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壮心不已
1. 比**员还**员
他们很久没有谈到钱的事了。但是谢拉菲玛越来越多地听人说，各式各样的人都包围着巴甫洛夫，而他总是慷慨解囊。她决定和他谈谈。
“伊万，我知道你对那些找上门的人总是大方得很，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孩子！”
“都40的人你还叫孩子？他们的儿童时期也太长了点吧？”巴甫洛夫把报纸搁在一边。
“但他们都有孩子……”
“那好嘛！家里有孩子的确愉快。我总是可怜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家里有孩子，人就会变得善良一些。说到我的帮助……是的，他们来找我帮忙。
他们用带哭的腔调来诉说他们的不幸和苦恼，向我借钱。我照例帮助他们。
我不能拒绝。多余的钱有什么用，既然他们很需要钱，让他们拿去好了。何况，他们也答应要归还。但是，”他笑了起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还钱。
只有一个，但这个人是一个神经病患者。我把钱给他汇回去了。”
“但是人家也会蒙骗你的呀！”
“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就算有某些人对我不好，我也不能不关心大家。
要知道人家总是有困难、有痛苦才找我的，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可你也不是能温暖所有人的太阳呀。”
“我远不是帮助所有的人，我给钱的只是那些靠得住的人，从他们的信中看得出来。只有那十分高明的骗子手才能瞒得过我。如果信真是含着泪水写的，一下子就看得出来。刚才你谈到孩子们，是应该帮助他们，但帮助他们不等于养活他们。有自尊心的人应该养活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你想想，当年我们多困难，连到你姐姐那里去的路费都没有。因为租不起别墅，我们的米尔奇克没保住……”
“遗憾的是，当时没有什么人帮助我们，不然就不会这么不幸了。”
“所以我就要帮助别人。我们的孩子受了很好的教育，都在工作，吃得饱，穿得暖，还需要什么呢？所以一切都很正常，我的朋友！”
有一天巴甫洛夫气冲冲地来到生理研究所，他走进里克曼的房间，在他靠门的地方坐了下来，这是他的习惯位置。他用一种激怒的语调和助手们谈到科学行政机构的一些弊病。
“大家都看见了，可是都不吭声，都装着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真是怪事！”
“还有怪事哩，我们有的工作人员为了给自己创造有利条件，牺牲别人的利益也在所不惜。”科学研究员普罗罗科夫恶狠狠地说。
“你指的是什么？”
普罗罗科夫不答话，却用手指向年轻的学者阿斯拉强的房间。
“他怎么啦？”
“他总是把自己的工作凌驾于一切之上，不惜粗暴地破坏研究所的正常秩序。他又给自己弄来一些狗，狗舍就拥挤不堪，弄得其他同事的狗都吃不饱，还一个劲地叫工友多给他的狗喂食。”
“原来是这样，怎么办？只好停止他在脑神经可塑性问题上的研究工作。今天我就同他谈。”
阿斯拉强就在邻屋。这些话他都听得清清楚楚。当他听见巴甫洛夫说要停止他的工作时，他马上想出去解释，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是有人利用他在气头上，挑拨是非罢了。但是他深知巴甫洛夫那急躁的性格，决定以后再说。
而此时巴甫洛夫已经在忙别的事了。一条狗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条狗是他过去的助手波德科帕耶夫的，它几乎已丧失了对条件刺激的一切正常的食物反射功能。
“为什么它只剩下对食物槽旋转一种条件反射功能？”他追问道。“你们以前所说的都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我自己也没找到解释。”
阿斯拉强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我可以谈几句吗？”他问。
“啊，是你？等等，关于你的事我们一会再谈。”巴甫洛夫生气地转过身去。
“我想对你刚才提出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那么，那么你就说说看！”
“第一，这种反射重复的次数和所有其他反射加起来的次数一样多……”
“对，对……”
“第二，对食物槽旋转的反射，与对其他食物反射不同，总是严格相符合的——从来没有什么明显的时间间隔……”
随着阿斯拉强所陈述的每一点论据，巴甫洛夫的脸色变得愉快起来，怒气消失了，正如同事们在这种情况下所形容的那样：“阴转晴。”
“好呀！”巴甫洛夫感叹道。“只要下死功夫，多难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阿斯拉强的论据很有道理，我委托他对这次讨论问题的实质作一次试验性的核对。”
“但是，巴甫洛夫，”普罗罗科夫莫名其妙地两手一摊。
“没有什么‘但是’，普罗罗科夫！刚才你谈到研究所工作的困难，似乎同阿斯拉强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都是瞎说！因为谁都知道，我们研究所的狗舍十分宽敞，饲养狗的食物多得吃不了，剩下的还送到科尔图什去。你不该妨碍阿斯拉强研究这个有趣的课题。”
工作结束之后，阿斯拉强伴送他回家。他们沿涅瓦河走着。天上飘着小雪，没有风，静悄悄的。
“对了，巴甫洛夫，你曾谈过心理活动发展的阶段性。你知道吗，你的判断同恩格斯和列宁的判断非常一致。”
“那好嘛，我是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通过我自己的研究和实验得到这些结论的。得知我的判断与你们的思想领袖的判断相一致，我很高兴，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研究而达到这种结论的……关于列宁，我思考得很多。他是个伟大的学者，英明的政治活动家，一个正直的人。我认为衡量一个人的智慧和价值的真正尺度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应当有作出正确分析并正确地据此采取行动的能力。”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又继续说下去。
