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
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挨饿的时代，正在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人服务，包括不喜欢你的人。
2010年是深圳特区成立三十周年。
原本想讲的是“公民”“幸福”这样的字眼，但在来的路上，忽然觉得深圳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似乎也是“离中国的未来最近的地方”。深圳“市民”到“公民”的距离，在我看来也非常近了。所以今天就讲“世界、中国和我们自己”。
改革开放，从会念“圳”字开始
刚才工作人员让我给市民大讲堂留一句话，我写了一行字：从市民到公民。
成立特区三十年的深圳一定有一些困惑：现在的特区“特”在哪儿呢？还能向哪儿走呢？
是，很多东西已经不“特”了。从飞机场出来，不用再拿着身份证和特区出入证，在关口被盘问半天了。到了深圳，你会发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据我所知，最近深圳人民倒很有热情地到香港去买东西，甚至连酱油都买。也就是说，深圳的食品也让深圳老百姓有一些不安全感。
从经济发展的道路来看，在各种优惠政策下，比深圳能折腾的地方也更多了。中国的三级改革始于以深圳为代表的广东、珠三角，到九十年代进入以浦东为代表的长三角，再到新千年，进入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代表的环渤海地区。深圳特区走到三十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这非常正常。
但是，深圳作为特区之“特”，恐怕还有长存的必要。未必还在于经济上的突破或探索，未必还在于能买到一些别处买不到的东西。但是，在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政府与社会及公众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创造等很多层面上，深圳依然领先。
也就是说，深圳特区的头三十年，基本上完成了“在经济层面为中国蹚一条血路”的使命。接下来，深圳应该主动承担起这样一项任务：为中国社会改革、为未来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的实现，去蹚出一条血路。
关于深圳“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这两年我一直非常关注，比如公民问题、志愿者问题、政府举措。关注深圳老百姓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渠道参政议政，并且推动社会进步。以一个外来人的角度看，我对深圳在这些方面的“特”仍有相当多的期待。
我曾在节目中公开说过，经济方面，如果还指望深圳一枝独秀，那将是我们的悲哀。如果深圳依然在经济领域—包括制度层面、改革层面、品牌层面—遥遥领先，令其他城市望尘莫及，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太失败了。还好，事实上没这么失败。所以从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深圳大有可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全体人民不再把“深圳”念作“深川”开始的。那时我自己还是一个孩子。这个开场白，也算寄托了我个人对这三十年特区之路的纪念和感谢。作为媒体人，对这里更多是期待。
世界：中国进入“挨骂”的时代
三十年，有时候连一个逗号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句号，顶多在回忆当中留下一个感叹号！
很多年前我去袁庚（编者注：1979年任深圳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蛇口工业区的开发）老爷子家里采访他。他家南面的窗外，是一片怪石嶙峋的海滩—对，不是风景优美、沙滩绵延的海滩。但是老爷子非常平静，给我讲了很多往事，让我感慨万千。他当时级别并不高，但在改革历史进程中，权力足够大。他的平静来自一种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虽然还有很多不如意，但毕竟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特区之“特”也在于足够宽容，不仅仅要感谢那些立过功的人，也要感谢那些曾经想立功却不幸犯了错误的人。立功者当然应该赢得掌声，而犯错者何尝不是有益的前车之鉴？如果仅仅为了私利犯错，那是不可饶恕的，要交由法律处置。但事实上，有很多“错误”是出于特区之“特”，出于改革，出于“多走两步”的用意。那些教训也成为后来我们的经验。所以，不妨邀请现场的各位，为过去三十年在这块土地上成功过或失败过的人们，鼓一次掌。
我曾在节目中说过这样一番话：六十年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结束了挨打的时代；此后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中国结束了挨饿的时代；现在，中国正式进入一个挨骂的时代。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微妙而奇怪，夸张的表扬与夸张的批评迎面而来，最高的礼遇和最恶毒的打击迎面而来。一方面在西方媒体上，胡锦涛超过奥巴马，成为对全世界影响最大的人—你知道这事儿挺夸张的；另一方面它又会把“诺贝尔和平奖”给刘晓波，发生在同一年。
萨科齐曾经非常不理智、不礼貌，差点儿葬送了中法之间多年积累的友谊。但是这一次胡锦涛去法国访问，萨科齐又到机场迎接，然后全程陪同，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你想，一个国家领导人全程陪同—上厕所、睡觉除外—这几乎是最高规格的礼仪。
因此全世界很多媒体也在分析“为什么”。世界看中国的面孔，哪一张才是真的？事实上，如此错综复杂的面孔，就是世界看中国的面孔。未来十年，甚至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都将面临这样的世界环境。不适应吗？要适应。
在一个话语权力和实际权力的俱乐部里，突然闯进了礼仪不那么优雅、穿着不那么讲究的一员，充满“泥沙俱下的活力”，让人一时很难适应。何况相当多外国朋友，对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千万别以为他们除了火星哪儿都去过，相当多的美国人一辈子没离开过他那个小镇，你能指望他对中国有一个清晰的判断？
1995年我去美国，在纽约住宾馆，进来一个打扫卫生的黑人男服务员，非常认真，给我们介绍房间设施：“这是冰箱，夏天用来储藏食品，不让食品坏。”然后友善地问我们：“请问中国人一般用什么储藏食品？”他天然认为中国是没有冰箱的。我怀疑他一会儿关门出去的时候会想：“这几个中国人为什么没留辫子？”
前几天“诺贝尔奖”评委会秘书长在演讲时，也谈到他对中国“不是很了解”。不是很了解，怎么就这么轻率地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的政治决定呢？他也承认这是一个政治决定。所以，不要指望别人对我们非常了解，更何况，还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想象成前苏联和现朝鲜的外国朋友也不在少数。
我不止一次在国际论坛和国际媒体的交流中告诉他们，不要再拿“前苏联”、“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之前，全体人民不认识“圳”字时的中国），以及现在的朝鲜，去衡量当下的社会主义中国。不能不懂中国人的智慧，什么叫“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改变。
当今世界上，喜欢中国的人相对少，喜欢中国人民的人在增多，但是大家都喜欢中国人民币。这就是世界对中国的面孔如此复杂的根本原因。
这时候中国面临的考验就变得格外严峻。比如钓鱼岛问题，最近一段时间沸沸扬扬。中日两国的历史问题已经很棘手了，可是相对领土问题来说，还是有斡旋空间的。领土问题没得谈，谁也不会退让半步。
中国跟亚洲其他邻居的关系也挺麻烦，菲律宾、越南等，更不要说角力的另一方其实是美国。奥巴马到访印度，印度给予非常高规格的接待，奥巴马强调：“印度是我们维护亚洲关系最重要的基石。”为什么奥巴马要到印度？背后当然有很多因素冲着中国。中国正面临着最错综复杂的世界局势，而且躲无可躲。
大家要相信一点，在外交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当然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高度保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上有活雷锋？不可能。在这种前提下，就需要更多的智慧。
还有一个挑战，不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的很大一个挑战，是权利与义务的平衡问题。你希望拥有越来越多的权利，但是别人希望你承担越来越多的义务。
邓小平在世时，曾经给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定了一个基调，叫“韬光养晦，不当头”。几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延续着这样一个立场。但是，当一个国家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利和其他权利时，想韬光养晦都很难。一个人绝不是想低调就能低调的，树欲静风还不止。中国一直强调，我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而国际上相当多的国家要求你承担发达国家的义务。
另外，中国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就是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我之所以对深圳寄以厚望，更多也是在“软实力”这一方面。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通常与它的经济实力成正比，少数国家例外。比如希腊对全世界的影响，与它的经济实力就不太成正比，因为它依靠的是强大的文化历史遗存，让世界对它有更大的认同。但是这种国家毕竟是很少见的，更常见的情形是“美国制造”“日本制造”随着本国影响力的持续扩大，输出到全球。麦当劳、肯德基、好莱坞影片里全是美国文化，这就是“软实力”的输出。
有人说中国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我说那是老祖宗的事儿。过去这五六十年间反过来了，是日本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女士的衣服、发型，现代汉语里的很多词汇，“警察”“派出所”“公务员”等等，都是从日语里来的。中国“70后”“80后”的孩子是看着《铁臂阿童木》《哆啦A梦》长大的，而日本孩子顶多知道中国的孙悟空，还是从爷爷那里听来的。所以，得脸红一下。
除了脸红之外，我们还能做点儿什么？
“中国制造”的产品已经大规模地走向世界，为你获得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提供了机会。为什么所有夸张的表扬和夸张的骂都落在你头上？他们怎么不去表扬或骂马达加斯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因为你跟他们有实实在在的关系，他躲不开你。
