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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共振
先锋派
1931年，爱因斯坦在帕萨迪纳逗留了几个月，当时加州理工学院正竭力说服他来校任教。期间，他出席了鲍林的一个研讨会。知道听众中有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的科学家，鲍林格外卖力地将自己运用波动力学来解决化学键的新思想详细地进行了论述。后来，一位记者问爱因斯坦对这位青年化学家的理论有什么看法。他耸了耸肩膀，笑笑说：“对我来说，他的理论太复杂了。”
爱因斯坦也许只是出于对新闻记者的敷衍才这么说的，但是如果要进行精确的数学计算，鲍林对化学键的解释确实是相当复杂的——至少对绝大多数化学家来说是这样。从传统、数学或是哲学的角度来讲，化学家对鲍林的理论都感到茫然不解。那时候的化学仍然是扎根于上一世纪的许多分支学科的大杂烩——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胶体化学，农业化学——每一门分支都有自己的一班人马和一系列难题。化学家们被分成离子学家、热力学家，现在又新添了量子化学家，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传统、方法、期刊，每年只是在几次全体会议上才坐在一起。在美国，只有受诺伊斯影响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系才跨越了这些旧的学科限制，强调在教授之间进行交流和沟通，并致力于研究化学学科的基本思想。
1931年，鲍林基于量子理论创造的化学键理论，比当时的思想领先了十年。绝大多数化学家既不知晓量子力学为何物，也不理会量子力学对化学学科的重大意义。对大多数从业人员来说，真正的化学研究是在实验室里，而不是在一张纸上进行的；只有通过亲手配制化合物，并观察其反应来作出发现，而不是靠臆想来推出一些数学公式。他们可能听说过Ｘ射线晶体学这一物理学家的工具，但是从未使用过——加州理工学院仍然是将这一技巧运用到化学上的为数不多的学校之一。至于鲍林对分子结构重要性的强调，那是有机化学家所关心的事，其他领域的化学家则相信它对整个化学学科的作用不大。
最重要的是钻进实验室，把你的手弄脏。实验化学家鄙视鲍林这样的理论家，认为他们过多地依赖物理来获取灵感。英国著名的化学教育家亨利·阿姆斯特朗在90年代中期对此发表了颇具代表性的看法：“事实是，物理化学家从不运用自己的眼睛，最可悲的是缺乏化学教养。我们应该把这些物理因素彻底地从我们中间剔除出去，并回到我们的实验室中。”
只有他们对新物理的无知才可以同他们对抽象思维的怀疑相媲美。多数30年代早期的化学家对海特勒一伦敦一斯莱特一鲍林化学键理论的反应是无精打采的一个哈欠。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罗德·尤里的记忆中，他们“对这一理论一无所知，一窍不通，而且除鲍林以外，没有什么人在意它。”
但是诺伊斯和路易斯安排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和伯克利分校广泛传播他的思想，那里的多数化学系学生开始认识到这一方法的重要性，其中最聪明的一些学生开始追随鲍林，进入了这一领域。在物理方面，像斯莱特和伦敦这样的学者继续修饰着混合波函数的数学公式，从物理的第一原则出发来解决简单原则的结构问题。然而他们的工作对化学的影响甚微，因为他们并不掌握化学家手中非常重要的经验事实，并不拥有相同的世界观，也不了解哪些问题是最关键的。简而言之，他们不是化学家。
罗伯特·马利肯是为数不多的通晓物理和化学的科学家。他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化学家，他本人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密立根学习了物理，在哈佛进修时住在斯莱特隔壁。与鲍林一样，他在20年代末东渡欧洲学习量子力学。在哥廷根，马利肯受到了玻恩的一位助手弗里德里希·亨德的影响。亨德解决化学键问题的思路与鲍林不同。亨特感兴趣的是分子光谱学，即对分子吸收和释放的光的特点的研究。他发现，从这一角度观察，分子的性态在很多方面与单个原子相似。亨特和马利肯提出了一种与鲍林的理论截然相反的化学键概念。他们认为，电子并不是集中在两个原子核之间并将它们键合起来，而是分布在分子的表面，形成马利肯所称的分子轨道。比如，他们设想氢分子H2，并不是像海特勒和伦敦提出的那样由两个氢原子共用电子对而形成化学键，而是由一个带有两个电子的氦原子分裂成两个原子核，同时围绕它的电子云形成了一个新的分子轨道。马利肯在1932年写道：“总的来说，没有人把分子看作是由原子或离子组成的。人们认为，把分子看作是由一定数目的成键电子或电子对将一些原子或离子联结在一起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是一种非常激进的思想；分子轨道概念同多年来化学家对化学键本质的认识针锋相对，然而，它符合光谱数据。马利肯回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时，把这一思想也带了回来。