“你也许以为我只对我的学科感兴趣，对其他事漠不关心。其实我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读过。这部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也仔细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应当承认，这部书的作者对哲学和自然科学方面一切根本的、复杂的问题具有广博的知识，有深刻而精确的理解，坚持的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立场。最后”，巴甫洛夫略停了一会儿，“还有一件事表现了列宁的伟大和真诚。在革命的头几年，许多有名望的教授虚伪地宣誓忠于新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和社会主义。我很讨厌他们这种作法，因为我不相信他们是真诚的。那时我给列宁写了封电报： ‘我不是个社会主义和共 产主义者，我也不相信你危险的社会试验。’你想他看了电报怎么样？列宁很看重我的直率、真诚和对祖国命运的担心。他不但一点没有报复，反而命令他的下属大大改善了我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在国家还处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的命令迅速得到了执行。”巴甫洛夫在大门口停了下来。“如果你现在不太忙的话，一起进去吧，我们一起吃午饭。”
他们进到餐厅，在摆桌子的时候，他们继续刚才的话题。
“光读报纸还是不够的，应该亲眼去看我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怎样发展巩固的。这种发展正在把俄罗斯推进到世界先进行列。我们的确有值得骄傲的东西！科学和文化都在发展。一切都是我年轻时无法比拟的，事实是无法否认的！只有事实才有说服力！还有我们那威力无比的飞机！来吧，欧洲的先生们，来看看我们的吧！他们已经习惯以老师自居，认为我们是落后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永远过去了！骄傲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来承认我们。瞧，就是这么回事……是的，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可以放心了。”
谢拉菲玛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们说的都不错”，她说，“但我还是想问问，**员先生，为什么你们不考虑考虑宗教问题？你们完全把宗教排斥在道德教育以外了。”
“我想”，阿斯拉强笑了笑说，“关于这个问题最好去问巴甫洛夫，而不是问我。今天他所说的使我有充分根据说，他比我这个**员还**员。”
巴甫洛夫开怀大笑起来。看着他，阿斯拉强也笑了。
2. 85岁生日
卫生人民委员部颁布在科尔图什建立生物站的命令之后，4年过去了。
建站的原因相当简单。还在1923年便在科尔图什村建立了一个养狗场。有一次，巴甫洛夫乘火车走过那里。他快步走到离铁路10公里的地方，发现这里真是一个好地方。他在这里住了3天——游泳，在田野散步，做打棒游戏。
那时他脑子里就萌生了要在科尔图什建一个郊区的实验室的想法。环境非常安静，一点干扰也没有。从那时起，每到夏天他就把全家带去。他们住在一个2层的木结构房子里，租的是2层楼。在他办公室外是一个阳台。他喜欢清晨在阳台上工作。
就在这个阳台上，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画了第一张肖像。虽然所有的人，包括谢拉菲玛，儿子们和女儿，都很喜欢这张画像，但是画家本人却不太满意，因为他对巴甫洛夫进一步了解之后，已经不是从一般的角度看他了，所以他决心画第二张。
为此目的他于1934年又来到科尔图什，那时巴甫洛夫已经85岁了。这个村子已经变得认不出来了，已经变成一个舒适的小城。巴甫洛夫一家住在一座新的2层楼房中，楼顶有一个平台，每天晚上巴甫洛夫在这里用望远镜观察星空，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爱好。
现在，巴甫洛夫已经不游泳了，也很少做木棒游戏。但依然热爱体力劳动：莳弄花草，清扫道路——他都要花上两个小时。
巴甫洛夫家住的房子周围有果园，浆果地，花圃和菜园。花园中还有几只蜂箱。
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巴甫洛夫兴致勃勃地谈起蜜蜂。他急切地断言说，蜜蜂是一种聪明的动物。它们在他身边飞来飞去，可是不螫他，因为它们知道，他不是养蜂人，不是剥削者，并不想图谋它们的花蜜。
“每一只蜜蜂都有自己的职责，从不侵占别人的劳动。这是一种多奇妙的动物！”巴甫洛夫激动地说，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最后几年来这已成为他特有的一种手势了。
一起吃早饭的有3个人——巴甫洛夫，谢拉菲玛和涅斯捷罗夫。无论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对他那番激昂的演说怎么也不敢赞同。
第二天巴甫洛夫的右眼旁起了一个难看的肿包。在吃早饭的时候他一直沉默不语，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到大家都散去之后，他说早上在花园干活时一只蜜蜂螫了他。
“这只蜜蜂显然是个蠢货，”他立即作解释。“它分不清谁是不伤害它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养蜂人。这次当然不能算是典型事例，而只是一次例外。”说完之后他就完全心安理得了，情绪也好了。
对这件事，无论是谢拉菲玛，还是涅斯捷罗夫也还是不置可否。
但是过了一天，巴甫洛夫的左眼旁又冒出了一个肿包，比头一个还大。
他的脸都歪了，不由得让人看了发笑。而他自己则郁闷地坐在那里，思考着什么，快吃完早饭时他宣告说：
“今天蜜蜂又螫了我一下。显然，我以前的推断是错误的。现在弄清楚了，对于蜜蜂来说，和平的劳动和它们的敌人——养蜂剥削者的劳动之间毫无区别。”
他停了一会，又议论起狗来：
“狗是一种不寻常的动物，也许，是一种最聪明的动物，是动物世界的贵族。有些狗离开人便活不下去，它们对人有一种不可遏制的依恋。怪不得到处都传闻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譬如说有这么一本瑞典医生蒙捷写的回忆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小说，叫《圣·米克利轶事》。瞧他是怎么写的：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能，能预感到主人面临的生命危险，并力图排除这种危险……这种现象你叫什么也可以：预感，生物嗅觉……”巴甫洛夫沉思地皱了皱眉，做了一个手指并拢的习惯手势。“即使是杜撰，其中也有值得思考的东西。但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狗的反射能力和人很相像。难道不是这样吗？狗在驯化动物之中简直就是动物之王。没有任何一种活物如此了解我们。瞧，我们说得过久了，该干活啦……”
为了庆祝巴甫洛夫的85岁寿辰，苏联人民委员会决议拨100万卢布给科尔图什生物站作活动费用。
巴甫洛夫有些忐忑不安了：是不是太奢侈了，我们能对得起这笔钱吗？
“不，巴甫洛夫，你的顾虑是不必要的，”生物站副主任里克曼这样安慰他。“看我们开创的是什么样的事业！”
