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不缺德，可是缺啥？
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不好”。
当时代的发展让人们产生超越物质的需求，才是爱的开始。
今天来到这里，也是对王振耀（编者注：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兄长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很多年，因为中国的慈善事业要向前发展，我们进行过多次合作、对谈。有时候，一项事业的前进需要大时代的机缘巧合；有时候，需要的只是一个人。同样是美国总统，有的就不好，有的就不错—中国的很多位置也是如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可能会往前推进十几年，没遇到合适的人就可能原地踏步。这些话表达的是我对王振耀兄长的尊敬。
接下来转入正题，说说我对公益、慈善以及爱的思考。
今天沟通三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个层面仿佛很遥远，当人们谈论中国的慈善、爱和公益的时候，很少提及，但它却是最重要的基础—人性。
第二个层面是道德。举国关注的“小悦悦事件”，仅仅是道德问题吗？把这个问号留给大家。
第三个层面，是慈善和公益在中国的发展，实质究竟是什么？
中国人DNA里的“二元对立逻辑”
首先，我们说一个仿佛无关其实最有关的问题：好人才会做慈善吗？
中国人从小就习惯给人贴上“好人”和“坏人”的标签，我们这一代可能感触更深。小时候看电影不多，一看电影便要问爸爸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后来发现我们这代人最幸福，因为好人坏人一看就知道。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电影，主人公一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反面角色则是胡汉三、南霸天、黄世仁那样，从长相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样一种“非黑即白”的传统延续下来，并不仅仅因为这方面的文化基础是如此浅薄，更主要是在于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革命”的背景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你死我活的问题，是矛盾对立的关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几乎没有中间地带。这种“革命基因”慢慢渗透到我们看待人性和世界的DNA里，形成了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法则。
非常遗憾的是，我也不能把在座的年轻人全部看成新人类，因为在这一点上讲，你们依然是老人类，都不可避免地带有“非黑即白”“非对即错”的逻辑观。
当我们关注公益、成为志愿者的时候，首先要明白人性是极其复杂的，没有纯粹的“好”也没有纯粹的“坏”。每个人心中都并存着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取决于周围的环境、制度和人，激活了你的哪一面。
比如今天，我站在这里讲公益、讲慈善，会被大家认为是“好人”。但或许在其他情况下，人性中的“坏”也会释放出来。当每个人都可以清晰且自律地看待自己，会明白谁也不比谁好到哪儿去或坏到哪儿去。
教育很重要。教育不是让人性“变好”，而是约束人性中的负面欲望、扬善弃恶。
法律也很重要。法律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是最低的道德底线。法律不能让你变成好人，但是它要求你杜绝坏的行为—抢劫、偷东西、杀人是不行的。
此外还有环境。如果一个社会环境充满善意和安宁，人们和谐相处，人性中的善就会更多地被激活。
因此，我们倡导道德、公益和爱，期待更多的响应，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满世界去寻找“好人”，而是要思考：如何用好的教育、好的法律、好的制度、好的环境等，把人们心中原本就存在的善意激发出来。
遗留在中国人DNA中的二元对立逻辑，让我们对很多事物的判断都是危险的。打破这种简单对立的思维，是一个真正的基础。全社会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前行。也只有明白了这个道理，才会懂得：人人皆可做慈善，公益的基础是巨大的。
是道德的问题吗？
“小悦悦”事件、宝马车碾童事件，还有一起又一起摔倒老人讹诈搀扶者的案例，让大家都很难过，觉得中国人的道德底线一塌糊涂，对吗？
可是问题仅仅在于“道德”吗？请大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道德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小悦悦事件”发生在国外，第一会受谴责的是孩子的父母，第二才是司机与围观者。我们可以说，小悦悦的父母非常值得同情，他们在城市里打工不容易。但是，情感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站在严肃的法制角度看问题，是不关注这些点的。作为两岁多孩子的监护人，小悦悦父母的监管缺失，是这起悲剧的真正关键点。
《人民日报》有一位知名记者，讲过一个经典案例。她妹妹在美国生活，有一次孩子回中国，住在她家。一天晚上，她临时有事出门，时间不长，就把妹妹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正好这时候妹妹从美国打电话过来，跟孩子聊天，问他“你大姨呢”，孩子说“不在家”。妹妹一听急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吗？”孩子说：“对，就我一个人。”姐姐回来以后，妹妹对她勃然大怒，说：“姐姐你这是违法行为！”因为在美国，把未成年儿童单独留在家里就是严重的违法。
