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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老树新花
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对鲍林来说，使用维生素Ｃ治疗癌症，原本只是一个关系到科学的问题，现在，爱娃生了这种病，这就同时成了一件私人的事情。卡梅隆得到的最新成果再一次支持了鲍林的看法，也即这个问题比原来的认识更重要。1976年，就在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那一个星期里，鲍林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讲话。这一次，他不只是用温和的方式建议大家作进一步研究，而是用斩钉截铁的语调说：“根据我的观点，抗坏血酸很可能就是防治癌症的最有效也是最重要的物质。”他作出估计说，正确地使用维生素，可使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75％。
鲍林这种凭空想象出的估计，再加上他用作根据的资料又少得可怜，结果使医学界对他思想的藐视更加根深蒂固了。
然而，鲍林真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者。接下来，他和鲁滨逊打算向有关方面提出两笔要求资助的申请，其数额之大是他以前从未有过的。第一个资助项目主要负责人是鲁滨逊，计划数是580万美元，配合凯瑟永久保健系统建立一个国家级尿库和血库，其中贮有可以供临床使用的几十万份样本；第二个资助项目由鲍林负责，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供250万美元，“用来支持基础性研究，开展在苏格兰进行的那种对维生素Ｃ的试验、动物试验以及病人对照试验。”
基本的策略很简单：如果提供资金的机构认为，这个研究所太小，难以支持重大的研究，他就要求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扩大研究所的规模。鲍林一连四次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然而他并没有气馁。正如一位持怀疑态度的国家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所说，“这位仁兄可不肯让步，他可以三天两头找上门跟你磨。”
1977年初，事情已不容再拖，这两份申请最终没有被批准。拒绝鲍林这个项目的部分理由是：评审人认为，对照试验很难做，治疗的方法也过于笼统，无法重复做试验。两个项目都被认为有不切实际的毛病：一个小小的研究所，管理和资金都很成问题，充其量也只有四名研究者，其中还包括鲍林，竟然要求提供800万美元的资助，胃口也实在太大了。
申请资助遭到有关方面的拒绝，本身就成了新闻。“鲍林和其他上了年纪的科学家一样，根本不想再等了，”国家癌症研究所项目规划人约翰·卡尔贝勒解释说。“他不想按一定的规章办事——科学研究也得一步一步来——而在他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森特一哲尔吉也曾要求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他研究维生素Ｃ对健康的益处，卡尔贝勒对他也没有客气一点。“我本人是想给鲍林或森特一哲尔吉钞票的，但我就是不愿意资助那些元老派人物，”他说，“而且他们连一份可供审核的申请书都不愿送上来。”
鲍林作出了反应。他给国会几十名议员寄去了项目建议书的抄件，并附上了一封信，说明申请遭到拒绝的情况。在这些议员中，就有特德·肯尼迪、乔治·麦戈文以及众议院负责卫生和营养的几个小组委员会主任。他和鲁滨逊还与一位律师进行了接触，询问能不能控告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不公正行为。律师的咨询意见是，在法律上，美国人无权迫使他人一定要满足自己资助的要求，因此，他们控告一个联邦的机构，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不过，鲍林的活动至少对一个重要人物开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就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文松·德维塔。“我的看法是，用抗坏血酸来防治癌症，很可能成为在最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在癌症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发现。在过去的四年里，我对这一意见愈来愈深信不疑了，”鲍林在1977年初给德维塔的信中这样说。刚开始的时候，德维塔与大多数同行一样，对维生素Ｃ的价值根本就没有重视，他本人的基点就一直集中在癌症的药物冶疗上。此时，这位所长心里想，认真地作一次临床对照性试验，也许能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鲍林博士开始与我在私下里接触，”他这样回忆道。“他两度写信给我，并且亲自来看望我。他使我相信，他得到的数据很有启发性……鲍林博士是一位很有说服力的人。”
在劝说国家癌症研究所对维生素Ｃ作一次试验的过程中，公众舆论也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德维塔亲自指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征服癌症的战争”，联邦政府为这场运动已经拨出了几亿美元的资金。但是根据一些人的批评意见，他取得的成果却不多。正如鲍林不无得意地指出的那样，多年来，最普通也是最难治愈的癌症死亡率并无明显的下降。德维塔心里明白，要是他继续对鲍林采取完全置之不理的态度，那么一些著名科学家公开施压、国会游说话动增强以及对国家癌症研究所进行攻击等等情况就会继续下去。
1977年3月，德维塔致函鲍林称，他正在作出安排，对维生素Ｃ进行鲍林所要的那种试验。试验者将是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人士：查尔斯·莫特尔，梅奥医学院肿瘤学教授，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主任。4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商讨如何进行有关的试验。这将是一次双育试验，受试对象是相当数量的晚期癌症病人，并用大剂量维生素Ｃ。鲍林在致函莫特尔时强调受试者一定要是免疫系统未受过干扰的病人（也就是先前未受化疗或放疗严重影响的病人），以保证维生素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增强免疫系统的能力，只要病人不死，就一定要坚持运用维生素Ｃ的治疗方法。之所以要强调这最后一点，原因在于避免卡梅隆等人所观察到的那种反弹效应，也就是突然中断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时，癌症患者的血压不但不会逐渐恢复正常，反而会大幅度下降。鲍林非常担心这种反弹效应会夺走停服维生素Ｃ的病人的生命。莫特尔似乎对他的建议持欢迎态度。根据预定规划，梅奥的试验研究将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进行。
此时，鲍林夫妇的时间大致分成了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在帕罗·阿尔托大苏尔牧场度过，另一部分则用于外出旅行。1977年夏季，鲍林和爱娃前往爱尔兰访问，在那里，他被选为一次环境学会议的名誉主席（他仍不断地发表一些言辞激烈的声明，指出人口增长过快、核武器、环境恶化等造成的危险）；在瑞士参加了一次诺贝尔奖得主的会议；又到伦敦看望了彼得，并与英国科学家谈论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最后又再次去莱波谷医院拜访了卡梅隆。鲍林曾费尽心机劝说他这位苏格兰同行加入他在加利福尼亚的研究工作的行列，但卡梅隆又一次谢绝了他的邀请。
鲍林回到研究所以后，事情仍像往常一样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新科学家》杂志在1977年夏曾刊登过一篇调查报告，给研究所描述了这样一幅景象：各种各样的研究设备凌乱不堪，向国家癌症研究所申请资助遭到拒绝，工作人员对鲁滨逊的独断专行深表不满，所办的诊所运行不到八个月就关门了，据说是诊所主任就谁是负责人的问题上争吵不休——而鲍林又不好意思进行干预和决断。
另一方面，筹资问题倒逐渐有了眉目。研究所在如《巴龙》、《华尔街杂志》等经济刊物上发表了一些构思巧妙的广告，开始收到成效：“一千只患有恶性肿瘤的老鼠待售——每只138美元”是其中一则广告的标题；“莱纳斯·鲍林——195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年因维生素Ｃ获得诺贝尔奖”是另一则广告的标题。研究所还雇佣了一家专业的直邮公司来帮助策划募捐活动，例如，《预防》杂志的读者就成了募捐的对象。事实证明，这一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功。