“研究遗传学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巴甫洛夫同意他的话，“只怕时间不够啦……从一个动物生下来时就开始观察，然后再观察它的后代有哪些一致，哪些不一致的地方，这需要耐心再耐心。需要好些年的时间……”
巴甫洛夫催促那些建站的人，他想尽快开始研究他的新课题，但他也明白，过于匆忙反而会给事业带来损害。在建设科学域的设计书中，一切都结合新课题的特点作了周密的考虑。
在设计书的序言部分强调说，研究神经系统类型学问题对“用客观科学的方法解决教育学的根本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物站的任务是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遗传和教育条件对神经系统类型的影响。新的课题要求对那些作试验的动物予以特别的关心，因为在整个遗传构成中哪怕失去一只动物不但会严重降低研究的价值，而且也会使工作延误若干年”。因此所有的建筑在卫生方面应该是比较理想的。
生物站里养了大约100条狗。它们那优越的生活条件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实验室。
在主楼屋顶下的三角形墙壁上写着“高级神经活动遗传学、实验室”，在旁边的塔楼上写着“细心再细心”。在实验室前面立着三座雕像，一座是创立反射学说的杰卡尔特，另一座是谢切诺夫，第三座是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
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在巴甫洛夫生日那天向他发来了贺电。
洛普欣大街被改名为巴甫洛夫院士大街。
《消息报》的记者前来采访。
“巴甫洛夫，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你是否能谈谈今后的打算？”
“打算？现在我在可爱的科尔图什休息。我非常非常想再活很多年，活到100岁。甚至活到100多岁！我想一定要亲自完成条件反射方面的研究，加固从生理学到临床学和心理学的桥梁，这座桥梁可说是已大致搭上了。虽然关心我健康的医生们反对，但我还是想在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之前去英国参加神经外科医师会议。我还想明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生理学家会议上发言。
我想活得长久，是因为我的实验室以空前的规模在蓬勃发展。为了我的科学研究，为了修建实验室，苏维埃政权拨了几百万卢布，我相信这种对生理学工作者的奖励——我仍然是其中的一员——将会达到它预期的目的，而我从事的科学也会在祖国的土壤上结出硕果。
不论我做什么，我总是在想，我所做的一切首先是报效我的祖国。”
涅斯捷罗夫把他所画的第二幅巴甫洛夫肖像自己复制了一幅送给了他。
这就是那张以窗户为背景的巴甫洛夫侧面像，这张画像上他双手前伸，这个姿势表现了他的性格，他的精力。窗外是科尔图什的秀丽景色。桌上是盛开的花朵，象征着他那不断焕发青春的生活。
巴甫洛夫在给这个画家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涅斯捷罗夫，衷心感谢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在我85岁生日时给予我的热情问候和礼物。我在迟暮之年仍能使你对我产生如此感人的友好情感，我十分幸福。
愿你在你的艺术创作中，不断获得快乐。我在自己的科研工作中仍一直体验到一种永不枯竭的生活兴趣。祝你和叶卡捷琳娜·彼得罗夫娜万事如意。你们的巴甫洛夫。
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拨了一辆豪华的“林肯牌”汽车给他私人使用。开始巴甫洛夫不想要——他自己有一辆，虽然是旧了一些。但这辆车使他折服了。司机把车开进院子，做了一个漂亮的转弯，轻盈地向前滑动。
巴甫洛夫也不能不为其造型和性能的完美而倾倒。
几天以后，他来到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神经病诊所，当他和同事们走下台阶来到等在那里的“林肯牌”的时候，他打开车门。
“女士们，女士们，请上车！”他发出邀请。
妇女们，像在所有这类场合下一样，愉快地喧闹着向汽车奔去。巴甫洛夫关了车门，汽车徐徐地开动了。
“那你呢？你为什么不上车，巴甫洛夫同志！”
巴甫洛夫笑了笑，向她们挥了挥手，然后拄着拐杖，微跛着向涅瓦河方向走去。一小时以后他又坐在生理学研究所拆阅邮件了。
3. 不老的老头
“你看”，巴甫洛夫对阿斯拉强说，“我已经在报上声明了，说我不是医生，不治病，可是还不断有人写信来要求帮助。医生的职业是多么高尚呀！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寄以无限的信任。你怎么啦！坐吧，请坐下来谈。”
阿斯拉强腼腆地微笑了一下，望着巴甫洛夫。
“是这么回事。别赫捷列夫脑研究所管理处聘请我组织一个中枢神经系统生理学部并领导这个部的工作。他们答应给我提供进行大规模试验的良好条件。”
巴甫洛夫把眼镜摘下来，擦拭后戴上，又摘下来，突然激动地说了起来：
“是呀，什么事都有到头的时候。以前我也曾离开奥夫夏尼科夫，为了在博特金诊所附属的实验室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也曾和别赫捷列夫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而结果呢，我们都在从事同一的事业……是的，一切都过去了，但一切并没有消失。当然，当时的条件和现在无法相比。你们这一代科学家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我当时还自己用罐头盒做变阻器呢……但是，尽管这个阶段艰难困苦，但是我认为这是形成我学术研究活动特点的决定性阶段，而对我个人来说，这也许是我整个一生中最有趣味和最有丰富内容的阶段……”他亲切但又不无感伤地瞧了阿斯拉强一眼。“我的学生们，你们一个一个走了，到别的地方去发展你们的事业了。我也习惯和你们告别了……我是不想放你走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另外的、比这更适合于你的机会，所以只好同意。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继续同时在我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里工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在军医学院工作时，同时又在实验医学研究所和科学院的生理实验室里兼职。你是个一丝不苟的科研人员。祝你在新的岗位上成功地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对一切的失败要有耐心，永远记住，我们要善于从失败中学习，如果一个人一切都十分顺利，那倒不是一件好事……我最好的课题，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在做试验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工作中产生的。如果你没有思想，就看不到事实。为了判明事实，必须善于观察。不过，关于这一点我对你和其他的人都不止一次提到过。
