种土豆去。”
维也纳与柏林的谈判差不多破裂了。俾斯麦将位于荷尔斯泰因的出色港口基尔改造成普鲁士的海军基地，罗恩向议员们公开宣布，普鲁士在任何环境中都会坚定不移地守住这个港口，他们使情况变得更严重。与此同时，俾斯麦要求维也纳同意驱逐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奥地利人表示拒绝，他就正式谴责他们破坏同盟的基础。
这时普鲁士实际上正在吞并两个公国的道路上顺利前进。由于威廉国王尚未认可，吞并还不是官方的政策。国王仍有一些良心不安，与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相比，他既缺少头衔又没有更正当的权利。俾斯麦十分了解他的国王，知道两种互相矛盾的理由正在他的头脑中争着占据上风。一方面，国王不愿意夺走属于另一位君主的合法权利；而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占据两个公国，如同亚哈王（Ahab）垂涎拿伯（Naboth）的葡萄园一样。因此他只想摆脱良心的不安，阻止首相得到两个公国。俾斯麦必须消除这些顾忌，而他当然知道方法。他请王家评审员对两个公国的继承权问题进行法律上的专业鉴定。他确信他可以完全信赖王家评审员，他们肯定愿意给出最有利于普鲁士王室的意见。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他情绪极端保守的时候发明了王家评审员。他组建的上议院是国王专制独裁的工具，为容克贵族的利益服务，他给国王保留了一种权利，可以凭“国王的特殊信任”委派一些律师成为上议院和王家评审会的成员。除了“新纪元”的短短数年，只有最反动的律师能获得最高法院或国家律师的重要职位。因此王家评审员是经过挑选的，他们代表着普鲁士的反动精神，并且是以最极端、最不容妥协的形式。他们的主席是极端反动的司法大臣冯·利普（Lippe）伯爵。事实上，大多数王家评审员的鉴定意见更加惊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最初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唯一合法君主。根据维也纳和约，他已经将全部权利转让给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因此现在后者拥有两个公国的合法继承权。以上证毕（Quod erat demonstrandum）。
王家评审员的鉴定意见没有给独立的法律专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批评并且大肆破坏，德国人甚至两个公国的居民也不买账。荷尔斯泰因人继续坚持忠于奥古斯滕贝格，大多数德国人同意加格恩（Gagern）的看法，这位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著名主席说：“将来人们只可能带着讽刺的意味谈起普鲁士国王的正义感和普鲁士法官的责任感。”然而俾斯麦丝毫没有受到困扰。唯一要紧的是威廉已经摆脱了良心上的不安。现在国王能够说服自己，他想要的仅仅是他有资格获得的东西。此外，俾斯麦知道如何使国王对那位倒霉的王子产生个人的反感情绪，以致国王觉得无须对他履行任何义务了。
9．1865年5月29日的国王政务会
司法大臣得知了大多数王家评审员的鉴定意见，这时国王召集大臣和一些主要将军们开会，其中包括军队的参谋长毛奇（Moltke），组成一个政务会，郑重地商讨关于普鲁士的要求的限度的重要问题：普鲁士是否应该要求吞并，抑或坚持2月时的条件，哪怕要冒战争的风险？这个政务会于1865年5月29日成立，是这一时期最重要也最稀奇的委员会之一。我们仍可以看到冯·毛奇将军草拟的官方外交条约草案和照会。尽管如此，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对俾斯麦建议这个政务会采取的政策有别的看法。
俾斯麦对可能的策略进行熟练的分析以后指出，2月的条件比较苛刻，例如要求两个公国的军队的士兵和水手宣誓服从普鲁士国王，纵然从中排除最令人不快的部分，普鲁士也能以很好的条件达成协议。至于战争，他主张国际形势是有利的。“话虽如此”，他接着说，他建议“只是尝试缓和2月的条件，倘若尝试失败了，我们再转向更高的目标”。然后他说出了最具关键性的一句话：“假如陛下对这些条件不满意，希望完全吞并两个公国，这就只能是国王的自由决定的结果。”
所有发言者尤其是将军们都赞同战争，包括曼陀菲尔和毛奇在内，虽然后者比较谨慎。唯独王太子维护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的权利，主张公正的和解。他提醒众人，普鲁士与奥地利和南部各邦国的战争将是一场“德意志的内战”。俾斯麦强烈抗议这个名称，补充说：“如果禁止与法兰西结盟并与奥地利开战，那么普鲁士的策略就不再可能了。但是如果向奥地利宣战，结果不仅是吞并两个公国，而且必须重新安排普鲁士与德意志的中等邦国和小邦国的关系。”这时俾斯麦第一次在国王在场的情况下表述了他的著名思想，即必须用“铁和血”整顿并统一德意志。
俾斯麦的这段言论有许多种不同的解释，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难以理解。无论如何，俾斯麦的意思不可能解释成他想放弃，通过普鲁士的让步避免与奥地利发生战争。他想避免的仅仅是在当时发生战争，因为他还不确定法兰西和意大利的态度。他与过去一样想吞并两个公国，只不过他认为通过有些迂回的途径达到目的能获得更大益处，表现出愿意妥协和让步的态度，可以美化普鲁士。“假装受害者的角色”，往后事情就会更顺利。不过他知道仅凭吞并的要求，不足以向目前的同盟国宣战。虽然他希望吞并，他必须给战争找一个目标，一个在当代人和后代看来都合理的借口。这个最终目标只能是德意志的统一。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他不得不帮犹豫不决的国王做好思想准备。因此他将全部责任推给国王，并希望推迟战争的爆发。与此同时，他竭尽全力在财政、外交和军事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并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冲突进一步加剧。
10．宪法冲突的持续
俾斯麦没有试图迎合议会。在这个关键时刻，事情不会非常困难。反对在战争中获胜的政府永远不是容易的事。对普鲁士自由主义者而言尤其困难，因为他们在战争前曾经倡导的政策在战争期间变得在某种程度上过时了。他们与德国的其他自由主义者一样，赞成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奥古斯滕贝格的治理下独立。可是现在普鲁士吞并两个公国的想法在普鲁士人中间变得日益流行。举例来说，《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是进步的报纸，是柏林受过教育的中层阶级最喜欢的新闻媒体，特赖奇克以自己的热诚方式宣扬吞并的时候，该报纸却向他欢呼。老瓦尔德克是1848年的英雄，进步党最激进的派别的领袖，却反对建立一个中等大小的新国家，支持两个公国与普鲁士合并。莫姆森的故乡就是荷尔斯泰因，却写了一本小册子，试图说服他的同胞们，与普鲁士合并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其他议员们至少赞成公国与普鲁士签订条约，赋予德意志的主要国家永久性的特权地位。1865年6月，特韦斯滕在议院发表演说，倡导这种解决方案。他高度赞扬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并认可他的许多目标。但是他清楚地表示，自由主义与俾斯麦式的强权政治之间存在重大的原则分歧。他说：“我们不是正统主义者，我们知道每种既得利益都必须让位给民族的永久的基本利益，哪怕是高贵堂皇的正统主义也不例外。不过无论是君主的还是平民的权利，当这类权利引起麻烦时，我们都不应该把它们当成碎纸屑和嘲弄的对象。”
议员们的意见分歧太大，在任何严格的议程上都不可能达成一致。关于重大的宪法问题即没有预算案的政府，下议院不可能让步，而俾斯麦的优势越大，就越不愿意向议院妥协。在这个问题上，国王确实最不愿意做出丝毫让步。现在他的军队已经获胜，他像任何专制主义者一样，认为胜利纯粹是他个人的功劳，议会没资格插手。在国王眼里，议会的唯一职责是投票提供他认为维持军队所必需的资金。这样妥协就不可能了，俾斯麦变本加厉地挑衅。举例来说，他用未经斟酌和令人不快的措辞攻击议院委员会的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是著名的病理学家菲尔绍（Virchow）教授，19世纪最伟大的医学大师之一。教授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俾斯麦并怀疑他的诚实的时候，俾斯麦发出了挑战。他对这一点极度敏感，虽然他私下嘲笑有些政治家竟然不知道谎言是政治的一部分。
冲突照旧十分尖锐。俾斯麦不仅不设法缓和矛盾，而且准备进一步采取更激烈、更具煽动性的措施。他告诉国王，不可能继续按照宪法统治国家，有必要在这个或下一个冬天进行某种深远的改变，一次针对议员的“打击”。他所谓的“打击”只可能是一场政变。
11．国际形势
与此同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关于两个公国的管理的争端显得日益频繁而严重。奥地利人几乎一直采取守势，仿佛普鲁士人蓄意采取行动，使他们的立场不堪一击。俾斯麦送去维也纳的急件也变得更加尖刻、更有挑衅性。
俾斯麦从来不会犯低估敌人力量的错误。他知道奥地利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仍然是一个军事强国。因此他在做出覆水难收的事情之前，必须先非常小心地审视国际形势。俄罗斯的恶意尽可能针对奥地利，因而完全不必担心。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拿破仑和意大利预计采取的态度。