说到这儿，如果大家不解，还可以换一个思路。
老人摔倒被扶，为什么一瞬间反而要抓住对方说：“你撞了我！”因为这个老人是“坏人”吗？
倒退二十年，如果大街上两辆汽车追尾，司机肯定下车就打。为什么呢？不打不行！谁打输了谁赔钱。可是现在，谁还会为了追尾大打出手？经常是把车靠边一停，互相递根烟，把保险号一抄就完了。
对比二十年前和二十年后，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中国人很讲礼节，道德水准提升了。可是为什么中国人撞车后的道德水准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因为“交通强制险”的介入。所有汽车必须买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不必再用暴力的手段争取权益，于是在这个问题上，人性里“善”的一面流露出来。
摔倒的老人为什么讹诈救他的人？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医疗保险，他摔倒在地不能动弹的时候，最大的痛苦还不是来自肉体—中国的父母心疼孩子啊，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想法是，孩子要给自己掏钱治伤，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他扛不住—在这之前他可能行了一辈子的善，但是这一瞬间都不存在了，他像抓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了扶他起来的人。如果中国的老人都有医疗、养老保险，还会发生这么多起讹诈事件吗？
因此，涉及道德的问题，不应追问人们“有没有道德”，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否进步到了让人们“可以展现道德”的时候。中国人不缺德，缺的就是让“德”展现出来的制度保障与大环境。我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还没有到达这个阶段。所有糟糕事件的发生，都是在强迫我们去设法提高基础保障和社会综合配套设施。
我从来不愿听到人们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谈论道德。那没有意义。
中国有句古话“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座各位都是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相信“爱情的力量不可战胜”的阶段。那么古人为什么总结出这句话呢？因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不管你爱得多么惊心动魄，如果生活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没地方住、没食物吃，矛盾就会逐渐地从小到中，从中到大，最终毁掉爱情。所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道德也是同理。
基于刚才谈到的“人性”和“道德”因素，此刻要想快速推动社会进步，谁又有权去抱怨别人呢？当下最常见的情形，就是所有人都在抱怨。领导在抱怨，群众也在抱怨，富人在抱怨，穷人也在抱怨……唯独没有人抱怨并改变自己，这是中国此时此刻最大的问题。
今年我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批评政府、批评党、批评社会不够进步，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自己？每一个公民都没问题，都是党和政府的问题，谁说的？党和政府什么时候让你闯红灯？什么时候让你用散步的速度在街上开车并乱加塞？”
而且我发现，很多知识分子也在利益的驱动下，不能理性看待问题，甚至夸大事实来印证自己的某种观点。这很糟糕。
慈善，来自内心对爱的需求
接下来进入第三个层面，谈谈慈善、爱与公益的实质。
慈善、爱与公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对别人的帮助，是吗？我想告诉各位，人性是自私的。过去几十年，我们党教育干部、老百姓都要大公无私，结果一度使这个国家濒临崩溃。到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究竟改革了什么？核心价值或者出发点是什么？回头一看是邓小平终于明白了“人性是自私的”这个道理，然后开始顺势而为。
改革开放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安徽小岗村承包土地按手印，土地承包的核心动因，就是尊重“人性是自私的”这个前提。
接下来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城市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基础也是人性，持股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为自己工作更有动力，而为自己做就是为企业做。所以，不再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背后曾有过痛苦的思考，慢慢才找到一条顺应人性、顺应时代的路径。
那么，既然人性是自私的，公益、慈善和爱又何以立足呢？这与“自私”不是相悖的吗？恰恰不是。
2005年我在台湾采访慈济，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要求义工或志愿者帮助了别人之后，不仅不用别人道谢，反倒要向别人致谢。因为“不是我帮了你，而是你帮了我”。这是什么逻辑呢？有一句话叫“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快乐，一种需求。
