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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面对一个“崭新的世界”
走出大家庭的“牢笼”，巴金顿时感到天高地阔。
入学不久，成都就发生了各界群众反对军阀刘存厚的斗争，巴金和同学们一起积极参加罢课、请愿活动，心情从来没有过的兴奋、激动。
从这时开始，他才切实地感到自己走进了时代和现实之中，“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巴金曾这样概括地说明他当时极其兴奋的心情，他说：“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已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所以，在以后的两三年里，巴金虽然每天都跟三哥一起到“外专”上学，而他在心里却想得更多，飞得更远。
但是，这时巴金毕竟还只有十五六岁，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幼稚和缺少经验，所以面对“崭新的世界”不免“有点张皇失措”；也因此，他迫切地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能引导他、给他指出前进道路的导师。恰在这时候，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小册子，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读了之后，立刻被吸引了，兴奋得几乎要发狂。他甚至说：“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这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克鲁泡特金是当时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告少年》是他以散文笔调专为青少年讲述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即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本著作。书中用具体事例阐述了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的真义”，就是要同情那些衣衫褴褛的穷人，要怜悯那些有病还须去做工的女人，要救助那些患了热病、濒临死亡的儿童。接着便号召青少年们行动起来，为解决这些长期以来得不到解决的社会问题进行斗争，并由此把他们引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轨道。书中写道：了解了以上这些，“那么，你将自告奋勇，加入我们的战线，和我们去干那社会革命的工作了”，“虽尸填沟壑，置身枪林，亦所甘愿呢！”“试问人生一世，有比这样的事业还高尚的吗？”这些话使巴金深深地感动了，他说：“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的确，这本书所讲的一切都带有很大的诱惑性和煽动性，它的理论上的是非对巴金这样一个毫无社会经验的少年来说是不可能加以分辨的，所以一下子就被它抓住了。而且，其中所谓要同情穷苦人、怜悯患病的女工和救助濒临死亡的儿童等等，与巴金的母亲所教他的“爱”的哲学又是多么相似，与老周等“下人”的生活在他心中所引起的不平是多么合拍。难怪他的心要为之倾倒，为之震颤！《告少年》对巴金的影响是刻骨铭心的，过了许多年后他自己又特地把这本书重译了一遍，改名为《告青年》再次出版，而且对克鲁泡特金的全部著作都发生了兴趣，表示“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这是后话。而在当时，《告少年》对他的直接影响就是再也不能满足“闭门读书”的状态。他想“做点事情”，想用事实来证实他的梦想，想通过活动来发散他的热情。但是他“又不知道应该怎样地开头去做”，为此深感焦急，苦闷。
这时，送他《告少年》的朋友告诉他，书是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社翻印的。当天晚上巴金便郑重地铺开信纸，“怀着一颗战栗的心和求助的心情，给陈独秀写信。”他后来在回忆中说：“这是我一生写的第一封信，我把我的全心灵都放在这里面，我像一个谦卑的孩子，我恳求他给我指一条路，我等着他来吩咐我怎样献出我个人的一切。”
信发出去了，随后是难忍的等待，但始终没有回信。巴金更加焦灼，却并不死心，依旧到处找寻献身的途径。一天他从一份上海的报纸上看到赠送《夜未央》的广告，便寄了邮票去。不久，书寄来了，是一个剧本，这本书像《告少年》一样，又给了巴金一个巨大的惊喜。《夜未央》是波兰作家寥抗夫的三幕话剧，描写1905年俄国革命中一群青年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歌颂了革命者的英雄品格和不怕流血牺牲的坚定信念。读了这个剧本，巴金说：“我形容不出这本书给我的激动。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眼界。我第一次在另一个国家的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里，找到了我的梦境中的英雄，找到了我的终身的事业。”在这期间，在巴金寻找方向和道路的过程中，令他深受感动并对他发生过深刻影响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女革命家爱玛·高德曼阐述其思想学说的一些文章，如《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等。巴金说这些文章“把我完全征服了。不，应该说把我的模糊的眼睛，洗刷干净了。在这时候我才有了明确的信仰。”
眼睛擦亮了，信仰明确了，“然而行动呢？”巴金说，“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而我的渴望也更加变得迫切了。”1921年初，巴金在成都出版的《半月》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题为《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是该社的一篇宣言。“适社”是重庆地区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其宗旨是为“适应人类全体生存的要求”，“建设互助、博爱、平等、自由底世界”，还提出要“铲除统治权力”，“冲破恶劣底旧环境”等等。巴金觉得那意见和那组织正是自己朝夕所梦想的，读完之后立即写信给《半月》的一位编辑，要求加入“适社”，并请那位编辑作他的介绍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后来巴金在回忆中写道：
