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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井上靖：《致巴金先生》
A， 巴金在日本讲演时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
B， 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
C， 当巴金看到那些举着横幅的青年正对着他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冲着那些在站台上向他鞠躬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深鞠一躬！
D， 第二次他再去东京，在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到处走一走。毕竟是老了，特别是1982年冬天的跌伤，让巴金老人左腿忽然感到短了一截。老人再不能象从前那样健步如飞地行走了。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1)
作为现代东京标志的330米最高建筑——东京塔，隐没在早春的晨雾中。
已经76岁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馆楼阳台上，俯瞰这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心里充满了激动。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东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气似乎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他发现远方隐藏在市郊的层层樱花林，已经吐出了淡淡绿意。樱花也即将开放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就是选在这春色渐浓的时节，来到了这让他青年时期就如痴如醉的国家访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金的译作《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从黄浦江畔飞到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的闭幕会上。他听到周扬在报告中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巴金心里有点吃惊，虽然他知道周扬的讲话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然而老人仍然对于“巨匠”的称谓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这样的评价毕竟是现实，一个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
真是喜事接连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后，发现在二楼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捆刚刚从香港寄来的新书。老人急忙打开一看，竟然是他《随想录》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来这本集子要比一千个称号都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晚年心仪的工程之一。在年末岁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后，巴金就出访日本。
日本留给巴金心中留下的当然不都是好印象。战前他是从书刊和自己长辈口中，了解这一衣带水的邻国。后来风华正茂的巴金终于来到了日本，那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只身离开战时的上海，出现在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这样回顾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一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对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横滨，是巴金第一次来日本首先接触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后，仍在脑际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横滨很像中国北方的海港。战乱中的横滨一派混乱，冬天的海边没有任何景致，海水混浊而昏黄。大批日本兵正在那里等待渡海。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小时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这种模样。那时他真想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当他想起此行是为着一种理想和追求而来，巴金就毅然地咬紧了牙关，在这里坚持下去了。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我写作就是为着和敌人战斗！”这是十年浩劫后巴金第二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如今确实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此行与其说是一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如说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托。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样拥有许多读者，这些人尽管是通过日文译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40年前他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家》，还没有流传到这扶桑之国。而今这里的老年和青年读者们早已了解中国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来到东京，刚从羽田机场出来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欢迎。那么多陌生的笑脸，那么多艳丽的鲜花，让巴金忽然发现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谊的海洋中。
在经历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后，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他不明白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戏剧性的转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人间戏剧的主角。日本人对于来自上海的巴金竟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读者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2)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3)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1)
高速列车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飞驰。