拿破仑在意大利的势力很强。意大利政府和人民有理由感激皇帝，因为法国在意大利与奥地利交战时帮助过他们。但是两国之间存在一个重要问题：罗马问题。1848年拿破仑作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曾经派法国部队去罗马协助教皇庇护九世（Pius IX），反对加里波第（Garibaldi）和罗马共和国。经过光荣的战斗——可以参考特里维廉（Trevelyan）教授的出色描写——加里波第战败，教皇返回了罗马。可是拿破仑未能撤回他的部队。意大利王国建立之后，就更不可能撤退了。意大利的每位爱国者都认为罗马是自己的国家的自然首都。几乎可以肯定，法国的驻防部队一旦撤退，意大利人就会立即进军罗马，那就意味着教皇的俗世统治的终结。拿破仑在法国的统治要依靠天主教教士和民众的教权主义思想，所以他认为教皇的失势对他的王权是危险的打击，在任何环境下都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他又希望尽可能迅速地撤回部队。于是他在1864年9月与意大利王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意大利承诺永远不攻击教皇国的领地，并帮助它抵御任何侵略。拿破仑承诺在意大利王国的首都从都灵（Turin）迁至佛罗伦萨（Florence）的两年之后撤回法国部队。几个月以后这一转接按时生效了，可是意大利人民仍然没有宣布放弃对罗马的要求。1864年12月，罗马教皇在他那边正式颁布了通谕《忧心如焚》（Quanta cura）和《谬论概要》（Syllabus errorum），表明他不愿意向现代世界做出任何让步。
维也纳宫廷用不信任的眼光旁观事态的发展。倘若意大利未能进入罗马，是否会转向威尼斯？如果奥地利可以指望普鲁士帮助抵御意大利的新攻击，就会愿意在两个公国的问题上做出重要让步。俾斯麦断然拒绝了这种帮助，因此维也纳只得转向巴黎，强调两国在维护教皇的世俗权力的问题上有共同利益，试图与拿破仑结成良好关系。俾斯麦不喜欢这些谈判。他的政策是让通往巴黎的道路只为他一人开放。由于不信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冯·德·葛尔茨，他格外注意与驻柏林的法国大使贝内代蒂（Benedetti）先生培养关系。贝内代蒂与威廉国王在埃姆斯（Ems）的一次面谈被认为是1870年战争的起因。可是在这些年里，俾斯麦与贝内代蒂的交往非常友好，甚至当法国大使卧病在床时还前去探望；俾斯麦在他面前说话最无保留、最不慎重——例如关于国王和王太子，这是一笔好交易。贝内代蒂确实是支持法兰西与普鲁士互相理解的朋友，因此在皇帝面前尽力强调俾斯麦的观点。
另一方面，拿破仑的政策在法国议会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特别是注定走厄运的墨西哥远征，其失败在1865年变得显而易见。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提出了最尖锐、最严重的批评，他曾经是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的首相，后来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首任总统。梯也尔抨击了拿破仑的政策的核心，即民族性理论。他试图论证，帮助意大利和德意志实现统一是绝对违背法兰西的利益的。他喊道，统一起来的4千万德国人和2600万意大利人会结成同盟，使法兰西成为牺牲品。
然而这些批评并未说服拿破仑改变对外政策的方向。恰恰相反，在梯也尔发表演讲之后不久，拿破仑授权贝内代蒂请俾斯麦直白地说明他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又愿意提供什么作为回报。可是俾斯麦没有参与。贝内代蒂对这种态度的解释是俾斯麦知道法国的协助需要一些牺牲，那是普鲁士国王不愿意付出的代价。当然，他所设想的让步是莱茵河左岸。该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普鲁士，其余部分属于巴伐利亚和其他德意志邦国。
为了胜过意大利，俾斯麦利用普鲁士在关税同盟的影响力，诱导中等邦国与意大利缔结商业条约。在奥地利看来这是不友好的举动，因为意大利仍旧是奥地利的敌人。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王国的统治尚未得到正式的承认。可是当时奥地利不仅面临外务困难，而且遇到了国内事务的问题。施默林的宪法仅在一部分人口中发挥恰当的作用。最大的麻烦是匈牙利人，他们谢绝进入王国共同议会。后果是皇帝不再信任施默林，撤掉了他的职位。皇帝指定的继任者是一位老保守派贵族贝尔克雷迪（Belcredi）伯爵，他被称为立宪制度的敌人，不喜欢德国人在君主国占据优势地位。这也打击了奥地利在德意志的地位。
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于1865年夏天开始针对奥地利发起犀利的外交运动，并加强攻击奥地利在两个公国的地位。他要求奥地利同意驱逐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他表示他会毫不犹豫地逮捕那位王子，将其囚禁到普鲁士的要塞里。为了证明他有能力这样做，在尚未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他已经逮捕了荷尔斯泰因的一个报纸编辑；此人碰巧受普鲁士管辖，被普鲁士部队押送进了一个普鲁士监狱。德国人纷纷公开声讨这种对待新闻出版自由的野蛮方式。可是无论是国民还是奥地利政府的抗议，俾斯麦都丝毫不为所动。
1865年7月，外交运动达到了高潮。当时俾斯麦正在波希米亚（Bohemia）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泡温泉。他从那里寄出了四封急件，其中充满对维也纳的怨言，他声称倘若奥地利拒绝接受他的提议，他将单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并不顾任何风险将其贯彻到底。现在形势如此严峻，内务大臣奥伊伦堡感到有义务告知王太子，普鲁士与奥地利的决裂或许比任何人所预想的都更早发生。当时王太子正在北海的一个浴场度假，就敦促他的父亲一方面与皇帝达成共识，另一方面与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达成共识。国王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召开了大臣政务会，王太子没有出席。驻法大使葛尔茨伯爵从巴黎被召回参加会议，据他转述，俾斯麦在罗恩在场的情况下声称普奥之间的战争仅仅是时间问题，目前就是最有利的时机。会议的结果是给奥地利送去了一封简洁的挑衅性的急件，宣称只要奥地利不接受普鲁士的要求，就等于拒绝继续进行谈判。
在这封急件抵达维也纳之前，奥地利外务大臣门斯多夫伯爵曾经通过驻维也纳的普鲁士大使询问俾斯麦，国王是否愿意以个人面谈的方式接见奥地利的一名秘密使节，为了寻求和解最后再努力一次，俾斯麦同意了。收到雷根斯堡急件后，门斯多夫怀疑面谈的时机或许过去了。可是俾斯麦告诉他，他仍然十分乐意接见他的使节。虽然他并不害怕彻底决裂，只要可能存在其他解决方案，他还不希望“砰”地关上大门。这正是俾斯麦的典型方法。只要有可能，他总是让每扇门都敞开着。
12．加施泰因专约
当时俾斯麦和国王正在加施泰因泡温泉。维也纳的秘密使节来到了那里。他是慕尼黑（Munich）的奥地利公使布洛梅（Blome）伯爵，没有人比他更不适合这项工作。布洛梅是强硬的保守派，施默林的垮台使他很高兴，他又是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信徒，认为所有政府的最高职责是投入全部资源，为实现1864年的罗马教皇通谕服务。他对德意志的民族运动没有兴趣，也不同情奥古斯滕贝格公爵的儿子。他将俾斯麦视为保守派政治家，而且是保守派反对革命的共同斗争的战士。在跟俾斯麦打过交道的人中间，他最容易落入俾斯麦的口号的陷阱。俾斯麦由于优秀的智慧和技巧，在个人谈判中总是占据上风，不过最容易应付的还是布洛梅伯爵。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加施泰因专约（1865年8月14日）。它分隔了两个公国，从而终结了奥地利－普鲁士两国共管的状态。南部公国荷尔斯泰因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奥地利，北部公国石勒苏益格的管理权交给普鲁士。普鲁士国王向奥地利皇帝支付现金，买下了小公国劳恩堡（Lauenburg）。位于荷尔斯泰因的基尔的防御工事委托给了普鲁士。这样奥地利获得的土地两边都被属于普鲁士或由普鲁士管理的领土包围了起来。
加施泰因专约在普奥双方都引起了愤慨的抗议。德国人民认为它不可原谅地违反了原则，因为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最初出现时，不仅德国而且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曾经呼吁两个公国应当“合二为一并且永远不可分割”（up ewig ungedeeld）。拉塞尔勋爵在一封急件中直率地谴责该条约：“加施泰因专约践踏了……所有新旧权利，它顾及和承认的唯一力量是强权。”法国公使德律安·德·吕（Drouyn de Lhuys）的批评同样坦率：“我们遗憾地发现，该协议的唯一基础是武力，唯一的正当理由是分享的互惠互利。如今的欧洲已经不习惯这种模式的程序，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肯定可以找到它的先例。”维多利亚女王义愤填膺。克拉伦顿勋爵声称，普鲁士对两个公国不可避免的吞并是瓜分波兰以来最丑恶的行动。他还说，不过4千万德国人中唯独国王俾斯麦一世既有意图又有毅力实现此事。
加施泰因专约背后潜在的原则令普鲁士大使也感到恐怖。巴黎的普鲁士大使葛尔茨伯爵写信给伦敦的普鲁士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说：“加施泰因专约使我们永远走上了欺骗、武力和违反法律的道路。”