“中国化”似乎成了全球化的代表。在美国，在澳洲，甚至见外国人比见中国人还难。悉尼的任何一家商店都有中文非常流利的店员。你说，西方世界对你能不警觉吗？反过来，我们也要用一种更新的视角、更长远的心态去看待世界。除了为本国经济指标感到自豪，也要为人类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理念价值和务实推动。是世界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改变了世界？都有。
老祖宗说“君子和而不同”，这是中国同世界和谐相处的大智慧，大根基。
我们不能再指望一夜之间的革命。那不过是一群喊着革命口号的人以革命的名义去征服了另一群人，大概不久以后就会成为下一拨被革命的对象。历史不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有多少革命者能够自我更新呢？
共产党从十五大、十六大开始，也将自己的角色慢慢从“革命党”转变到“执政党”，潜台词里已经放弃了“革命”这个概念。革命党是什么概念？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欢你的人，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中国：在动态平衡中解决问题
接下来谈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我现在更愿意用“公民”这个词，不仅仅是天下为公，而是每个人天然就是公民—在这个社会上很难独善其身。你的幸福、你的快乐，你所有的事情都跟周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今天，我的腿在踢球时受了伤，在机场不得不坐轮椅。首都机场租一个轮椅很贵，那么近的路，收四百块钱。我说这近乎于抢，但你毫无办法。
这还不是最麻烦的。飞机停在没有廊桥的地方，先下舷梯再坐摆渡车，你得等到所有乘客都走完了，才颤颤巍巍把乘务员叫过来。
“我怎么下去？”
“轮椅就在下面。”
“问题是我怎么下去？”
“我搀着您吧。”
“我要是能让您搀着走，还用叫轮椅？”
他能想到搀你下去已经不错了，他不会考虑到你的尊严。
我刚才从外面进大讲堂，入口处只有一个楼梯，我建议将来再增加一个坡道。谁说坐轮椅的人就不可能来到这里演讲或听演讲呢？小小的一个改变，折射出对人的尊重却很伟大。
我是“亚残运会”的形象大使，我一直在倡导某些用词的改变。过去我们说“残废人”，现在叫“残疾人”，不，将来要改成“残障人士”。仅仅改这个称谓还不够，还得把我们由“正常人”变成“健全人”。有时候，“平等”就体现在一点一滴的言语和行动中。
举这两个有关尊重和尊严的例子，是想说明，中国自身的问题要比面对世界的问题复杂得多。刚才讲世界问题，已经让大家出了一脑门子汗，轮到中国问题，八脑门子的汗都流不完。
比如人口老龄化问题。我看到现场有很多老人，这一代老人面临着很多挑战。可能十年前退休、二十年前退休，工资都各不相同，我估计能到场交流的，可能经济状况要算好的，还有很多老人一肚子委屈。但我想说的是，你们这一代老人比我们幸福多了。我都不能想象我们这一代老了会是什么样。
那天我在节目里看到天津一位老人有四个孩子，其中两个女儿为了伺候他，不得不提前退休，日子过得很艰难。可是我对他首先不是同情，而是羡慕，因为他有四个孩子在身边为他养老。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小的一代人，几乎没想过会让孩子养老，想的都是在福利院里打麻将。由打麻将变成斗地主，然后下象棋，最后一个人弄弄十字绣，如果剩下的那个是你的话。
现在，中国六十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14%（注：2015年已超过15%），这个比例很可爱，意味着中国老龄化程度还没有发展到让人担心的地步，起码还有十年的人口红利可吃。但问题是，我们人口基数大，六十岁以上的人迅速超过2亿。
在日本，这个比例是多少呢？六十五岁以上老人约占总人口的25%，也就是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年龄超过了六十五岁。日本男人平均寿命在全世界排第二，女人平均寿命世界第一，所以在那个国家，六十岁左右的只能算是中年人。
很多人说，日本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二十多年在经济领域被美国黑了。其实，日本所谓“失去的二十年”，主因在于人口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能力开始减弱，国内创造能力疲软。日本首席经济学者在一场小范围对话中，首先讲到的就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所以中国一定也会有这一天，而且正好被我们这代人赶上。
这些还仅仅是细节。从宏观上看，中国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就是由前三十年的“效率第一”逐步转向既关注效率、又关注公平。如何使“效率”和“公平”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比如，毫无疑问，富士康的代工模式使效率达到了极致。但是其接二连三的坠楼事件之所以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是因为我们现在对效率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看重，我们开始看重公平。
“公平”二字，包含着很多信息，比如人权、民主、平等、自由等。富士康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人力成本倍增，但只是延长了悲剧发生的间隔，并未彻底根治。我想不仅富士康，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很难在短期内解决同样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跟父辈已然不同。“50后”“60后”那批务工人员，初来深圳，做好了吃一切苦的准备，他们的目标是改善家庭生活，而不是为自己，因此任何事都难忍也能忍。而且，那时城乡反差较大，城市带给他们的，除了艰辛之外，或许还有一点小小的新奇感和成就感。即使目睹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也觉得天经地义。所以那时的务工人群心理上相对稳定。
到了“80后”“90后”这批年轻的务工者，他的目标不再是改变家庭的命运，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其中大部分初中毕业，也有相当多是高中毕业，文化素养普遍高于父辈。他们也玩手机，听MP3，去网吧打游戏。这样一批人的心理诉求跟父辈是不一样的，他们更渴望公平。不公平的待遇会对他们形成一种很大的压力和刺激，继而心理问题上升到社会问题。
引起广泛关注的“强拆”，矛头也指向“效率”和“公平”的重新博弈。十年前，没有人议论“强拆”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权法》，还在于那时效率第一。城市要快速发展，生活要快速改善，基础设施要快速增加，“强拆”司空见惯。
但是现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产生了对峙，人们的维权意识也在觉醒，使得过去一直存在但长期不被重视的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自己：超越物质的期待
最后谈我们自己。
今天的中国人离世界很近，离自己却很远。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我要”！但是要什么，还真不知道。
曾有外国人被问到：“中国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答：“红绿灯一点儿用都没有……”听起来像抱怨，其实不是，后面还有句由衷夸赞，“但是从来不出事。”
中国是一个“乱中有大智”的民族，擅长在混乱中建立一种安全，事故发生率好像并不比那些遵守秩序的国家高太多。这是中国人的本事。但是让人感慨的是，那些习惯闯红灯的人，越过无数潜在的危险冲到了马路对面，其实也没什么急事。
我在北京的三环路上开车，经常遇到一些车像“疯狂老鼠”似的，在几个车道间来回钻，一会儿一个急刹车，让周围的车很不安全。开出十几公里了，发现他也没超出多远，还在我旁边。
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我们就要思考：中国人怎么了？
穷怕了，人太多得抢，先占到手里再说，这是一种苦难的遗传。过去十个人只有三个馒头，必须先把馒头抢到手里，再决定我是饿还是不饿。如今苦难消逝已久，馒头供应充足，但“抢”的基因还在。
我现在关心的是中国人到底要什么，该要什么。
有时我看到身边的人玩命赚钱，可是从来没有花钱的时间。这让我很困惑，因为花出去的钱才是你的。还有很多的人声名显赫，但其实非常可怜。说得好听点儿是为社会打工，事实上是为周围所有人打工。一个年收入几千万的老板，你认为他还是在为自己工作吗？
前几天还做了一个减肥的节目，一位美国的医学专家说：我们追求的是“活得健康”，别忘了“活”在“健康”前面。然而现在很多拼命减肥的人，都是并不需要减肥的人。苗条作为体型的一种，已经被时尚化了，继而用于减肥的处方药被当成了保健品。接下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走偏了？
我四十岁的时候写给自己十二个字—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为什么叫捍卫常识呢？因为常识就在这儿，需要你捍卫。我们的栏目叫“新闻1+1”。1+1=2，很简单，人人都知道？不一定。稍有一点儿利益诱惑，就会有人大言不惭地说出“1+1=3”。过去人们在很多情况下违背常识，不说真话，是因为畏惧；现在却是为了利益，满大街泛滥着“伪常识”。
比如健康领域，我的媒体同行会公然给“伪常识”的传播提供方便。台湾来的某人讲“无毒一身轻”，他说中国人吃的东西都不能吃，只能吃他说的红薯。这事儿一听就不靠谱，我找到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问他管不管，赶紧让专家出来以正视听，这是常识。他们倒也找了，专家也出来说了话。但我发现在某些时期，常识干不过伪常识。伪常识会包装、会宣传，依然畅通无阻，从湖南传到北京。没隔多久，台湾司法机构把这哥们儿抓回去判了。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因为理性有了一部分，还需要逐步建设。但是为什么要寻找信仰？因为信仰几乎一点儿都没有。
中国的信仰，是千百年来儒释道的杂糅，是唐诗、宋词中传承的审美，是爷爷奶奶讲给你的故事，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里无形的约定俗成。但是这一切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全毁掉了，只留一片空白，接下来改革开放，欲望扑面而来，没有信仰的中国人底线层层突破，最后你不幸福，我不幸福，大家都不幸福。
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到底要什么？
我们刚一出发的时候就是为了去人民币里找信仰吗？去权力里找信仰吗？当然不是。我们是为了幸福而出发，为了让人生有价值而出发，为了那些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指标而出发。为什么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呢？