人生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需求。到了某一个年龄，或者当你爱到极致，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渴望从别人那里获得什么，更关注的是“我能为你做什么”。这不是虚伪，不是迎合，而是内心深处对爱的需求。
从整个社会来看，当时代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自然也会产生一种超越物质的需求。这个时候，才是爱的开始。慈善公益的发展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一味地宣传“大公无私”，鼓励“见义勇为”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扭曲的价值观。一个连自己都不爱的人，怎么会去爱别人、爱社会呢？反过来，只有当帮助别人成为自己的需求，而且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时，公益、慈善、爱才真正具备了推动的基础，而不是作秀。
公益行动不是“搞运动”
我们从来不缺“公益行动”—中国人搞运动习惯了，整套流程都很在行—我们更需要的是爱的感受和需求。骨子里没有爱，行动也只不过是空壳化、荒漠化的行动。
我们应当让更多参与者心中升起帮助他人的需求。刚开始或许略显形式主义，甚至有些空壳化，但是没关系。只要目标清晰，可以逐渐向壳里注入实实在在的内容。
另外，就算公益事业目前在中国进展缓慢，请不要急着骂。批评是应该的，改正也是应该的。但是稍有纰漏就要遭遇谩骂，中国的慈善之路就长不了。当你陷于一个不敢出任何差错的境地，还能发挥多少优势呢？这是一个社会的容错能力。
作为媒体人，当然也应该具备容错能力。我不能明明看到问题而不指出来，但是请记住，尽管我提出批评，却依然以建设者和陪伴者的身份和他站在一起。
慈善事业在中国刚刚起步，就会立即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高水准吗？不会。
第一，很多事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慈善也不例外。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1978年拉开大幕的，发展到第十四个年头，市场经济的大政方针才逐渐形成，“摸着石头过河”。所以第一个要借鉴的就是“敢于试错”，同时要包容。
第二是要自主。我们说“自主创新”，重点不在“创新”，而在“自主”。有自主才能有创新，不自主就不创新。科学家都听处长的，中国不会有自己的乔布斯。中国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文化，当然有条件出乔布斯，但是制度要改。那么多聪明脑袋，被一个智商没那么高的人管着，能创新吗？
第三，尝试一段时间后，一旦取得成绩就迅速确立模式。1988年党代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党代会确立了市场经济，1997年最终确立了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中国经济改革走过十八年，经历了尝试、宽容、自主、法律确立，最后慢慢成型。
如果，我们将2008年定义为“中国公益慈善元年”，到现在刚刚走过几年，已经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慈善总会有问题，红十字会有问题，宋庆龄基金会有问题……
这些公益机构爆发的问题，起源于2008年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慈善意识都得到启蒙，启蒙之后开始向外捐资，更多人成为公益的股民。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地震……随着捐款人群的扩张，大家开始关注这些钱用到哪儿去了。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的快速更新，也起到了跟踪和监督的作用。
发现病症是治病的前提，不满意就要改造它。在种种争议中，中国公益慈善以一种比想象更快的速度在改革，这是进步。人类历史上没有实现过不打折扣的理想，打折扣的过程中，也打掉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是不是每一个搞慈善的人，都明白自己未来十到二十年间的使命呢？
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看，从2008年开始的二十年，是中国公益建章立制的发展阶段。建立多少公益机构、帮助多少人，都不是最重要的结果。下一个二十年才是壮大的二十年。
那么，需要政府思考的是，在这建章立制的二十年，什么可以“不急”，什么应该“着急”。
建章立制要着急，一是涉及慈善立法问题，二是涉及立法之后的执行问题，理念和立法应该成为这个阶段的重要工作。
我个人认为，公益机构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量公益机构严重缺乏人才，我不好深说了，得罪人。公益机构领导者平均年龄太大，已经过了能把一件事情干好的最佳年龄了。当然，太年轻也难以胜任。我们需要三四十岁的中坚力量，最有冲动干劲，也最有经验。
针对公益机构的人才培训也很薄弱。前不久，我刚给中国公立公益机构做了第一次新闻发言人的培训。2003年，国新办启动“新闻发言人培训”，我从第二期开始做老师，从省级到市级，几乎涵盖了各个部门，唯独没做过慈善机构的新闻发言人培训。今天这些机构暴露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缺少媒体沟通经验，缺少与公众对话的经验。北师大有一个“公益研究院”，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科班，对慈善结构的组织管理者进行培训或轮训。
最后要补充的是，我们的很多慈善和公益理念需要改变，在这里讲三点，也是与大家共勉：