签订条约的双方同样应该受到责备。从政治角度来说，毫无疑问普鲁士是赢家，奥地利是输家。人民茫然不解，不明白奥地利为什么竟然会缔结这种性质的协议。巴伐利亚的首相惊呼：“每当我谈判签订条约的时候，如果俾斯麦肯接受我的授权书，我就高兴了。”普鲁士公开声明执意走强权政治路线，可以负担破坏原则和条约的责任。可是奥地利不能，因为其存在本身要依靠条约，作为最后手段，它的政策基础是维护法律的保守主义原则。普鲁士公然反抗德意志邦联，而奥地利不仅是首席强国，它在整个德国的地位取决于德意志各邦国政府的友善，可是加施泰因专约深深冒犯了各邦国。假如奥地利能肯定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已经结束，它有把握地占领了荷尔斯泰因，事情就不同了！但是维也纳宫廷过于怯懦，不敢彻底破坏条约，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提议两个公国的分割应当只是暂时的。这样就让俾斯麦可以利用一切机会重提这个问题，扰乱奥地利对荷尔斯泰因的管理。不过对弗朗茨·约瑟夫皇帝能有什么期待呢？皇帝竟询问俾斯麦的意见，问他是否认为加施泰因专约对奥地利有益？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Quem Deus perdere vult，prius dementat.）
B．通向布拉格和约
1．比亚里茨，1865年
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俾斯麦没有浪费时间。他一边在加施泰因谈判，一边努力促使意大利与普鲁士结盟反对奥地利，并引诱拿破仑赞成。可是他的尝试失败了，拿破仑和意大利首相拉马尔莫拉（la Marmora）将军都在玩跟俾斯麦相同的游戏。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迈出无法后退的一步。意大利人尤其希望在表明态度之前确认普鲁士不会与奥地利私下联手出卖他们。俾斯麦刚向意大利首相保证过不可能跟奥地利达成协议，就立刻缔结了加施泰因专约，拉马尔莫拉因此非常愤怒。
现在俾斯麦决定与意大利间接交涉，也就是通过拿破仑的帮助。德律安·德·吕的尖锐评论深深触怒了他。但是他很快明白，虽然皇帝本人采取主动，他不仅不希望引起任何实际后果，而且担心这样会让奥地利和普鲁士联手反对法国。因此加施泰因专约缔结之后过了几个星期（1865年10月4日至11日），当普鲁士首相在比亚里茨出现时，皇帝十分乐意与俾斯麦交谈。
为了准备与拿破仑交谈的理由，俾斯麦给过贝内代蒂在柏林的代理人、法兰西代办（chargé d'affaires）一些不详细的暗示。此人是勒菲弗·德·贝艾纳（Lefebvre de Béhain），后来担任第三共和国在罗马教廷的大使。俾斯麦告诉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加施泰因专约不包括任何反对法国的秘密条款（这是真的），而且强调其性质是暂时的，条文模棱两可，他可以随时使奥地利卷入新的争端。这仅仅是他的诱人暗示的简单介绍。他还告诉勒菲弗，假如法国希望在种族和语言的近似性所指示的地区扩张领土和势力，他不会反对。他的意思当然是指据说拿破仑非常热心地想得到的比利时。不过这还不算完。他又说，普鲁士与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各邦国的战争结束之后，皇帝甚至有可能获得德意志的一部分领土。意料之外的暗示让勒菲弗大吃一惊，问俾斯麦是否可以向巴黎汇报。俾斯麦明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希望拿破仑了解他的意图。
在俾斯麦离开比亚里茨前夕，勒菲弗回复了问题，这次俾斯麦的表现更加露骨。他展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地图，指出会让普鲁士满足的边界；他把石勒苏益格北部丹麦人居住的地区留给丹麦，这符合拿破仑的愿望和他的民族主义。不过俾斯麦补充说，只有得到皇帝的帮助才能实现这个计划，那时皇帝就有资格使他的统治扩张至“所有讲法语的地区”。这还是指比利时，俾斯麦用这个诱饵引诱拿破仑。
可是拿破仑没有上钩。我们不知道俾斯麦和拿破仑在比亚里茨的谈话的确切内容。不过我们可以肯定，拿破仑并未先提起比利时，俾斯麦也避免谈论它。真相似乎是拿破仑不希望做决定。那年春天他生病以后，他的软弱而不是长处变得更糟糕了。他的病是膀胱结石引起的，最后导致了他的死亡。
在返程路上，俾斯麦在巴黎与非常有权势的意大利大使尼格拉（Nigra）交谈了一次。他告诉对方，与奥地利的战争不可避免，极力主张意大利和普鲁士结盟一起战斗。他一回到柏林就立刻开始用新的照会、新的责难和新的要求骚扰奥地利。此外，他还怂恿现在的石勒苏益格总督冯·曼陀菲尔将军不停地骚扰奥地利的荷尔斯泰因总督加布伦茨（Gablenz）。俾斯麦在11月的一份声明中透露了他的计划：“我们不得不装死（faire le mort），表现得仿佛我们十分满意暂时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不停地向维也纳抱怨奥地利在荷尔斯泰因的管理，并继续公开投诉奥地利，以便有能力应付在某些情况下比较急剧的发展。”（Unter Umständenschärferer Entwicklung fähig.）加施泰因专约签订了短短几个月之后，他已经在计划向同盟国开战了。到1866年1月底，他成功地触怒了长期忍耐的奥地利政府，奥地利送来了一份措辞尖刻的照会，这样他就可以告诉贝内代蒂他不会再回复，并且认为维也纳与柏林宫廷的亲密关系结束了。
因此俾斯麦与奥地利公开决裂仅仅是一个时机问题。
2．宪法冲突的激化
与此同时，由于俾斯麦对宪法的新攻击，宪法冲突再次激化了。在议会演讲的自由是普鲁士宪法明确保证的基本权利之一。它直截了当地禁止因为在议会的发言而起诉议员。普鲁士宪法的起草者从英国议会的历史中学到了经验。尽管如此，俾斯麦和他的司法大臣——臭名昭著的冯·利普伯爵仍然下令控告进步党议员特韦斯滕，指责他在下议院的演说中诽谤了普鲁士法院。特韦斯滕无疑既不是激进分子也不是蛊惑民心的政客，只是一个坚持原则、温和中庸的普鲁士爱国者。他本人就是法官，因此他的批评格外有效果，这也是俾斯麦和利普想除掉他的原因之一。
这次起诉最初被法院驳回了，因为它违反宪法。但是普鲁士最高法院特别法庭是利普挑选出来的，1866年1月，它用不值得复述的诡辩回避了宪法问题，决定允许起诉。那是普鲁士司法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韦斯滕在议院感叹地正告卑鄙的利普：“你可以用普鲁士君主国的全部命令装饰你的法官。但是你的装饰无法掩盖这些法官和我们国家的名誉所遭受的伤害。”此话完全正确。后来被俾斯麦任命为最高法院（Reichsgericht）首席（德国的一种首要法官）的爱德华·希姆森（Eduard Simson）说：“目前的政府存在新闻出版自由就无法进行统治，不对法官施加不正当的影响就无法进行统治，让议会存在言论自由就无法进行统治。可是政府为何竟能浪费普鲁士不可取代的未来，换取一点点时间，只为暂时维持现状？我愚笨的头脑实在难以理解这种事情。”
议院的辩论是对政府的道德处决，公众舆论完全赞同议员们。贝内代蒂写道，情况比预料的更激动人心。卡罗伊说，俾斯麦的政府在国内政治领域已经黔驴技穷。两人一致认为，俾斯麦将借助对外政策的手段寻找走出困境的途径。
3．1866年2月28日的国王政务会
在这种形势下，威廉国王于1866年2月28日主持召开大臣政务会，商议普鲁士未来的政策。出席人员强调了这次政务会的重要性：不仅有王太子，而且包括驻巴黎大使葛尔茨伯爵、军队参谋长毛奇将军、石勒苏益格总督曼陀菲尔将军和国王最重要的私人顾问艾尔文斯雷本。其实会议必须解答的问题仅有一个，就是应当选择和平还是战争。
俾斯麦声称普鲁士与奥地利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请求国王授权派一位特别使节前往佛罗伦萨，与意大利缔结盟约，并努力获得拿破仑的某种保证，尤其是在战争的目标比占领两个公国更高的情况下。他认为时机不合适，还不能详细谈论这个更高的目标；不过它无疑意味着普鲁士在德意志的新地位。国王肯定对他的首相的目标有所怀疑，因为国王声明，普鲁士的政策目标决不可以是废黜德意志各邦国的君主。唯独王太子反对俾斯麦，谈起了友好的战争（Bruderkrieg）。但是又没人响应他。毛奇热心地支持与意大利结盟，并称之为赢得军事胜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俾斯麦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授权。现在他的道路畅通了，战争确实不可避免。
在政务会进行讨论的过程中，内务大臣奥伊伦堡坚决主张，战争是摆脱宪法困境的一种方式。可是俾斯麦回答，那永远不能成为发动战争的理由。这正符合他以前在议院说过的一句话：“对我来说，对外政策本身是一个目的。”他拒绝用它作为手段去达到另一个目的。
4．1866年4月8日，与意大利结盟
对俾斯麦来说，最重要的是国王授权与意大利谈判结盟事宜。他以前就在不断地努力争取意大利政府。可是在加施泰因专约签订时，驻佛罗伦萨的普鲁士大使乌泽多姆（Usedom）刚刚向拉马尔莫拉将军保证，俾斯麦准备与意大利缔结盟约，因此拉马尔莫拉十分震惊，绝不愿意再跟那个狡猾的普鲁士首相作进一步的交易。他宁愿与意大利的老敌人奥地利达成共识。一位与奥地利关系非常好的意大利贵族马拉古齐（Malaguzzi）前往维也纳，提议割让威尼斯地区，换取几百万的报酬。但是弗朗茨·约瑟夫不是从强权政治而是从声望的角度考虑问题。身为欧洲最古老的王室的代表，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做这种交易，而且他的一些教士顾问强烈反对，劝告他不要与教皇的敌人达成协议。拉马尔莫拉在这边没有成果，只得转向普鲁士。
为了与意大利达成协议，俾斯麦一次又一次敦促乌泽多姆影响拉马尔莫拉。他认为这一同盟非常重要，因而允许乌泽多姆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的秘密想法，虽然他根本不喜欢乌泽多姆。在1866年1月的一份照会中，他向乌泽多姆披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要使普鲁士的政策回归更基本的民族基础，并使普鲁士与民族主义的力量相结合。七年前当俾斯麦从法兰克福被召回时，曾经向一个自由主义者朋友翁鲁表述过相同的想法，他的论点是普鲁士的唯一可靠的同盟者是德国人民（第一章第五节）。尽管他呼喊保守主义口号，对普鲁士自由主义进行粗暴攻击，俾斯麦从未忘记在法兰克福议会学到过的教训。