我这个年岁的人都知道“异化”这个词的含义。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异化了，原本一路奔幸福而去，现在成了奔GDP而去……
但我并不因此而悲观。我们正在接近一个时代的折返点，有些东西继续向前，有些东西停在原地，或向回转。比如深圳这样一个下雨的周末，一个市民讲堂，没有对面商场里的打折优惠，给不了你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依然来了这么多人，尤其是那些站着聆听的朋友，一定是因为它能满足你另外一些需求。
这些内心深处的超越物质的期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是这座城市的方向。
2010年 深圳市民大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我们好多人都习惯了焦虑。
也是，时代的速度太快了，谁也不敢踩刹车。都想跑，没办法，不竞争好像就不是当下的中国人。这是个体焦虑的缘由。
而整个群体，焦虑也是共性。想想中国此时到处是成绩，可也到处是问题。有时候都庆幸，这么多问题的中国，怎么没太出事儿地走到了这个地步！
焦虑也不会让目标一步到达，得学会把有些事儿交给时间。解决中国的好多问题，真正的帮手只能是时间。
这么一想就从容了。写《繁花》的金宇澄，在一次访谈时聊到：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你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我从来没觉得我们这一代怎么样，我们看历史书，翻一页就是五百年……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这样吧。2014年初，在法国巴黎见到咱们刚派过去的大使，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趣事。在外交部时，经常接到老百姓邮过来的钙片，潜台词很明确：中国外交太软，需要补钙。可到了国外，听得最多的却是人家天天觉得我们的外交太强硬，总欺负他国……你看，矛不矛盾？
没错，我们正处在矛盾中前行的中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时间轴上的中国
对于今天的中国，从追求可以用数字衡量的目标，到追求无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是一次巨大的转场。
小到一件事的细节，大到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会迷路。作为一个干新闻的人，在开口谈改革之前，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明确此时此刻的中国在哪儿，找到横轴和纵轴的坐标。我对目前中国的定位不妨用四个年份、四个数字，或者说四个跨度去定，即百年中国、六十年中国、十年中国和2012年的中国。
百年中国：从家国梦想到个体梦想
第一个跨度就是百年中国。
2011年是一个注定要跟历史结缘的年份。这一年，我们要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北京申奥成功十周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十周年，还有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更重大的纪念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当我们用一百年的跨度去衡量中国，恐怕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这一百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一个以国家独立、富强为标志的“中国梦”，过渡到以个人梦想得到尊重、得到保障、得到维护、得到推动为主的新“中国梦”。
此时此刻的中国，正处在“中国梦”的转轨时期。为什么这么说？请问在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的忧虑是什么？痛苦是什么？梦想是什么？回过头看，那时一些已经开办的报纸杂志，也在收集梦想，只言片语中承载的多是“家国大梦”。因为在一个四分五裂、哀鸿遍野、积弱积贫的国度里，国民恐怕很难有属于自己的梦想。乃至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从1840年算起，“中国梦”大多都与个性无关，与个人无关。
在实现家国梦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国民是愿意参与其中的，参与的方式就是抑制个人梦想，融汇到家国大梦之中。我们可以举无数的例子。比如说“三钱”当中的一位—钱伟长，日本入侵，国难当头，他突然意识到只有科学才能挽救国家命运，历史、文学都无能为力。于是他生生舍弃了世代家学，摒文从理。请问现如今的“80后”“90后”们，有几个人还愿意放弃自己的爱好和梦想，去为所谓的家国大梦扭转人生道路？
还有无数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在历史长河中销声匿迹。河北一个小村子里，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农民，年轻时给住在村里的战士送过饭。有二十三名战士在一场非常惨烈的战斗中牺牲了，他把他们掩埋在村里，为他们守了六十多年墓。他家就在墓旁三百米的地方，从来没搬过，将来也不打算搬。因为他曾经见过这些活生生的年轻面孔，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尸体，心里割舍不下。
过去的岁月里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因此，很多人说“中国压抑个性、不尊重个体”，我对这类说法持不同意见。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没办法谈太多的人权、民主。我觉得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经过了一百年的浴血奋战，经过了一百年的奋发图强，经过了一百年的曲曲折折，我们走到今天，实现了和平崛起，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GDP第二，不能再算一个“弱国”了吧？连美国人都开始管中美叫“G2”，要“共治”。我说甭玩儿这个，“U2”还好一点儿，那是个乐队，可以听听；说中美是“G2”，是共治国家，这纯属忽悠。但是不管怎么着，我们已经绝对地实现了百年前的家国之梦了。
那么这时，我们要告别家国大梦为主的“中国梦”，开始进入实现个体梦想的通道。开始需要讲求公平和公正，尊重每一个人，很多历史的遗留不能再延续。
岁数小的同志可能不知道崔健有一首歌叫《红旗下的蛋》。我们“60后”这批人当然是“红旗下的蛋”了，“80后”“90后”稍微模糊一点儿。每个人身上都背负着历史遗留的影子，家国梦曾经高于一切，指望一夜之间完全改变很难。
但是今天的中国正在转向，很多政策调整也与此相关。过去提“富国”，现在提“富民”，说“要让公众分享改革的成果”“以人为本”。“尊严”和“幸福”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切都意味着国家在考虑富了之后该做什么。未来五年或十年、二十年，还会有这么大的财税收入向中央集中吗？会不会向地方倾斜？向落后地区更倾斜？
总之，从一百年这个角度来算，现在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今后的梦想追求要以个体的保障、个体的尊严与幸福为更大的福祉和追求，这是第一个定位。
六十年中国：从“物化”向“非物化”目标的转变
第二个历史定位就是六十年。我说的六十年，是从1949年算起的六十年。
2009年，我们走过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个六十年，我在做国庆直播时感慨万千。六十年，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大数字，一个甲子，一个轮回。这六十年可以拆成两个三十年，再加上以2009年为起点的未来三十年，这三个三十年各自代表什么？
第一个三十年不用说太多，从1949到1978年，很曲折，很折腾。从民生和社会经济角度看，期间有很多的探索、失误、教训。用句玩笑话来形容：“头三十年最重大的收获，就是告诉所有中国人，这么走是走不通的。”但也不能这么简单地去评估这三十年，我们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完成了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变，实现了真正的独立自主，恢复了联合国席位，国家的腰杆挺起来了。
第二个三十年，从1979年开始。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是1978年《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但真正的发令号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核心思想—我见过真迹—是邓小平用铅笔写的一些字，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于是，改革大幕在1979年正式拉开了。
那么，第二个三十年完成了什么呢？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追求的是可以物化衡量的目标—温饱、小康、翻两番、万元户等。物质快速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GDP以年均10%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世界排名由第十名升至第二名，不止翻了两番，财税的增长速度更是远超GDP增速。
毋庸置疑，这是在物质层面上突飞猛进的三十年，但也积累了相当多的问题。从2009年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以来，这个国家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开始确立一些没法用数字衡量的目标，新的改革时代开始了。
这个时候，所谓“改革进入深水区”，深不可测是什么意思？“不可测”就是没法用数字来衡量了，对吗？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尊严？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幸福？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以人为本？请问你拿什么数据去衡量和谐社会？
深不可测，意味着不知道该怎么做。
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前些年就开始强调“快”。最早的“快”诞生于“大跃进”的时候，但那个“快”不靠谱。真正的“快”来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去日本访问的时候，我看过当时的介绍。
坐在“新干线”上，旁边的朋友向邓小平介绍“新干线”的时速，他就跟没有听到一样，自己想自己的事，突然开口说了一句：“就感觉到快，在催人跑。”所以这个“快”字，成了中国这三十年的一个最重要的基调。