虽然，如常言所说，重复是学习之母……不久以前我和卫生人民委员部部长卡明斯基谈过一次话，我竭力说服他要在所有医学院校开设遗传学课程。对此卡明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不应该有一个不懂遗传学的医生！’我请 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阿斯拉强。好吧，那我们就再见啦！”
他从来不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感冒。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经得住考验的——他一年四季都游泳，经常长时间地步行。他认为步行也是锻炼。但是有一点他没有考虑到：在长时间的体力活动后身体变热了，可是他还常常长久地迎风站着，有时是等马车，有时等电车，已经患过3次肺炎了。但他体质比较好，病后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但是，突然——那时已是85岁的高龄——
他又患了肺炎，这次发病非常严重，已经到了致命的程度。为了抢救他的生命，政府采取了一切措施：尽量提供必须的药物，精心地护理和舒适的环境。
巴甫洛夫不想住医院，况且病情这样严重要移动也很危险。所以医生和病人的最小愿望总是立即得到满足。电话铃声太吵人，刚一说起，马上就把电话挪到另一个房间。为他治疗的都是一些最高明的教授。奥布霍夫医院的医生们一天三班轮流护理。两个副药剂师也参加他们的工作。家人探视病人的时间规定也很严格，只有几分钟。
危险终于过去了。他痊愈了。著名的医生们会诊决定他必须进行3个月的巩固治疗，必须在郊区休养，保证严格的生活制度和脑子的充分休息。
“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但是工作还是在那儿等着，而时间却白白地浪费，”巴甫洛夫对他们说。“不过，这不是你们的工作范围。总之，我非常感谢你们治好了我的病，使我有可能活下去并进行工作。”
他在家里呆了几天，当然，没有离开电话一步。后来他去了自己的生理学研究所，还去了实验医学院。然后他以双倍的精力投入第15届列宁格勒国际生理学会议的筹备工作。需要准备的不仅有列宁格勒的实验室，而且有科尔图什的实验室。他想把苏联生理科学方面的所有成就都向外国客人展示出来。
1935年5月底，巴甫洛夫坐汽车来到了科尔图什。他望着绿色的白桦树幼林，茂密的红柳，漾着青绿的冬麦田，蔚蓝色的晴空，一切都使他心旷神怡。
“请你说说，巴甫洛夫，为什么看起来你比你的同事们显得年轻？而实际上你比他们大。”长年给他开车的司机波将金这样问他。
“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巴甫洛夫回答。“别喝酒，也别抽烟，抽烟会使你的心脏受罪。这样你就会活到100岁！”
汽车突然停住了。
“发动机好像出了点问题。”波将金说着下了车，打开车盖。
“要很久吗？”
“谁知道，也许得费点时间。”
“那怎么办？我不能迟到，大家等着我呢。”
公路上出现一辆公共汽车。巴甫洛夫扬起手，公共汽车停下来，让他上了车，继续急驶。一个售票员来到他面前。巴甫洛夫在大袋里掏摸了一阵。
其实他不掏也知道，他出门从来不带钱，这早已成习惯了。
“对不起，我没有钱。”他说。
“怎么能没有钱？这我管不着。必须买票。”
“瞧，我的确没有钱！我从来身上不带钱。都是由我妻子管。”
“你的妻子跟我有什么相干！买票！”
巴甫洛夫转过身。乘客们——两个老太太和一些小学生，都好奇地看着他。
“这算什么事啊！就是把他送民警局也不为过。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干，”售票员气愤地说。
到了科尔图什，巴甫洛夫的儿子沃洛佳来接他。公共汽车一停，巴甫洛夫就在车门口气冲冲地说：
“沃洛佳，快替我付票钱，我没钱买票。”
一次，全家人在露台上喝茶。沃洛佳的妻子叶夫根尼娅从茶炊里给大家倒茶。巴甫洛夫透过露台的大窗户眺望小城的新楼群。
“我老了就搬到这里来长住。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生物站的活动……难道真的会有一天我就不能工作了吗？衰老——多么讨厌的东西，不该长毛发的地方长了毛发，而该长毛发的地方都脱落了……是啊，老了。过去我回忆什么现象的时候，脑子里总能出现整个实验的生动画面，包括一切细节。现在不行了，脑子里只留下了感兴趣的东西，而整个的画面却没有了……不过，我的记忆力还是不错的，就是现在我还记得所有同事的名字、父称和姓。我一生**过事的有好几百人。我也记得我们作重要试验的狗的名字。我还记得在哪个会议上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用不着做任何笔记。一切都在这儿！”巴甫洛夫弯曲着手指敲了敲脑门，然后笑了。
“其实用不着这么费脑筋，”沃洛佳说，“这样总有些东西要忘掉，那就永远失去了。我当你的秘书吧，我可以全替你记下来……”
“不，这还不忙。到这一步还远着呢。眼前的事是要去英国，要在第十一届神经学会议上作报告……”
4. 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他在1935年底抵达英国。刚到多佛尔，记者就蜂拥而来，一直到伦敦都没有放过他。到维多利亚车站，又有一批记者和摄影记者把他和苏联侨民代表、朋友和熟人围了起来。记者们提出了几十个问题，弄得他疲惫不堪，他一面回答问题，一面无可奈何地向四周张望。终于，苏联大使迈斯基跑来解了围。他很快把巴甫洛夫送上汽车。他们才冲了出来。
“唉呀，现在我才得救了！可以稍微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巴甫洛夫说。旁边坐着的是陪同他来英国的大儿子。
“船上颠簸得不太厉害吧？”迈斯基问。
“噢，不，一切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不习惯乘船，但是我发明了一种和晕船作斗争的方法：在摇晃的时候把目光固定在某个不动的东西上，就好受多了。我躺在船舱里，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上的横梁，这样我就感觉不到晃动了……真的，我现在感到生活非常有意思！啊，我真希望能多活几年！