2月28日俾斯麦在政务会上请国王授权与意大利结盟时，已经知道拉马尔莫拉准备好了。2月24日乌泽多姆发电报说，意大利国王维克多·埃马努埃尔（Victor Emanuel）和首相正在期待普鲁士的结盟提议，并共同对奥地利发动战争。俾斯麦计划派冯·毛奇将军前往佛罗伦萨。3月12日，他给毛奇下达了真正高明的指示，说明他设定的意图，与意大利结盟应该迫使意大利跟随普鲁士卷入战争，但是不应该迫使普鲁士履行发动战争的义务。因此同盟要有意大利单方面履行义务的性质。直至最后一刻，俾斯麦还保留着两手准备，没有断绝战争与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意大利人当然没有察觉这种迹象。不过俾斯麦明确地指示毛奇告诉他们“雄心勃勃的普鲁士人的更高目标”。他写道：“我们的目标至少是北德意志，1849年的国家宪法曾经有意在那个范围实现中央集权。”1849年的国家宪法是革命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成果，当时俾斯麦作为议员在普鲁士下议院发表演说（1849年），谴责它是彻头彻尾的“有组织的政治混乱”（第一章第三节）。如今他在给毛奇的指示中写道：“我们认为这部宪法在军事和政治方面表达了民族的自然需求，虽然其他方面受到了政党倾向的影响。”这与那个反革命的俾斯麦简直判若两人！
毛奇前往佛罗伦萨的任务中止了，因为意大利的特别使节戈沃内（Govone）将军于1866年3月来到了柏林。戈沃内与俾斯麦的谈话内容的报告非常有趣，它们清楚地表明了俾斯麦的方法。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双方都完全不信任对方。意大利人担心俾斯麦拉拢他们仅仅是为了做给维也纳宫廷看，以便要挟奥地利让步。谈判刚开始的时候，戈沃内写信给拉马尔莫拉，如此描述用计取胜的俾斯麦：“毒蛇会咬冒充内行的骗子。”（Et la vipère auramordu le charlatan.）威廉国王用各种各样的借口避免与他见面，使他更加不信任对方了。国王照例无法下定决心。虽然遇到这些障碍，多亏拿破仑三世的帮助，谈判终于成功，普鲁士和意大利签订了结盟协议。
俾斯麦反复告诉戈沃内，一切取决于法国皇帝的态度，只有得到法国的同意，他才能实行他的计划。意大利贵族阿雷塞（Arese）伯爵与皇帝有私交，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国王派他去见拿破仑，询问是否应当与普鲁士结盟。在法国大臣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拿破仑接见了使者，表示赞成结盟，不过补充说，他只是以个人身份如此建议，不承担任何责任。明知会造成影响最深远的后果，却如此轻率地决定，而且试图推卸责任，这是多么荒谬的策略！当然，他们不可能逃避后果和责任。其实俾斯麦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他的敌手是如此软弱的政治家。弗朗茨·约瑟夫是没有丝毫政治直觉的平庸人物，拿破仑聪明得多，总是在策划和梦想，却不能下定决心，又看不到自己行动的后果和疏漏之处。
在关键点上，该协议使俾斯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普鲁士没有发动战争的义务，但是一旦普鲁士宣战，意大利就必须一起行动。不过意大利人坚持修改了条款，规定假如普鲁士在三个月之内没有宣战，同盟关系就自动终结。显然俾斯麦必须立刻开始行动。
该协议事实上破坏了德意志邦联。邦联的宪章明确禁止成员国与外国结盟，反对其他任何成员。邦联的目标是共同保护全部成员，这种结盟确实与邦联的存在本身相悖。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反对奥地利，就是违反了德意志宪法的基本原则，正如1861年南卡罗来纳（Carolina）和南部其他州退出联邦违反了美国宪法一样。在邦联的50年历史中，其成员国从未做过这种事。难怪威廉国王感到犹豫不决，因此他在有生之年始终不允许解除该条约的保密状态。更糟糕的是，几个月后，战争即将发生，他却以名誉向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保证，根本不存在这种协议。博伊斯特说过，讲良心和道德原则的国王的人格得到人们的信任，他的行动却未必合理，这句话完全正确不是吗？
俾斯麦自然很清楚自己做过的事。他对贝内代蒂说：“我诱导普鲁士国王破坏了他的王族与哈布斯堡王室的亲密关系，与革命的意大利缔结同盟，可能接受与法兰西帝国达成协议，在法兰克福提议改革邦联，建立大众欢迎的议会。我为我的成功感到自豪。”他确实有充分理由感到自豪。那是他自己的政策的彻底胜利。
5．普选权
与意大利结盟之后，俾斯麦连一天都没有浪费，就开始发起了一场必然以战争告终的政治运动。4月9日，协议签订的第二天，普鲁士首相在法兰克福向议会递交了准备已久的提案，号召通过普选方式由全体德国人民直接选举出一届德国议会，接收和讨论关于治理的建议，以便改革联邦宪法。它是该议会收到过的最具革命性的提案。
其中最轰动的一点是普选权。这意味着德国的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有平等的选举权：每人一票。在德意志的任何邦国都不存在如此民主的选举权。那是1848年革命和1849年的国家宪法提出的选举权，俾斯麦曾经称后者为“政治混乱”，考虑到普选权尤其如此。如今他为什么完全改变了想法？
此前数年，有一个人以最大的干劲和激情倡导过普选权，他就是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德意志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他是民主主义者和革命派，但是他希望借助普选的手段推翻德意志进步党，他认为该党是布尔乔亚（bourgeoisie）即中产阶级的化身。进步党也是俾斯麦的敌人。同仇敌忾使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这个犹太裔的天才革命者具备卓越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出色的谈话技巧和个人魅力，给俾斯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两人在夜晚秘密交谈过许多次。1878年，俾斯麦在德意志帝国议会（Reichstag，相当于下议院——译者注）为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议案进行辩论时，不得不谈及与拉萨尔的关系，他用热情的措辞称赞拉萨尔的人格，并说每当他们的谈话在持续几小时后不得不结束，他总是感到遗憾。
拉萨尔的论点是进步党的政治地位全部取决于三级选举权，如果采用普选，其优势就会立即消失。他甚至主张从国王的命令开始着手，也就是说利用一次政变。俾斯麦认真考虑了这个提议，但是发现风险太大，成功机会不确定。不过他牢牢记住了拉萨尔的论点。当然，虽然他们都希望自由主义者失败，两人期待的结果完全不同。拉萨尔关心的是城市底层的无产阶级，希望投票结果是社会主义者的胜利。而俾斯麦考虑的是从事农业的地区。自身的经验告诉他，容克贵族和乡绅们对这些地区的体力劳动者和穷人们有非常强大的影响，因此寄希望于保皇主义者的选举。国王抗拒如此革命性的提案，俾斯麦告诉国王，普选权会把他高高托起到革命的洪水永远无法触及的岩石上。他写信给葛尔茨说：“在做决断的时刻，群众总是会站在国王一边，无论他是以开放还是保守的方式进行统治。”他认为人们反对他的独断专行的做法只是中上层阶级的肤浅的骚动。他既不能正确理解中间阶层的感情，又不能正确理解劳工阶层的感情。他在实践中模仿的是拿破仑三世，其政府得到群众支持，却遭到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的反对；拿破仑为了除掉第二共和国而引入普选权，并且成功了。俾斯麦自信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
现在我们肯定知道，俾斯麦的预见是错的，他的算计全盘皆输。由于他的狡猾和干劲，他确实成功地用普选权的手段削弱和羞辱了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赢家无疑不是国王。获益最多的是俾斯麦最热烈的敌人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当革命终于在1918年发生，普选权无疑不是受威胁的君主制度可以依靠的岩石。
其实俾斯麦同时还有另一种想法，既可以实现他的愿望，又可以避免普选权的危险性。他计划组建的议会有名无实，缺乏真实的政治权力，没有议会的正常功能。这是异常的，他交给议会的提案完全没有提及德意志议会的正常权限和职能。他希望不受约束。然而他将注定发现，纵然是像他这样拥有巨大权力的人，在胜利之后也不能随意从国民那里夺走他曾经给予的东西。他宣传的思想甚至比他的强大个性更强有力。德意志帝国议会尽管软弱，仍然是一个政治议会，不能单凭国王的意志就置之不顾。
俾斯麦在《思考与回忆》中说，他提议普选权，因为它是当时自由派所知的最强有力的道具。他希望通过这一提案表明，普鲁士对德意志民族有真诚的兴趣和良好的愿望，当它为普选权和国家议会拔剑与敌手战斗时，希望国民集合到它周围。但是这个愿望也落空了。奥地利和中等大小的邦国拒绝玩他的游戏，直截了当地否决了普鲁士的提案。他们把提案交给议会的一个委员会，请普鲁士提出完整的改革计划。此外，俾斯麦的提案未能深深打动公众舆论。人们不信任俾斯麦，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计划只不过是一次战术上的演习，连特赖奇克也称之为“冒险家的政策”。另一方面，保守主义者存在分歧。普鲁士保守党的大多数成员只是盲目追随政府。现在其领袖瓦格纳（Wagener）在普鲁士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他倡导普选权，将其视为反对自由主义和代议制政体的工具，并建议把它改造成有利于他的党派的形式。但是路德维希·冯·格拉赫（Ludwig von Gerlach）坚决反对，他是前不久去世的利奥波德·冯·格拉赫将军的弟弟，保守党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货真价实的保守派。在外国，批评的反响比赞扬更强烈。不过《旁观者》如此评价俾斯麦：“他的政策令人厌恶，但是他的目标是伟大的，他的计划充分周密，他的能力不可思议。”