巴金坐在疾驶的列车窗口，浏览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国风光。在东京参加一系列读者交流活动之后，巴金和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乘坐高速列车对日本进行了一次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长途旅行。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留下的战争创伤，时至今天仍然让巴金感到记忆犹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给巴金以新的感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同样不陌生。
在广岛访问时，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学家的书房里，见到这日本人用中文书写的鲁迅诗词，那是鲁迅1931年写给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诗，巴金的心情当然万分激动。他没想在广岛居然会有人把鲁迅的诗，当成他治学的宗旨与写作的楷模。这日本人抄录的鲁迅诗是：
大野多钩棘，
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
万籁静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
花树已萧森。
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发现在日本各地，汉字仍然不时可以跳入他的眼帘。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见到的现象。巴金发现日本人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显然与街上那到处可见的汉字不无关系。中国文字让他感到亲切，而反战与和平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交流的基点。在京都巴金又进行一次《我和文学》的演讲。他坦诚地对日本读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在奈良巴金又谈起他当年从横滨到东京的经过。几位日本青年捧着巴金的《自述》，请求签名。大家对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动都感到惊奇和钦佩，巴金在《自述》中说：“当初在横滨写《鬼》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巴金对那位喜欢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说：“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经去过的中国绍兴。只是奈良没有河水与纵横交错的小石桥。巴金喜欢这里的古老庙宇，他从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会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鉴真和尚。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谈往事的时候，说：“我当年到了在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间课堂，白天有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当听到有人把曹禺的剧本变成日语时，我为曹禺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来振奋着。他们奔走相告，那么多人希望见到巴金，并渴望听这位中国大作家谈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巴金也希望回顾往事，他对大家说：“我记得中华青年会在东京的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和特务警察。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东京被逮的经历感到惊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询问，巴金却不想多谈了。因为他不希望给日本青年的心里蒙上阴影。夜里，当代表团成员都进入了梦乡，巴金仍在灯下翻阅他的《自述》。他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集子里面了。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2)
车窗外是一幅绚丽的春景。
巴金脑际浮现出的，是他在日本各地和日本读者见面的画面，宛若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动。他记得那是个下着牛毛细雨的初春早晨，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乘坐的列车从东京驶往京都的半路上，巴金心里就在想着一位日本女子，她叫鸟田恭子。好象是在两年前的秋天，一封从日本京都寄出的信被邮递员送进了武康路13号的院子里。巴金展读一看，上面竟是一行行娟秀的中国文字：
敬爱的巴金先生：
您好，我是您的日本读者，名叫岛田恭子。我是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多年来就喜欢中国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先生的早期小说，如《家》、《春》、《秋》等等。第一次接触您的作品是1977年，那时我丈夫从东京给我买回一本先生著的《寒夜》。这一年我刚好29岁，已是一个家庭里的少妇。我22岁结婚，家里有丈夫、婆婆和四个女儿。我丈夫是再婚，所以结婚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
我感到一个大学生做家务很失望，可是，当我看到先生写的《寒夜》以后，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幼稚的。从先生的小说里，我看到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社会毕竟还是从旧到新，从固陋到进步在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您是怀着社会一定向进步光明前进的坚强信仰写这篇小说的，所以《寒夜》给我带来比温暖更积极的东西，就是希望和勇气。……
巴金读到这里，才感到对方原来是一位读了《寒夜》受到感染的日本女子。他理解鸟田恭子的心情，知道她定是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中，发现了她自己的影子。巴金从她的信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岛田恭子的心情很苦闷，特别是她结婚以后的生活，更让她心情压仰。丈夫和前妻生下两个女儿，再加上她和他的女儿，就是个多口之家，特别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日本女人，又不甘心在家务中永远默默无闻，所以对《寒夜》产生这样的感情是不足为怪的。他看到鸟田恭子的信写得自然流畅，就象在和自己的长辈谈心一样，这位日本女人说：“原先我对他们的生活不太习惯，心里也有难过的事。我以为如果我自己能成为心胸大而好心肠的人，那有多么好，所以我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孩子们都温和可爱，对我很好。母亲很壮键，常常帮忙做家务。我爱人仍然有点任性，可是我爱他。我过得很幸福，我冷静地想一下，要是我没有对他的爱，那么一天也不能快活地生活吧。我的这么小小的经验，同《寒夜》那残酷不幸时代中的主人公当然不能比。越看我心里越闷，不过对于母亲、宣和妻子，我都能同情并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寒夜》成了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巴金尽管每天很忙，可他还是认真地把一个陌生日本女子寄来的信反复读完。他没想到一个远在京都郊区的日本妇女，居然从自己早期著作《寒夜》中找到了共鸣。在中国这部书已经多年没人读了，“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再次出版。然而远在扶桑竟然有人在他受到“专政”的时候，还会读他的《寒夜》，这让巴金大为感动。