这信是第二天发出的，第三天回信就来了。一个姓章的编辑亲自送了回信来，他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时间到他的家里去谈话。我毫不迟疑地去了。在那里我看见了三四个青年，他们谈话的态度和我家里的人完全不同。他们充满了热情、信仰和牺牲的决心。我把我的胸怀，我的痛苦，我的渴望完全吐露给他们。作为回答，他们给我友情，给我信任，给我勇气。他们把我当做一个知己朋友。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适社”是重庆的团体，但是他们也想在这里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他们答应将来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和他们一起工作。我告辞的时候，他们送给我几本“适社”出版的宣传册子，并且写了信介绍我给那边的负责人通信。
事情在今天也许不会是这么简单，这个时候人对人也许不会这么轻易地相信，然而在当时一切都是非常自然。这个小小的客厅简直成了我的天堂。在那里的两小时的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
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我的心情昂扬，我带着幸福的微笑回到了家里。就在这天的夜里，我怀着佛教徒朝山进香时的虔诚，给“适社”的负责人写了信。
我的生活方式渐渐地改变了，我和那几个青年结了亲密的友谊。我做了那个半月刊的同人，后来也做了编辑。此外我们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均社。我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均社”的成立看来并不复杂，它的核心就是《半月》的几个编辑。他们起草了一份《均社宣言》，在1921年6月1日出版的《半月》第21号上发表，宣称“人生来是彼此均等的”，“不能使劳者独劳，逸者独逸”；“政府即强权的根据地”，永远为少数人所专用，应一律取消；相信世界是“爱”组成的，要用各人真实的“爱力”去实现“自由、平等、互相爱助的社会”，等等。总之，其宗旨与重庆的适社是相通的，性质也相同，同样有着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
自从加入“均社”并参与《半月》的编辑工作，巴金便开始自称为“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从那时起，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巴金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一直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印迹。今天我们要了解巴金，特别是要了解巴金青年时代的思想和创作，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有必要作一些说明。
关于巴金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多年来许多人作过论述，巴金在解放后，直到他的晚年，也曾作过多次说明，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无政府主义是100多年前流行于西欧一些国家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有广泛影响。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国家和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所谓“你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的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派系众多，其中克鲁泡特金宣扬的是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废除剥削和私有制，建立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某种特定情况下，无政府主义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的专制、压迫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用以对抗无产阶级的组织纪律和对敌人的坚决斗争，其作用就是相反的了。
五四时期，当古老的中国开始觉醒，青年人开始睁开眼睛观察世界，准备为民族和自身的解放进行斗争的时候，迎面而来的是汹涌澎湃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也作为一种“新思潮”涌进中国。巴金说，那时候“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这是当时先进青年的一种普遍的心态，也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但是，在这当中，一般青年人对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或许还能够分辨（最一般的标准是，凡是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旧的，应该排斥，凡是外国泊来的东西都是新的，应该吸收，其实这个标准是很笼统、很不准确的）；而对于各种各样的“新思想”就很难分辨，也无所谓分辨了。与巴金年纪相近的周扬说过：“那时我们急切地吸取一切从外国来的新知识，一时分不清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线。尼采、克鲁泡特金和马克思在当时几乎是同样吸引我们的。”巴金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应该说是毫不足怪的。
二，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前面说到，巴金走出封建大家庭，急迫地寻找出路，寻求指导，最初接触到的一些社会读物，从《告少年》到《夜未央》，再到《适社的旨趣和组织大纲》等等，其中都渗透着无政府主义思想。这表明，这种思想当时在中国的传播是很广泛的。而且，无政府主义不仅披着“新思想”的外衣，还有其特别的煽动性和迷惑性。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告少年》、《夜未央》之类读物的生动内容，和它们在少年巴金心里煽起的炽烈的火焰就可以明白了。还应该看到，无政府主义鼓吹铲除剥削和专制、主张绝对平等和自由以及崇尚个人奋斗和献身的思想（这种思想并不单单属于无政府主义），在巴金反对封建家庭和专制制度的斗争中也的确给了他支持和力量。巴金晚年在回答访问者时说：“我受《夜未央》、《告少年》的影响，这些书在当时鼓励人参加社会革命”。事实正是如此。在当时，在那样的具体情况下，这样的书以及它所传达的思想，对少年巴金的影响应该说主要是积极的。