第一，公益、爱和慈善永远是自愿的事情。没有理由劝捐或者骂人家不捐。劝捐表面看很有效，但一定会摧毁这个基础。2008年汶川地震，我公开表达过这个意见，然后被别人骂，被骂也要表达。就算一个人有亿万身家，就算他一分钱没捐，你就有权骂他吗？有权对捐多捐少施压吗？你无权指摘别人的选择。
第二，始终令我痛苦的一件事是：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发点很合理，结果很满意，过程就可以很残暴。今年永光（编者注：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发明了一个词，“暴力慈善”。要知道很多悲剧的出发点都曾经是好的。谁可以全面推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谁也推翻不了，因为他的动机中也许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你无法否认过程是糟糕的。
我们必须告别这样一种逻辑：只要结果好，过程差一点儿无所谓。任何源自糟糕过程的“好结果”，也不该被认为是好结果。比如在座各位，你们不能说，因为你胜任了一份用虚假简历换来的工作，这个谎言便是合理的。总有一天你会因此而吃亏。有人说，我会适时收手—不，通过扭曲的行为获取利益，犹如毒瘾，很难收手。更重要的是，破坏了整个社会的公平体系。
第三，做好事一定要让别人知道吗？很多人做好事是为了换取感激和褒奖，这是当前这个阶段的特性。但终究有一天，当帮助别人出自你内心深处真正的需求，你就不再在意是否有人知道这件事。
1995年我去美国，在一所养老院从下午待到晚上。美国、日本和欧洲的老人大多是在福利院安度晚年。从这点上看，他们或许不如中国老人幸福，享受不到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但是从另外一点看，他们又是幸福的。
养老院的一楼是各种活动场所，每天都有很多年轻的志愿者过来，陪老人下棋、跳舞、玩、吃饭、聊天。志愿者需要登记预约，每天的接纳人数和工作时间都是固定的，所以不会出现老人一天被洗八次脚的情况—其实献爱心没有错，是我们的制度不够完善，让那么多志愿者背负“作秀”之嫌。
当时我还不到三十岁，在养老院度过的半天，让我觉得变老不是件太可怕的事情。因为总有一些人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帮助别人。
一切美好有序的东西，都曾在最混乱的时期生长。对爱的渴求，对信仰的渴求，对蓝色天空和新鲜空气的渴求，终究有一天会让我们觉醒：为自己花钱不那么幸福，为别人花钱才幸福；别人帮我不一定幸福，我帮别人才是幸福；感谢帮助你的人，更要感谢接受你帮助的人—正是他，让你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的存在。
2011年 京师公益讲堂
自己的读后感
中国人有两张道德面孔，一张面对熟人，一张面对陌生人。这两张面孔反差巨大，我们自己，就仿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
面对熟人时，我们大多有礼貌，懂得谦让，不仅不自私，反而很无私，朋友为抢着买单能打起来。面对熟人时，我们善解人意，尊老爱幼，言语温和，愿意忍让，甚至牺牲小我。
如果从对待熟人的这张道德面孔来看，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道德感的民族。可惜，在面对陌生人时，我们的道德面孔是另外一张。我们开始变得自私，爱占各种便宜，排队加塞，开车乱并线，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情绪急躁，永远显得不耐烦……
那个面对熟人朋友时可爱的中国人哪里去了？
这两张面孔清晰地告诉我们，虽然中国城市中的高层建筑数量世界第一，仿佛已很现代化的样子，但实质上，我们才刚刚从小村庄走出不久。
长期的农耕文明下，中国人的生活半径很小，一亩三分地儿，乡里乡亲，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生大多生活在熟人社会中。于是，让熟人朋友认可自己，是必须的生存之道。但是，封闭的生活方式终于被慢慢改变，我们一步一步走出土地走出乡村走到陌生人中间，熟人的面孔变少了，约束也仿佛没了。记得有一天在飞机上，两个朋友聊天，其中一个谈到刚才自己登机时的不文明行为，面无愧色地说：怕啥，又没人认识咱！
看样，等我们学会把陌生人也当熟人看待时，才算真正走进现代社会中。而这，又需要多长时间？
都在短跑，你试试长跑
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说：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所以，我们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
各位来自海内外的同仁，下午好！非常荣幸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个感觉是，这是一场为了明天的聚会。
如果我们二十年前聚在一起，会认为彼此很不相同，但是今天，只要从事新闻这个行当，大部分的经验和基础是达成共识的，只有一小部分，由于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所不同。正是在这个趋同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一个平等分享的前提。明天，彼此的差距或许更小。
来的路上，我在看迈克·华莱士的回忆录，序言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像我这样幸运的人，从入行起一直非常幸运，遇到了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我想他的这番话是出自时间流逝之后的再回首，一种感恩的心情。我们自己在行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遇到过很多不快、艰难、挣扎，但是走着走着习惯了，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分享。真的也希望多年以后，我们也有机会说，我们都是最幸运的人，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代，遇上了一群很好的合作伙伴。