在一段时间里，化学家似乎不得不在鲍林和马利肯的不同理论中作出自己的取舍。但是从根本上看，两种观点的分歧并没有像表面上那么大。两者都建筑在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上，而斯莱特和其他科学家在30年代中期发现，如果将数学公式深入推导下去的话，两者最终会给出相同的答案。情况有些像物理学家在海森伯的矩阵与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之间的权衡：尽管看起来大相径庭，实际上是殊途同归。选择的标准是哪一种方法更简便，以及在某种情况下，哪一种方法更奏效。
鲍林当然认为自己的方法在理解化学键问题上更胜一筹。他知道分子轨道方法是有用的——他在寻找化学键问题的突破时也尝试过这种方法——但是，当他在1931年成功地修正了海特勒一伦敦的理论之后，就基本上放弃了这一种方法。当斯莱特表明他的方法和马利肯的方法实际等效后，鲍林觉得没有必要再去纠缠分子轨道法了。他的思想符合化学家对于化学键的认识；与此相反，鲍林觉得马利肯的方法不符合直觉，不容易为学生所接受。
鲍林的化学键理论一举成名，而马利肯的理论却默默无闻。原因有多种，最主要的是，鲍林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教师，一个妙笔生花的作者。他深诸如何用化学界听得懂的语言来进行交流。鲍林一开口，价键理论似乎是不容质疑的智慧。马利肯一张嘴，听众就昏昏欲睡。马利肯是一个糟糕透顶的教师，在大庭广众面前极不自在，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不愿意迎合自己化学系的学生，讲课时总是离题万里，充斥着数学，听者很难跟得上。他的书面功夫也好不到哪里去。随着年代的推移，马利肯和他的一小批追随者埋头于改进他们的分子轨道法，不断地使数学方程更精炼，并运用它成功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二十年后，新一代的化学家将更倾心于马利肯的理论。但是，在30年代，马利肯的思想被来自帕萨迪纳的高谈阔论淹没了。
在第一篇论文“化学键的本质”发表之后，鲍林的灵感喷涌而出。1931年6月，他提交了一篇后续的论文，这篇论文成了其论文系列的第二篇。在这篇论文中，鲍林探讨了如何用量子力学来解释相对较少的单个电子和三个电子的化学键问题。在不同的解释中，他用计算的办法帮助确定了诸如氧、硼和硝亚基化合物特殊的键合特性，即让路易斯着迷的罕见的“孤电子”分子。路易斯本人和鲍林就这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探讨。当鲍林在伯克利访学的时候，两人在路易斯办公室的黑板上涂满了示意图和公式。路易斯一边喷吐着雪茄的烟雾，一边喷吐着真知和灼见。
鲍林下一步的目标是更大的难题。长期困扰化学界的一个疑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化学键，也即离子键和共价键之间的关系。按照路易斯的观点，如果两个原子平等地共用一对电子，所形成的化学键就是共价键；如果某一原子把整个电子对都拉到自己这一边，使一个原子带负电，另一个原子带正电，所形成的化学键就是离子键；离子键是由正负离子之间的静电引力所产生的化学键。问题是，离子键和共价键是具有截然不同性质的两类现象呢，还是如路易斯认为的，是一个连续作中的过渡。
在鲍林“化学键的本质”系列的第三篇论文中，鲍林指出，量子力学又一次支持了路易斯的观点。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的公式表明，兼有离子和共价性质的“偏离子”键符合量子力学和实际观测的结果。在其他情况下，他发现不同类别的化学键之间的跳跃是非连续的；这涉及原子对电子吸引程度的大小。他举了几个实例，并提出一些形成这些中间化学键所必要的条件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在写到化学键的时候，鲍林开始用“共振”一词来代替“电子交换”，而且他把这一概念推广到了新的领域中。海森伯使用电子交换的概念来说明电子的可交换性；海特勒和伦敦用它来解释共价化学键；鲍林和斯莱特用它来解释形成四面体碳原子这类混合化学键所需要的能量。现在鲍林又提出，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的话，在分子的离子键和共价键之间的状态也会存在共振。例如，氯化氢既可以被看作是氢原子通过纯粹的共价键与氯原子键合在一起，也可以被看作是带正电的氢离子通过纯粹的离子键与带负电的氯原子键合在一起。鲍林指出，实际的分子是一种混合的类型，一种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的共振结构。不管何时发生这种情况，“只要在两种形式之间产生了共振，结构就稳定下来，”鲍林说。
对鲍林而言，整个化学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他兴奋地意识到，共振也可以运用到单键和双键的关系上来——并不需要非此即彼，而可以在两种状态之间产生共振，从而形成具有独特性质的稳定的偏双键。对于那些不能纳入经典理论范畴的结构，共振给出了圆满的解释。