随着大批捐款源源不断流进，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1977年，来自非官方的捐款就超过研究所收入的一半；第二年，直邮募捐活动进入高潮，这一比例达到了85％。单单在1978年流进的私人捐款差不多就有150万美元。
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不但没有使研究所稳定下来，反而使它分崩离析了。筹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希克斯，但是，他和鲁滨逊一直相处得不好，因此，当鲁滨逊在制订规划考虑如何使用这一笔钱的时候，两个人闹翻了。鲁滨逊想，有了这么大的一笔收入，为什么不搬出这所租来的房子，在远离加州南海湾地区选一个不那么嘈杂的地方，造一幢自己的大楼呢？他开始与鲍林和研究所理事会商量，在俄勒冈买一块土地——该州新近将某一天宣布为“莱纳斯·鲍林日”——然后再创立一个新的规模宏大的研究机构，专门开发莱纳斯·鲍林牌药物。根据鲁滨逊的设想，这一机构将会成为萨尔克研究所或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竞争对手。他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南面几英里的一个小山上找到了一块风景优美、面积为两千公顷的农业用地，并且与当地医院的官员见了面，这些人似乎都赞成在医疗研究方面进行合作的意向。他还多次拜会了该州州长。双方草签了一份在资金方面诚心合作的协议。鲁滨逊看到自己的前程突然明亮美好起来，他将成为一个受人仰慕的大型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我们要建立像斯坦福大学那样的一所名校，”鲁滨逊说道。
但是，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梦想。那时，鲁滨逊新婚燕尔，因而，去看望鲍林夫妇的次数急剧减少；在此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一度甚为密切，鲁滨逊几乎称得上是他们的另一个儿子，但是，这种关系近来却开始冷淡起来。再说，他和鲍林在思想上也缺乏沟通。举例来说，鲁滨逊认为，鲍林希望进一步从研究所的日常事务中脱出身来，用更多的时问去大苏尔牧场陪伴爱娃，写写理论文章，只是偶尔几次来看看研究所的工作。鲁滨逊有这种想法也不无道理，鲍林毕竟是76岁的人了，他让各滨逊当研究所所长，正是因为他不想钻在行政事务堆里。因此，鲁滨逊大权独揽，颇感自在。研究所就是他的生命，而现在机会来了，一定要大干一番。
但是，在他做梦在绿树丛中建造一所新的斯坦福大学然而还未开始行动的时候，他在研究所搬家是否明智的问题上却得不到一致的赞同。希克斯可不那么急着要背井离乡到俄勒冈去安家，他喜欢海湾地区，这个地方有大钱可赚，而且社会联系众多，他仍想待在这里。研究所许多工作人员电这样想，其中有些人还是理事会的骨干。
希克斯和一些理事会成员找到鲍林，反映鲁滨逊当所长有许多缺点，不善于与人沟通思想，并且。谈到了将研究所搬迁到俄勒冈州的看法。
鲍林感到非常恼火，然而又不想陷入是非之争。他希望研究所的人自己把问题解决。1978年上半年，研究所内部不和达到高潮，他和爱娃外出旅行的兴味却更为浓厚——年初又到苏格兰跑了一趟，仍然试图劝诱卡梅隆来美国；随后又花了几大时间到古巴一游——他实在不想卷入研究所里争夺行政领导权的斗争漩涡。
此时，根据鲍林的看法，鲁滨逊也的确很不像话。鲁滨逊原本主持对老鼠的喂食、维生素Ｃ和癌症的研究。试验方案都是他与鲍林一道设计的。其想法是，向不同试验组的老鼠喂食不同剂量的维生素Ｃ，其中有一组老鼠则用海水拌和食物喂养。然而，到了1978年，鲁滨逊却自作主张扩大了试验的范围。启发他这样做的是他与一对有钱的夫妇进行的一次谈话。丈夫名为阿诺尔德·汉姆斯伯格，妻子叫埃蒂·梅伊，他们对另一种药物颇感兴趣。埃蒂·梅伊患过癌症，她本人认为，她从一本名为《怎样用自然的方法征服癌症》一书学到一点经验，就是大量吃水果、饮果汁和生吃蔬菜，结果她把病医好了。因此，这对夫妇要求圣克鲁斯的这家分子矫正研究所推广他们的做法。
鲁滨逊决定用几组老鼠试验一下这种饮食疗法，除了让这些动物服用维生素Ｃ之外，专门喂食生的水果和蔬菜。当鲍林得知这一做法时，很不高兴。一方面是因为这与汉姆斯伯格夫妇有关，他对这两个人没有好感；另一方面是不满鲁滨逊整理出来的数据。从对老鼠进行的试验得到的初步资料表明，使用的维生素Ｃ剂量很高，相当于一个人每天服用50克的剂量时，老鼠身上癌肿的数量和尺寸大大降低；但减小剂量，与一个人每天服用3克到10克的剂量相当时（这也是鲍林建议防止感冒和治疗癌症所用的剂量），其效果看来正好相反，癌症的感染率提高了，有一组老鼠的发病率几乎提高了一倍。鲁滨逊对此提出了一种解释，目的是要鲍林放心，也许是因为老鼠体内就有一种合成抗坏血酸的能力，因此，在饮食中添加的维生素剂量较小时，也许就关闭了体内的合成功能，反而形成了维生素Ｃ不足的情况，因此在喂养的食物中一定要添加很高剂量的维生素Ｃ。
使鲁滨逊更感兴趣的是，他注意到，汉姆斯伯格夫妇建议食用水果和生吃蔬菜的方法似乎还有一种辅助作用，进一步增强了单用维生素Ｃ的保护作用。鲁滨逊与汉姆斯伯格夫妇的关系日益亲密。他们曾经谈起要推广基于这些结果的癌症治疗方法，搞一些饮食疗法的配方，包装上打上经过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批准的字样。
鲍林得知这一消息时，真是火冒三丈。“我把他（指鲁滨逊）找来，对他说，‘你不能这样干——竟然将研究所与一些用某种不寻常的方式行医的人联系在一起。这无论如何不行，必须赶快歇手，”他记得自己当时是这样说的。除了希克斯和另外一些人一再告诉鲍林的一些事情以外，鲍林也的确感到，他这位从前的门生，经他一手提拔，当上了研究所所长。他现在搞的研究项目经过改头换面，已不是鲍林原先计划的事了。
1978年6月12日，鲍林交给鲁滨逊一份书面通知，要求他和希克斯在作任何重要决定时必须先和他商量。鲁滨逊读了这份通知以后几个小时，就把希克斯解雇了。
6月19日，鲍林以研究所理事长的身份，要求鲁滨逊辞去所长之职，并且离开研究所一段时间，以免干扰重新成立行政机构的工作。鲁滨逊要求给他30天时间考虑自己的做法，鲍林同意了。
7月初，鲍林向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发布了一份公告，要求他们不要听从鲁滨逊可能发布的任何命令，并且通知他们说，希克斯现在是研究所首席行政官。第二天，鲁滨逊发布了他自己的公告：“根据研究所的公司法条款和内部章程，我是首席行政官，”他这样写道。“无论是鲍林博士还是希克斯先生都无权解除我的职务。”
各种各样的传闻沸沸扬扬。8月15日，研究所理事会请来了律师，选举莱纳斯·鲍林担任所长兼经理。第二天，鲍林通知鲁滨逊，他开始接管对老鼠试验的工作。
九天以后，鲁滨斯提出诉讼，控告莱纳斯·鲍林研究所和五名理事会成员，其中也包括鲍林，要求赔偿2550万美元。
分裂是怎样出现的？双方在后来作出的解释中各执一词。鲁滨逊将根子归之于对老鼠的试验，称鲍林不希望发表这样的结果，即维生素Ｃ除了有抗癌作用外，还可能存在副作用。不过，鲁滨逊对自己试验的结果分析了一种可能的原因，鲍林后来在发表老鼠试验的结果时采用的就是这一种解释。
性格的不合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在希克斯和鲁滨逊之间，水火不相容。大家都认为，鲁滨逊相对来说缺乏行政管理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产生矛盾的因素。“我认为，这一矛盾的本质和根源都在于鲁滨逊那种独断专行的作风，”祖凯康德尔这样评论说。祖凯康德尔与鲍林合作撰写了关于分子进化的论文，最终将接替鲁滨逊担任研究所所长之职。“在关系到研究所的重要决策中，他总想自作主张，……不大肯征求鲍林的意见。”
也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研究所就是鲁滨逊的生命和未来。只要研究所的大权执掌在自己手中，他就是生活的主人，就可以摆脱鲍林的阴影，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不再是听从鲍林指挥的二把手。如果说，他以前曾经担当过鲍林儿子的角色，那么他现在要成为他的竞争对手了，这几乎有一点六亲不认的味道了，阿特·鲁滨逊要搬掉这个父亲般的人物，目的是要一手掌管他们两人都视为珍宝的东西：研究所。
但是，对鲍林来说，哪怕是得意的门生，其重要性也比不上自己的声誉和研究。当他看到自己似乎有被晾在一边的时候，他开始反击了。“在此有人指出，阿特已经习惯于将研究所当作他私人的财产，”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也许他以为我上了年纪，不中用了，只配坐在一棵树下抽烟了。”
鲁滨逊终于被撵出了研究所，但是，他在法律上不愧是一位难缠的对手。他递交的诉讼状，几经修改，一共有八份，要求赔偿的总数高达6740万美元。这个案子前后拖了好几年，他的身心也全部泡在其中了。他现在的任务是，扳倒他曾经帮助创建的这一所大厦，鲍林的研究所理事会毁了他的学术前程和职业生涯，他要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研究所方面的人也许这样想，时间一长，鲁滨逊的精力和钱财耗光了，他自然就会感到厌倦，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鲁滨逊和鲍林一样，仍然不断地出现在研究所的工作场所。他将自己一手购买的计算机用于赚钱的研究项目，将这些原本用于尿样分析的仪器变成了商海鏖战的工具。据他本人的估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用这种方法一共赚了50万美元，这笔钱足够支付他夫妻两人的日常生活和打官司所需的开支了。