我想，人类机体的活动曲线大致是这样的：35岁以前是急遽上升时期，35岁到60岁是平稳时期，60岁以后就逐渐走下坡路了。人类机体固有的正常生命长度至少是100年。我们往往因放纵、生活无规律以及任意糟蹋身体而使这个正常限度大大缩短……我要争取活到100岁。要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斗争！明年马德里要召开一个国际心理学家会议。我一定要去，我要和他们斗一斗！他们迷失了方向，总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谈生理学还有什么心理学！我想，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制定一个治疗神经分裂症的计划。这是一种可怕的病，大部分心理学家都认为是不治之症。这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悲观论调。”
“你过的是一种伟大而充实的生活”，迈斯基说，“据我所知，在列宁格勒市郊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生物站？”
“是的，在科尔图什。我对这项建议极其满意。病好之后我曾到那儿散步。那儿的环境都使我欣喜若狂。周围静静的，一个人也没有。开阔的地平线赏心悦目，天上有云雀歌唱。而附近是整整一座科学城！在这里可以进行任何重大的实验和研究，我现在很幸福，非常幸福！我还记得在1920年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表示过怀疑。那时我就对他说： ‘几年以后请你到我们这 儿来吧，那时我们再看！’不久以前他到我们科尔图什来过。我对他提起了那次会面。我问他：你的 ‘黑暗的俄罗斯’哪里去了？”巴甫洛夫愉快地笑 起来，他都张口结舌了，他的幻想力不够用了。
“但他到底还是回答了，”迈斯基说，“不久前他出了一本书，我特意去弄了一本来给你看。”他翻到所需要的一页，读起来：“‘列宁格勒郊区巴甫洛夫的新生理学研究所所进行的研究是世界上最重大的研究。巴甫洛夫的声誉大大增进了苏联的威望，因为苏联为他的科学工作提供了一切必要条件，我觉得……’好，下面你自己读吧。”
“上面还写了些什么？”巴甫洛夫取出了眼镜。“还是你读吧，迈斯基。”
“‘我觉得，这老头子自我感觉特别好’，”迈斯基读道。“‘他脸色绯红，头发灰白——如果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梳匀的话，要分清他们两人可就不容易了……’”
“哈，这个巫师！瞧他说的，把萧伯纳的胡子剪短，还要梳匀……也许，把我的胡子弄乱还更容易办到吧，是不是？”巴甫洛夫说着便富有感染力地哈哈大笑起来。
“底下还有呢：‘巴甫洛夫的成果生动地证明了俄罗斯人民在科学方面具有何等巨大的创造力。’”
“这点威尔斯倒是说对了，”巴甫洛夫插话，“说得对极了。我们的确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在会上他做了题为 《在神经官能症和精神变态方面高级神经活动的类 型》的报告。
他满载荣誉回到了祖国。
1935年4月9日在道利达宫召开了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的全体会议。52个国家的代表把大厅塞得满满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宫殿的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
11点整，巴甫洛夫从侧门出来走向主席台。他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同时走上主席台的有生理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希尔、法国最有名的学者拉皮克教授。
雷鸣般的掌声使巴甫洛夫的讲话久久不能开始。
在开始讲话之前，他习惯地卷卷袖子，好像要准备做手术。
“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会议现在开幕，”他的声音高昂清晰，好像不是他这样年龄的人发出来的，但与他那精力充沛的手势配合起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年轻人。
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每个人都能通过同声传译耳机听到俄文、英文、法文和德文的翻译。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这样来组织会议。
“我代表我国的生理学界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亲爱的朋友们，并热烈地希望他们在这里过得愉快并有所收获。”巴甫洛夫继续说。“今天的第十五届生理学会议在我国召开还是第一次，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理学研究尚属年轻……我们应当认为谢切诺夫是我国生理学之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他最优秀的著作和他的像章赠送给会议代表的原因。谢切诺夫是地球这块广阔土地上生理学的创始人……
显而易见，国际会议的好处是多方面的……这里我只提当前具有特别意义的几点：
我们生理学家对所谓纲领性的问题，也就是引起特殊兴趣的问题，做出最后决定的时机已到。
我想提出的第二点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科学活动家的这类会议对年轻的一代，也即对那些刚起步的科学家们的特殊影响问题……我们的政府为科学研究提供空前大量资金，吸引大批青年从事科学，与会代表进行世界性科学工作的情况一定会对年轻人产生巨大的鼓舞。
第三点——也就是最后一点：我们虽然国籍不同，但是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我们都是好同志，在许多场合下我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感情。我们工作是为了人类最终的合理的联合。但是一旦战争爆发——我们许多人就将互相对立，特别是在我们科学方面，这种情况在以前是屡见不鲜的……解放战争是伟大的，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否认，战争本质上是一种用来解决迫切的难题的野蛮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具有无穷智慧的人类是一种耻辱。现在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都有避免战争的强烈愿望，而且可以说比以前的手段更为可靠了。”
巴甫洛夫的讲话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家起立向这位俄罗斯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祖国最忠诚的公民欢呼致敬。
沃尔特·肯农登上讲台。
“没有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科学的进步，”他用低沉的声音说，“科学家应该有随时随地自由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不受任何限制……”