实际上，按照这一新思想，所有的化学现象都可以重新加以估价，而鲍林在30年代早期从事的正是这一宏图大业。通过把自己的共振理论运用到各类化学键问题上，并根据已知的键长和键强的经验数据修正自己的理论结果，鲍林写出了一系列论文，把化学引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鲍林的知名度随着每一篇论文的发表而增长着。1932年春天，他接受了斯莱特的邀请，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到麻省理工学院讲学一学期，而把再过3个月就要临产的爱娃留在了帕萨迪纳，这是爱娃第三次怀孕。他在东部访问期间，马不停蹄，不管是在讲座上，还是在餐桌上，不断地向哈佛一麻省理工学院化学界的一些重要人物灌输他的新思想。在和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同事唐·尤斯特共同设计出一种估算单纯共价键理论强度的体系后，鲍林一直在思考估算分子中离子键和分子键相对强度的方法。在掌握了新的数字之后，鲍林就可以把自己从理论上推出的数字与不同元素结合成化合物时的实际状态加以比较。化学键的实际强度总大于理论预测——鲍林认为，增加的能量来自于离子键共振所产生的稳定效果。这种差异越大，化学键的离子性就越大，两个元素吸引电子能力的差别就越大。运用这一体系，就可以回答一些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如盐酸HCl是离子的，还是共价的——鲍林发现两者兼而有之，比例为20：80。
鲍林在坎布里奇的另一个成果应该归功于生物学。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时就坚持参加生物学讨论会。他看到，遗传学家通过测量两个独立的特性同时遗传的频率来定出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两个基因的位置越近，在遗传时联系在一起的机会就越大，这使他兴趣盎然。鲍林借助这一定位的思想来创建他自己关于元素对之间关系的标尺。根据他的计算，如果两个原子之间化学键的离子性越强，它们吸引电子能力的差异就越大，在他的标尺上分得就越开。比如说氟——对电子吸引力最大的一种元素——就在标尺的尽头。锂则在另一头。这两种元素形成的化合物，氟化锂的化学键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离子键。碘在鲍林的标尺上处于中游的位置，因此碘化锂的化学键具有较强的共价性。在比较了一些这样的元素对后，就能够定出一种相对的特性，他称之为电负性，并给不同的元素赋予不同的值。反过来，这些值又可以用来为许多分子预测化学键的类型和强度，包括那些尚没有获得实验数据的分子。在麻省理工学院讲课期间，他把这一思想写成了一篇论文，成为“化学键的本质”系列中的又一力作。完成之后没过几天，他匆匆登上返回帕萨迪纳的火车，在5月30日赶到家中。第二天，他的女儿琳达·海伦就出世了。
鲍林的电负性标尺是他提出的理论基础最不扎实然而却最具影响力的思想之一。它与严密的量子力学距离甚远，但是很容易被化学家所理解。他们觉得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非常实用。在他的表格中比较两个元素的电负性，即使对波函数一窍不通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大致地预测元素之间化学键的性质。这一标尺很快地得到了推广和运用。鲍林将经验数据与量子力学的思想融会贯通、互相匹配的做法充满了想象力，但是却相当危险。每朝前迈一步，他都要新增加几个假设，离已被接受的理论的坚实地基就越远。多年以后，批评家会对他这一方法的合理性进行猛烈的抨击，使他难以招架，不过现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成功。
不过，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鲍林作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氟的电负性非常高，甚至可以和氙这样的惰性气体形成化合物。任何一种情性气体都被认为是不会发生化学反应的，创造一种氙的化合物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需要用实验来证明他的预测。纯氙非常罕见，不过鲍林设法从一位同事那里拿到了一些交给尤斯特。尤斯特在整个1933年的夏天都在寻找鲍林预测的化合物，但是一无所获——这一失败让鲍林感到颇有些疑惑和难堪。我们不能确定尤斯特没能找到鲍林寻找的化合物的原因。然而30年之后，另一个研究小组合成了鲍林预测的氙化合物，轰动了全球。
鲍林运用他的共振思想解决了有机化学中一个最古老的问题，从而使这种理论威名远扬了。
苯一直是一个谜。它含有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但是苯分子的结构一直令人难以琢磨。在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冬天，鲍林和他的学生乔治·韦兰德着手以共振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到了春天，他们完成了一篇论文，也就是鲍林化学键论文系列的第五篇文章，其中苯被描述为在5种极端结构或“典型”结构中共振的情况。鲍林写道：“这一分子可以看作是单个分子性质的一种平均。”鲍林和韦兰德的方法看来很能说明问题：根据他们共振结构计算出来的值，与已知的分子结构、活性和稳定性相当吻合。接着，他们把这一方法推广到其他的芳香族分子如萘（不少于42个典型结构）和不合碳化氢的原子团中。
鲍林关于苯分子结构的论文标志着他进入有机化学的重要一步。他许多后续的工作都是关于有机分子的，而乔治·韦兰德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科学生命的核心，并在1944年出版了一本颇有影响的教材《共振理论及其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韦兰德把这本书献给“我最初的和最大的灵感源泉”，莱纳斯·鲍林。