6．避免战争的努力
现在每个人都明白，战争即将爆发了。德国人极度激动。绝大多数普鲁士人都反对战争；很多城镇居民写信给国王，恳求他维护和平。那个时代的德国人无疑是热爱和平的，不是战争狂的民族。他们尚未受到“铁和血”的信条的传染。外国的外交家们也在忙着朝和平的方向努力。俾斯麦绞尽脑汁去刺激奥地利进行挑衅或侵略。他了解奥地利的军事系统的弱点：它调动军队的速度比普鲁士慢三到四个星期。奥地利确实遇到了在军事上没有准备的国家必然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么仓促备战，因而被指责侵略；要么按兵不动，冒着在一开始就被击败的风险。在这种环境里，奥地利政府采取了一个聪明的外交措施，成功地设法使普鲁士政府发表声明，承诺只要奥地利遣散军队，普鲁士就也那样做，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这种形势对俾斯麦不利，但是在拉马尔莫拉的帮助下，他又恢复了行动自由，因为后者在4月28日宣布，意大利将被迫动员武装力量进行自卫。现在奥地利宣布不能遣散南部的军队，俾斯麦则声称既然如此，普鲁士就不可能遣散军队了。但是由于拿破仑的行动，又出现了新的危险。5月5日，皇帝告诉意大利大使尼格拉，奥地利愿意割让威尼斯地区给法国，只要意大利让奥地利放手去干，在德国获得相等的领土补偿，法国就可以立刻将其移交给意大利。拿破仑当然知道普鲁士与意大利的秘密同盟，故而询问尼格拉意大利能不能放弃。拉马尔莫拉当即谢绝了这个诱人的提议，拯救了普鲁士。他给尼格拉发电报说：“我们不能让普鲁士完蛋，对我们来说，这是荣誉和忠诚的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德意志贵族安东·冯·加布伦茨（Anton vonGablenz）试图挽救和平，他是普鲁士的议会成员。他与他的兄弟、奥地利的荷尔斯泰因总督路德维希·冯·加布伦茨达成一致后开始行动。加布伦茨在维也纳和柏林都进行谈判，俾斯麦的坚定、决断和对形势的掌握与维也纳的混乱形成对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奇妙的是，俾斯麦赞同加布伦茨的使命，其动机并非他后来喜欢宣扬的德意志爱国主义，而是为了安抚国王的良心。他事先几乎可以肯定加布伦茨不会取得任何成果，然后他就能说，奥地利拒绝了公道的折中方案。那样他就能帮助国王有效地克服内心残留的顾虑。不过在俾斯麦给加布伦茨的改革草案中，一句都没有提及德国议会和普选权，这是异常的。关于改革后的邦联的军队构成方式，他的提案要精确严谨得多；也就是书面规定普鲁士国王应当成为北德意志部队的总司令。这是威廉一世唯一真正感兴趣的问题。
这整段插曲代表了俾斯麦典型的双管齐下的政策。他知道如何同时探索两条完全不同的途径，保持两条路畅通，延迟自己做决定的时间，直至他可以绝对确定走哪条路能更迅速、更有效地达到他的目的。
7．要俾斯麦性命的企图。补偿问题
这时发生了一件最令人激动的事，有人企图取俾斯麦的性命。5月7日，在他从王宫走向自己办公室的路上，一个年轻人在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朝他开枪。攻击者是一个学生费迪南德·科恩（Ferdinand Cohen），卡尔·布林德（KarlBlind）是他的继父，他参加过1849年革命，正在伦敦过流亡生活，是伟大的意大利革命者马志尼（Mazzini）的朋友。科恩失败以后被关进监狱，第一天夜里就自杀了。因此我们对他的计划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他想杀死自由的最危险的敌人，拯救德意志的自由。民众同情攻击者而不是俾斯麦，他虽然提议了改革，还是不得人心。这里可以引述一个例子：柏林大学的一位教授匆匆跑进菩提树下大街的一家书店，愤慨地喊道：“这个国家的左轮手枪质量太差！”这位教授就是著名的生理学家杜波伊－雷蒙（Dubois-Reymond）。四年以后，杜波伊－雷蒙却在大学礼堂演讲时严肃地说：“我们柏林的教授们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精神上的守护者。”——时代变迁，我们也随之改变。（Temporamutantur et nos mutamur in illis.）
不过并非只有小人物随着时代和环境改变。制造历史的大人物也会被自己的思想、计划及其后果改变。俾斯麦想组建一个共同的德国议会，进一步使普鲁士统领新的德国，可是他不能留下自己议会和保守派的领袖的压制。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是自由主义者的思想，凡是打算利用这一思想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否愿意，都会被迫走上自由主义道路。俾斯麦虽然刻薄地评论自由主义者，以他的冷静理智，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对他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无论选举权是什么形式，保守派都不太可能在德国议会中占据多数。在愿意齐心协力统一德意志的其他任何邦国中，都不存在普鲁士类型的保守党。正在此时，俾斯麦与他在反革命时期的保护者路德维希·冯·格拉赫突然断交了，这并非巧合。俾斯麦的道路完全不符合格拉赫的原则，而且格拉赫的个性太强，不可能追随俾斯麦。
这一新情况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普鲁士国内的冲突必须停止，必须找到解决方法。政府没有预算案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况且俾斯麦没有忘记，王太子难以接受并反对宪法冲突，没人知道他继承王位之后会发生什么。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在相同方向上发挥作用。财政大臣是格拉赫那种类型的坚定的保守派，他不愿意跟着俾斯麦发动战争。现在必须找一个新的财政大臣，他应该既愿意又有能力处理战争时期非常困难的财政情况，并设法筹措不可或缺的战争资金。俾斯麦找到了前任财政大臣冯·德·海特，他已经于1862年退休，因为他拒绝打破对宪法的誓言，在没有预算案的政府任职。冯·德·海特愿意接受这个危险的职位，不过条件是让俾斯麦承诺请议会给予补偿。这里的补偿是英国议会习惯使用的术语。在政府的支出超过议会投票批准数额的情况下，政府偶尔要请议会给予补偿。俾斯麦承诺为冲突当年的全部开支申请补偿，只要他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于是冯·德·海特出任财政大臣，顺利地取得了资金。
另一方面，一部分反对党的自由主义者感到现在普鲁士的整个未来面临风险，所有内部分歧必须淡化为背景。进步党的一位最激进的议员老齐格勒（Ziegler）是拉萨尔的朋友，他在布雷斯劳（Breslau）的市民们面前大声喊道：“普鲁士的民主之心就在普鲁士的旗帜飘扬的地方！”其他不那么乐观的人则希望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敌。俾斯麦与议员中的自由主义者进行了多次面谈。其中包括特韦斯滕，俾斯麦请他草拟一份补偿的议案。特韦斯滕起草的议案非常适度，他没有异议。然而国王反应激烈，驳回了该议案并发表了典型的评论：“可是它跟宪法一样。那样他们就又能抢走我的军团了。”他忘记了，他是宪法规定的君主。我们能理解俾斯麦对一个自由派议员说的话：“没人能想象我必须与什么样的困难做斗争。”
特韦斯滕向俾斯麦明言了他和他的朋友们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他们决不愿意做的是牺牲法律摧毁普遍的道德基准。俾斯麦是否重视他们的观点？如果我们听见特赖奇克在战争前夕与俾斯麦面谈之后说过的话，我们就会持怀疑态度。特赖奇克无疑是普鲁士占据支配地位的最热烈的鼓吹者，他承认俾斯麦的人格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可是他补充说：“对于世间的道德力量，他没有丝毫概念！”
8．欧洲大会的提议
国际形势的难解之处在于法兰西皇帝的态度。没人知道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会采取什么政策。理由非常简单：皇帝自己也不知道。他给阿雷塞的建议，确实帮助俾斯麦与意大利缔结了盟约。可是他不久就开始怀疑，普鲁士的胜利是否对他有益处？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希望战争还是维持和平，最后他又想起了欧洲大会的老念头。5月24日，法兰西、大不列颠和俄罗斯三个中立国发出欧洲大会的邀请，要开会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意大利以及德意志邦联这三个问题。这次邀请危及俾斯麦的政策，所以他极其恼怒。但是他知道，如果谢绝邀请就会蒙受破坏和平的污名，因此他第一个接受了。他是真正的政治家，然而弗朗茨·约瑟夫的大臣们不是。至少为了替奥地利的军队赢得准备时间，他们本来应该乐意接受邀请，可是他们提出的参加会议的条件是办不到的。由于敌人的错误，俾斯麦再次摆脱了非常困难的处境。宣告大会取消的电报送达时，贝内代蒂正巧与俾斯麦在一起，首相高兴得跳起来叫道：“现在是战争的时候了，国王万岁！”