对研究所来说，这可是一场灾难。几十万美元当作了法律方面的费用，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以前募捐所得。诸如（巴龙）那样的金融报刊和一些科学刊物对这一案子所作的报道，也给研究所的名誉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况且，鲁滨逊仍不肯罢休。
对研究所来说，也不是只有不好的消息，特别1978年年底的时候，卡梅隆接受了多年来一再向他发出的邀请，终于来到了加利福尼亚，在研究所担任为期一年的访问教授。对许多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春风扑面。鲁滨逊走了，那种一触即发的气氛也随之消失。相比之下，卡梅隆为人和善，热情大方。他和鲍林一直忙于修改一篇论文，其中总结了卡梅隆用大剂量维生素Ｃ治疗癌症病人的有关结果；为了避开有些人的挑剔，他们删去了那些缺乏对照试验的病例，并对原先测定的患者存活率作了适当的修改。这样，试验的结果比以前似乎更有说服力了。服用大剂量维生素Ｃ的病人，与没有服用的病人相比，平均多活了将近一年。在接受维生素Ｃ治疗的患者中，有8位病人在被宣布为“病人膏盲”以后，又活了三年以上；对照组的病人却没有这样的案例。这篇经过重新加工的论文，像往常一样拖延了一段时间，终于在1978年9月号《国家科学院学报》上正式发表，编辑部的一位编辑还附上了一篇批评的文章，强调指出，运用历史性资料作为对照组进行的试验，与经过随机选择的双盲试验相比，有效性是值得怀疑的。
随后，鲍林和卡梅隆又开始着手将他们的思想撰着成书。这件事情帮助鲍林暂时摆脱了正在进行的法律诉讼给他带来的烦恼。发生在研究所外面的事情也喜讯不断。鲍林作为现代化学之父的地位由于一系列新的嘉奖而得到人们的承认。《时代》杂志甚至在一篇专门的文章中赞扬了鲍林。这篇文章提到，一些美国知名人士列举了他们认为最有效地改善了人们生活的领袖人物。历史学家科马吉提名鲍林，他对读者说，鲍林“将科学探索和道德领域里的伟大功绩结合起来，通过几乎是18世纪的方式”发挥了领导的作用。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的提名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
鲍林以前在促进禁止核试验的运动中，巡回演讲的内容都已标准成文；现在，为了推广维生素Ｃ，他在作巡回演说时也有标准的讲稿。首先是介绍斯通关于大剂量抗坏血酸的进化论观点，然后批评美国政府在维生素营养问题上倡导了一种没有道理的方针。他会指出，在实验室喂食猴子的标准食谱中，应当将联邦当局规定的维生素Ｃ含量（相当于人的日荐量）增加20倍。他还会告诉听众说，当局也许希望实验用的猴子能保持健康的状态，因为它们与人不一样，更换一批是要花很多钱的。
接下去，他会出示一套较大的试管，其中装满了不同剂量的维生素Ｃ粉末，表明像普通人那样大小的各种动物每日体内会产生多少维生素Ｃ。他对听众说，一头重为刀公斤的山羊，每天在体内会产生13克维生素Ｃ，大约可装至半根试管。他说，身材差不多大小的一个人体内产生的维生素Ｃ有这么多，此时他举起了一根空空的试管。然后他又举起装着只有零星一点维生素Ｃ粉末的试管，这就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建议我们每天补充的数量。“这头山羊体内制造的数量是食品和药物营养委员会日荐量的330倍，”他说。“我想，这头山羊关于这一点懂得的知识比这个委员会要多。”
然后，他会告诉听众说，目前他本人每天服用的剂量是10克，他是随着自己对维生素Ｃ的知识逐渐增多而逐步增加到这一剂量的。既然他自己写的书本上建议的剂量只有2克左右，他为什么还要服用那么多维生素Ｃ呢？你们不必理睬从我的书中读到的内容，”他说，“因为我在写这些书时，我不得不谨慎一些——对这个问题我只能一步一步来，否则会吓坏那些医生的。”
尽管在科学上还存在着争议，公众却听从了鲍林的意见。正如鲍林一样，成千上万的人发现，每天服用1克以上维生素Ｃ，他们感到更有精神了，抵抗疾病的能力也有所提高。维生素Ｃ的消费量不断上升。在30年代的十年里，需求量增加得很快，尽管供应量增加了，抗坏血酸的批发价还是翻了三番。世界上最大的维生素Ｃ制造商霍夫曼·雷罗彻公司在此十年中建造了许多新工厂，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作为回报，该公司每年都要向莱纳斯·鲍林研究所捐款10万美元。
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
1979年3月，鲍林和卡梅隆在《癌症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内容详尽的文章，全面回顾了维生素Ｃ和癌症的关系，综述了他们查阅350多篇文章和专着后发现的结果，最后的结论表明了他们在维生素Ｃ对控制癌症的作用方面得到的认识。“无论从对人还是对动物所作的试验中，都有证据表明，癌症的引发和恶化都与抗坏血酸的缺乏有关，”他们写道。“细胞间质要保持良好的状态，抗坏血酸是必不可少的。……已有确实的证据表明，大量服用抗坏血酸，有助于用不同的方式增强人的免疫系统。另外，抗坏血酸可能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防止人体受到化学和物理致癌物以及某些致癌病毒的侵害；抗坏血酸在某些被认为有抵御癌症作用的生物学过程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他们得出结论说：“应当毫不拖延地开展广泛的研究，弄清楚抗坏血酸与癌症之间的关系。”
六个月以后，这种研究的第一批结果发表了，但消息却不尽如人意。鲍林在1979年9月12日就收到了论文的样稿。他从论文的标题几乎就明白了文中的全部内容：“大剂量维生素Ｃ（抗坏血酸）疗法未给晚期癌症病人带来福音。”
这是国家癌症研究所梅奥癌症综合防治中心莫特尔教授进行的一次临床试验，结果似乎否定了卡梅隆在苏格兰所作的研究工作。不过，鲍林和卡梅隆在读了这篇论文以后，如果说他们从莫特尔的研究中没有找到明显漏洞的话，那么至少还可以得出结论说，莫特尔并未重复卡梅隆的试验。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莫特尔进行试验时选定的许多病人以前接受过相当程度的化学治疗，鲍林事先就曾警告过莫特尔，这一因素可能会削弱病人的免疫系统。莫特尔让60名晚期癌症患者每人每天服用10克维生素Ｃ，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其中只有5人以前没有接受化疗和放疗的经历。他们对维生素Ｃ没有反应，并不能说明维生素Ｃ没有疗效，鲍林致函卡梅隆时这样说。“我想，根据这一结果和您观察到的现象，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对细胞有毒害作用的化学治疗可能严重地损害了免疫系统，以致抗坏血酸收不到预期的疗效。”
接受卡梅隆试验的患者则很不一样——在苏格兰，对晚期病人一般采用的治疗方法不像美国的治疗方法那么急功近利——但这一区别在莫特尔的论文中只字未提。莫特尔声称，卡梅隆的病人中有一半曾在以前接受过放疗或化疗，然而，这并不是事实，卡梅隆这样说。在莱汶谷医院接受过这两类治疗的病人比例远远低于50％。
这是非常要紧的一点，鲍林向莫特尔指出了这一错误，井要求他在论文中予以更正，然后再送到《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去正式发表。然而他被告知说，这一期杂志已经开始印刷，来不及再作更改。
莫特尔的研究结果发表以后，就有人马上将其作为证据，说明鲍林关于维生素Ｃ和癌症的想法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癌证试验发现维生素Ｃ无益，”这是《医学世界新闻》的一条标题。“莱纳斯·鲍林大吹大擂，声称维生素Ｃ能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想法与科学方法是格格不入的。”一时间，全国范围内许多报刊都带上了这一腔调。
鲍林断然驳斥了这一说法，他写信并接受《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的采访，说明莫特尔的研究和卡梅隆的试验存在着根本区别。莫特尔在给《新英格兰医学》写的一篇短文中对这个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对自己引述卡梅隆试验中病人接受过其他治疗方法的判断作出了更正。“卡梅隆博士和鲍林博士声称，以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就不可能延长存活的时间，我们认为这一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根据现有的证据，完全停止使用有一定价值的医治肿瘤的种种方法，只给病人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Ｃ，我们认为这是有损于良心的事。”
现在，在莫特尔和鲍林之间，斗争的界限已经标得很清楚。自此之后，两人中断了个人之间的通讯联系，转而公开攻击对方所作的研究工作。鲍林指摘莫特尔的试验是权势人物为了反对维生素Ｃ而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宣称大多数医生之所以不愿试用新的治疗方法，主要是害怕受到医疗失误的指控。莫特尔则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将维生素Ｃ归并为一种医治癌症的假药，就像苦杏仁、圣水、鳄鱼的粪便和木乃伊上的尘土一样。