巴金决定拨冗给鸟田恭子写封回信。这些年来他对读者的来信，很难逐封一一作复，因为随着环境的改变，读者来信也越来越多了，加之他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有时一天伏案只能写下几百字，由于生病，巴金写的字越来越小了。然而，巴金仍给素不相识的岛田恭子写一封短函，他深为感动的是，鸟田恭子是在他正受非人待遇的“文革”时期还在日本读他从前的旧作、一部正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感情。在巴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读者更可贵的了。老人写道：
在我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你还买我的书读，你对我的信任和了解，我非常感谢。我还要写下去，写到八十岁，九十岁！……
就是从那次通信以后，鸟田恭子不时给巴金写信，巴金也尽量做到每信必复。不管他写作任务多么重，社会活动多么频繁，巴金从来不愿意冷落自己的读者。特别象鸟田恭子这样远在京都的外国读者。他和这位看了《寒夜》以后，改变了对人生消极态度的日本女子，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就在这次巴金决定前往京都的时候，他没有想火车刚刚抵达京都车站，就在月台上那乱纷纷的欢迎人群中，发现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手里举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横幅，由写“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她就是多年在书信中交谈的鸟田恭子。如今，她终于见到了远从上海来的《寒夜》作者巴金。
“先生，巴金先生！”巴金看到了鸟田恭子和她的那位当记者的夫君，带着她们的四个孩子迎迓上来。就像欢迎她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巴金看到月台上簇簇涌动的鲜花，脸笑。他没有想到日本读者竟会给予自己这么热切的欢迎。巴金在日本活动的十几天里，已经深切感到像鸟田恭子这样的读者何止千万。他记不得是在哪一段路程中，当他们乘坐的火车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车站时，忽然，车上所有的人都被站台上一条红色的横幅吸引了。上面用中文和日文写着：“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我们欢迎您！”当时外面正下着霏霏春雨，巴金在火车上看到，手举那条鲜红横幅的几个男女青年身上，早已被细雨淋湿了。巴金很过意不去，他多么想亲自下车，对那些冒雨专候自己列车的日本青年们表示一点谢意，然而这趟火车在这无名小站上竟然不停。当巴金看到那些手举横幅的青年们正对着自己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那些守在月台上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鞠了一躬！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3)
细雨纷飞中，车站上的日本青年仍然在向着驶去的列车高呼着巴金的名字！
这次，巴金在京都逗留的两天中，鸟田夫妇陪着巴金游览了清水寺和二条城。当然，鸟田伉俪也与巴金等人一瞻了旧皇宫的风采。鸟田早就在考虑一个大胆的写作计划，她通过读巴金的著作，渐渐找到一个家庭妇女走向社会的捷径。毕竟是大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她决心要把巴金曲折又辉煌的从文经历，写成一部供日本读者借鉴的专著。并且决定着手写一本《巴金写作经历》的书。巴金同意为她提供相关的资料。
巴金抵达长崎的消息在日本几家媒体上公布以后，海港城市长崎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早在50多年前，巴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他就希冀有一天能到长崎一游。然而那时是战争时期，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愤然地离开了日本。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心里始终想着长崎。他记得那时自己给国内发信的时候，信封上署的地址都是长崎。这是因为巴金年轻时就喜欢这座海港城市。如今当巴金已经76岁的时候，才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里。
在长崎，巴金意外发现了两本保存在县立图书馆中的两部中文藏书。那是日本作家们在四十年代翻译的巴金早期小说。一本是《寒夜》，一部是《憩园》。由于年深日久，巴金发现那两部经过多人翻阅的小说，书页早已发脆变黄了。岁月的磨励尽管把两部书变旧变脆，然而巴金心里仍然感动不已。此前他虽然在上海听说过日本翻译家译过他的作品，但是巴金始终没能亲眼所见。如今他手捧这两本经历战争和历史烟云的旧书，热血在胸中奔涌。他不知在那长达八年的罪恶战争中，日本居然有人会拿起正义之笔。把这些象征着人间温情的著作从一海相隔的中国介绍到日本本土来。而且巴金还能从那汗迹斑斑的书页上，看到必定是经过无数喜欢它的读者翻阅。看着看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巴金在日文版的两部旧书扉页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这两部有原作者签名的小说，就变成了长崎县立图书馆中具有收藏价值的馆藏珍品！当巴金把两部书页残缺的书捧送到馆长手里的时候，肃穆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巴金先生，我们有一个郑重的请求，不知先生能不能见怪？”负责接待巴金一行的，是日本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的清水正夫，他早从巴金率领的代表团飞抵羽田机场时起，就陪同在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作家身边。清水正夫对巴金充满着敬畏，因为他在十几天的活动中亲眼看到巴金在日本无以伦比的崇高威望。现在他知道巴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即将从长崎起飞，马上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了。就在巴金即将辞别日本的时候，清水正夫不能不把积郁在内心多日的希望吐出来。
巴金对这位日本接待官员投去了信任的目光。
清水正夫通过译员对巴金表示：早在巴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朝日讲堂发表演讲作准备的时候，他就对巴金的演讲稿《文学生活五十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巴金在京都又发表题为《我和文学》的时候，清水正夫同样对巴金坦率与真诚的演讲深感振奋。所以，当他知道巴金马上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渴望能把巴金在东京和京都两次演讲的原稿，留给他们。当然，清水正夫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留下巴金的两篇手稿，并不是自己有意收藏，他是希望把这两篇讲演稿当作日本最珍贵的文学史料，收藏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作为永久的收藏品。
巴金迟疑着，沉吟着。他在玩味着清水的要求，一时不知该作何答复。
清水正夫担心巴金拒绝他们的请求，索性把自己的急迫心情倾吐出来。他说：“巴金先生的作品深受日本人民喜爱，如果把巴金的手稿陈列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显然对中日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将告诉日本的下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在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带着他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过日本， 并且在东京和京都发表过演讲，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巴金点头赞许，并且很快就吩咐秘书把两份由他亲笔写成并多次修改的手稿，慨然送给了清水正夫。巴金说：“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作纪念。但是最好不要送到博物馆里去。如果它能唤起人民美好的记忆，使我们共同珍视友谊，发展友谊，我就感到高兴了！”