在这个结局之前的数日，俾斯麦的情绪高度紧张。为了争取拿破仑的赞同，他愿意采取极端手段。在这段时间，曾经负责进行结盟谈判的意大利将军戈沃内又来到柏林。他问俾斯麦，能让法国满足的边界是否存在。俾斯麦回答道：“噢，是的，摩泽尔（Moselle）。就个人而言，我的德意志成分比普鲁士成分少得多。我不反对把摩泽尔与莱茵河之间的全部领土割让给法国：包括巴拉丁领地（Palatinate）和普鲁士莱茵省的一部分。但是国王受到王后的影响；他会有最大的顾虑，唯有在要么赢得一切、要么失去一切的时刻，他才可能同意割让这些领土。”两天以后，他告诉贝内代蒂，在某些情况下，他会尽力影响国王，说服国王把上摩泽尔和卢森堡（Luxembourg）的领土割让给法国，让法国获得有利的边界。他补充说，国王建议法国吞并所有讲法语的地盘。
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用这个诱饵引诱拿破仑。
9．战争的爆发
现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显然不可能以和平方式解决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于是奥地利被迫开始设法拉拢中等大小的德意志邦国。6月1日，奥地利为此在德意志议会提出了问题。俾斯麦的回应是命令石勒苏益格的普鲁士部队进军荷尔斯泰因。他希望奥地利与普鲁士部队的交锋会引燃火药桶。但是石勒苏益格的司令官曼陀菲尔依据骑士精神行动，容许加布伦茨指挥奥地利部队平安地撤离了荷尔斯泰因。俾斯麦非常失望，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最非同寻常和典型的作品之一。他知道曼陀菲尔热诚地欣赏席勒（Schiller）的戏剧《华伦斯坦》（Wallenstein），只要一有机会就引用其中的台词。于是他也引用《华伦斯坦》。俾斯麦写道：“你说暴力行动使精神陷入窘境，我用德弗罗斯（Deveroux）［刺杀华伦斯坦的凶手］的台词回答你：‘朋友，警告的时候到了。’（Freund，jetzt ist's Zeit zu lärmen.）”信的结尾是这样的：“仓促草就，还请原谅。由于早晨收到您的电报，我的神经不能正常活动，以致现在如此反应。您繁忙的老朋友，俾斯麦。”不过签名后边还有另一段来自《华伦斯坦》的引文。当他的笔划过纸张时，他想起还有一段台词更适合表达他的心情。他命人拿来一份剧本，一边对照着书一边写完了这封信。他找到华伦斯坦发现留给自己的只有公开背叛时在关键时刻所说的台词，附到了签名下方：
Ich tat's mit Widerstreben，
Da es in meine Wahl noch war gegeben.
Notwendigkeit ist da，der Zweifel flieht，
Jetzt fecht ich für mein Haupt und für mein Leben.
（Er geht ab，die andern folgen.）
我拔出宝剑，犹豫不决，阵阵疑惧，
内心总有些抵触反感，
因为我还有选择的余地，还能回旋，
如今非下决断不可，凶手向我举起了刀！
疑虑顿时消散！
现在我是为自己的脑袋、为自己的生命而战。
（华伦斯坦退场，其他人跟随他。）
连最挑剔的读者也会不禁被这封信压倒，其他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写出这种旁征博引的信件。
普鲁士占领荷尔斯泰因后，奥地利的回应是在议会提出动议，要求调动除了普鲁士之外的全部邦联成员国的部队。倘若采纳这一动议，议会就明确与普鲁士对立了。中等大小的邦国希望尽可能拖延时间，避免表明立场，于是巴伐利亚首相提出一个修正案，不仅不调动普鲁士军团，也不调动奥地利军队。他希望以这种方式保持中立。另一方面，俾斯麦向议会提出了他的改革计划。他的计划的首要特点是从未来的德意志中排除奥地利。换言之，他回归了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于1849年采纳的宪法。这个计划最早只能议会投票表决奥地利的动议的会议上进行商讨。俾斯麦已经下定决心，一旦议会投票表决奥地利的动议，他就在议会上发作，因此实际上不可能商讨该计划。他命令普鲁士的代表在投票之后立即宣读普鲁士的声明，宣布动议本身以及部分邦联成员国的认可暗示了对邦联宪章的破坏，因此是违法的，没有法律效力。俾斯麦下令，即使奥地利的动议未能获得多数票，也要宣读该声明。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提出的所谓违反宪章的法律论据仅仅是借口，他自己也完全明白。事实上，他在两个月前刚刚与意大利结盟而违反了邦联宪章，还有什么资格指责其他成员国违反宪章呢？
1866年6月14日，议会进行了投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动议都以多数票通过了。普鲁士的全权代表立刻宣读了俾斯麦嘱咐的声明，虽然它不适合多数人的实际投票结果。
但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普鲁士的声明就是战争宣言。每个投票的邦联成员国——不是反对普鲁士，就是支持巴伐利亚的动议——都面临受到普鲁士军队攻击的危险。
俾斯麦达到了他的目的：在与意大利的协议规定的三个月期满之前，战争爆发了。奥地利受到两条战线的威胁。现在最后的语言只剩下剑。
在这里恰好可以提出一个后来引起历史学家们的诸多争议的问题：俾斯麦是否从最初开始——也就是说自从1864年与丹麦议和——就有意对奥地利发动战争？对于这类战争，他无疑从来没有良心不安，后来甚至称之为“友好的”战争。不过他是否想要战争就是另一个问题了。答案是假如他能够通过常规的外交手段达到目的，他也愿意不要战争。如果他在确认没有其他路可走之前就发动战争，哪怕只提前一天，也不符合他惯用的方法。他不可能预先知道奥地利为了避免战争准备做出多少让步。战争结束后有人说，奥地利的最佳策略本来是做出足够的让步，消除诉诸武力的必要性。举例来说，雷希贝格在余生中一直坚持认为，假如沿用他的政策，本来可以避免这场灾难。无须赘言，这是有偏见的看法。
经过两代人的时间以后，如今我们可以问，假如奥地利依据声明放弃在两个公国的权利，交换别的地方的特许权，使普鲁士获利，是否能够挽救与普鲁士的同盟？然而这种政策的缺点在于为普鲁士力量的增强寻找一个补偿条件。若要以割让普鲁士领土的形式给奥地利补偿，哪怕只是一小块土地，威廉国王也绝对会断然拒绝。与此相反，俾斯麦决定夺走奥地利的与邦联主席职位相关的特权。凡是愿意把邦联当成废物抛弃的奥地利政治家都必定要求普鲁士在欧洲政策领域做出让步，以便补偿其势力的损失。那只能意味着让普鲁士支持奥地利反对意大利，而俾斯麦坚决反对这种支援。因此很难看出普鲁士的同盟对奥地利有什么价值。可是从长期角度说，倘若同盟的一方得到全部益处，而另一方仍然两手空空，任何同盟都是无法维持的。俾斯麦希望自己骑在马鞍上，同盟者当马，他只喜欢这样的同盟。1879年他与哈布斯堡王朝缔结的盟约同样如此。只要他是首相，就能保持骑手的地位，这应该感谢他个人的优越。可是他的继任者不同。于是1864年的同盟破裂了，因为奥地利不能拿到自己的一份。1879年的同盟没有破裂，但是当奥地利“骑上马鞍”，它使同盟双方都卷入了一场灾难。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俾斯麦并非从最初开始就决心故意向奥地利挑战，他推行的政策使战争无可避免。奥地利政治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及时发现战争确实必然发生，有必要作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准备；不过既然战争无法避免，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们未能防止这场战争。
10．普鲁士的胜利
法兰克福投票的第二天，即6月15日，汉诺威、德累斯顿（Dresden）和卡塞尔（Cassel）的普鲁士外交使节向这些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俾斯麦在投票的数日之前已经把通牒交给了公使们，嘱咐他们一旦收到电报命令就送出去。投票的消息一抵达柏林，他就立即下了命令。最后通牒要求这些政府无条件接受普鲁士的改革计划并遣散部队，并要求在当天午夜之前回复。
萨克森有所准备，立刻撤回了与奥地利皇帝有联系的军队。汉诺威的君主——失明的格奥尔格五世（Georg V）性格非常顽固，曾经犯过许多愚蠢的错误。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不想卷入冲突，因而没有作任何准备，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此前几个月里，俾斯麦一直努力争取汉诺威的自由主义反对党的领袖本尼希森（Bennigsen）和米克尔（Miquel）。本尼希森支持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德意志，但是他拒绝参与有关他的国家的谈判。他不希望成为自己的国王和国家的叛徒。格奥尔格国王决定忠诚地履行对德意志邦联的义务，他明白国家面临极大的危险，可是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最后通牒。他说：“身为基督教徒、君主和圭尔夫（Guelph）王族成员，我不能选择其他的路。”他率领部队向南进军，希望与德意志南部邦国的部队建立联系。他们在朗根萨尔察（Langensalza）与普鲁士人发生小规模战斗并赢得了胜利，但是几天以后的6月29日，他们被完全包围，最后只得投降了。格奥尔格国王逃往英格兰。
6月15日晚上，俾斯麦与英国大使洛夫特斯（Loftus）勋爵一起在他办公室的花园里。时钟指向午夜时，俾斯麦对洛夫特斯说：“此时此刻，我们的部队正进军汉诺威、萨克森和黑森－卡塞尔（Hesse-Cassel）选帝侯国。这是一场认真的战斗。假如我们被击败了，我就不会再回来。我只能死一次，被征服者适合死亡。”毫无疑问，俾斯麦不会在战败后幸存——很多人同样如此。