拒绝媒体“暴力”
作为一个中国国内的华语主持人，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首先是中国传媒面对的受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一个“英雄的时代”，变成了“平民的时代”。
三十年前，我们似乎还停留在一种“英雄主义时代”当中，那时我们只需要关注少数几个人，只要把该弘扬的人弘扬得很好，把该批评的人批评得很糟，就算完成任务。
但是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反过来要求所有新闻人，用一种平民的心态去做传播。你不能再去仰视谁，也不能再去俯视谁，必须平视所有的人。一个职位很高的官员，和一个监狱里的犯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人，和一个根本叫不上名字的普通人，在你面前都是一样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被采访者。
因此，外界的因素不应该打扰到我们的内心。不能因为遇到高官，声调就变得非常柔和，也不能遇到普通人甚至罪犯，声音就提高八度。
当然，电视在中国的地位也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首先家家户户都有，摆放在客厅里最明显的位置。同时，又正像我的一位老领导孙玉胜所说，电视是一个“家庭媒体”，是大家下班回家之后，穿着很随意的衣服，摆出很悠闲的姿势，只要不睡觉就一直开着的生活的一部分。
那么这时候，如果传媒人没有平民的心态，依然带着说教的想法，你的形象将是很怪异的。因为你在人家的家里说话。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我们曾经有一个主持人，在采访中称呼对方“老师”而被扣了钱，甚至让制片人勃然大怒。我们当时不理解，后来理解了。他告诉我们，你是替观众去采访，如果你把每一个被采访者都称为老师，就等于把这种称谓强加给了千千万万的受众，这是不公平的。而不称老师也并不代表不礼貌，真正的尊重是平等。
至于在解说词中去掉形容词，对于在中国的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我们习惯于形容一个身高一米八三的“正面人物”拥有“伟岸的身躯”。如果新闻里说，“今天的上海祥云朵朵”，大家就会知道接下来一定要报道一个好消息。
但是对于新闻，形容词是非常忌讳的，因为它在修饰、强调，并且很主观。你不能将经过主观修饰的东西，利用媒体的“暴力”强加给受众。
独家表达，是最终赢家
美国有一位电影导演叫昆汀·塔伦蒂诺，他曾经来过北京，并且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80%的故事都已经拍过了。”
他说得非常对。到现在为止，《泰坦尼克》是全世界票房最高的电影，你说它的故事很新颖吗？非常老套。这个故事内核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了，不就是落难公子跟富家小姐在后花园相会吗？只不过在电影里“后花园”演变成了“头等舱”。而且这是《泰坦尼克》第五次被拍成电影。
针对这个问题，昆汀说：“我们这代人要用新方法去拍老故事。”对于新闻行当，也是同样的道理。
三十年前，什么叫独家新闻？天安门广场放了一袋面，哪家媒体跑得快，把这袋面抢回家，就是独家新闻。但现在的局面是，天安门广场放了一百袋面，跑得快跑得慢都有份，那么大家还拼什么呢？拼你把这袋面扛回家后，用它做什么。
如果其中九十六家都选择蒸馒头，剩下两家擀面条，还有两家烙饼，可能最后获利的就是擀面条和烙饼的人，被记住，被赞扬。在蒸馒头的人当中，有绝对大户挣到钱，但更多的因为同质化程度太高，导致利润很低，甚至亏本卖不出去。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新闻传播不再受地域的限制。我的侄子生活在海拉尔，他了解的资讯、追求的时尚，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没什么不同。
那么新闻行当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当你开各种策划会和编委会的时候，必然要想到此时此刻，全中国所有媒体人面对的是同样的选题，你没有新东西。但是，你还是要做，怎么做？
独家新闻已经由过去的独家占有，变成了独家角度、快速完成的独家深度，和独家表达。
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新闻源人人共享。2003年，全国都做“非典”，但王志和钟南山的面对面，使他和新闻事件紧紧联系在一起。而钟南山接受的采访并非仅此一家，我非常清楚，光是《东方时空》就做了至少两次。奥运会、欧洲杯，也都一样，每家媒体都在做，但最后你发现，市场上的赢家并不多。
这也是一个在传媒领域最容易做无用功的时代。凡是找到了独家表达的，就被记住了。如果你的表达毫无新意，就被淹没了。从我自身来说，这是每天面临的最大压力。
我不认为电视机前的观众会对海量资讯感兴趣，因此也从不以提供海量资讯为荣。普通观众每天关注的新闻不会超过十条，更普遍些，甚至不会超过三条。你能否将这三条有可能被关注的新闻做到极致，是能否赢得战役的关键因素。
长跑，你准备好了吗？
这不是一个短跑的时代，而是一个长跑的时代。
并非是说所有的人都已经在用长跑的姿态投入这场比赛了，恰恰相反，相当多的人正以短跑者的姿态和心态参与其中。这就有了一个麻烦：在这样的局面当中，你刚按照长跑的目标调整好节奏和步态，却随时有人以短跑的速度冲进跑道，飞快跑完一段赛程，然后可能就离开跑道了。
你的节奏和心跳会不会被他干扰？这是很多媒体人面临的困境。