共振这一强大的思想犹如怒放的鲜花。鲍林在1933年与博士后杰克·谢尔曼合作撰写了化学键本质论文系列的最后两篇，将这一思想扩展到了更多的化学疑案上，如传统的单键、双键和三键的变异。这一工作也具有独创性。鲍林证明，分子化学键并不一定是整数个，可以采取一种中间的形式。在此，他又一次将自己日益丰富的有关化学键长度和强度的知识与共振稳定性的思想结合了起来，又一次对一整类化学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解释。比如说，化学家已经知道，以单键键合的原子可以像车轮一样绕轴旋转，而以双键和三键键合的分子则不能转动；鲍林提出，在单键和双键之间的中间形式——他称之为“部分双键特性”——也不能转动，这是预测分子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鲍林用量子力学的概念解释了这种固定性，然后用自己关于单键和双键之间的共振思想解释了一些中间形式的键长和旋转特性。
全部化学开始在鲍林的头脑中重新组合。他像一个爵士音乐家，从量子力学那里获取一个主旋律，然后即兴地对此进行半经验的变奏。鲍林的化学是一种新的化学，处于旧化学各种学科的中间地带。鲍林的量子化学不是一种非此即被的关系：要么是这条轨道，要么是那条轨道，要么是离子键，要么是共价键，要么是单键，要么是双键。鲍林的化学键是一种流体，一种常常在中间态共振的不定型的东西。鲍林第一个奏出了这一优美动听、令人激动的旋律。
乐观主义者
在30年代早期，鲍林以每五个星期一篇的速度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多数是关于化学键或新的分子结构，几乎完全脱离了波动方程：“大约在1933年或1934年，我放弃了对分子结构进行非常复杂的量子力学计算，”他说。“我在简单的量子力学计算上得出结论，并且意识到，如果你真正进行精确的量子力学计算的话，你也学不到什么新的东西，因为计算结果肯定与实验结果相符。”
运用这种半经验的方式，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果。最后他在1935年写道：“我觉得自己对化学键本质已经有了十分全面的认识。”
渐渐地，鲍林新的化学观开始为其他化学家所接受。原因很多：加州理工学院对新思想开放和宽容的气氛，鲍林对化学家行话的精通，他四处传播自己观念的热忱，他融合结构研究与量子理论的高超才能，以及他在缺乏坚实数学基础的条件下发表理论思想的勇气。然而，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1935年，两位观察者在给《现代物理评论》写的一篇介绍量子化学最新进展的文章中，说的可能就是鲍林：“要想对研究成果满意的话，你必须采取乐观主义者的心态和手法，不能仿效悲观主义者。后者苛求一种不掺杂任何有疑问的近似和基于已知事实的经验做法的严密理论。与此相反，乐观主义者满足于波函数的近似解。……由于直接计算过于复杂，他任意地借用实验来确定常数。与此相反，悲观主义者永远忧心忡忡，因为近似省略的部分通常很多，表面的严谨可能实际上漏洞百出。然而乐观主义者的回答是，近似计算是可行的，它可以‘指点迷津’，提供‘事物发展规律’的思路，这使得对原本只能用纯粹经验的原子价规则来解释的一大堆实验数据可以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认识。”
随著名声日隆，鲍林的生活发生了变化。1931年，在初次担任助理教授之后不到四年，鲍林被提升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正教授。1933年，他手下的研究生和博士后比任何别的化学系教授要多上一倍。他被母校俄勒冈农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来自别的学校的任职邀请蜂拥而至——斯坦福大学、伦敦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工资也因此而一路上扬。每一个学年，他只需教一个学期的课，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科研。一位同事记得，诺伊斯向每个人表明，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是他的“心腹”，而且可能是他盖茨实验室主任一职的继任者。他每年在伯克利的授课也巩固了他和路易斯的友谊——鲍林记得，他俩在路易斯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进行了“精彩的辩论”——两人甚至考虑就原子价问题合着一本书。（这一设想从未实现。）
但是，对鲍林而言，那些年里最大的荣誉莫过于入选国家科学院。这一成就的成功策划者是诺伊斯，这使鲍林跨上了一个重要的台阶。科学院是全国最具有声望、资格审查最严格、最讲究资历的科学俱乐部；30年代早期，在全美数万名科学家中，只有250位科学院院士，多数人要比鲍林年长一倍。当鲍林在1933年5月被接纳为科学院院士时，他成为建院7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在32岁的时候，鲍林已跻身于全国科学家的最高层。他既年轻，又有名，干着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而且收入不薄。他有几个健康活泼的子女，更有一位贤淑的娇妻。加州理工学院满足了他几乎所有的要求，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旅行、作报告，并且发表一流的成果。