说来也巧，这与40年前鲍林与林奇在蛋白质循环结构理论上的争论颇为相像。不过，这次鲍林扮演了林奇的角色。鲍林是突然闯进这一专门领域的门外汉。权势人物根本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放在眼里。鲍林注意到，他对手的论文很快就能在严肃杂志上得到发表，而他和卡梅隆的论文却经常受到退稿处理。因此，他深切地体会到自己的思想和要求资助的申请之所以被人直截了当地拒之门外，并非是因为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思想站不住脚，而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
也许，鲍林现在能够更好地理解林奇当初的心情了。1940年，林奇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将鲍林和他的支持者比喻为“希特勒式的权势垄断集团”，遵循的完全是弱肉强食、强者生存的格局。
其他人都可能把莫特尔的研究工作当作最终的结论，但鲍林可不买账。他和卡梅隆写的《癌症与维生素》一书就在莫特尔的论文发表以后几个星期正式出版了。虽然，诸如《时代文献补遗》那样的一些报刊对这本书作了否定的评述——称鲍林“对维生素Ｃ几乎达到了空想迷恋的程度”，并且得出结论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不可接受的，尤其是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了缺乏科学证据支持的希望”——但这本书的销路很好。其中一种原因是，鲍林自己出资购买了15000册送给医生和1000多位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他还敦促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德维塔提高资助，再次展开临床试验，更精确地模拟莱汶谷医院的研究工作。
他的要求又再次得到结果。为了进一步弄清楚这个问题，德维塔的代理人最后同意进行第二次试验，严格规定病人在以前从未接受过化疗或放疗。使鲍林不够满意的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第一二次试验仍由莫特尔进行。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公之于众，鲁滨逊的上告使研究所的财源逐渐枯竭，在这两个因素的联合作用下，研究所的财务基础又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1980年，研究所的房东通知鲍林，下一年度来临时，他就得搬出。在这一地区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家仓库，房子漏雨，已有二十年的历史，靠近帕罗·阿尔托的繁忙街区。要是在几年以前，鲍林是决不会考虑这种地方的，但那里房间面积大，房租又不贵，短期内就可使用。鲍林心里想，只要作一番改造，还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等到筹资活动再度兴旺起来之后再作打算。
自从爱娃胃癌开刀以后，五年时间过去了。这几年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她与鲍林经常出外旅行，她本人也赢得了几个头衔：圣加勃里尔学院授予她名誉博士的称号，还有许多为争取和平、环境治理和妇女权利而进行募捐活动的团体邀请她担任名誉佳宾。
后来，关于抗坏血酸的争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她的健康却开始急剧恶化。1981年夏天，她陪鲍林第二次访问中国。由于腹部剧烈疼痛，她病得非常厉害，因此不得不改变行程。当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她的医生建议她马上接受一次探索性的外科手术。
结果不佳，她的胃癌又开始复发，医生对他们这样说道。癌症已经广泛扩散到一些动脉周围，做手术为时已晚。
在这种时刻，美国治疗肿瘤的典型方法是进行化疗，但是，爱娃与鲍林、卡梅隆、孩子们和她的医生商量以后，决定抵制这种治疗方法。她现在显然算得上是晚期癌症患者，她也非常清楚自己应作何种选择。她作出决定，除了止痛片以外，逐渐增大维生素Ｃ的服用量是她接受的唯一治疗方法。
随后，她搬到牧场居住，避开了多数人表示的同情和关心，希望用这种办法来照顾鲍林的身体。她比谁都更加清楚，鲍林在失望时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因此，她鼓励他努力工作，多到各地走动，遵守预约，根据安排发表演说。鲍林外出旅行时，孩子们经常前来探望，陪伴在她的身边。有一次周末，时间很长，她对琳达说了鲍林最不愿意听到的话：她希望身后为她举行哪一类悼念活动，播放哪种音乐，采用何种方式殡葬。整个秋天，爱娃的身体愈来愈弱，同时也成了一家人中心情最为平静的人。现在，琳达每次看到母亲这个样子，都禁不住要哭出声来。然而，她只有一次看到母亲啜泣，那是她在朗读琳达儿子沙夏的一封来信，信里充满了纯朴和爱戴之情，表达了奶奶在孙子心目中是多么重要。
最后，爱娃亲自安排在公众场合作最后一次露面。她非常高兴地得知，自己得到了拉尔夫·阿特金林公民自由奖获得者的称号。11月1日，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蒙特里分会将要给她颁奖，她决定无论自己身体多么虚弱也要参加，并且把这个想法对孩子们和朋友们讲得非常清楚。“她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她希望我们都能在场，”她的儿子克莱林回忆说。“她知道这是她一生最后一轮光环了。”
颁奖仪式进行得非常顺利。但在九天之后，鲍林正在前往英格兰途中，爱娃开始呕血了。斯坦福大学特别护理组的医生告诉家属说，她的内脏发生了大出血的现象；癌症吞噬着她的组织细胞，造成了肠胃系统出血不止。鲍林一听到消息就立即回来了。爱娃出血的现象止住了，又回到了帕多拉谷地的住所，并开始筹划着让全家到大苏尔去庆祝感恩节。但是，11月23日，她又大出血了，已经不能移动。于是，感恩节就在帕多拉谷地住所度过。
鲍林仍然希望，爱娃能够挺下去，大剂量维生素Ｃ能够产生奇迹，就像卡梅隆治疗的那几个病人一样，癌肿会在不知不觉中自行消失。他还在她的饮食中加上了水果、生的蔬菜以及家里榨取的胡萝卜、芹菜和蕃茄的汁水，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她恢复健康的东西，他都想到了。“爸爸相信，他一定能救她的生命，”琳达说道。“我想，这也是唯一的原因他本人能坚持下来……在我母亲过世后，他曾对我说过，在五年之前，他还一直认为能够救活她。”
爱娃的头脑则要清醒得多。大出血现象日益严重，发生的次数也日益增多。最后，她挺不住了。她曾多次接受输血，因为她失血太多。现在，时间到了12月初，她躺在帕多拉谷地家中的床上，要求不要再给她输血。
鲍林尽自己所能，一直陪伴着她，抓着她的手默默无言。孩子们都在身边。
12月7日，爱娃离开了人间。
大海
鲍林坐在大苏尔家中的平台上，举目远望长满了海草的大海，然后起身外出，来到了海天相接成纯蓝色一片的旷野。这是坐下来静静思考的合适之地。鲍林在此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
思考，纯粹的思考，成了维系他生命的唯一依靠。他要把脑汁绞尽，思考的问题愈是困难和抽象就愈好。原子核再次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希望通过块状次级结构的设想，也即球子理论的结构化思想，为物质的核心构筑一幅合理的图景。他在1982年发表了三篇关于原子核理论的论文。
爱娃的许多遗物仍然放置在室内。墙上和书架上有许多民间艺术的作品，还有那架巨大的钢琴，现在在上面堆放着一叠叠报刊。每天上午，他似乎仍然在跟她讲话，一面与她进行虚幻的交谈，一面用调羹装满维生素Ｃ粉末，加到果汁中去。他还去寻找她的身影，幻想着在门廊中与她见面，她会要求他停下工作，到外面漫步，关照他别忘了回来吃饭。他想放声大哭，朝大海一边凝望，随后，他转过身来，继续工作。
爱娃过世，他一时不知怎么是好。孩子们领着他举行了悼念活动。接下来，他们焦虑地守护着他，不知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们给他雇佣了一个全日制保姆，心想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洗衣煮饭。然而鲍林解雇了她，同时却雇佣了一个园丁，替他照顾爱娃生前种下的那些花木。后来，鲍林又将园丁打发走了。
孩子们明白了其中的含意，决定让鲍林自行其是，看一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他开始自己做饭，一下子煮上一大锅通心面条，连吃三天，然后再换另一种食品吃一段时间。在1982年春天，他曾试图尽量像往常一样安排自己的日程，到研究所上班，出外旅行和发表演说，审核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表面上看，他的精神状态不错。
但是，内心并非这样。爱娃之死似乎将他撕成了两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情感；一半是科学家，一半是小男孩。第一个一半好奇地注视着第二个一半的行动。乘飞机开会的途中，他会莫名其妙地呜咽啜泣。在家里也是一样，预先没有什么先兆，经常不由自主地长吁短叹。有人问起爱娃，他就会失声痛哭。