前几年，新一代领导集体把“快”变成“又快又好”，“快”字仍然在前。又过几年，出现了“又好又快”，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跟江苏团聊天的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变成了文件，在当年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明确。“好”和“快”的顺序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中国还是不能丢掉“快”，有一个重要的节点，就是GDP增长不能连续几年低于7%。如果低于7%，社会问题会显性化。
我一直是这样举例子的：中国是一辆自行车，骑着就稳，停下就倒，“骑”跟“停”的分界线就是7%。但是不要僵化地去理解：是不是6.8%就不行，那不至于；是不是7.2%就更好，那不一定。
与此同时，我们显然又在一个减速的过程中。减速不是目的，而是为了提升另外一些效益。如果仅仅减速，其他效益没上来，这是严重失误；如果速度适当下降，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方面有了大幅提升，这是对的。
我仔细研究过十七大报告，关键字是“民”，前半本是民生，后半本是民主。报告用两个章节探讨民主的问题，尤其在党建部分，有很多很棒的说法。
比如，在党章修改里面，“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没有了。请各位去思考，取消“上级任命”这四个字意味着什么？党建部分有这样一句话：将来我们的领导干部是由党委推荐和群众推荐相结合，实行“票决制”。什么意思？这都是未来有关民主的某种粗框架模式的确立。
在十七大报告里，民主改革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叫“公民的有序参与”，先党内后党外，写得清清楚楚。我认为媒体在传播十七大报告的过程中是失职的，只强调了民生，几乎没强调民主。有关民主的报道也忽略了实现路径。
报告前半部分有两大主题。一大主题是强调一定要继续改革，因为在十七大召开之前，有一种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借口的反改革力量在升腾。另外一大主题也非常重要—统筹兼顾—在报告里列了十条，翻译成白话就是“走平衡木”。
什么叫“走平衡木”？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牺牲公平不行，牺牲效率也不行；不发展不行，发展太快不保护环境也不行；光讲究效率不照顾民生也不行，光考虑国内不考虑国际也不行……这十条强调的就是寻找中间路线，把握平衡。
回头看过去五年，这一届领导班子的工作重点不就是“平衡”吗？也正因如此，各方面的人都感到有些“不过瘾”。在环保人士看来，依然有很多保护不力的地方，不过瘾；在一些地方政府看来，为了环保对我们限制太多，也不过瘾。
这就是这一届领导人的宿命。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找平衡的阶段，“统筹兼顾”的结果一定是各方都得到了一点，但也都不太满意。
“统筹兼顾”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我们由前三十年的物化目标，向后三十年的非物化目标转折。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蛇口一句著名广告词，“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今天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应该改成“效率就是金钱，公平就是生命”。
中国的一个显性的转变，就是要从追求效率向公平的方向转变，但此时的中国，仍是天平两端放着效率和公平，偏废哪边都不行。改革的难题全在于此。
我们现在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效率，因为公平的诉求太强烈了；可是彻底满足公平、牺牲效率，显然又做不到。
比如高铁，时速原本是按照350公里设计的，降到300公里，就意味着效率和效益的牺牲。但是能不降吗？不能。“7·23”动车事故使得全社会对生命、对公平的诉求，达到了最高值，不牺牲效率过不去。
动车降速，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留在了2011年。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中国前行过程中的一则寓言，是改革这趟列车发生了事故，促使我们思考。它的背后就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而安全保障了，速度也可以再升回来。总之，要平衡。
再比如前些年，《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遇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为什么？因为劳动者权益得到相当大幅度的提升的同时，社会要付出效率大幅降低的代价。过去，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中国和外国拼，一直拼的是劳动者超低的工资，和超高的工作时长—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在日本横滨的港口，一个货运公司负责人指着密密麻麻的汽车告诉我：“日本无法跟中国竞争。员工周末必须休息，所有的车都运不出去，只能停在这儿。”这句话深深地提醒了我，中国人的竞争优势变得非常具体。
欧洲很多国家，周末想买个东西都很难，商店不开门，要吃饭得去唐人街。在美国纽约也一样，采访到晚上9点还没吃饭，麦当劳都打烊了，怎么办？去唐人街。唐人街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灯火通明，从餐饮到足浴到按摩，什么都有。
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2006年“世界杯”之前，我在德国待了一个月，在那儿亲眼见到德国人怎么干活。一摞木头，三个人搬，其中两个人都闲着，剩下一个人操作吊车，干了一下午还剩半摞没搬完。德国人，在欧洲还算勤奋的。而在中国，不要说农民工兄弟，让我自己干，估计半小时也够了，而且根本用不着机械。这时候我知道欧洲问题大了。
欧洲的劣势正是我们的优势，但回到国内，我也能清清楚楚看到我们自己的劣势。
因此，《劳动法》开始实施的时候，相当多的人表示担心。此时的中国，依然是效率略高于公平，但我想用不了几年，公平的诉求就会超过效率的诉求。这也是第三个三十年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麻烦事儿”还有很多。除了公平，老百姓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也在快速增长。互联网进入中国，显现出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搅拌能力”。
虽然在互联网上，“白岩松”隔三差五就“被自杀”“被封杀”“被辞职”，我依然是互联网的支持者。为什么？互联网启蒙了中国人的民主意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说话的内容，但要维护别人说话的权利。你要习惯与刺耳的声音共处，与糟糕的评论共处，与谎言共处—真理的价值不是独立存在，而是与荒谬同在。
有人说应该控制互联网上的谣言，务必谨慎，并合理合法。正如化疗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杀死正常细胞，谣言被消灭了，真理也就跟着消失了。
真正需要强调的，是如何传播真理的声音。2011年《人民日报》有一个评论，“目前的中国是改革和危机抢时间”，我非常认同，也曾多次援引。
社会上的群体事件，正从过去的不发达地区—贵州的“瓮安事件”，湖北的“石首事件”，扩散到发达地区—“厦门PX项目事件”、“东莞水污染事件”。过去媒体人强调更多的，是监督政府权力的运营、监督法律的运营等，但是现在，媒体也要强调每个公民自我的改变。社会问题不仅仅是改革的阶段性产物，也有民族性的根源，每一个人都该在其中承担责任。
十年中国：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第三个时间跨度，是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的“十年”。
我很幸运地经历了从1994年恢复关贸总协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全过程。面对加入世贸组织，我们曾有无数的担心、忧虑，但是当你走过第一个十年，并以此为节点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大多忧虑是没必要的。
比如汽车行业，最近三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汽车产量最大的国家—十年前谁能想得到？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该思考的是中国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到了启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毫无疑问，时候到了，然而一系列的矛盾都卡在这儿。
我举几个例子。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广东家长教育孩子经常这样说：“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当公务员。”再看现在，公务员热成了什么样？很多腐败现象也正是从这里滋生出来。山西长治环保局，完全算不上“大衙门”，但一个家长为了帮女儿在这里谋个职位，要掏近十二万元行贿。这钱得多长时间才能挣回来？
可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从某些方面看，市场经济的改革不是前进了，而是倒退了。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与市场经济紧密挂靠的部门。“国考”成了“天字第一号”，比高考竞争还激烈。
还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也拥有了第一个民营企业的党代表。我们强调私营、民营、集体、国有等企业一律平等。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做到了吗？
众多中小私营企业资金链断裂，因为银行出于“避险”的考虑，不愿意给他们贷款。银行贷款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么琢磨的：给国企贷款出了问题，大家一起背黑锅；给民企贷款出了问题，就是个人的责任。可是在支撑就业方面的贡献，民营企业早已超过半壁江山。
很多年前，中央就制定政策，提出某些垄断行业可以更大范围地面向民营资本放开，但是实现不了。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都在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
还有关于财政收入高度集中的问题。上世纪九十年代这样的做法是对的，集中财力干大事，支持农村、支持西部，包括建设一些落后的公共事业等。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要不要为地方回补？