成功和赞誉的温暖阳光将他青年时代的羞怯一扫而光，他开始赢得最自信、最外向科学家的名声。在院系的聚会上，他和路易斯一样，成为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心。他喜欢喝烈性酒，爱说笑话，即便那笑话有些不雅，有时他会被自己的妙语引得哈哈大笑，在屋子的另一头也能够听见。鲍林的睿智同时具有嘲讽的一面，经常对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思维迟钝的人和自己不喜欢的学者挖苦和嘲讽。
他春风得意，而这一切在他身上也产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讲课风格从自信变为声情并茂。他大踏步地走进教室，一头波浪长发在风中飘扬，眼睛奕奕生辉。他的讲课内容似乎缺乏联系，期间点缀着一些快如闪电的心算，对同事的挪揄，以及在早报上读到的消息。他挥舞着手臂模仿氢原子，用化学品变着魔术，画了一门炮向电子发射光子的漫画。有时他会躺在讲台上授课，学生称之为“罗马式”，一只手支着头。鲍林的本领是在这一切纷繁的表演之中组织一堂前后连贯、令人大开眼界的讲演。
物理学家马丁·卡门记得鲍林在30年代中曾经到芝加哥大学访问过一次。在一个“美妙的星期一”，有消息说物理化学例行的午间讨论会暂停一次，因为莱纳斯·鲍林来了：
鲍林在午前赶到。学生们看见一个穿着随便、神采奕奕的年轻人，不
禁被他吸引，又有些惊讶。他精神抖擞地走入课堂，教室里早已挤满了想
一睹伟人音容笑貌的学生。鲍林把手支在黑板旁的讲台上，用手拢了一拢
满头乱发，示意学生们再往前来一点。他注意到讲台前还有几张椅子空着，
就热情地招呼挤在门旁的学生来坐。因为这些椅子是留给老师的，学生们
都不肯上前，但是鲍林不理这一套。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几个学生紧张地
坐了下来。演讲开始了，鲍林飞快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他要讲的五个题目，
然后一个接一个，有时也综合在一起滔滔不绝地论述。他用十分有力的语
言来描述每一个题目，包括对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的生动评述。……他在
研讨会上所作的讲演真是一篇精彩无比的杰作，给我们每一个学生留下了
终生难忘的印象。
鲍林热爱教学，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所受教育的好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自己学科的新认识。他认为化学教育首先应该培养一种神奇感。早在1930年，他就建议改变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一年级新生的教学方法，少讲理论和数学，首先培养学生对描述性化学的深刻认识。“为了激发学生对化学的兴趣，我们不能让这一课程全部由解释性的内容组成，而忘记我们为什么要作出解释，”他说。“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化学家是被理论化学吸引到这一领域来的。最初能够吸引化学家的是他对化学品及其反应的兴趣。”他还建议给学生看“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分子结构图，以便让他们对正在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具体的认识。这些分子结构图现在早已是化学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当时尚没有人运用过。
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化学课程传授给学生的不应该是一大堆松散的材料，而是一门有严谨连贯的理论基础的科学。他关于化学键的理论就可以用来解释许多化学现象，从热力学到晶体结构，从无机化学到有机化学，在一个新的层次上揭示了规律和意义。因此，他开始围绕这些基本课题组织具体的教学。
那些在化学和数学方面功底扎实的好学生成了鲍林理论的忠实信徒，而那些本科生，特别是缺乏这方面准备的非化学专业的学生，则觉得鲍林的课程艰深和费解。
对于那些对他不怎么恭敬的学生，鲍林有时是很不客气的。一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化学课的时候，他的“罗马式”姿势引起了学生们哄堂大笑。鲍林却丝毫不觉得有趣。一位1933届的学生回忆说，鲍林“冲着班里个子最大的一个学生——后来是校橄榄球队的后卫——发了火，把他赶出了教室。从那时起，我们班在上他的课时都非常严肃”。也许，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仍然太年轻，引不起别人足够的重视。在1934年夏天，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一些，更像教师一些，鲍林留起了赭色的胡须，并时断时续地留了好些年。