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在做这一些事情，鲍林也清楚这个人是谁。他以前从来就没有真正懂得应当怎样控制自己的情感，所以这是他唯一可能的表现。有些是无意识或下意识的反应，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他给孩子们写了一封信，让他们了解他埋藏在心里的悲痛。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逐渐从忧伤中摆脱出来。时间到了6月，他感到身体已经很好，可以到俄勒冈州立大学去参加第六十届同班同学的团聚会。这次聚会成了他医治心灵伤痛的一次机会。在团聚会前几天，他几乎未加思考就驱车登上了行程。车开得很快，一直到华盛顿州的一个小镇代顿才停下来。在这个地方，他曾经和铺路工人一起劳动，那时他和爱娃刚刚结婚，两人在此租了一个房间，度过了一个月时间。他寻找着两个人在一起散步的那些场所。他还记得，那年夏天，爱娃在一次智力测验中分数超过了他，使他大为吃惊。这是他碰到过的最为聪明的姑娘。
现在，生活又重新开始。从这个地方出发，他又驱车前往康顿和罗纳洛克，在那里瞻仰了莱纳斯·威尔逊·达令的墓地。然后来到俄勒冈的海滨，这是他度过童年的地方。那里，他对一切都已淡忘。最后，他抵达科瓦利斯，在那里住了几天，在团聚会上见到了以前的同班同学，在校园内散步聊天。他来到理科大楼的教室，就在这里，他第一次碰见爱娃；教室里基本上还是当年的景象。他走到教室前面的讲台旁边，站在那里巡视着一排排空空的座位。他似乎见到了一个班级的年轻姑娘，全是20年代的服装打扮。他大声说道：“米勒小组，请你说一说氢氧化铵有什么性质。”
他去了塞勒姆，寻找当年他和爱娃结婚的地方。随后又到波特兰，在那里，他曾经参加了达令日记转交给俄勒冈历史学会的仪式。他驱车南下，一路上，观看了他为了打工挣钱上大学而帮助修路的一个个地方。最后，回到家里，前后的驱车行程一共2400英里。他可以让爱娃·海伦安息长眠了。
他回来以后，作了一些改变。他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租了一套公寓，离开研究所只有很短的一段路程。他对儿子克莱林说，他可能会住在帕多拉谷地的寓所里。他在装饰房间时，挂上了爱娃和他本人的照片，将奖状用镜框装上，并且搬进了以前出外旅行带的几件家具。房间不大，但很舒适。他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度过，另一半时间则住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
他又再次参与研究所的工作，并在其中作了某些变革。1983年初，鲁滨逊的诉讼案进入了第五个年头，申诉的事情很多，从终身职位的剥夺，到精神崩溃、诬陷和诽谤——正如鲁滨逊所说，“除了厨房水槽之外，无所不有。”双方花去的法律费用都达到了100万美元左右。最后，开庭的日期就要到了。
然而，这一诉讼案最终并没有搬到法庭审理。2月，研究所理事会感到负担不起有关的费用和名誉上的负面影响，决定庭外解决。鲁滨逊在向律师咨询以后，接受50万美元到60万美元之间的一个数字作为赔款——据他后来说，这个数目正够他还清拖欠的法律债务，还可以买上一辆新车——自此以后，他就走开了。他后来曾试图在俄勒冈的洞汇城外的一个牧场开办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但没有成功；他在那里坚持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在家除了辅导孩子的教育外，就防弹设施展开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文章。
鲍林的生活有了新的节奏。他起身很早，往往在清晨4时左右。在牧场，则首先要在炉子里生火，吃些早点，然后就整天泡在书本里做理论研究。下午4时左右，他会停止工作，休息一两个小时，看一会电视，多半是《人民法庭》之类的新闻谈话节目，他非常喜欢。他自己动手准备晚餐，经常是牛尾汤或一些意大利面食，然后在7时左右上床，一直读书直到睡着为止。他不再喜欢科幻小说——他感到自己已经知道所有的情节和排列次序，不再喜欢那些谈论外星人性别的新热点——不过，偶而也会读一部路易·拉姆尔写的西部小说或者读一篇侦探故事。他也喜欢浏览一下彼得有时候寄来的英国幽默杂志。他喝伏特加的数量比从前略有增加。他也不再那么关心自己的外表；浑身上下的服装往往不很协调，头上永远是那顶黑色贝雷帽，上身是陈旧的运动衫或有多处磨损的毛衣，下身裤子有不少污渍。除了偶尔散散步或在牧场游泳池里裸游之外，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体育运动。不过，他还是非常健康的——他深信不疑，这应归功于他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Ｃ。
他不知疲倦地外出旅游，经常不断地谈论世界和平和国际大事、赞成冻结核试验的运动，大声谴责里根“丧失理智的军国主义”和愚蠢的星球大战计划。他出访苏联，在那里，尽管他一再努力，仍然未能会见萨哈洛夫；后来又去尼加拉瓜，登上了和平舟，船上满载着来自挪威和瑞典的药品和食物，抵达后与奥德加总统同乘一辆吉普车前往首都马那瓜。
他发现，自己虽然不喜欢孤家独处，然而他至少已经习惯于这种生活。爱娃之死打乱了他生活的平衡，他深深地怀念着她。但是，他终于振作起精神，又继续上路了。
研究所再也没有回复到1978年时的兴旺状态。鲁滨逊的诉讼案吸干了研究所的资金储备，这些钱原本可以用来为一些项目提供稳定的资助。希克斯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盯在一些富有的捐款人身上，其中有哈默，日本慈善家良吉佐川，还有帮助鲍林招待80周岁生日晚会客人的丹尼·凯耶。研究所开始举行一年一度的黑领结宴会表彰一位有可能捐款的有钱人，授予这个人一枚“莱纳斯·鲍林人道主义勋章”。有些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哈默在接受鲍林研究所颁发的一枚勋章后，就捐了一笔数目相当大的钱。但是，研究所始终未得到足够的资金可以搬出这家仓库。
在超级市场的通俗小报上，在电视节目中，鲍林仍不遗余力地宣扬维生素Ｃ的作用，这无助于营造一种纯洁科学的氛围。鲍林应邀在《多诺胡》中拍摄广告，使人感到尤其尴尬。在这一广告中，他和另一名充当客人的老寿星杰克·拉·拉尼一起手执一系列营养品，向观众招徕和叫卖。
对此，鲍林似乎不以为然。直接与公众打交道，他已经习以为常，虽然他的许多科学界同行认为这有失体统。他的研究所已经离不开公众的支持。要是他能够得到科学部门的足够资助，他还不至于通过无线电波来推广他的思想了。
1983年春标志着他的学术形象的一个低潮。邮政法官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听证会，控告一个从事邮购业务的维生素商人进行虚假和误导宣传，他的名字叫奥斯卡·法尔可尼。鲍林也被通知到场。法尔可尼经营着一家所谓的“营养品批发俱乐部”。他登出广告声称，维生素Ｃ能够防治膀胱癌，中止尿道感染，有助于戒烟和戒酒，并能清洗肠胃系统使其不受咖啡因不良作用的侵害。要是没有鲍林出席，这次听证会本来不会引起多大影响，但是，旧金山的几家报纸报道了鲍林的证词，科学刊物《自然》杂志又在新闻栏里转载，因此，鲍林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知道了这一消息。根据《自然》杂志所作的报道，鲍林“甚至愿意为法尔可尼的最为极端的说法辩护，”并特别关心维生素Ｃ在预防癌症方面的作用。记者还记下了斯通的证词。作为“一名已经退休的酿造化工师”，斯通作证声称，“所有临床疾病都有一个维生素Ｃ缺乏的问题。”
大多数科学家对鲍林的断言并不相信，但是，考虑到他在以前取得的伟大成就，因此都决定采用莫衷一是的态度。鲍林的学术生涯给他带来了一连串的奖励和荣誉，现在，1984年，美国化学学会又给他锦上添花，授予他最为权威的荣誉——普里斯特利勋章。在颁奖的前一天，《今日美国》注意到，“多年来，莱纳斯·鲍林一直受到社会的歧视，今夜对他在科学上的丰功伟绩作了最后的定论。”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说，这标志着鲍林恢复了自己受人尊敬的地位，大家应当表示欢迎。但是，在鲍林看来，比受人尊敬更加重要的是，让世界相信，便宜而又安全的维生素Ｃ可以大大消解人类的痛苦。
最大的怪人
此时，莫特尔发表了他进行的第二次试验的结果。一直到1985年1月，记者打电话给鲍林时，他才听到了有关的情况。记者告诉鲍林说，他们收到了一份新闻稿，其中提到第二次试验再次表明维生素Ｃ对癌症病人没有疗效。
鲍林这次甚至没有享受到给予一份预印稿的礼遇，但是，在他得到并且读了这份试验报告后，他愤怒极了。不错，莫特尔接受了鲍林早先提出的意见，受试病人的确在以前没有接受过抗癌药物或辐射的治疗——一共有一百例患晚期结肠直肠癌的病人接受了试验，现有的其他治疗方法对他们已经无效。这是一次随机分组的双盲试验，严格遵守了临床试验的所有规范。但是，据鲍林估计，莫特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试验人员看到肿瘤并没有缩小，就认定维生素Ｃ没有什么作用，马上让病人停服，而且在有些病例中又改用化疗了。在试验一种新的药物时，如果未见疗效，那就立即停药，这是一种常规的做法——不能很快地收到疗效，再加上可能产生严重的副作用，那就有足够的理由重新采用原先已经证明是有效的手段——但是，鲍林提出异议说，在维生素Ｃ的情况下，这样做是错误的。维生素Ｃ并非是药物，而是一种食品，在试验中间让患者停止食用维生素Ｃ，可能产生反弹效应，白血球的数量可能会下降到危及生命的程度。卡梅隆让病人坚持服用维生素Ｃ，一直到死亡为止，因而能保证维生素Ｃ在最大限度的时间内发挥其作用；而莫特尔让病人停服，不但没有重复卡梅隆的试验，而且在实际上可能加速了病人的死亡。