大厅里喧嚷起来。法西斯德国的代表表现出不满。瞧，他们已经有一个人登上了讲台。
“我们德国代表认为肯农的发言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我们要求他道歉，因为在这种类型的大会上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不能受到谴责！”
“无论如何肯农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无可指责”，英国科学家希尔在发言中指出。“‘自由反射’，伟大的巴甫洛夫不正是这样说的吗？只有自由思想才能引导我们科学家去取得伟大的成就，否则我们就会滑到中世纪的黑暗和恐怖中去！”
为了继续进行会议，代表们分成了5个组。在6天中一共宣读了485篇学术报告。巴甫洛夫除了出席会议之外，早餐和午餐的时间也用来和代表们交谈。
有一天开会时他遇到了根特。
“你好，亲爱的巴甫洛夫！”根特亲切地向他问候。
“根特博士！”巴甫洛夫拥抱了他。“看到你来开会我非常高兴！我想，这将是生理学家最重大的会议之一。我们将向你们展示我们全部成就。”
“这正是我期望的……还记得吗？我们上次分别时你多难受，担心我们是否能再见面。瞧，不是又见面了吗？”
“是的，是的，我很高兴。最近我虽然大病了一场，身体还是很好。我们还会见面的，我亲爱的根特。还有许多事要和你谈呢，我要带你去看看科尔图什……”
巴甫洛夫邀请去科尔图什的还有肯农和其他的一些代表。他领他们参观研究所宽敞的大楼、实验室、手术室、猴舍。
巴甫洛夫邀请肯农到家里吃午饭。在走近他的住宅时，他指着主楼顶上的塔楼对他说：
“我喜欢在那个塔楼上观看天空。我在那儿安装了一台望远镜，一个人的时间如此有限，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我为你多方面的兴趣到吃惊，”肯农说，“看起来，只有俄罗斯人才具有这种特点，罗蒙诺索夫就是这样的。”
“的确，兴趣广泛是俄罗斯人的特点，你看鲍罗廷按他受的教育来说是化学家，按他的天赋却是一个作曲家。再说契诃夫，按专业来说是医生，但他以作家而闻名于世。不知你是否相信，我本来是应该当教士的，结果当了生理学家，宗教迷信的对手。正是生理学给宗教迷信带来了最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走进他的住宅，登上装有玻璃窗的露台。肯农开始专注地欣赏涅斯捷罗夫给巴甫洛夫绘制的肖像。
“在画像的时间我对画家说出了这样一种想法：我的大脑皮层的生理过程主要在额头部分进行的，所有的思想家都是这样。而艺术家们的大脑皮层生理过程最少涉及额头部分。‘这是为什么？’他不高兴地问。‘那是因为’，我回答他说， ‘艺术家们是情感起主导作用，这是属于第一信号系统，而人所特有的，人区别于整个动物界的是第二信号系统。’他觉得受了委屈，甚至都生起气来了。实际上是那样的吧？”
“你的那位画家生气是没有道理的。如果这两种系统同样发达，那就一切正常了。”肯农微笑着说。
“事实就是如此。后来我对他也是这么说了……”
4月16日晚上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到莫斯科参加全会的闭幕式。爱丁堡大学教授乔治·别热尔，代表全体与会者致词。在隆重的演说过程中，他一会儿用这种欧洲语言，一会儿用那种欧洲语言，其中也包括俄语。
“我们的大会进行十分顺利，各种正式会见和会议非常隆重，试验演示得认真而详尽，会外的活动活跃，还一起参观了名胜古迹，大家虽早已从共同学科的著作中互相了解，但在这里才正式结识——这一切不禁使我们想到天象仪映出的情景，我一眼就可以看到巨大的苍穹，半球形银幕映出的天球上全部复杂的结构。在这短短的会议期间，有生理学巨星展现在我们面前。
各种生理学学派像一个个星座光明璀璨，一颗颗彗星急驰而过，数以百计的二三等的小星也初露光芒。毫无疑问，巴甫洛夫是这整个独特的太阳系的中心。我想没有哪一个自然科学领域能有一个人像你在生理学领域一样，处于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你是世界生理学家的领袖！”
第二天，苏联人民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为与会代表举行了招待会。会上巴甫洛夫发表了演说：
“你们已经亲自看到和听到了，”他对所有的外国客人说，“在我国科学居于多么优越的地位。我想只有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这里国家政权和科学的关系：我们科研机构的领导人，总是处在一种惶惶不安的状态，惟恐我们会辜负政府给我们提供的巨额资金。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验者，我的一生就是由无数的实验所组成。我们的政府也是实验者，只是更高范畴的实验者。我渴望活下去，以便能看到这个历史性的社会试验成功。”
巴甫洛夫高举酒杯，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布：“为伟大的社会实验者干杯！”
5. 故地重游
如果要回家乡看看的话，这个时候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从莫斯科到梁赞已不很远。于是巴甫洛夫和谢拉菲玛就启程了。他很久没有回去了，现在，望着车窗外急闪而过的田野、森林和村庄，在梁赞度过的童年、青年时代以至一生有关的各种回忆一齐涌上心头。
家，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它还是老样子，但是已经老朽了。现在住在里面的只有库津老夫妻了。他很久没见到他们了，但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的突然来到使库津老人有些惊慌失措，他摸眼镜的双手颤抖起来。老人已衰弱不堪，虽然他比巴甫洛夫足足小15岁。
“你怎么搞的，库津，这么早就看不见了？”巴甫洛夫以挑战的语调问道。“现在你应该还能跑才是，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说完就沿着陡峭的楼梯跑上他那明亮的小房间。他环顾四周。当然，现在已不是当年的样子了，但是三扇窗户依然如故。啊，当年他多喜欢坐在这扇窗户下读书啊。
现在他坐在这里，看了看墙壁和天花板，心想：“应该修理一下才好。”但是梁赞市苏维埃已经做出修复旧居建立博物馆的决议。
然后他下楼来，到各个房间走了走。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生了重病曾躺在这儿，那时邻居的一个驼背女人经常跑来护理他。父亲曾坐在这张沙发上读书报杂志。垂死的哥哥彼得就是被抬进这个房间的。这里还摆过圣诞树，而那儿是母亲心爱的角落，她从来不闲坐着，手里总是缝缝补补。
他来到墓地，在亲人坟前伫立片刻……心想：今后未必再能到这里来。
他走进以前宗教学校所在的房子，不无感激地想起他的老师奥尔洛夫神甫，很多东西是他教给自己的。