中央对于房地产的调控愈演愈烈，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那天“北京地王”出来，我们做了一期节目，发明了“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这句话。几乎全中国所有的城市，市政府都搬迁了，为什么？就是要把老地卖个高价，再让一块没有价值的新地，随着市委市政府的迁入而升值，政府就能多一些收入去干事。不要总认为这里都是腐败，很大程度上是土地财政的倒逼。是谁逼着地方搞土地财政的？将来中央跟地方的分税要不要进行改革？
无数个改革的需求摆在面前，迫在眉睫。
还有更加敏感的问题：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
也许到了要改革的地步，因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需要理顺。“十八大”之后我们要思考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问题，我们的程序如何合理？
我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共产党的民主模式是什么？我非常愿意相信，有可能是党内竞争。或许未来五到十年，会有这样的试点：某个县委书记或县长，由三名共产党员同时竞争，走民主程序。中国的民主投票权一定从党员开始，然后再向党外扩展。所以我希望有更多愿意推动国家前行的人成为党员。
建党九十周年的时候，总书记讲话谈到几个“风险”，第一次提到这个词—懈怠。这话值得玩味，明显是有所指的。改革进行了三十多年，大家都有些松弛了，前行的动力不足。
同样是在建党九十周年讲话中，还有一个重大转变。过去“发展”是第一要务，现在“稳定”和“发展”并列为第一要务、硬指标。围绕这些局面和细节，我们的确要想：改革一直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现在是不是只顾摸石头忘了过河？
对于发展改革委的朋友，光有理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扛着所谓的理想大旗走在错误的方向上，比不走还糟糕。
2012年的中国：继续努力，并多些释怀
最后一个历史节点，就是此时此刻，2012年。
2012年，可以用很多“大事件”去定位。全世界的大领导都要换了。美国要换了，法国要换了，俄罗斯要换了，中国也要换了。
这一年，对媒体来说挑战很大，大家会下意识地说：“哎哟，换届之年得小心点儿。”可是，有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把对方当朋友，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朋友；你把对方当敌人，他就真的成为你的敌人。”这句话适用于人与人相处、国与国相处，稍微改一改，也适用于人与年代的相处。“你把这一年当成改革年，改革就会推进；你把这一年当成停滞年，改革就会停滞。”
还有一句歌词，对我们这代人影响非常深远：“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年轻时认为，当然是“我们改变世界”了，要是被世界改变了岂不很悲剧？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回头再看走过的道路，才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我们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我和你。
很多年前，龙永图告诉我：“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与梦想谈判，与时代谈判，与身体谈判，要懂得有所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纯金，又有谁可以圆满地实现理想呢？进一步，再退半步吧。任何一个时代，所谓的终极目标，永远无法达成。
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朋友也要明白，你殚精竭虑地付出一生的努力，时代的病状依然不会彻底消除。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唐朝、宋朝、清朝都曾是盛世，但如果你能穿越回当时那些知识分子云集的酒馆，会发现他们也同样忧心忡忡。忧心忡忡是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
中国这列火车，我们希望它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是别忘了，一定有人拦在车的前面把它往回推，也有人在侧面瞎推。更可气的是，还有相当多的人，坐在车顶上，事不关己。这是一个非常残酷但必须接受的现实。好，我们接受。但在接受的同时，确保自己是向前推动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就好了。
2012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己的读后感
去发改委谈改革，还呼吁多推动改革，好多人听说后嘲笑我：胆儿挺大的啊？那是2012年1月份，十八大还有近一年才开，“改革”与“中国梦”还不是热词，有机会进发改委，当然要说说。
现在，这两个词已经大热，很欣慰，但也到时候该谈谈别的了。
2015年春节，我给朋友自创短信贺年，最后我对新一年的祈愿，用了三个“开”：开放、开明、开心。
当改革重新热起来，并向深水区挺进的时候，我发现“开放”二字被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可别忘了，中国改革的起步，“改革开放”是不可分割的黄金组合，甚至从某种角度说，开放，正是改革的一部分。
今天再提开放，不仅是开国门建特区的问题，更在于心灵、头脑与思维意识的开放。这些年，中国进步很大，相当多的人自信起来，这是对的。但如果自信到自以为是、封闭及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那就错了。
而开明是期待中国能真的自信，因此更包容更多元更让人有安全的自由感。如果很多人都是担心、顾虑，说言不由衷的话，那时代与个体又如何真正地开心呢？
只有更开放更开明，我们才会更开心。
留住乡愁，而不是想起故乡就发愁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那么一个民族呢？
“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我先编一个故事，不妨把主人公设定成冯骥才老师。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电视机还很值钱，冯老师家不但有电视机，还有很多字画和文物。突然有一天，有人告诉冯老师：“您家四门大开，好像被人偷了。”冯老师说：“惨了，我的字画！我的文物啊！”可是等冯老师赶回家中，惊讶地发现，小偷把电视机和录像机都搬走了，字画和文物一样也没动。
冯老师对赶到的警察说：“给你一千元钱，抓到小偷的时候替我谢谢他。”因为小偷拿走的那些东西都没字画和文物值钱。
警察走了，冯老师坐在沙发上说了这样一句话：“贼没文化，损失巨大。”
好了，贼没文化损失巨大，那么一个民族要是没文化或者不弘扬文化，该有多大的损失呢？
文化就是民族的故事
柏拉图说过这样一句话：“谁会讲故事，谁就拥有世界。”我一直在想，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什么才是那个民族的故事？是文化。
有人或许会说：“不，我们有GDP，我们有钱，我们有高楼。”但如果把一个民族比喻成一个人，GDP、钱和高楼是这个人身上的外套和脸上的气色。气色好当然好，但是骨子里没有文化，脑子里没有思想，不管外套穿什么名牌，你都不可能成为名牌。
一个民族若有故事，可以解决这三个问号：因何而著名？因何而流传？因何而有用？
我从第一个问号讲起。
前几天我去了德国的莱比锡。莱比锡有博览会，还有保时捷的生产基地。但是到了那里没有人向我们提这些，他们首先提的是巴赫。巴赫在那里生活过二十多年，瓦格纳在那里出生，门德尔松在那里出任乐团指挥，并创建了莱比锡音乐学院……每个人都对这一切如数家珍。莱比锡的街道上有许多金属做成的音符，那是地面的路标，指引你通往一个又一个故居。
见到莱比锡市长的时候，他极其自豪地向我们介绍，这座城市因巴赫而闻名。我们问市长：“莱比锡将来要打造成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吗？”市长回答：“一个拥有巴赫的城市，怎么能只满足于成为德国东部的著名城市呢？我们要成为国际著名的城市。”他们的底气源于巴赫在那里生活过。
第二个问号：因何而流传？
我去浙江南浔古镇时，当地人自然领我们去了藏书楼。在藏书楼，讲解员是这样介绍的：“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你们看，这家第三代就出了个文化人。”我一听特郁闷。
第三代这个文化人要开始败家了。他爱书成痴，把前两代积累的巨大财富全买成了书，一共有十七万册孤本、善本，建成这座藏书楼。现在，这座藏书楼是南浔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也是浙江图书馆的分馆。周恩来总理在解放南浔之前专门有一个批示，告诉解放军这里有座藏书楼，不许炮火轰击，要保护。
即将离开藏书楼时，我们说，幸好第三代是个“败家子”，把祖辈积攒的金钱都“败”成了文化，让这个家族因此流芳百世。
因何而有用？大家都知道《富春山居图》。
几百年前，在富阳郊区的深山老林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开始画《富春山居图》。我相信那个朝代的“城里人”也都在忙着做些“有用”的事，赚名赚利，歌舞升平。而这位老人，独自在山林中守着孤寂作画。
几年之后，作品完成了。他自己大概也觉得“无用”，便将它送给一位名叫“无用”的僧人，该画因此得名“无用师卷”。
几百年过去了，那些功名富贵都已烟消云散，一幅“无用”的画，却为这座古城带来了扎扎实实的声名和利益。这就是文化的“无用之有用”。
在作品里知道，这就是中国
我们这一两代中国人，是没有“故乡”和“故居”的，一直都在迁徙。
也许能看到父亲领着儿子指着广场上的地砖说：“你爸当年就住这儿。”1994年，冯骥才老师为了保护天津要拆的街巷，组织一百多位摄影师去拍照。最后房子拆了，艺术家把它们留在了无声的作品里。
还有韩美林老师和其他很多艺术家，他们也在为我们保留过去的故乡，创造未来的故乡。真的，很多年后，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当你看到这本书或那幅画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中国，你走不丢的。
多年前有一位中国的文化人，离开了祖国，认为自己从此将成为一棵没有根的树。几个月之后，他走进国外的一家图书馆，在馆藏的典籍中看到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在那个昏黄的充满旧书气息的空间里他号啕痛哭。他突然感到安全了，自由了。这不就是中国吗？自己没有离开它呀。
因此，哪怕我们失去家园或远离故土，依然会在艺术家的作品里知道，这就是中国。
2013年“韩美林日”艺术论坛暨《解放日报》第62届文化讲坛
文章一开始讲的故事，事后与在现场的冯骥才先生核实，基本属实。“贼没文化，损失巨大”，这句话是我编的，但该是大冯的心声不假。
其实，类似这样的故事哪用虚构，现实中的例子大把大把。把有历史的房子拆了，盖成金碧辉煌的样子，一副土豪气象。这样的事儿哪个城市没有？