“谢谢，谢谢巴金先生！”清水正夫感动得连连鞠躬。
巴金又动情地叮嘱：“十年浩劫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要是它不在中国发生，以后也会在别的国家发生。我们遭到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为自慰。”
巴金就这样告别了美丽的海港城市长崎。
当他临行前夕，又一次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原子弹纪念馆”前时，巴金平静地凝视着那幢巨大的纪念馆，不禁心潮激动。他看见馆前是一片偌大的碧绿草坪，在如茵的绿草上有一座高大的铜像，那是一位人类持久和平的使者。他高大而伟岸，这铜铸巨像的一只手正高高地举向碧蓝的苍穹，另一只手则平端在他的胸前，似乎在抚摸着他那跳动的心脏。巨像那双流露出善良无私目光的眼睛，此时似乎在平视着他面前的一切。特别是绿地上那些翩翩飞舞的白色鸽子。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4)
巴金对这尊象征人类和平的铜像投以同情的目光，他知道当年就在这和平使者巨像矗立的地方，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灾难。而今那一只只雪白的鸽子，竟然在巨像脚下无忧无虑地飞舞觅食。巴金暗暗地说道：“如果和平鸽永在，悲剧就再也不会重演了！……”
东瀛，我又来了！(1)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经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了，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
“我的确很乐观。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4年6月，巴金在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以后，执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巴金继1979年4月第一次去日本之后的第二次赴日。
前一次访问日本，巴金是和谢冰心等中国作家一起去的。那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尽管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巴金的身心也难免疲惫，然而那时的巴金毕竟有种从阴影里挣扎出来的振奋感和喜悦感。前一次日本之行，前后花去了十几天时间，对日本进行的访问也是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而巴金第二次再去东京，是为了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在此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在日本各地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巴金毕竟是老了，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身体始终很弱。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巴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那尚未峻工的文字工程《随想录》。这是在他从东京回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当初巴金所以在医院同意前往日本参加这次笔会，除了他本人身负的代表团长职务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巴金多年和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们，他们也始终在盛情欢迎巴金前往东京赴会。
当巴金还躺在华东医院病榻上治疗疾病的时候，他的日本老朋友井上靖就已经先后三次来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了。不久，另一位与巴金有几十年友情的友人水上勉也走进了巴金的病室。他们的到来当然不仅为着邀请巴金去日本参加笔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许多日本作家朋友在关心着巴金的身体。巴金面对这些日本友人的热情，已经暗暗下决心要再一次飞往日本。因为在他的心里绝不让欢迎他的日本朋友们失望。然而那时候巴金正为帕金森氏综合症所困扰，他究竟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国门，再一次飞往扶桑与日本朋友相聚，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把握。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当浓浓春意终于来到黄浦江畔的时候，巴金的身体开始好转。负责他腿伤与帕金森氏症的医生，经过多次检查，最后都表示同意巴金出国。就这样，老人又一次来到了日本，不过他不再像前次那样可以手拄藤杖健步如飞，如今巴金再来日本只能以轮椅代步了。
巴金在下榻的东京京王广场饭店里，依然宾客如云，几乎每天都有日本友人前来探望。身边人都关心巴金的身体，可是巴金始终坚持一定要会见来访的客人，他对身边人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的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的来访，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友情让生病的巴金变得年轻。他不顾年高体迈亲自剪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走访，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友谊的力量。在国际笔会47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巴金顿时成了各国作家注目的焦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引起了喝彩和掌声……两个星期就这样令人依恋地从巴金身边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坐在轮椅上的巴金回首着熟悉又陌生的东京心情激动。这里曾是他三次来过的地方，战争年代第一次来这里的巴金，还是个没有成名的青年作家。第二次来日本的巴金，已经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泰斗，并且他走出了“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阴影，正在涣发青春，准备以最大热情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第三次他又一次来到日本，巴金是刚刚医治好跌伤的左腿，他并没有像行前亲友和医生们所担心的那样，会病倒在东京。现在，巴金依然精神矍铄地踏上了飞机。当他站在机舱门前向那些守候在停机坪上的送行人员高高挥起手臂的时候，巴金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里程！
上海武康路13号仍然静悄悄。巴金自从腿伤以后，已经许久没有回这个家了。他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现在当他再次回到那幽静小楼上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五斗橱上的骨灰盒。那是久违了的萧珊。如今她依然在小楼上，就象那山花烂漫之时在丛中微笑的梅花一样，正悄悄地笑望着巴金的今天。想到亡妻，巴金心头又难免泛起几分感伤。他由萧珊会想到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的坟墓。这次巴金到东京的另一个夙愿也实现了，那就是前去中岛先生的墓前献花。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可惜的是，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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