巴甫洛夫返回列宁格勒，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强烈的感受，虽然旅途劳累，但他还是精力充沛，甚至变年轻了。他打算在列宁格勒呆两三天，然后回到心爱的科尔图什。但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小儿子沃洛佳患病了。还在开会期间他就开始腹痛，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不愿意破坏父亲的欢快情绪。在父亲去莫斯科后，他去看了医生。戈尔什科夫教授给他作了检查后把他送到了外科医生布什那里，布什拒绝动手术，说现在动手术已为时过晚，不过大家还是坚持要动手术。巴甫洛夫想出席手术。打开腹腔之后证实了那不祥的诊断。痛苦地挣扎了3天，沃洛佳终于去世了。这件事对两位老人的打击太大了，简直难以承受。
沃洛佳的遗体运回到图奇科夫滨河街小夫妻刚迁入的新住宅里。晚上巴甫洛夫和薇拉来到了这里。父亲表现得很刚强，但可以看出，小儿子的死完全把他弄垮了。
“叶夫根尼娅，”他对叶夫根尼娅说，“我们失去了儿子，变得孤苦伶仃了，你搬来和我们同住吧，你就来代替他。”他转过身去，很明显，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流泪。然后他断然地走到电话机前，接通了执行委员会值班员。“我是巴甫洛夫。是，是，就是我……我儿子死了。请允许把他葬在沃尔科夫公墓。以后我们全家都葬入此墓地吧……”
安葬的那天，巴甫洛夫走到棺材跟前，手放在死去儿子的手上说：
“沃洛佳！我现在向你保证，你不幸过早离开人世决不会是毫无价值的。
我在青年中有一些影响，我要利用这种影响给他们讲你不幸的经历。这将会再次使人们注意到众所周知的、最重要的科学的真理，孟德尔遗传学的规律。
这个真理成为生活的信条以后，它将把人类从痛苦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保证人类的健康和幸福的生活。”
从图奇科夫滨河街到沃尔科夫公墓巴甫洛夫一路都是步行。当送葬的行列到达公墓大门时，一些教士迎面走出来举行祭祷仪式。可是这完全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沃洛佳和他父亲一样是不信教的……
葬礼后不久巴甫洛夫的腿开始浮肿。谢拉菲玛警觉起来，要求他注意保重身体。
“你的心脏不好，你才应该注意你的心脏，而我的心脏壮得很。你别担心，我还要多活几年呢，我当然会注意自己的健康啦。在实验室他们常常给我作检查，他们认为我的机体到此刻还工作得完全像一个年轻人！”
他强打起精神，想保持平常的样子，但是对沃洛佳的思念一直咬噬着他的心。一天晚上他对妻子说：
“我可怜你，”他蜷缩起来，背靠在壁炉上这样说。那时已是11月，房间里生上了火。“给你的最后一个打击竟来自我的手。沃洛佳的死是我母亲的遗传。她死于胃癌，而她的姐妹，玛丽亚死于胰腺癌。
“这怎么算是你的错误呢？”谢拉菲玛忧伤地说。“你也不可能预见这种病症。我嫁给你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父母和亲戚会死于什么病症呀……”
叶夫盖尼娅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了，住在一起痛苦是比较容易挺过去的。
日子一天天过去，但悲哀的思念未尝稍减。应该干点什么才好，于是巴甫洛夫决定新年以后回科尔图什去，只和谢拉菲玛一人去。甚至他的两个心爱的孙女，大儿子的两个女儿，也安慰不了他。
那时天气真是异常的好。生物站的白色楼房在昏昏的薄暮中和雪色交融在一起。天气微寒。巴甫洛夫和谢拉菲玛睡前出来散步。静静的，雪上映出月光，深邃的蓝色阴影。头上是无边的夜空，缀着晶莹的繁星。
“天空奇妙而庄严，
大地在蔚蓝色的光辉中安眠……”
谢拉菲玛低吟道。她的声音感人至深，巴甫洛夫紧握着她的手深有感触地说：
“没有比大自然更美的了，它总是使我的心得到安宁。”
揪心的痛楚毕竟减轻了。虽然只是很短一段时间。
住在科尔图什的时候，巴甫洛夫经常感冒，总是咳嗽。本来是应该在家休息的。但是这种意见他连听也不愿听。
“对你只有一个办法：把你的鞋锁起来。”谢拉菲玛说。“就用那种妻子对待酒鬼丈夫的法子。”
“没用，”巴甫洛夫生气地说，“那我就打赤脚出去，情况还会更糟。”
关于巴甫洛夫流传着许多轶闻。其中之一就是他对兹纳缅斯基教堂的眷恋。据说他是在那儿结婚的，他经常旧地重游，甚至还在唱诗台上读书。
在丈夫去世之后的一天，叶夫根尼娅到兹纳缅斯基教堂，看见一个人手捧一本厚厚的圣书从唱诗台走下来……那人长得和巴甫洛夫惊人地相似。她十分惊讶地走到那人跟前，的确，连他那浓密的灰白胡子也剪得和巴甫洛夫毫无区别。
这个面貌相同的人发觉她那专注的目光便停了下来。
“你有什么事吗，夫人？”他低声问道。
“你和我的公公样子多相像啊！”
“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彼此相像”，这个面貌相同的人说着就走过去了。他的脚一点也不跛。
“这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传闻了”，后来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6. 巨星殒落
这一天看样子是个解冻天气，但突然刮起了暴风雪，严寒突然降临。也许是应该留在科尔图什的，可是他想回家，回列宁格勒去，于是他决定出发了。何况，雅致的“林肯牌”轿车在台阶旁等着呢，车里很冷（当时还没有取暖装置），大衣很薄，他从不穿皮大衣。脚上也是轻便的皮鞋。本应该穿暖一些的，但看样子是个好天气呀。所以还是没有在意。但在半路汽车抛锚了，发动机又出了故障。巴甫洛夫在车里坐了一会，双脚互相拍打着取暖。
后来只好下了车。暴风雪依然肆虐地呼啸着。
“我下来走去吧，”他对波将金说。于是他走了，他想通过快步行走使身体暖过来。
寒风刺骨。巴甫洛夫用手挡住胸部。但这无济于事。雪塞满了鞋子，双脚冻僵了。他频频回头，还是看不见汽车的踪影。而且，仿佛故意与他为难似的，道路两边一辆公共汽车也没有。狂风时而迎面，时而从侧面向他袭击。
底下也是风搅着雪刮过地面。他已经不再用指头从鞋里往外掏雪了。他对待自己的健康，还是和平时一样，毫不顾及后果。
终于后面出现了车灯的亮光。灯光很快靠近了。巴甫洛夫坐进“林肯牌”
轿车，把方格毛毯盖在脚上。
“冻坏了吧？”司机紧张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喝杯热茶，一切就会好的。会暖过来的。”
午饭准备了油煎薄饼，巴甫洛夫不理睬谢拉菲玛关于他着凉、不注意身体等等抱怨，自管吃着油煎饼，和孙女米洛奇卡说笑。午饭后就躺下休息了。
晚上9点他起来喝茶。看得出来，他有点不大舒服，他要求给他铺床。
“本来应该干点工作的，但我感到浑身没劲，”他闷闷地说。
谢拉菲玛注意地看着他，突然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她想起了上次在科尔图什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这件事像是某种不祥的预兆。那天他们坐在露台上喝茶。巴甫洛夫读自己的论文。谢拉菲玛摆纸牌。午饭的时间快到了。
他们习惯在午饭前散散步。谢拉菲玛回房间去，穿戴好了，回来叫他：