普鲁士没有失败。三个星期后的7月3日，普鲁士在柯尼希格雷茨（Königgrätz）击败奥地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场战役在西欧被称作萨多瓦（Sadowa）战役。战斗激烈而艰苦，一切取决于王太子的援军能否及时赶到。他在为时已晚之前抵达战场，普鲁士大获全胜。奥地利人逃走时，一位普鲁士将军对俾斯麦说：“阁下，现在您成了伟人。但是假如王太子来得太迟，您就会成为最大的恶人。”此话完全正确，俾斯麦也明白。不过一事成功万事成，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之后的晚上，俾斯麦成了普鲁士的英雄、筹备并赢得战争的伟大政治家。每个人都认可和承认他的天赋。军队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而他的政策使之成为可能。他曾经独自一人克服了不计其数的困难。
11．拿破仑尝试调停
普鲁士在柯尼希格雷茨的重大胜利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极大反响。每个人都感到新时代正在开始，不仅是德意志，整个欧洲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欧洲的强国都感觉到这种变化，尤其是法兰西。拿破仑突然置身于最糟糕的立场。虽然他与敌对双方都谈判过，但还是不能及时果断地做出决定。他在4月帮助普鲁士与意大利结盟，又在6月与奥地利签订了秘密协议。他期望战事拖延下去，那样他就能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调停。然而他尚未准备好，一切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内结束了。
战败之后的第二天，驻巴黎的奥地利大使理查德·梅特涅（Richard Metternich）把维也纳的授权转交给拿破仑，皇帝曾经承诺帮助安排奥地利与敌人议和。第二天，皇帝正式宣布承担调解和居中斡旋的职责。一时之间法国人满腔热情，因为他们以为皇帝是欧洲和平的拯救者和仲裁人。然而他们很快就不抱幻想了。外务大臣德律安·德·吕建议皇帝至少动员一部分军队，并派一个观察团前往莱茵河。可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他听了其他反对德律安的顾问的意见；这种致命的无所作为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疾病。这段时期他正在忍受剧烈的病痛。皇后尤金妮（Eugénie）告诉梅特涅：“皇帝不能走路，睡不着觉，而且几乎不能进食。”她甚至建议他退位。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之后，博伊斯特匆匆赶到巴黎寻求帮助，目睹皇帝的精神和身体状态却深感震惊，仅仅数年以前，此人还被认为是欧洲最聪明、最强健的君主。“他像个孩子一样咕哝着，不停地说：我还没准备好战争。（Je ne suispas prêt à la guerre.）”
那也是个人政权的一个侧面。
在这种状态下，拿破仑的斡旋尝试没机会成功。现在他不得不应付的对手具有迅速而坚定的决断力，其力量由于胜利而极大增强，在另一方面又完全精通各种各样的外交技巧。俾斯麦不仅知道如何防止拿破仑的干预对他的计划造成任何严重损害，而且把拿破仑的行动描述成怀有敌意的，将使皇帝在适当的时候被迫付出巨大代价。拿破仑要求普鲁士与奥地利进行和平谈判，当贝内代蒂带着皇帝的消息抵达普鲁士指挥部时，按照俾斯麦本人事后的说法，他立下了“汉尼拔（Hannibal）的复仇誓言”。不过从法国的角度来说，拿破仑防止欧洲的势力均衡完全逆转的尝试只是他的职责而已，俾斯麦在自己反复发表声明并向拿破仑提议之后，那肯定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他曾经对戈沃内说，他的计划取决于皇帝的态度。事实上，他也必须感谢皇帝帮助他与意大利结盟，他向拿破仑抛出的诱饵是让法国获得所有讲法语的领土，而且在这些谈判期间一再重复过。他对陪同贝内代蒂来到普鲁士指挥部的勒菲弗·德·贝艾纳说：“您记得吗？185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达成了关于丹麦的著名协议，12年以后，它变成了获得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工具。好吧，您必须对比利时国王说，普鲁士不可避免的领土扩张和政治地位的提高令您担忧，预防危险并修复平衡的方法唯有一个：他必须使比利时的命运与贵国联系在一起，让比利时成为法国的北方堡垒，这样法国只是再次恢复它的自然权利。”当然，那意味着以后法国会像普鲁士不久前对待两个公国一样对待比利时——吞并它。
另一方面，为了给普鲁士军队争取接近维也纳的时间，俾斯麦竭尽全力推迟谈判。他完全不顾危险，千方百计迫使奥地利宫廷屈膝。实例之一是普鲁士在布拉格（Prague）发布公告，致“光荣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全体居民”，向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Moravia）人——也就是捷克人——承诺实现他们的民族目标。那不仅打击了奥地利政府，而且更严重地打击了奥地利的德裔居民。
12．匈牙利军团
俾斯麦还运用类似的策略组织一个“匈牙利军团”对抗奥地利。后来他告诉雷希贝格，在拿破仑干预以后他才开始着手组建军团，因为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迫使奥地利投降。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在战争爆发之前，俾斯麦已经开始在匈牙利组织反叛。他与1849年的革命者克洛普卡（Klapka）将军商谈，让他担任匈牙利军团的司令官，打算由背弃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人组成一个军团。普鲁士是一个注重军事的君主国，况且它声称捍卫君主统治的原则，这种煽动士兵背叛和逃亡的行为确实非同寻常。与这种策略联系在一起，这里应当引用驻佛罗伦萨的普鲁士大使乌泽多姆在6月16日寄出的一封不寻常的急件，它由“刺进心脏”（Stoss ins herz）这个名字而著称。意大利首相拉马尔莫拉将担任军队总司令，乌泽多姆在急件中建议这位将军不要浪费时间围攻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的要塞，而是直接向维也纳进军，在王国的中心与普鲁士军队会合。然后两个同盟国打算在匈牙利煽动叛乱，并组建一支游击队，经过西里西亚进军该国。如果计划成功了，他们就不是打击奥地利的手足，而是刺中了奥地利的心脏。
1868年拉马尔莫拉提前公开发表了这封急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俾斯麦不加掩饰地声明，这封信是乌泽多姆自作主张写的，与他完全没有关系。那也不是真的，急件的实质性内容来自俾斯麦数天前给乌泽多姆下达的命令。
然而匈牙利军团令俾斯麦大失所望，匈牙利居民丝毫没有让普鲁士人帮他们摆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意愿。他们不仅不响应建立军团的号召，而且进行反抗，帮忙赶走普鲁士人。事实上，在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议（1866年7月26日）以后，军团才侵入了奥地利领土。军团越过了停战协议划定的边界线，管理军团的普鲁士军官没有认真阻止这种破坏停战协议的行为，结果入侵彻底失败了。军团匆忙撤退，奥地利逮捕了指挥官克洛普卡将军的副官泽埃尔－托茨（Seherr-Tosz）伯爵。泽埃尔－托茨伯爵受到军事法庭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俾斯麦亲自给泽埃尔－托茨下达过指示，虽然依据法律这一判决是正确的，他还是竭尽全力营救泽埃尔－托茨，这并不奇怪。但是俾斯麦运用的方法令人惊讶。他威胁说，倘若奥地利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他就要枪毙陶特瑙（Trautenau）的10个市民，因为他们碰巧囚禁在普鲁士的监狱里。陶特瑙是波希米亚的一个小镇，后来被称为“苏台德－德意志”（Sudeten-Germany）。在战役的最初几天，一个普鲁士军团翻山越岭占领了它，但是又被奥地利将军加布伦茨赶走了。普鲁士士兵声称陶特瑙的居民从屋子里朝他们开枪，为此抓住市长和另外九个市民，把他们关进了监狱。他们的指控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不过在巷战和撤退的慌乱之中，很容易发生这类误解。但是后来发生的事就不可原谅了。那些相当年长的市民们在普鲁士的监狱里囚禁了七个星期，戴着镣铐，遭受虐待，没有法官审问他们，甚至没人告诉他们受到什么罪名的指控，显然不可能依据法律控告他们。俾斯麦威胁要枪毙这些受害者，除非奥地利容许匈牙利的叛徒逃脱惩罚。
让俾斯麦高兴的是，和平条约中包含互相大赦的内容，这样泽埃尔－托茨就得到释放，陶特瑙的市民们也能回家了。
13．尼科尔斯堡
俾斯麦虽然鲁莽地向奥地利宣战，在决定性的一点上，他心甘情愿去做拿破仑想要做的事。他无意让普鲁士吞并奥地利的任何领土。他确信这样的占领不仅无益，而且对于普鲁士王国是一种负担。更重要的是，他颇具远见地认为，使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永远的敌人不符合普鲁士的利益。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之后不久，他就对王太子的军事顾问施托施（Stosch）将军说：“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需要奥地利的力量。”