鲍林的学术生涯青云直上，他和爱娃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她曾经能够帮助他进行工作，记些笔记，画些草图，并制作一些晶体模型。但是鲍林的工作越来越理论化，越来越复杂，她渐渐地赶不上了。“起先我帮他做些索引，一开始还做些校对，”她回忆说，“但是他发现别人比我做得更好，也没我这么费劲。而且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兴趣，我开始把时间花在别的方面。”
“别的方面”主要是孩子和家庭。1932年末，鲍林一家搬到了紧靠加州理工学院的一所较大的屋子，有更多的家务要做，而且现在有三个孩子要照料：新生儿琳达，1岁的彼得和调皮的7岁的小莱纳斯。正如她一贯的态度，爱娃全身心地承担起自己的新职责。在1927年，她给自己写道：“如果一个女人坦诚直率，思路清晰的话，她很快就会认识到，不管她选取了哪一种终身事业，她都不可能比一个男人做得好，除非这一事业是在家中管孩子。”她在大学里受到的是扎根于科学的家政学教育，她在婚后很早就决定要创造一个理想的家庭，培养理想的孩子。
鲍林一家的生活形成了定式。爱娃每日照料孩子，整理房间，洗衣做饭；鲍林则整日埋头于科学。家里有一间小书房，他总是一早就进去开始工作。早餐后，他走过两个街区到学校，然后在办公室或是实验室干上一整天。他回家吃晚饭，接着回到学校出席晚间讨论会，或是钻进书房继续计算，一直到深夜。周末和大多数节假日也不例外。他经常外出开会或举行讲座，大多数时候独来独往。他出门多数时间喜欢坐火车，因为这可以让他一个人不受打扰地进行更多的研究。
爱娃觉得自己有义务让丈夫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工作。她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包括洗衣做饭，不让孩子们去打扰他，精心安排起居，好让他有充裕的时间。这既是一个家庭主妇的日常安排，更是一个聪明女人的明智抉择。爱娃后来说：“一个称职的科学家必须无时无刻地进行着思考。他通常不希望自己的思路被打断。作为科学家的妻子确实需要老实本分一些。她们不应该抱有什么奢望。你瞧，她们不用上剧院；她们不用上馆子。……她们得有自己寻找乐趣的本领，并深入地想一想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她的话中有一些怨气，对成天见不到丈夫的不满，对两人平行疏远的生活的不满，以及对生活在鲍林的影子中的不满。爱娃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不比鲍林差；她的自尊心也很强，她同样可望获得承认。她爱自己的孩子们；她的丈夫回忆说，她是一个“极其出色的厨师”，并且尽量享受着家庭中有限的天伦之乐。
但是她发现，单纯的家庭生活满足不了自己的需要。她不想“老实本分”。爱娃闲不住，对许多大问题感兴趣；她广泛地进行阅读，并思考着国内外大事。30年代，她小时候受到的自由激进思想开始复苏，她重新对政治和社会事务发生了兴趣。
他们刚刚结婚时，爱娃不同丈夫讨论政治，因为鲍林子承父志，相信共和党的政治主张。在他最初两次总统选举投票中，鲍林投了赫伯特·胡佛的票。但是随着大萧条的持续，爱娃越来越信奉新政，并公开发表言论支持罗斯福和其政府帮助穷人的计划。
她已经不能有效地和鲍林谈论科学问题了，但是可以谈论政治。不久，她的言论引起了鲍林的重视。鲍林说：“我开始倾听她关于贫富差距、关于资本家和工人的言论。民主党离我心目中的正义的距离似乎比共和党要近一些。”在爱娃的敦促下，鲍林改变了对党派和其他一些问题的看法。当他开始认真进行思考时，他开始用爱娃的眼光来看待一切。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和由此产生的社会动荡似乎预示着资本主义的破产。加利福尼亚到处是失业游民和政治抗议，鲍林开始倾听人们的抱怨。1934年，在爱娃的强烈影响下，鲍林投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票，选阿普顿·辛克莱当加利福尼亚州长。从那以后，鲍林成了一个坚定支持罗斯福民主党的人。
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鲍林新的政治观点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多数科学家认为，政治是一个充满污秽、臆断和偏见的雷区，任何一个追求客观的科学家都应该退避三舍。然而，学院的结构本身就含有一些政治的因素，这一点在校长密立根身上尤为突出。他认为，新政是左翼的家长制，会破坏国家的自立，而大萧条不过是社会机器暂时的卡壳，主要的影响是，科学家必须加倍努力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对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没有丝毫的怜悯。他说：“把失业叫做休假，你就马上会有不同的认识。”