莫特尔的试验结果于1月17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随文刊登的还有国家癌症研究所一名官员撰写的社论。这篇社论认为这次试验结果是“毫不含糊的”；暗示卡梅隆的发现是“选取试验样本时发生偏差”引起的结果；维生素Ｃ并没有显著地延长患者存活的时间；鲍林和卡梅隆都错了，这一争论可以了结了。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那么恼怒过，”莫特尔的论文发表后几个星期，卡梅隆在写到鲍林的情况时这样说道。“他认为这件事自始至终都是对他个人道德的攻击。”然而，其含意还远不止此。更为严重的事情是，莫特尔的试验可能意味着：鲍林研究所对癌症的研究工作再也得不到大笔的资助。鲍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反应，还可能包含着情感的因素。既然莫特尔的研究表明维生素Ｃ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人们对鲍林在拯救爱娃生命时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打一个问号了。
因此，尽管鲍林已是86岁的高龄，他又像往常一样，与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展开了艰苦的斗争。他在向新闻界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梅奥研究小组声言重复了卡梅隆试验，这是“虚假骗人的伎俩”。他又写信给德维塔、莫特尔和另外五名论文的作者，写信给撰写那篇社论的作者，写信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编辑阿瑟·莱尔曼，要求他们“更正、收回所写的文章，并公开致歉”。他威胁要进行诉讼，控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国家癌症研究所和梅奥防治中心。他将莫特尔试验中的漏洞制作成幻灯片，并向医学界人士放映。他撰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让病人突然中断服用维生素Ｃ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并将这篇论文投寄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他曾作出努力促使议会就这个问题举行听证会。他还亲自出现在媒体上——据卡梅隆说，鲍林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显示出一副“疲惫、苍老、愤愤不平”的模样。
一切都无济于事。鲍林的猛烈攻击反而使莫特尔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他说，“我们现在应当转向更有希望的治疗方法，不能再抱住毫无价值的方法而停步不前了。”莫特尔遵循了对新药物进行临床试验应当采取的一切步骤；鲍林现在声称维生素Ｃ不应当看作为一种新药，实际上是企图中途改变竞赛的规则。他不再回复鲍林的信函。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德维塔认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律师劝说鲍林不要采取法律行动，因为法官不大可能在这样一个技术性的科学问题上明确表态。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方面，莱尔曼拒绝刊登鲍林撰写的两封来信——一封批评莫特尔所作的研究，另一封驳斥那将配发的社论——声称事情已经足够清楚。鲍林与他辩论此事几乎有一年之久，莱尔曼已经极为反感，以致这位很有影响的社论编辑最后也中断了与鲍林的联系。
夏季来临，鲍林在科学领域和公众舞台上展开的斗争以失利告终。医学界的主流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们已经超出常轨地对鲍林的思想进行了试验，两次试验都证明这种思想是毫无根据的，鲍林的愤怒反应只能说明他这个人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通俗报刊一般无法分析鲍林表达的反驳意见，因此，自此之后，关于鲍林的报道都要使用莫特尔的试验结果来衡量有没有发表的价值。直到最后仍然站在鲍林一边的只剩下一些在健康问题上喜欢标新立异的人了，这种情况使鲍林在医学界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有一个人在收到鲍林研究所发出的募捐呼吁书后，在回复栏中草草地写下了这样的词句：“你们这些家伙是不是一定要输得精光才肯罢休呢？我尊敬鲍林，但是你们不应当使用状告一家医学杂志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的争端。”
甚至卡梅隆也认为鲍林关于偏见和阴谋的说法有点过火了，他在私下里说：“我认为，我们反对的是一群傻瓜而不是一批恶棍。”一方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被牵扯到鲍林对莱尔曼发出的威胁中去，另一方面，他力图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一些自己所作的研究结果，但是，卡梅隆的观点更接近于鲍林的看法。虽然他根据这家杂志评论员的意见，三度修改这一篇论文，时间又过去一年，他的论文最终还是被退了回来。
但是，鲍林仍然认为这件事情并没有完。梅奥中心的试验无法真正否定卡梅隆所作的研究工作。澳大利亚科学史家埃弗里恩·理查兹新近发表了一篇对维生素Ｃ所作的长篇分析，其中指出，莫特尔没有保卡梅隆那样坚持让受试病人长期服用维生素Ｃ，因此他不但采用了不同的治疗程序，而且他在确定结果时运用了不同的尺度。莫特尔是将维生素Ｃ用作抗癌药看待的，而在确定其药效时，衡量的标准是疾病进展的情况：在此就是肿瘤缩小的程度。卡梅隆试验的着眼点却不一样，他所察看的是疼痛有没有缓解，病人的精神好不好，存活的时间有多长——换句话说，就是生活的质量有没有改进。根据卡梅隆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肿瘤变小了，然而这仅是多种效果中的一种。将其作为成功与否的唯一的量杆，对卡梅隆所作试验的评价就有欠公允了。
理查兹又说，这不但算不上是对维生素Ｃ与癌症之间关系作出的最终结论，而且“这一争议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表明用临床试验的办法来解决医学上争议的问题，存在着局限性。”
如果说，莫特尔的研究算不上是关于真理的最终结论，那么暂时应当算作实践上最后得出的看法。就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之后两个月，鲍林坐在一架飞机上，与在他身边的一位牧场主攀谈起来了。这位牧场主不清楚与他交谈的人是什么身份，声称看医生有其危险性，因为“你也许正好会碰到一个吹捧大剂量维生素Ｃ的怪人。”鲍林看了他一下，说：“我就是最大的怪人。”
他后来终于认识到，人们竟然这样看待维生素Ｃ，实在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因此，他决定重新开展对公众的教育。鲍林制订了一份规划，给普通读者写一本有关健康的书，通俗地向大众介绍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所得知识的精要。这本书名叫《长寿与健康的秘诀》，1985年秋天写就，1986年初正式出版，出版者仍是长期与鲍林有合作关系的弗里曼出版公司。封面乃是一帧上佳的广告。已到80几岁高龄的莱纳斯·鲍林正面近镜头彩色照片：精神矍铄，面色红润，目光炯炯，笑容可掬，显示出一副健康的福态。在这本书中，作者清晰流畅地阐释了营养、维生素和分子矫正医学的知识，并且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论述医学界看待他思想的方式，特别还介绍了莫特尔所作的试验，鲍林将其称之为“梅奥中心临床试验的骗局”。不过，书末的语调还是乐观向上的。鲍林提到，美国的分子矫正医学联合会已有五百名成员，至少在某些医学院中已经开设严肃的讲座，介绍他在这方面的思想。
鲍林建议说，饮食宜清淡，不过可以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鸡蛋和肉类，每天饮一两次酒也无妨，少吃糖，大量服用维生素。“无论如何得吃一点水果和蔬菜，”他补充写道。参加一点体育锻炼伤不了身体，吸烟的习惯要改掉，精神上的压力要避免。在健康问题上，他的唯一“标新立异”之处就是建议服用巨量维生素；此时，鲍林劝大家服用的剂量是每天6—18克维生素Ｃ，400—16000单位的维生素Ｅ（官方日荐量的40—160倍），25000单位的维生素Ａ（官方日荐量的5倍），1—2片含有各种维生素Ｂ的“超Ｂ丸”，再加上一些基本矿物质的补剂。