现在我们问中国的很多年轻孩子，将来要干什么呢？回答：歌星、影星、主持人。这透露了一个秘密，在年轻孩子心目中，歌星、影星、主持人，都是能赚钱的职业。
不可否认，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主持人似乎都是名利场中的一分子，但名利场也是一个绞肉机。当你身处这样一台绞肉机里，如果不能保持良好的长跑姿态，留下的痕迹也不会太多。
选择长跑还是短跑，这是一个问题。长跑可能要寂寞，可能要坚守，短跑反而经常在局部的时间里，显得很成功。这时，长跑者的心会不会乱？
于是局面就成了这样：总有一些长跑的人由于不断被短跑干扰，也加入了短跑的队伍；也有一些原本只打算短跑的人，一段时间以后决定改为长跑。
主持人要被观众接受，有这么几个过程，跟身体器官有关系。
首先人们用眼睛接受他，你的形象是否让他们喜欢，所谓“看得入眼”，这很关键。
接下来是耳朵，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他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说得入耳，他继续听；说得不入耳，他的耳朵会否定眼睛的判断。请注意，有一种“流畅的废话”虽然动听，但也不会被人记住。
再往后就是用嘴接受你。如果观众真正信赖你，认可你所传递的内容的价值，他会帮你进行第二次传播。可能他会在某一次聊天时提到，白岩松昨天说了什么，或者跟别人争论时，引用一下白岩松的观点。
最后一步，是用心接受。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长跑的道路上最根本的障碍就已经扫除了。
2005年 上海国际电视节目主持人论坛
自己的读后感
看过这篇不长的发言稿，最感慨的人是我。
这是整整十年前，在上海一次主持人的大聚会当中与同行交流的话。
那还是一个电视主持人星光灿烂的时代，CCTV里也还群雄逐鹿，大家自信满满地谈论着十年后，谈论着未来。
现在正是当初的十年后，热闹已开始变得冷清，有人退了，有人辞了，有人创业了，有人遇到事故了。一转眼，人群散了，原来担心后继无人，现在更多的是后继者走人。长跑的路上人不多了。
我不伤感，一切正常，该感谢我们曾经同行。而且这也是进步吧。垄断打破了，没谁一股独大。人走动得多了，水活了。
不过，还是常有人对我说：“你们台能干的都走了！”我听了立即自嘲：“我算不能干的。”接下来人们往往补上一句：“你咋还不走？”
我一般不知该怎么回答。
其实，走，正常；不走，也正常。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不用为离去或留下说一些太大的词汇。于我，原因很简单：新闻还在这儿。
当然，变化还会持续，我也不知道明天。就像十年前我们还不太清楚今天一样。
我相信两点。第一：我所在的屏幕，既包括五十英寸，也包括五英寸，没区别—五英寸上看得不太清楚，我的颜值可能还高一些；第二，不管时代、技术如何变化进步，一定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我是一个内容提供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
对了，我不过是一个新闻工人而已。我有我的脚步。
好医生一定会开“希望”这个药方
“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些文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不久前，我刚从美国回来，在那儿跟朋友聊天时，发现即便是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对彼此仍有很多“错误的想象”。
比如，和我聊天的那位美国同行告诉我，他在美国的医疗保险费用，是每月一千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当多的普通美国人交不起这笔钱。接下来他开了一句玩笑：“其实在美国才是看病难、看病贵呢！”正因如此，美国医疗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成为奥巴马头上悬着的一柄利剑。
还有，在我们想象当中，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上小学总不会考试吧，不会择校吧？结果我的一位同行告诉我，他的孩子今年要上个好小学，为这件事参加了三四次考试，最后还是没考上，他甚至觉得孩子的尊严受到了严重损害。不过就是上个小学啊！万不得已还有一招，就是搬家。跟我聊完没几天，两口子带着孩子搬到了一个所谓的“学区房”，希望能就近进入好的小学。
为什么要拿这两件事当开场白呢？无论医疗还是教育，都是每个国家最为重大的事情，而且几乎在每个国家，真正让人满意的都少之又少。偶尔有些非常棒的决策，立即会成为这个国家巨大的骄傲。比如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重点是呈现这座城市在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方面的荣耀，其中却拿出很大一块时间反映英国的公共医疗体系，那是他们视之为与工业革命和流行音乐同等骄傲的成就。
今天这么多医疗界的朋友云集在这里，谈论“医疗的社会价值”这个主题，为中国医疗事业的前行和遇到的困惑去鼓与呼，是希望这个行业可以更加有尊严地向前发展，可以满足更多人的期待。
生命需要4S店
首先来定位一下医生、医院和我们每个人的关系吧。
每个人的生命都像一辆跑车。从初生时的踉跄磨合，到中青年时各项性能都达到最佳，再到年老时的逐渐衰减，最终停下来，报废。这么一辆跑车，要想开的年头长，性能维持好，必须有它的4S店。
普通的汽车4S店包括四个S打头的英文单词：销售（Sale）、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Survey）。而我说的生命的4S店是什么呢？就是医院。我也给它想了四个S打头的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季节（Season），春夏秋冬，对应着中国人常说的“生老病死”。泰戈尔有一句诗，叫“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也在用季节形容人的生命历程。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哪个环节跟医生没有关系呢？一个社会的文明和现代化程度越高，这种关联就越紧密。反之，在现实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缺少医生帮助的生老病死，显得格外艰难。