加州理工学院塑造了鲍林的职业生涯，而密立根对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密立根的父亲是衣阿华州基督教公理会的一名牧师，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科学家和能干的管理人员。他领导加州理工学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亲手把它从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学校变成了全国主要的一个学术中心。在外人看来，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称之为“密立根的学校”。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在他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他代表了美国公众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他下巴方正，满头银发，看上去像一个“博学睿智和德高望重的银行家”。就像《时代周刊》在1927年一篇封面文章中所称的那样，他生来就具有商家特有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本领，又有中产阶级技术官僚的灵魂。密立根谈论科学的时候更像在传教，在广播电台，在“扶轮国际”分会的午餐会上，在大众杂志上，在花卉协会的聚会上，他都是这样。他是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上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骄傲地指出，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以说服别人出资捐钱为乐。他代表了新生的科学家出身的官僚，他们将在20世纪中叶在学术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他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刺激并加速科学成果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
他的这一主张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银行界、商业界、工业界和专业人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海耳正是在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创了加州理工学院，而密立根不仅确保了这种资助能够延续不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倍。他是筹措资金的大师，他能够投听众所好，利用他们的自尊、贪婪、虚荣，甚至是种族偏见。他说，南加利福尼亚是上帝、物理的聚会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乡，在地理、气候和人口上都适合成为一个大熔炉，科学进步、商业灵感和基督教价值将共同解决社会顽疾并迎接未来的挑战。密立根告诉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说：“就像三个世纪前的英格兰，当今的加利福尼亚标志着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边睡。”在这里，西方的白人文化将与东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交汇在一起，大家都会受益。在这里，大型工厂将拔地而起，荒漠将被改造为繁华之都。所有这些当然需要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他相信，加州理工学院是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密立根能够在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工业利润之间杜撰出令人心动，但实际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从不承诺会有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让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觉得给加州理工学院的赞助是一笔对当地未来经济繁荣的精明投资。他们相信他的布道。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会的一个席位成了当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种荣誉象征。在整个20年代，金钱滚滚地流入了学校。
加州理工学院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使这种科学与商业的结合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刚来的时候就拒绝采用校长这个一般的学术头衔，坚持由同样数目的商人和教师组成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来管理学校。他这所学校的领导将不是校长，而是一个他自封的更为商业化的头衔，执行董事。青年教师经常昵称他为“长官”。学校各系都由，些理事会领导，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权。系内事务由教师委员会监督。这种有意识制定的公司体制降低了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更强调集体领导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欢这一种形式。