这本书虽然招来不少批评，但非常畅销——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甚至被列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位——这一成功对鼓舞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士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给研究所带来了一些资金。在莫特尔的第二次试验结果发表以后，研究所的募捐活动一度进入低谷，直邮捐款的数量仅仅是几个月前的四分之一。鲍林献出了这本书的部分稿费，用来维持研究所的开支。
与此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的85岁生日举行了一次庆祝会，这对鲍林个人的士气也是一个鼓舞。从他决定离开这个学校时算起，已经20年了，在这段时间里，理工学院与这位尊贵的校友之间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但现在看来，一切都已遗忘。加州理工学院正式宣布这一天放假不上课，并且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会上，发言者纷纷赞扬鲍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他所主持的镰状细胞的研究有资格获得他个人的第三次诺贝尔奖，他还是现代生物学真正的鼻祖。克里克也到会帮助筹备庆祝的活动。多少年了，鲍林第一次感受到在自己学术活动的故乡发自人们内心的欢迎。
向敌营心脏出击
1989年4月，癌症研究所新任所长萨缪尔·布罗德同意与鲍林进行一次简短的谈话。两个半小时之后，布罗德已经改变了原先对维生素Ｃ的看法。
在这次谈话中，鲍林施展了他雄辩的才能，令人信服他提出了他在维生素Ｃ问题上所有的论点，对卡梅隆的数据作了新的统计学分析，同时他没有忘记对莫特尔研究进行必要的攻击。这是一场艰难的推销。他在回忆中写道，布罗德“对我在两个小时中所谈内容根本就没有兴趣”。但是，在会见快要结束时，布罗德要求鲍林将卡梅隆保存的病历寄给他，并且邀请他对国家癌症研究所癌症防治组的大人物们讲一次话。
接着就传来了好消息。卡梅隆保存的资料寄来后几个月，也就是1990年1月，国家癌症研究所公开宣布，他们将在这一年下半年联合举办一次维生素Ｃ与癌症关系的国际研讨会，主题发言人将是莱纳斯·鲍林。
这也是鲍林本人所做的大量工作带来的结果。在莫特尔第二次试验的结果发表以后，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努力，尽管在此期间的某些时间内，他的注意力曾经更多地放在其他课题上。就是在1987年这一年里，鲍林已经是86岁的高龄，取得的成果总量，抵得上到达他一半年龄的三个普通科学家所得成果的总量。这一年他一共发表了6封致编辑的信，为4本书撰写的前言，3篇回顾历史成果的长篇文章，15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大约是每隔三个星期就发表一篇——刊登的杂志从《自然》到《物理学评论》，涉及的课题从晶体结构到核物理，从超导现象到新陈代谢，从化学键到世界和平。
在他发表的文章中，维生素Ｃ倒谈得不算多，不过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他的头脑中。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继续证明了这样的看法：抗坏血酸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都能起到良好的作用。——新的研究已经把方向对准维生素Ｃ对艾滋病的作用——鲍林本人也与研究所同事齐勒克·赫尔曼合作，采用新的方法对临床试验的数据作统计学分析。他们用这种新方法研究了莫特尔和卡梅隆分别进行的癌症试验，再次发现维生素Ｃ具有明显的功效。他们关于这一研究撰着的论文第一稿以前曾被《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拖了一段时间，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审稿后，被退了回来，但是，鲍林现在受到他与布罗德谈话的鼓舞，将这篇文章投到《国家自然科学院学报》。这标志着让维生素Ｃ在癌症治疗中合法化的运动又重新开始了。1989年9月，就在这篇论文发表的同一天，鲍林向敌营心脏出击了，他对梅奥癌症防治中心作了一次维生素Ｃ与癌症关系的报告，报告会结束后又举行了一次电视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
1990年秋天，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题为“抗坏血酸：与癌症有关的生物学功能”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帮助筹备的。从鲍林的立场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首先，他的思想已经合法化，权威部门承认讨论维生素Ｃ防治癌症的作用是值得的。这本身就是向前迈进的一步，但还不止于此。来自世界各地的几十位研究工作者介绍了他们在这方面所作的研究，其广泛的程度使会议组织者大吃一惊。在会上，与会者介绍了维生素Ｃ在酶反应和非酶反应中的重要性，维生素Ｃ对延迟肿瘤的形成和发展，延长病人存活的时间，减少治疗的毒性，增强其他疗法的效果，都有明显的作用。与会者特别注意到，维生素Ｃ作为一种抗氧化剂，有助于清除可能会形成癌症的自由基。“实在太妙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太使人高兴了！”这就是会议结束时鲍林所说的话。
会议组织者葛拉迪丝·布洛克对这次会议的结果也感到满意——她说，“毫无疑问，在许多学者的心目中，维生素Ｃ的地位已有所改变。”——但是，她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内部作出的反应感到不快。她曾邀请该所各部主任与会，但这些人“实际上谁也没有露面”，她说。几乎所有重要的医学刊物实际上都对会议的论文采取了拒之门外的态度，只有《美国医学联合会学报》是一例外。这次会议将维生素Ｃ作为防止药物治疗产生毒性的一种替代方式来看待，使一些人颇感兴奋。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重点仍然是围绕着维生素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这一思路安排的——富含维生素Ｃ的食品有降低癌变危险的作用，对于这一点大家并无异议——他们考虑的是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而不是大剂量服用的价值。布洛德召集了一个专家小组审查卡梅隆临床试验的资料，他们得出结论说，使用历史性病例作为对照，其结果就难以令人信服。这样，癌症研究所的做法就更有根据了。
这是踏步不前的信号。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召开的这次会议毕竟使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发生了改变。在国家癌症研究所里，这不再是一个严禁研究的课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转向这方面的研究。维生素Ｃ之所以取得了部分合法的地位，其根源在于人们重新开始认识它的抗氧化作用，它能够清除体内一类危险的分子。这种分子又称为自由基，是体内化学反应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分子形式的“垃圾”，它们可能在不同层次上对细胞产生破坏的作用。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它们是包括癌症、心脏病和衰老在内的万恶之源。看来，抗氧化剂能减轻这一种威胁，而维生素Ｃ和维生素Ｅ就是出色的抗氧化剂。
1992年初，纽约科学院举行了一次专门的会议，集中讨论大剂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作用。这次会议成了人们对维生素Ｃ的态度也是对鲍林的态度发生转变的标志。几轮会议开下来，大家讨论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及其在其他方面的价值，在小组讨论的阶段，有一位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营养学教授对大家说，“三天来，我听取了大家关于大剂量维生素Ｃ和其他营养成分的价值的讲话，但一直没有任何人提到莱纳斯·鲍林的名字。是不是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应当承认莱纳斯·鲍林向来就是正确的？”这位教授后来写信给鲍林说，他的提议当即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响应，会场上爆发出响亮而又热烈的掌声。