“该走了，不然就要耽误吃午饭了。”
“这就走，这就走。”巴甫洛夫把文章搁在一边。他刚一离开桌子，天花板上掉下一大块泥灰，正好掉在他刚坐过的圈椅上。
现在她又产生了那天那种恐惧的感觉。虽然好像是没什么危险的东西。
他照样说笑，和孙女们高兴地谈话。但是她不知道，在巴甫洛夫最近重病后在一封给伦敦的迈斯基的信中写道：“可诅咒的流感！可以说完全扼杀了我活到100岁的信心。直到现在我还留着一个病根。虽然到此刻为止我没有改变我的工作的安排和规模。”看起来，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不太好了。不光是体力上，而且在精神上。
星期日，大家和平日一样聚在一起玩“傻瓜”。巴甫洛夫想站起来，但是没有力气，于是他要求大家在他床边玩，自己则在旁边看。看见谁发错牌或吃错牌，他心里就着急。玩牌快结束的时候他说：
“瞧，下星期日我告诉你们该怎么玩，你们没有我简直是有些乱套了！”
巴甫洛夫最亲密的学生之一病理学家和生理学家斯佩兰斯基回忆道：
“他患了轻微的流感，几乎都快痊愈了，但突然又加重了。最后这天早晨他显得急躁不安。他对来看病的医生们忧虑地说，他感到有点异常，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并且说，他想说这个，结果说成了那个，手脚也有些不受支配了： ‘对不起，这是皮质、皮质，皮质水肿！’在场的内科医生想跟 他说明不是水肿，但没有用处。巴甫洛夫干脆宣布说，他对这些医生的话不感兴趣。他要请一个神经病理学家来。也许，用一般病理来解释他在等待时的极端急躁是最容易的了，但完全不是这样。
尼基京教授来到了，他和巴甫洛夫一起详细地讨论了使他不安的神经症状学的问题，之后，病人安定下来并很快入睡了。
后来事实证明了巴甫洛夫对自己的最后诊断是正确的。后来的尸体解剖证明的确是皮质水肿。
两小时之后，当病人醒了过来时，大家都意识到他们即将失去他……他半昏迷地静卧在那里，但有时也能把他唤醒喝水或是服药。每次他醒来都要问： ‘几点啦？’”
谢拉菲玛寸步不离地呆在他身边。在他去世前一刻钟的时候，她抓住他的手，轻声地说：“伊万，握着我的手。”他握得这样紧，把她都握痛了。
“在这以后”，斯佩兰斯基继续写道，“他两次表现了急躁情绪，他想站起来，推开被子，把脚伸下床，但他已经气力不支了。这时他对在场的人说道： ‘你们怎么啦，已经到时候了，该走了，你们帮帮我。’” 清晨，列宁格勒居民一走上大街，就看见全城都在下半旗志哀。四周静悄悄的，广播员通过无线电向全世界通告这位伟大的生理学家逝世的噩耗。
“苏联科学院和全国人民一起哀悼这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公民，最伟大的天才的科学战士。他87岁的一生证明了科学创造的伟大和力量，他光辉有力地在全世界和在后代面前高高举起了苏维埃科学的旗帜。”
安放巴甫洛夫遗体的棺材置放在道利达宫。
瞻仰巴甫洛夫遗容的人流没有尽头，其中有科学家、学生、工人、作家、职员、红军战士、红海军战士、飞行员、坦克手、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
戴着黑纱守灵的是巴甫洛夫的战友和学生——祖国科学的光荣和骄傲，他们将光荣地继续他的探索，领导他所创办的科研机关。科学院和医学科学院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功勋科学家、教授、阿诺欣、阿斯拉强、比留科夫、贝科夫、加尼克、克拉斯诺戈尔斯基、克利普斯、库帕洛夫、奥尔别利、彼得洛娃、罗森塔尔、斯佩兰斯基、斯特罗加诺夫……
巴甫洛夫学派有250多人。正如著名的生理学家乌赫托姆斯基所说的：
“50年来，巴甫洛夫领导这个学派的工作，成效日益显著，他是这个学派的领袖……巴甫洛夫学派在目前状况下已是科学史上无论在活动规模方面，或是在过去和现在为科学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的工作人员数量方面都是无与伦比的现象。人们为能成为巴甫洛夫学派的成员从事共同事业而高兴。这就是学派的力量所在。”
在绿树荫下，百花丛中，低矮的铁围栏当中矗立着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墓碑。椭圆的墓碑上有巴甫洛夫的浮雕像，肖像下刻着两行字：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
1849——1936
7. 给青年的一封信
墓碑背面刻着巴甫洛夫逝世前不久写给青年的一封信：
“我想祝愿我国献身科学的青年一些什么呢？
首先是循序渐进。每当我谈起这一卓有成效的科研工作最重要条件的时候，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循序渐进，循序渐进，循序渐进。从你工作之始就要在积累知识方面养成严格的循序渐进的习惯。
在攀登科学的高峰之前，要学习科学的基本知识。在没有走完第一步的时候，千万不要走第二步。永远不要企图用大胆的猜想和假设去掩盖你在知识上的缺陷。这个肥皂泡虽然绚丽夺目，但它一定会破灭的，它留给你的只有难堪。
要培养自己沉着和耐心的习惯。在科学研究中要学会做粗活。要去研究、对比和积累材料。
无论鸟的翅膀多么完美，但没有空气它是飞不起来的。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翅膀，没有事实你无论如何努力也是飞不起来的。没有事实你的 ‘理论’ 只是无谓的空谈。
但是在研究、检验和观察事实的时候，要力求避免停留在事实的表面。
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材料保管员，要努力深入探索发生这些事实的奥秘。要坚持不懈地寻找支配这些事实的规律。
第二是谦虚。永远不要以为你什么都知道。无论别人给你多么高的评价，永远要有勇气承认：我是无知的。
不要被骄傲所征服。骄傲会使你在应该同意的时候固执己见。骄傲会使你拒绝有益的劝告和友好的帮助。骄傲会使你失去客观的标准。
在我领导的那个集体里，气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都从事同一事业，每个人都尽自己的力量推动这个事业前进。在我们那里，你往往弄不清楚，哪些工作是 ‘你的’，哪些工作是‘我的’，正因如此，我们的事业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
第三是勤奋。要记住，科学要求一个人付出毕生的精力。哪怕你有两次生命，仍然是不够用的。科学要求一个人极大的努力和高度的热情。热情地去进行你的工作和探索吧。
我们的祖国为科学家开辟了广阔发展的可能性。应该充分认识到，科学在我国已经得到广泛应用，非常广泛。
关于我国青年一代科学家的现状，我该说点什么呢？我们看得很清楚，给予他们很多，对他们要求也很多。对青年人也好，对我们也好，不辜负我们祖国寄托在科学事业上的殷切期望是一个有关荣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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