我永远忘不了我的一位同行在中国大西北拍的照片，拍的是那里的母亲的分娩过程。你会发现，贫困地区相当大比例的母亲不是在医院，而是在自己的家里生下孩子。也有很多老人到了风烛残年、要告别人世的时候，离开医院回到家里，不是为了得到安宁，而是交不起住院的费用。小病扛着，中病吃点药，大病重新扛着—这是很多贫困地区医疗条件的基本现状。
我原来也想过，首选的第一个单词应该是强壮（Strong），但是不现实。在我们的一生中，最强壮的阶段非常美好，但也非常短暂。生命的4S店最终要面对的，还是人类的季节挑战，也就是生老病死。
第二个单词是服务（Service）。这项职能，值得全社会共同反思，更值得国家医改决策者们深入思考。医院，不应该是一个卖药挣钱的单位，而应该是一个为陷入困境的人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且是不局限于救治肉体的高层次的服务。
当我们的改革不够彻底的时候，医院的目标一度变成了以销售为主旨。不仅患者抱怨，医生也会困惑，医患关系矛盾重重。哪个医生愿意将自己多年学习的成果弃置一旁，转而靠卖药为生呢？如果医生的科研成果和高收入水平可以得到制度上的认可和保障，您认为他愿意做这件事吗？没人愿意，他是被逼的。
第三个单词应该是运动（Sports），以运动作为健康生活的标志。医生的职责，不是从病人前来就医的时候才开始，这时他的身体状况可能已经糟糕至极了。能不能把我们的“治疗”时间提前，成为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者？能不能让人们精神抖擞、热爱运动，而不是病病恹恹情绪低落，最后看病不成反倒“暴动”？
针对这些年不断出现的暴力伤医事件，从法制建设和民众理性角度应该如何评价，我们稍后详谈，但有一点是要更加重视的，就是提升民众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防患于未然。否则医生哪怕三头六臂，也难以在最后的关口大显神通。
第四个单词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阳光（Sunshine）。听起来跟医生没什么关系，但又最有关系。每一位患者都处于生命中的黑暗时刻，他在医生这里寻求的不仅是诊断和治疗，还有内心的阳光。所以每一位医生，都不要忘记在你的处方里，加上“Sunshine”这味药。
我做了近十五年的《感动中国》节目，报道过好几位很“牛”的医生。比如我们的老军医华益慰，总是会把听诊器在自己手中焐热了，才放到患者的身体上。这么一个很小的动作，让我看片子的时候感动得热泪盈眶，想起自己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冰冷的听诊器贴上来那一瞬间。请问，这是念到硕士博士才能掌握的高超技巧吗？不是。但这又恐怕是读多少书都难以到达的境界。
在医术精湛之外，能带给患者内心的润泽和安宁，给人希望，才是一名医生的伟大之处。而接下来我要谈到的医疗行业的种种社会价值，都与这四个S有关。
谁是真正的受害者？
要知道在中国，只有两个职业后面加“德”，一个“师德”，一个“医德”。所以医疗界第一个巨大的价值，就是文明传承的价值。千百年来，无论西医还是中医，如果没有医生付出的辛苦努力，人类的文明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如果没有现代医学不断的进步，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又是如何从三十到四十、五十、六十，一直到七十，目标直奔八十……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八十岁。因此，不管今天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始终要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去探讨问题。
七年前，因为踢球骨折，我在北医三院做骨折手术。在手术台上，大夫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求？”我的回答是：“我会做一个模范患者。这是您的专业，一切听您的。”手术效果非常好。在手术半年后，我回到北医三院的大院踢了一场足球，为我做手术的医生也在场。
其实，当你信任对方的时候，对方给予你的会更多。当你一开始就带着怀疑的眼神时，恐怕你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当下中国，医生和整个社会之间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错位的关系中。
让我感到非常忧虑的是，这两年陆续发生了一些患者暴力伤医事件，网上的留言居然有超过80%的比例是在幸灾乐祸，在替犯罪嫌疑人鼓掌。2011年9月，又有医生被患者杀死，我做过一期节目，题目是我起的，“我们都是凶手”。这期节目播出之后，我认识的一位北医三院的耳鼻喉科主任给我发短信，那条短信让我看了心酸，谈到当前医生的处境，几乎要流泪。
作为社会一员，如果你不能选择站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不也就成了帮凶吗？接下来让人更加忧虑的局面是，如果全社会都形成了对医院、医生的一种逆反，甚至站在对立面，以至于让医生—这个掌管着人们生老病死的群体—感到强烈的恐惧和不被理解，因此想要逃避甚至破罐破摔的时候，最终的受害者其实不是医生，而是我们自己。