三，无政府主义对巴金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深深投合了五四时期同封建家庭决裂，而又未找到真正立足点的广大小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趣味和心理。
巴金后来曾坦率地说：“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它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一个人可以随时打出无政府主义的招牌，他并不承担任何的义务……这些都适合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思想的支撑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抒发自己的激情、狂热而不必考虑后果、承担责任，也可以在遇到挫折之后“用这种思想来掩饰自己的软弱、犹豫和彷徨，来保护自己继续过那种矛盾的、闲适而痛苦的生活”。所以，这既是他们斗争的武器，也是他们退守的盾牌，既是他们前进的基地，也是他们躲避斗争风暴的港湾。但是，巴金说，“这种生活里也不是没有痛苦的。恰恰相反，它充满了痛苦。所以我在我的作品中不断地呻吟、叫苦，甚至发出了‘灵魂的呼号’。然而我并没有认真地寻求解除痛苦、改变生活的办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束缚，以至于安于那种“矛盾的、闲适而痛苦的生活”，而在内心深处则不能不时时为空虚和迷茫所困扰。巴金说，“我的作品中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上面这些话可以看作是巴金对自己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深刻反思，也是他心灵的自白。
四，必须指出，尽管巴金曾一再自称是“克鲁泡特金主义者”或“安那其主义者”，尽管他早年参加过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组织与活动，后来还写过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在他的创作（特别是早期的创作如《灭亡》、《新生》等）中明显地含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我们仍然要说，巴金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简单地说，这是因为：第一，他始终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一再申明：“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不论什么时候总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强烈的国家观念，坚定地“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任何时候决不允许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种意识在他和国内外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一涉及具体问题，他都会抛弃无政府主义的空谈和狂热，“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第二，他具有坚实的人民立场。这是他从幼年的生活中便牢牢地培养起来的，他热爱人民，对人民的苦难怀着深刻的同情，立志要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做一些切实的事情。这又使他同国内外一切热衷空谈的人们，包括那些口头上激烈而行动上总是无所作为的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了距离。第三，他对中国革命，对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有着执著的追求，他坚信“旧社会要完蛋，新社会要到来；光明要把黑暗驱逐干净”，这决不是空话。他通过自己大量的作品，积极参与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并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鲁迅所称赏的“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而所有这一切，都使他与无政府主义思想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还应当看到，巴金开始接触无政府主义的时候还是个半大孩子，如他所说，他的“脑筋并不复杂”，不能把他当做哲学家或说教者来看待；即使到了后来，巴金也不是哲学家，不是说教者。他是一位作家，他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根据他的作品和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进行评判，不要把问题抽象化和复杂化。巴金晚年在给一位评论者的信中也谈到这一点。他说：“我前期的作品中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较深，但这‘无政府主义’与今天的‘无政府思想’不同，很难讲得清楚，我看用不着在这上面纠缠。”所谓“用不着在这上面纠缠”自然不是要掩盖或回避问题，而是不要在字面上兜圈子，把本来并不复杂的问题复杂化。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
但无政府主义在巴金的生活和创作中的影响毕竟是存在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成为他的生活和创作中种种矛盾和痛苦的重要根源。的确，他的“作品中的那些忧郁、悲哀的调子，就是从这种心境产生的”。以后我们将随着巴金的活动和创作的展开，随时谈到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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