然而威廉国王的头脑中不存在这种见解，他的想法很简单：征服者有资格从降服的敌人那里拿走一点东西。俾斯麦写信给妻子说：“如果我们不夸大自己的需求，不相信自己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我们就会得到与付出的努力相应的和平。可是我们——这里当然是指国王——既容易沮丧又同样容易陶醉，我只得承担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给酒里掺点水，把真相说出来，我们不是单独在欧洲生活，旁边还有三个邻居。”这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想法和语言。但是执行他的政策会遇到最大的困难，国王以他惯常的顽固进行斗争。在尼科尔斯堡（Nikolsburg），国王与首相之间发生了极其剧烈的争执。王太子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我在场的时候，国王说了一些严厉的话，俾斯麦竟然哭了。”最后还是王太子帮助俾斯麦战胜了国王的顽固。柯尼希格雷茨大捷的第二天，俾斯麦已经与王太子和解了。现在王太子确信俾斯麦是正确的，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因此他与首相合作进行努力，最后国王让步了，虽然非常不甘愿，抱怨说“维也纳门前的征服者居然不得不吞下苦果，把最终判断留给后代”。
后代的人们已经给出了清楚而不容置疑的判断。俾斯麦的崇拜者和批评者一致认为，他在尼科尔斯堡实现初步和平时所表现出的稳健和自我节制，是他的持久声望的最确定、最好的基础之一。人们认为，尼科尔斯堡和约为1879年德意志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缔结的同盟做好了准备。
14．法兰克福的吞并和虐待
在和平的其他方面，俾斯麦并未表现出同样的稳健和自我节制。普鲁士完全吞并了德意志邦联的四个成员国：汉诺威、黑森－卡塞尔、拿骚（Nassau）和法兰克福自由市。普鲁士要利用胜利的机会摧毁分隔它在德意志西部的领土与在东边占据的大块领土的障碍，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就算不完全吞并和驱逐三个古老王朝，本来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一切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且是原则的问题。国王的神圣权利是君主统治原则的基石，普鲁士政府，尤其是普鲁士国王公开声称坚持这一原则。在战争的几个月之前，国王在2月的政务会上曾经郑重抗议，拒绝任何“抢劫王权”的行径（第二章B第三节），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在意大利做过这种事，令每个有良心的普鲁士保守派都感到恐惧痛恨。现在国王却完全赞成废黜那些不幸的同胞君主们；而且似乎比他的首相更积极。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之后过了几天，俾斯麦在给巴黎的大使葛尔茨发送指示时写道：“我个人并不认为，邦联的有利的改革与立即获得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别具有足够的实际重要性，以致让我们赌上王国的命运。”这话十分正确，可是他并未照此行动，反而坚持主张完全吞并。可能为了让国王同意对奥地利采取温和的政策，他不得不这样做。他敦促葛尔茨说服拿破仑赞成普鲁士吞并德意志北部的三四百万人口。7月22日，葛尔茨拍电报给俾斯麦说拿破仑赞成了。这超出了俾斯麦的预期，而且确实很难理解拿破仑为什么做到这种地步。俾斯麦和普鲁士公众舆论都希望也吞并萨克森；但是奥地利积极反对，因为奥地利感到萨克森是唯一完全履行了义务的盟国。于是唯有萨克森必须加入普鲁士组织的新邦联。
法兰克福自由市并入普鲁士，这件事本身没什么可惊讶的。可是普鲁士对待这个城市的方式十分异常。法兰克福的代表曾经在议会投票支持巴伐利亚的动议。这样俾斯麦就有充分的借口把它当成敌人，虽然它实际上从未参与过任何军事行动。普鲁士占领法兰克福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却把它当成有敌意的被征服的城市对待。率领普鲁士军队的容克贵族们高高兴兴地征用财物、征收高额捐款，施加尽可能多的压力，俾斯麦支持他们的做法，而且没有良心不安。普鲁士军队强迫法兰克福捐出了600万荷兰盾之后，司令官埃德温·冯·曼陀菲尔（Edwin von Manteuffel）又要求该市在24小时内再交纳2500万荷兰盾，他毫不羞愧地谈论对这个城市的掠夺。席勒的崇拜者补充说，他或许可以与残酷压迫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阿尔巴（Alba）相比，可是他并不在意。法兰克福市长彻底绝望，上吊自杀了。
征收2500万的命令是俾斯麦下达的。此外，他在尼科尔斯堡与威廉国王发生尖锐冲突的那天，俾斯麦发了一封电报给曼陀菲尔说，如果法兰克福不捐钱，每耽搁一天就多索要100万，还应当禁止该市通过铁路与外界联系，而且关闭人和货物进出的城门，换言之，使居民挨饿逼迫他们投降。
这些野蛮行径令外国感到震惊，本尼希森称之为“无法用言辞描述的卑鄙事情”。奥古斯塔（Augusta）王后郑重地恳求国王仁慈地对待一个即将成为他的王国的一部分的城市。数年以后，法兰克福捐出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帮助贫穷的东普鲁士，她说她羞愧地回忆起法兰克福曾经遭受普鲁士人的苛待。
15．美因河线
和平环境使普鲁士在北德意志占据绝对优势。奥地利不仅被排除出德意志，而且同意让普鲁士依照自己的意愿重新组织北德意志。不过新组织不包括南德意志，这是拿破仑同意普鲁士吞并北德意志诸邦国的条件。为了维持某种程度的势力均衡，拿破仑紧紧抓住美因河线这一希望。与此相应，1866年8月2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布拉格签订决定性的条约时，规定普鲁士掌控的新德意志组织局限于美因河以北。美因河以南的德意志邦国脱离这个组织，并获得权利组建一个独立存在的国际联盟。不过在签署这个条约之前，俾斯麦与巴伐利亚、符腾堡和巴登缔结了秘密同盟条约（Schutz- und Trutz-Bündnùse），致使这种独立存在的国际联盟变得不可能。在该盟约中，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国王以及巴登大公承诺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他们的全部军队将听凭普鲁士国王的调遣，并接受其指挥。俾斯麦威胁要吞并他们的部分领土，从而迫使这些邦国签订条约。博伊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这种方法是马基雅弗利式权谋术的极致。他写道：“破坏协议的事在历史上并非罕见。但是事先（anticipando）破坏协议，这是专门属于天才的俾斯麦的创新。”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这种批评是合理的，不过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些同盟条约是俾斯麦用来与拿破仑斗争的武器。他借此确保在与法国交战的情况下，南德意志各邦国会追随他。他认为当法兰西皇帝试图给自己弄点东西的时候，这场战争可能就迫在眉睫了。
16．与拿破仑的外交斗争
拿破仑的理论是，只要他继续充当调停人，他就不能为自己要求任何东西。但是当这些谈判结束，他认为自己可以不受约束地谋取利益了。于是他在7月23日委托贝内代蒂询问俾斯麦是否赞成签订秘密协议，让法国得到卢森堡并使边界恢复1814年的状态。7月26日，贝内代蒂在普鲁士指挥部第一次与俾斯麦谈话。俾斯麦以完全内行的态度讨论这不受欢迎的问题。他暗示大使事情很有希望，但是又告诫他，这些接洽方式会让国王留下恶劣的印象。贝内代蒂退下以后写信给外务大臣说：“与法兰西缔结密切和永久的同盟对普鲁士政府是有益的，哪怕要付出割让领土的代价，在整个普鲁士，唯独俾斯麦理解这一点。”1870年的战争期间，这封信落到了俾斯麦手里。他读到这句话时十分震惊，在页边空白处写道：“那么他真的相信了！”
法国外务大臣德律安受到贝内代蒂的报告的鼓舞，让大使给俾斯麦送去一份秘密结盟协议的草案，得寸进尺地提出了割让德国领土的要求。那天是8月1日，俾斯麦和贝内代蒂已经返回了柏林。拒绝这个提议是容易的，但是俾斯麦做得更多：他设法使该提案的要点和他的拒绝落入了法国反对党的一家报社之手。此事的公开发表引起轰动，法国政府遭受了严重损害，德律安被迫辞职。
现在接管谈判的是法国国务部长（ministre d'état），权势仅次于皇帝的第二号人物鲁埃（Rouher）。他是德律安的政敌，真诚地支持与普鲁士结盟。他指示贝内代蒂以最友善的方式谈判，避免任何形式的威胁。他不要求德国割让领土，只要得到比利时和卢森堡——用俾斯麦本人的表述，就是讲法语的国家。8月中旬，贝内代蒂与俾斯麦进行了一次私人的秘密谈话。他将这次谈话的结果写成一份草案，并亲手誊写了两次，因为他接到的指令是确保绝对机密。一份副本送给鲁埃，另一份副本送给俾斯麦，后者承诺将其呈递给国王。然后贝内代蒂离开柏林去卡尔斯巴德泡温泉，一边期待俾斯麦发电报召他回柏林签署条约。然而他既没有收到电报，也没有拿到草案的副本。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的一星期之后，他在1870年7月25日的《泰晤士报》上看到了这份草案。
俾斯麦发表这份草案，是为了让英国公众舆论确信拿破仑的实际目标是获取比利时。他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尤其因为《泰晤士报》制造了一种印象，让人以为这个草案是不久前提出或更新的。俾斯麦本人还发表了官方声明，助长了这种诠释。贝内代蒂当然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处境，他发表相当笨拙的声明试图辩解，却徒劳无功。他跟俾斯麦一样把真实与谎言混合在一起，不过在这场游戏中，俾斯麦远远比他高明。尽管如此，这份草案起草的年代与1870年普法战争的起源毫无关系，贝内代蒂在这一点上说的是真话。况且我们不应该忘记，俾斯麦曾经不择手段地用比利时吊法国的胃口。格莱斯顿怀疑，假如俾斯麦事先没有给他理由让他相信普鲁士准备沿该草案规定的路线前进，贝内代蒂是否可能提出这样的方案？他的怀疑完全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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