他们还十分欣赏“长官”所擅长的利用新闻媒介的能力。1932年，报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认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了解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因此，他让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给他发表在《财富》杂志上。对密立根来说，一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对他的答复是，……该做的是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住一段日子，”他回忆说。卢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记者——不久，他成了《财富》的编辑——密立根让他在教师俱乐部住了一个半月。密立根对记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报。发表在1932年7月的关于加州理工学院奇迹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颂扬科学进步、色彩斑斓的长篇诗歌。加州理工学院是“富商巨贾培育的科学殿堂……在威尔逊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亚力山大和吴哥、罗马和巴黎、卡特莱斯和伦敦的历史正在重演。……学院无所畏惧。它带着一种成功和富裕的姿态迎接陌生人。学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风格。它无所顾忌地敲打着宇宙的大门，就像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绍鲍林时说：“在晶体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赢得朗缪尔奖，他已成为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化学家。”
在大萧条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台蒸汽挖土机的一侧，一个虔诚的墙头艺术家写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个人用粉笔加了一句：“但功劳归之于密立根。”
不过，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学院从大萧条中幸免受到不利的影响。随着利率直线下降，学院投资的受益急剧萎缩；它投资的股票和债券只剩下一半的价值。加州理工学院最大的一项收入来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莱明巨大的委托基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使学校行政深受震动。1932年，学校的赤字达到80000美元。几乎所有的建设都停了下来，包括计划中的对诺伊斯化学楼的扩建。研究费用和旅差费用一减再减，密立根还请求所有的教师接受百分之十的减薪。鲍林不得不同意减薪，每年从学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经费也所剩无几，同时还放弃了学校答应的每年500美金的差旅费。
此时，鲍林正全副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急剧膨胀的研究队伍扩充办公场地。他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兴趣来同情上司面临的预算问题。他声言反对减薪，不愿意自动放弃差旅费，并明确表示对日益萎缩的研究资助不满。诺伊斯、密立根和海耳使出浑身解数让他高兴。有一阵子，海耳和其他一些理事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钱来资助鲍林的研究，而且当化学系新楼停工之后，海耳在他新的天体物理学大楼里腾出教室来作为鲍林的实验室。
密立根加倍努力地在他的企业界朋友处筹措资金，但是大萧条使他的蓄水池也干涸了。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多少钱，而且密立根认为科学家无论如何不应该和公众在同一个马槽中进食。
不过，学校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基金来源——这笔钱将帮助加州理工学院渡过难关，并且将改变鲍林的学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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