当然，不只这个时代，我们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现在的收藏大家马未都当初与我们一样，也是个码字的媒体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带上当时最流行的电镀折叠椅子，在北京西四等地信托商店或家具门市外面，等那些拿红木或更珍贵老家具来的主儿。上前商量着用电镀椅子换老家具，十有八九乐呵呵地同意。转眼二三十年过去，电镀椅子都锈了扔了，而换来的老家具则进了马未都自己建好的博物馆，展览着，拿啥都不换。
因为我们这样的人太多，马未都该成为一个大收藏家。不用说谢了。
再不好好重视文化，我们将来拿什么回忆，拿什么找到家？
在这个没有故乡也少了故居的时代里，如果再没了记忆，未来还有什么意义？也许将来都会像二十多年前，北岛流浪时所说：“我对着镜子说中文。”隔了一会儿，北岛又说：“祖国是一种乡音。”
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
日本曾把“哆啦A梦”选作“国民大使”，中国也有这样的大使吗？
恰恰是最朴实的农村老太太，言谈举止中还保留着老祖宗的DNA。
平视
2009年3、4月份，我去拍《岩松看美国》，和十几年前去美国相比，明显感受到一些内心的变化。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国人员要严格管理，还有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国家会发一笔置装费，让你置办一身还不错的行头，给咱们社会主义中国争面子。于是，无论你去好莱坞还是迪斯尼，只要看见十几个人全穿着统一的西装，基本上就是中国人。
那笔置装费也体现了咱们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从心态上说，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对“外国”都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有好奇，有仰视，有自卑。我第一次去美国也是，满大街的车都不认识，看哪儿都新鲜。
一转眼十几年过去了，2009年春天这一次去美国，刚下飞机，从机场出来，我说先别去宾馆，去华尔街看一下。结果到了华尔街，就看到美国的两个废墟。一个是看得见的，“9·11”双子大厦的废墟，就在华尔街前面几百米，不知什么原因，重建工程也处于停工状态，让人触目惊心。当你一转身走进华尔街，又有另一个肉眼看不到的废墟—金融危机。当时华尔街也在维修，路面上堆着各种建材，它的确是需要维修的，从有形到无形。
眼前这一切，突然就会使你的心态发生很大的变化。短短十几年过去，中国人已经不用再仰视美国了。
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平视美国”。不仅仅对美国要平视，面对整个世界都要平视。
平视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不仰视，如今做到不难。第二层是不俯视，没必要因为中国GDP增长就沾沾自喜。我常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优点，哪怕只有一个，您都先虚心地把它学来再说—这个也不容易。
日本是个忧患型国家，只要受到一点威胁就全民反思、全民警醒。中国却是乐天派民族，日子刚好点儿就开始莺歌燕舞，欢呼雀跃。有时候还会慈悲心泛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看美国，恨不得帮点儿是点儿：哎哟，看他们可怜的……再加上G2概念满天飞，咱们更找不着北了，真觉得中国和美国应该联手营救全世界。但这是真的吗？
脱敏
面对世界先学会平视，平视之后才有平和。
平和体现在哪儿呢？也分几个层面，先是脱敏。“脱敏”这个词用于政治领域，可能是我发明的，最早写在《南方周末》上。
举一个例子，当我九十年代第一次出国，脑海中会有很多纠结：方便面带还是不带？榨菜带还是不带？万一外国人挤对中国，该怎么说？第一次去台湾就更麻烦，涉及很多敏感的政治问题，一路都在琢磨：遇到国民党党员怎么办？那时候哪能想到国民党一转眼变成共产党最铁的哥们儿了，“青天白日”还等同于青面獠牙呢。更没敢想遇见民进党党员怎么办。
结果却很戏剧，离开台湾前一天，围在一桌吃饭的人，各党派都聚齐了：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其中国民党党员就是邓丽君的哥哥。最后，所有的党都站在我党这一边，跟民进党那哥们儿干起来了。我说干起来可不是打架啊，而是喝酒。后果当然很惨烈。
经历了这样一个“脱敏”的过程，你就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交往比想象中容易得多。当你能够将心比心去考虑他人的情感和感受，肤色、民族、党派上的差异都没那么可怕。
从人性角度说，人与人80%都是彼此相通的，所以我们都会被柴可夫斯基、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吸引，都会为迈克尔·杰克逊的离世感到悲伤。剩下20%的不同，可能是意识形态、受教育程度、价值观等，在交往中也都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镜子
除了“平视”和“脱敏”，第三个关键词是“镜子”。看日本，看美国，看香港，看台湾，归根结底是为了看自己。
在日本、美国和欧洲，你会看到人们的眼神越来越单纯，商店关门越来越早，高楼大厦越来越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空气污染经过治理，蓝天白云正在回归。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正在重蹈他们当年的覆辙，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眼睛和心灵被污染。他们的简单，无论人际交往还是生活方式，会让复杂惯了的我们感到无所适从。
这是一个必然的经历。从世界这面镜子里，能看到我们的过去和未来。
软实力
近三十年来，中国在文化输出方面是严重逆差，进口太多，出口太少。这就说到了最关键的关键词：大国。
什么叫大国？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中，不能仅仅依靠硬实力，硬实力有时候还会产生反作用力。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里，中国GDP排名靠前的事实不会改变，从硬件角度来说我们足以自豪。那么豪华的饭店，那么宽的马路，那么多一模一样的机场，走遍世界也几乎找不到。
但是从软件的角度呢？
在东京最繁华的地段，红灯一亮没人横穿马路，绿灯一亮快速通过，想见到排队加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在德国开车是不限速的，时速超过200公里也OK，但我几乎没见过有人不打转向灯突然别车、辅路进主路不减速的。
美国的校车拥有机动车中最好的质量，最高的安全标准，是每个学生都能享受的福利，由政府出资运营了将近一百年。
国家的软实力，体现在一个又一个细节上，有价值的输出、理性的情怀，也有制度的人性化，民众的素养。也许中国的GDP二十年内能够成为世界第一，但要做到这些细节，起码还得五十年。
君子和而不同
最近一百年，请问中国在人类的价值观方面贡献了什么？只贡献了半个“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什么是半个？因为是跟印度等国一起发明的。而且它不是针对全世界，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此外，中国对整个人类的进步，尤其在政治框架和制度设计方面，没有太多贡献，很残酷，但这是事实。
这几年，中国开始提出“和谐世界”这个概念，大家有时候不去关心这些，觉得不过是一个口号。其实没那么简单，这是中国开始尝试为人类的发展寻找模式。这个概念应的是中国一句老话“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之交，和睦相处，但各自保留不同之处，千万别成小人之交，因为“小人同而不和”，表面上都相同，但骨子里钩心斗角，不和睦。“君子之交”从根儿上说有戏，但实现起来需要过程。
第一，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做的？你能不能让别人相信你会这样做？这就扯到另一个话题，弱国怎么震慑强国？首先你有致人于死地的武器，其次你说你敢用，再次别人真的相信你敢用。这就是毛泽东时代别人不敢小看你的重要原因。
如今在价值观输出方面你仍然可以套用这个逻辑。你有没有一个靠谱的理念？有没有努力推广并自我践行？别人愿不愿意接受？三个答案都是肯定的，才能在文化上碰撞出结果。
第二，文化传播要走民间通道，采取国家和政治之外的模式。如果你有机会代表中国走出去，政治在骨子里，不要显化在生活中，让人家不知道拿你当朋友还是当间谍。
一旦走出去，要讲究“民间外交”，但别真像外交官一样义正词严，一二三四陈述方针政策。您更多还得用人文的方式去跟世界交流。要相信共同的情怀、非政治化的解读、超越国籍的同理心，反而会得到润物细无声的结果。
中国的“哆啦A梦”呢？
“形象”二字，已经成为中国很重要的目标。目前我们需要两张面孔，一张是实力派，一张是亲和派。
实力派要排第一，没钱谁跟你玩？你以为人家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民，其实人家喜欢的是中国人民币。反过来，当中国人民币具有足够吸引力的时候，中国人民和中国也会招人喜欢。拥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别人就愿意跟你相处。拥有足够的外交影响力，就可以拥有话语权。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亲和的面孔。中国有自己的梦想，不会永远韬光养晦，不会永远把脑袋埋在沙子里。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东方睡狮，醒了以后了不得。现在咱们真的醒了，少不了让人畏惧。
然后中国总跟别人解释，我绝不威胁你，不欺负你。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会发现你的解释其实缺少说服力。一个天天说自己不吃人的狮子，谁信哪？你用什么方法证明能吃人的狮子的确不吃人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展现出另外一张面孔，可亲可敬可爱，我们现在非常欠缺。
国外有个调查，让我们很尴尬。你知道全世界的国家形象中，谁排第一吗？日本或加拿大。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游客虽然在很多国家都不受待见，好歹没排倒数第一。我们常常排在中间部分，比美国好一些。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打造一张亲和的面孔就是艰巨而漫长的任务，在座的每一位，都肩负着这样的职责。有些事不妨向日本学学。
曾有一个相当于日本外交部副部长的人跟我聊天，说想选“哆啦A梦”作为日本的“国民大使”，为什么？世界各国的人可能语言不通，但一个印在T恤上的“哆啦A梦”就是共同的语言。
这话让我听了真是羡慕嫉妒恨啊。可是再恨日本人，你会恨“哆啦A梦”吗？中国也能有这样的“亲善大使”吗？
当然，孔子学院可以是这样的亲善大使，输出一些优秀的文化传统，给人家讲我们的儒释道。这又触及到一个核心问题：作为传播者，你传播的东西你自己相信吗？
我们对传统文化礼仪的尊重和理解，已经远远不如几十年前。所以于丹、易中天、百家讲坛才会盛行一时。千百年来传承的东西，现在听着却挺新鲜，更何况还有那么多人没听过呢。
有一天我和倪萍一起坐飞机，她给我讲她姥姥的故事，讲着讲着就掉眼泪。老太太大字不识，门口来了要饭的，她一边布施一边还得说上一句，孩子吃不了这些，幸亏您来了，要不浪费了。路过的人渴得不行，讨口水喝，她把人家迎进门，烧上一锅热水，又说不差这点儿工夫，再加把米，就变成了一碗粥。这种尊重和善良，不就是文化吗？