那年5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詹姆士·恩斯特洛姆发表了一篇流行病学的论文，表明每天额外服用500毫克维生素Ｃ的人，可以期望比不这样做的人平均多活5年。恩斯特洛姆与鲍林有长期合作的关系。《时代》杂志对维生素这种令人吃惊的特性作了有关的报道，并且在封面上反映了这一点。这篇报道强调了维生素Ｃ的抗氧化功能。《医学世界新闻》也向读者报道了一则封面标明的故事：“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中，只要在我们的食谱中加进较大剂量的维生素，就会产生抵御疾病的能力。”接下去又向读者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新近发表的一篇综述性文章。该文提出，在作者考察的47次研究中，有34次表明维生素Ｃ具有抗病的作用，它有助于防止或控制各种各样的癌症，其中就包括肺癌、胃癌、结肠癌和直肠癌。
对于鲍林的研究所来说，这些好消息都来得太迟了。1991年，研究所经济上发生了严重的危机，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过，这些人对鲍林还是非常真心的，他们给研究所捐献出自己的退休金，在有些时候甚至不领任何报酬，使研究所能够继续办下去。但是，到了1991年年底，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了。研究所欠下了几十万美元的债务。希克斯说，要是在短期内得不到300万美元的经费，研究所就只得关门了。
鲍林现在已经是90岁的人了。当记者们向他问起研究所财务状况的时候，他把话题转到了一件比较令人愉快的事。
他说，维生素有助于防止心脏病。
鲍林几乎一开始就知道，维生素Ｃ与心脏病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因为他很早就读到有关研究的资料，得知抗坏血酸有助于降低体内的胆固醇，特别是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的低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他在1981年左右就曾谈过，要在研究所展开对维生素Ｃ与心脏病关系的研究，但是癌症研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一直到1989年，潇洒热情的德国青年医生马修阿斯·拉思拜访了鲍林，他这方面的兴趣又提了起来。拉思曾在几年以前与鲍林见过面，那时他还是一名学生，鲍林在德国进行争取和平的旅行，两个人曾同乘一辆车。拉思受到了鼓舞，投身于鲍林从事的行业。他在取得硕士学位后，决定到美国定居。他拜访了鲍林，告诉鲍林他已经找到了一种重要的理论。他相信，维生素Ｃ与脂蛋白（a）有紧密的联系。脂蛋白（a），简写成Lp（a），是血液中胆固醇的载体，也是动脉粥样硬化期间在动脉壁上积聚起来的斑块中的一种成分。人们愈来愈清楚，Lp（a）是引起心脏病的一种危险的因素，因此许多人都将它作为研究的重点。根据拉思的理论，…（a）曾经是人体内演变而来的工具，其部分作用在于增强动脉壁。几十万年前，人类的祖先丧失了在体内生成维生素Ｃ的能力，因此动脉壁受到了削弱。拉思说，增大维生素Ｃ的剂量，就会降低…（a）的水平，心脏病的危险也就会减小。
对任何建议，要是能说明维生素Ｃ是有益的，鲍林向来就持热情欢迎的态度。鲍林接受了拉思的想法，并且开始了行动。他还聘用拉思担当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两个人一起在《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简要阐述了Lp（a）与维生素Ｃ间的关系。不久，鲍林又开始谈论起维生素Ｃ与心脏病之间的关系，这与他十年前谈论感冒和癌症的情况很相似。在研究所里，拉思开始用豚鼠作试验，以验证自己的想法。他还设法尽量与鲍林接近，以保证他对心脏病的研究在这位著名科学家的工作日程上永远处于最优先的地位。
这是令人兴奋的研究。在1991年9月召开的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者提供的证据表明，如维生素Ｃ那样的抗氧化剂在老鼠身上具有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引起的损伤，并有迹象表明对人也有同样的作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2则有种种不同的理论。国家心肺和血液研究所的学者们将此归之于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作用，但其效果是相同的。
1991年12月，莱纳斯·鲍林终于让年龄追上了。他曾感到自己有肠道不适的现象，心想这也许是憩室炎。然而，经过一系列检查后，医生向他报告了一条不好的消息：他同时患了前列腺癌和直肠癌。
1991年到1992年的冬天，鲍林接受了两次直肠癌手术。他在这一阶段中，许多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休养的，有时候去大苏尔庄园，有时候待在斯坦福的公寓里。拉思经常在他的身边，给他提供医疗的建议，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想方设法让他有信心在心脏病的防治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拉思此时又写了几篇论文。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解开人类心血管疾病之谜：首要原因是抗坏血酸的缺失导致血管壁上脂蛋白（a）和血纤维蛋白的沉积”；另一篇论文的题目是“人类心血管疾病的统一理论：为消除引起人类死亡的这种疾病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他说服鲍林作为共同作者署上了他的名字，但其写作风格与鲍林的不一样。
拉思对鲍林的影响日益增长，研究所里长期与鲍林在一起工作的同事们开始警惕起来，特别感到担心的是研究所理事会成员之一小莱纳斯·鲍林。
从研究所成立的那天起，小莱纳斯就是理事会成员。在他父亲生病以后，他愈来愈关注研究所里发生的情况。1991年财政危机发生后，研究所开始解体。到1992时，工作人员裁去了三分之一，其中有些还是学术带头人。2月，鲍林公开宣布他患了癌症。希克斯在3月辞去了副理事长的职务，由拉思掌管研究所的财务工作。7月，祖凯康德尔离职，开始创办他自己的研究所，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担任了所长。
在余下来的研究所人员中，争夺权力的斗争开始了，一方是鲍林的长子，另一方是拉思。整个春季，拉思驾驶着他那辆带有“NBL4MATT”这种装饰性牌照的轿车，伴随着身体日益虚弱的鲍林，风尘扑扑地奔波在丹佛和多伦多之间，出席各式各样的会议。一路上，他照顾着鲍林，同时也不断向他灌输自己进行的心脏病研究是多么重要。在多伦多，当鲍林宣布成立莱纳斯·鲍林心脏病研究基金的时候，他带头鼓起掌来。
拉思和鲍林之间的关系很快就变得极为亲密。7月22日，这一关系结出了果实，鲍林正式签署了一份文件，称：“不言而喻，拉思博士将继续进行莱纳斯·鲍林毕生从事的研究工作。”
但是，拉思的影响将会逐渐削弱。7月23日，新成立的理事会召集了一次会议，考虑研究所应付财务危机的对策。会上，莱纳斯·鲍林正式辞去了职务，由小莱纳斯·鲍林接替他父亲担任理事长职务。不久以后，拉思就离开了研究所。
鲍林已没有多少心思关心这些事了。岁月流逝，终生劳累，现在他打算休息了。他在用维生素Ｃ、生吃的水果和蔬菜、果汁，还有一种意在增强免疫系统的试验性方法，治疗自己的癌症。大部分时间都在牧场庄园里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计算，观望大海。疼痛时就服用普通的止痛片，要是仍痛得不行，他还有更厉害的止痛药。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是，人应当有权尊严地死去，”在此不久以前他这样写道。“如果疾病或伤痛已经将我置于一种绝望的境地，那么我希望能让我死去，没有痛苦，但要有尊严。”
这就是他现在所希望的生活方式。他尽可能地待在牧场上。他仍然在写作，这一次，他写的是原子核理论的最后一个版本。有时候，一些老朋友听到他生了病，前来看望他，实际上也是和他作最后的诀别。
最后，还是他的孩子们在身边照顾他，有时在牧场，有时在帕多拉谷地克莱林的家中，这也是爱娃临终居住的地方。鲍林仍然尽可能安排有关的活动。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中，他还在会见朋友们，仍有时间研究一些问题，并在床上书写了一份证词给拉思雇用的律师。此时，拉思已经宣布要诉讼鲍林和他的研究所。
1994年夏天，美国科学发展联合会在旧金山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克莱林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敬意，特意在一个下午安排了一次研讨会。来自三个方面的听众占据了大型会议厅一半的位置：其中有上了年纪衣着守旧的科学家，留着长发的学生，也有身穿天然纤维服装热衷于健康的人士。只能用轮椅推着鲍林来出席会议了。不过，一旦到达会议厅门口，鲍林却坚持自己走进了会场。疼痛是那么剧烈，黑色贝雷帽下呈现着铁青色的脸庞。在他走进全场时，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掌声愈来愈响，听众纷纷站起来欢呼。鲍林停了下来，向大家挥了挥手。然后，用他那商标式的笑容对着大家咧开了嘴。
1994年8月19日，鲍林在大苏尔牧场的庄园里永远闭上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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