这是最朴实的农村老太太，言谈举止中还保留着老祖宗的DNA。我当时鼓励倪萍，一定把老人家的故事写下来，因为太稀有了。
在城市里，大学里，有学历没文化的人还少吗？如果你的行为非儒，非佛，非道，却以为穿上长袍就能代表孔子，在课堂上大讲特讲，真能影响别人吗？
打造一张可亲可信的面孔，任重而道远。
“世界普遍的价值观”
中国跟世界的磨合，有很多层面。除了政治层面、外交层面，还有传媒层面。在传媒层面上，一定要以透明、开放、民主的姿态去跟世界交流。去年的拉萨“3·14事件”，和今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我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前者基本上屏蔽，产生的效果是负面的；后者迅速向全世界公开，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得到的反馈是积极的。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和外交部门，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予以指责。这跟西藏的状况完全不同。当你敢于把事实展现给全世界，反而堵住了他们的嘴。
包括很多字眼，你也不要担心，可以大胆面向世界去谈人权，谈民主，谈自由。我在很多场合说过，党的十七大报告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民生，一个是民主，而且谈得非常直率和尖锐，上来就说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领导人在去年高调谈论老百姓要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媒体做不到开放透明，政府做不到信息公开，老百姓怎么有知情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中国民主进程拉开大幕，老百姓上哪儿去表达和参与？最后，老百姓的监督权用来监督谁？自己监督自己啊？那是另一个国家，你知道的。在中国，指的是监督政府和监督法律的运行。
所以，如果你仔细研究过总书记和总理的讲话，就能够意识到一种变革，没什么可担心的，去国外照谈不误。
去年，总书记跟日本签署了第四份政治文件，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表述：“中国与日本将针对世界普遍的价值观进行定期磋商。”什么叫世界普遍的价值观？人权、民主、自由，不外乎如此。
所以，对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国家，也要用越来越开放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在座各位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希望大家都取得成功！
2009年 吉林大学孔子学院
自己的读后感
也许会有人对这篇文章的题目不太喜欢，“凭什么要打造一副让世界喜欢的面孔？爱喜欢不喜欢！”
不知道是不是人群中爱抬杠的人多，常常见到有人“不高兴”，“不高兴”可以，可不该“没头脑”。反问一句也许问题就容易说得清：“难道拥有一个让世界不喜欢的面孔，对我们自己更好吗？”
提到德国，想到严谨的“德国制造”；提到法国，想到浪漫优雅；提到意大利，想到时尚、古迹……提到中国，我们该让世界想到什么？
前年在政协会上，我提出一个问题：总说要打造中国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可为什么从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是亲和的？是儒雅的？是活力的？还是……如果目标不明确，工作又如何能有效呢？
中国制造的产品占领全世界，中国每年出境的游客超过一个亿，可我们并没有因此打造出一个清晰而让世界喜欢的中国面孔。在中国不可避免地走上大国之路的进程中，这是一个大课题。
很巧，这篇文章的内容，是2009年给孔子学院培训班讲的。为打造友善的中国面孔，这些年我们以孔子学院的方式在世界各地耕作。但近两年，遇到相当大的障碍，显然，我们必须思考与世界交往的方式方法。遇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说自话，不调整不前进。
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
中国人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美国所有的美好，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
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看中国，但我猜他们拿反了……
过去的二十年，中国一直在跟美国的三任总统打交道，今天到了耶鲁我才知道，其实他只跟一所学校打交道。但是透过这三位总统我也明白了，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的水准也并不很平均。
接下来就进入主题，或许要起个题目的话，应该叫《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我要讲五个年份，第一要讲的年份是1968年，那一年我出生了。
但是那一年世界非常乱，在法国有巨大的街头骚乱，美国也有，然后美国的肯尼迪遇刺了……但是这一切的确都与我无关。（1968年6月5日，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遭枪击身亡。由于五年前，他的哥哥也是遇刺身亡，由此拉开“肯尼迪家族魔咒”的大幕。此事在当年震惊全美国。）
那一年我们更应该记住的是马丁·路德金先生遇刺，尽管他倒下了，但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却真正地站了起来。不仅在美国站起来，也在全世界站起来。
可惜很遗憾，当时不仅仅是我，几乎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道这个梦想，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每一个个人，很难说拥有自己的梦想。梦想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梦想，甚至是领袖的梦想。
中国与美国的距离非常遥远，不亚于月亮与地球之间的距离。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一切，我只关心我是否可以吃饱。因为我刚出生两个月就跟随父母被关进了“文化大革命”特有的一种牛棚，我的爷爷为了给我送点儿牛奶，要跟看守进行非常激烈的搏斗。
很显然，我的出生非常不是时候，无论对于当时的中国还是对于世界，似乎都有些问题。
第二个年份是1978年，我十岁。
我依然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只有二十万人的小城，要知道，在中国它的确非常非常小。它离北京的距离是两千公里，北京出的报纸，我们要三天之后才能看见。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新闻”这个东西的。
那一年我的爷爷去世了，而在两年前我的父亲也去世了，所以只剩下我母亲一个人要抚养我们哥儿俩。她一个月的工资不到十美元。因此即使十岁了，“梦想”对我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词汇，我从来不会去想它。
我母亲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建立新的婚姻，是她一个人把我们哥儿俩抚养大。我看不到这个家庭的希望，只是感觉那时的每一个冬天都很寒冷，因为我所生活的城市离苏联更近。
但是就在我看不到希望的1978年，不光是中国这个国家，还有中国与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那是一个我们在座所有人今天都该记住的年份。
1978年12月16号，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那是一个大事件。而在中美建交两天之后，12月18号，中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今天你们知道，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
历史，两个伟大的国家，一个非常可怜的家庭，就如此戏剧性地交织在一起。不管是小的家庭，还是大的国家，其实当时谁都没有把握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接下来该讲1988年了，那年我二十岁。已经从边疆的小城市来到了北京，成为一个大学生。
虽然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人在抨击中国的高考制度，认为它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必须承认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当然，这个时候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它变得很具体，也不再是过去那个口号当中的“美帝国主义”，而是变成了生活中的很多细节。我已经第一次尝试过可口可乐，而且喝完可口可乐之后，会觉得中美两个国家真是如此接近，因为它的味道几乎跟中国的中药是一样的。我也已经开始狂热地喜欢摇滚乐，那正是迈克尔·杰克逊还长得比较漂亮的时候。
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改革已经进行了十年。中国开始尝试放开很多商品的价格。这在你们会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迈进，因为过去的价格都是由政府决定的。
不过，也就在那一年，因为放开了价格，引起了全国的疯狂抢购。大家都不知道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于是要把一辈子的食品和用品买回家里。这标志着中国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近了。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市场经济也会有次贷危机。
当然我知道，1988年对于耶鲁大学来说也格外重要，因为耶鲁的校友又一次成为美国总统。
接下来又是一个新的年份，1998年。
那年我三十岁，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新闻节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成为一个一岁孩子的父亲。我开始明白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不仅要考虑我自己，还要考虑孩子及他们的未来。
那一年中美之间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主角就是克林顿。也许在美国你记住的是“性丑闻”，但在中国记住的，是他6月份的来访。
他在人民大会堂和江泽民主席召开了一场开放的记者招待会，又在北京大学进行了一场开放的演讲，两场活动的直播主持人都是我。
当克林顿总统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记者问道：“这次访问中国，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说：“我最想不到的是，这两场活动居然都直播了。”
不过直播让中国受到了表扬，却让美国受到了批评，当然只是一个很小的批评。在克林顿总统的北大演讲中，由于全程用的都是美方提供的翻译，因此翻译水准远远达不到今天我们翻译的水准。
我猜想很多中国观众知道克林顿的确一直在说话，但说的是什么，不太清楚。所以我在直播结束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看样子美国需要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有的时候要从语言开始。”包括美联社在内的很多美国媒体都报道了我的这句话，但是我的另一句话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报道，“对于中美这两个国家来说，面对面永远要好过背对背。”
也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我开上了我人生中的第一辆车。这是我在过去从来不会想到的，中国人有一天也可以开自己的车。个人的喜悦，也会让你印象深刻，因为第一次是最难忘的。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是2008年，这一年我四十岁。
已有很多年大家不再谈论的“我有一个梦想”，这一年却又听到太多美国人在讲。看样子，奥巴马的确不想再接受耶鲁占领美国二十年这样的事实了。他用“改变”以及“梦想”这样的词汇，让耶鲁大学的师生为他当选总统举行了庆祝。这个细节让我看到了耶鲁师生的超越。
而这一年，也是中国梦非常明显的一年。无论是北京奥运会，还是“神舟七号”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中行走，都是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梦想。但是，就像全世界所有的伟大梦想都注定要遭受挫折一样，突如其来的四川大地震，让这一切都变得没有那么美好。
我相信这个时候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跟美国人和世界上一切善待生命的民族都是一样的。八万个生命的离开，让每一个中国人度日如年。我猜在耶鲁校园里，在每一个网页、电视以及报纸里，也有很多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为这些生命流下眼泪。
但是就像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却让“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站得更高，站得更久，站得更加让人懂得其价值一样，更多的中国人也明白了：梦想很重要，生命更重要。
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我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那一天我感慨万千，虽然周围的人不会知道。因为时间进入我生日那天的时候，我在直播精彩的比赛；二十四小时后，时间要走出这一天了，我依然在直播。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生日，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背后的中国梦。正是在这样的四十年里，我从一个根本不可能有梦想的边远小城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全人类欢聚的节日里，分享并传播这种快乐的人。这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故事。
同样是在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相距不再遥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需要。据说布什总统度过了他做总统以来在国外—而且是同一个国家—待得最长的一段时间，就是北京奥运会。菲尔普斯拿到了八块金牌，他的家人都陪伴在他身边，所有的中国人都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祝福。
当然，任何一个梦想都会转眼过去。在这样一个年份里，中美两国几乎是历史上第一次同时发出了“我有一个新的梦想”的声音。这样的时刻，如此地巧合，如此地应该。
美国面临了一次非常非常艰难的金融危机，当然不仅仅是美国，全世界都受到重大的影响。昨天我到达纽约，刚下飞机，去的第一站就是华尔街。我看到华盛顿总统的雕像，他的视线总是永久不变地盯着证券交易所上那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非常奇妙的是，雕像后面的展馆里正在举行“林肯总统在纽约”这样一个展览，因此林肯总统的大幅画像也挂在上面，他也在看那面国旗。我读出了非常悲壮的一种历史感。
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对我的同事说了这样一句话：“很多很多年前，如果美国发生了这样的状况，也许中国人会感到很开心，‘你看，美国又糟糕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会格外地希望美国尽早好起来，因为我们有几千亿的钱在美国。”
我们还有大量产品等待着装上货船，送到美国来。如果美国的经济进一步转好，这些货品背后，就是一个又一个中国人增长的工资，是他重新拥有的就业岗位，以及家庭的幸福。因此，你明白，这不是一个口号的宣传。
过去的三十年里，你们是否注意到与一个又一个普通的中国人紧密相关的中国梦？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可以在三十年里，让个人的命运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个边远小城市的孩子，一个绝望中的孩子，今天有机会在耶鲁跟各位同学交流，当然也包括很多老师和教授。
中国这三十年，产生了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他们的爷爷奶奶依然守候在土地上，仅有微薄的收入，千辛万苦。他们的父亲母亲，已经离开了农村，通过考大学，在城市里拥有了很好的工作。而这个家庭的孙子孙女也许此刻就在美国留学。三代人，就像经历了三个时代。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现场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你们的家庭也许就是这样，对么？
那么，在你们观察中国的时候，也许经常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或其他庞大的政治词汇，或许该换一个视角，去看看十三亿普通的中国人，看他们并不宏大的梦想、改变命运的冲动、依然善良的性格和勤奋的品质。今天的中国是由刚才的这些词汇构成。
过去的很多年里，中国人看美国，似乎在用望远镜看。美国所有美好的东西，都被这个望远镜给放大了。经常有人说美国怎么怎么样，我们这儿什么时候能这样。
过去的很多年里，美国人似乎也在用望远镜看中国，但是我猜他们拿反了。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缩小了的、错误不断的、有众多问题的中国。他们忽视了十三亿非常普通的中国人改变命运的冲动和欲望，使这个国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我也一直有一个梦想，为什么要用望远镜来看彼此呢？我相信现场的很多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最真实的美国，用自己的耳朵了解了最真实的美国人内心的想法，很难再被其他的文字或声音改变，因为这来自他们内心的感受。
当然我也希望更多的美国人，有机会去看看中国，而不是透过媒体去了解中国。你知道我并不太信任我的所有同行—开个玩笑。其实美国同行是我非常尊敬的同行，我只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朋友去看一个真实的中国。我起码敢确定一件事情：你在美国吃到的即使被公认为最好的中国菜，在中国都很难卖出好价钱。
就像很多年前，中国所有的城市里都流行着一种“加州牛肉面”，人们认为美国来的东西一定非常好吃，所以他们都去吃了。即使没那么好吃，因为这是美国来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批评。这个连锁快餐店在中国存在了很久，直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亲自来到美国，发现加州原来没有牛肉面。
随着加州牛肉面的连锁店在中国陆续消失，我们知道了，面对面的交往越多，彼此的误读就越少。
最后我想说，四十年前，马丁·路德金先生倒下的时候，他的那句“I have a dream”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一定要知道，这句话不仅仅有英文版。在遥远的东方，在历史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也有一个梦想。
它不是宏大的口号，不只属于政府，它属于每一个非常普通的中国人。而它用中文写成：我有一个梦想。
2009年 耶鲁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我并没有想过在耶鲁的这次交流获得了那么大的反响。
这本是在制作《岩松看美国》时，推不掉正在耶鲁工作的前同事之邀，一次“路过”性质的交流，甚至差点儿因未“提前上报”、不符合外事纪律而挨“处分”。
但沟通结束，它就像一个孩子，在互联网时代，有了它自己的生命生长历程，而后更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由于被高层领导看见并首肯，最后这次沟通变成文字，居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及《光明日报》上全文刊登。这也开了一个纯民间交流的先河吧！
我不会为此昏头，认为自己讲得好。我想这可能是对一种与世界交流方式的肯定与期待—不是口号，是故事；不是严肃紧张，而是轻松活泼；不是分成你我，而是活生生的人。我愿意是因这些原因而被认同，并让未来改变。
其实，时任国务委员的戴秉国，有一场在美国的演讲也该被更多地传播。
当时，世界上有越来越大的声音，认为中国已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已经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自然要承担很多中国还无法承担的义务。
要说服美国人，怎么办？
在庆祝中美建交三十周年的一次演讲中，戴秉国让美国人看了自己一张初中时的同学合影，五十多人中有一半已不在人世。说这话时的戴秉国不过才六十七岁，他的六个兄弟姐妹，在农村的三个都已离世。原因不复杂，戴秉国出生并成长于经济并不发达的贵州。生活条件的艰苦，是悲剧的原因。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现场的泪光、沉默与之后的掌声肯定着戴秉国的演讲。
看样，不管多大的政治或多小的交流，讲故事，将心比心，以人与人面对面的方式走进心灵，都是真正有效果的。
但愿我们不仅感动，也都能有所感悟。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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