有一些数字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在中国大陆，出现过伤医或打骂医生现象的医院，比例高达63%。有87%的大陆医生在某调查中表示，不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再做医生。过去，一流医学院的招生分数线几乎和清华北大一样高，也就是说，大量一流人才会选择从医。但是这几年，随着医患关系的问题不断被媒体放大，医学院的录取分数线在下滑。简单的数字释放出一个危险的信号：可能相当多的一流人才，不愿再进入这个行业当中。将来，难道我们不得不接受二三流的人才，来为我们保障健康吗？
医学是科学，不是神学，因此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正确。我相信如果无需承受那些不必要的压力，无需面对“不正常”的医患关系，医生一定会对每一名患者都负起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就是给人治病时，当他面对“成功”和“失败”各占50%的局面，愿意冒险去试一试，看能不能把那50%的成功率变成100%。但是以现在的大环境，医疗纠纷如此频繁，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即使能冒险，医生也宁可选择不冒险，最后那50%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受害者是谁呢？
医生在替“医改”背黑锅
我并不认为所有这些不希望看到的“乱象”，应该归咎于道德滑坡或人性堕落。在历史的演进中，人性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环境。如果环境激活了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每个人都形成自我约束，展现出更多的道德感，集合在一起就是正能量。反之，就会乱象丛生。我们不要去谴责“恶”，要去反思催生“恶”的土壤，堵住激活“恶”的制度漏洞。
如果每一间诊室都需要安装监视器以防患者行凶，如果医生要为行业惯例带来的后果买单—比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用于移植的器官都来自于死刑犯人—如果这种行为注定要承受某种伦理上的谴责，这种谴责又自然而然地转嫁到医生身上，医生背负得了吗？
如果一位医生一上午看五六十个病人，水都不敢喝，厕所都没法上，如何做到耐心倾听每一位患者的声音？如果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但一个支架利润可能就是几千块钱，你会作何感想？如果在自己的医院做一台手术只有一百多块钱，走穴去另一家医院，能赚一万多块钱，我们有什么资格要求人性在这样扭曲的制度里必须高尚？坦白说，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相当多的医患矛盾，是在替医疗改革行进速度太慢背着黑锅。
中国医疗困局的突破，需要整个系统的改变。不能把风险和压力全部推到医生和医院院长身上，这其实做不到，我们依然没有进入良性循环。
我认为，第一点，坚持改革。每次出现伤医事件的时候，我都要发声。我很清晰地知道，我是在替自己说话，是在替每一位潜在的患者说话，而不只是在替医生说话。
第二点，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说，我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尊重。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连续几年提议设立“医生节”。我在提案里有这么一句话：尊重是另一种约束。我们已经有了教师节，为什么不设立医生节？设立医生节，就是用尊重形成一种约束。
第三点则是，就事论事，不要迎合情绪。相当多的医生对现在的一些媒体报道不满意。媒体也有它的市场压力，我们无法排除某些媒体人从迎合社会情绪的角度去建立自己的报道准则，但这是短期策略。长期来看，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因此，任何一个医患冲突案件都应该就事论事，不能扩充成社会对立情绪。
第四点，法律要跟进。我希望能从法律的角度去拉一根红绳。出了事情就把灵堂搬到医院大堂的行为，必须杜绝。
第五点，一个良善的社会应该提供良好的润滑机制。我去台湾采访，一进医院，就有志愿者服务站。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志愿者，不管你看什么病，他们都会领着你到各个部门，你的焦虑就会减轻。这些志愿者全都是经过培训后上岗的，一个礼拜只需要在医院待两个半天，花的精力也不太多。我们是否也能建立这样的机制？他们并不占用你们的资源，只要进行一定的培训，就可以实现长久的润滑和缓冲。
被磨的石头才亮
当然，暴力伤医事件并非中国大陆特有的现象，这些年跟台湾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打交道，才知道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我在台湾花莲，与慈济志工医生交流时，也听到过类似的委屈。“我们每天都在尽力帮助别人，救治患者，难道不是行善积德吗？难道不应该诸事顺遂、多多地享有福报吗？为什么还不得不面对那么多障碍、误解、磨难？”
多年以前，我也向台湾的证严上人请教过同样的问题。她创办了台湾慈济功德会，用了近五十年的时间，将志业由慈善、医疗、教育，扩及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社区志工、环保等领域。一路走来，她也经历过无数不被理解的委屈和艰难。她的回答是这样的：“被磨的石头才亮。”
证严上人还说过一句话：“慈悲如月。”对我颇有启悟。我们都觉得“爱”很温暖，愿意用阳光来比喻，但是真正像太阳一样炽烈的爱，恐怕又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倒是月亮，本身并不发光，却能照亮每一个夜行人的道路，消解他们的恐惧和忧愁。既然从事医生这个行当，何不让自己拥有月光一样的隐忍，月光一样的慈悲？
医生这个行当介于上帝、佛与普通职业之间。请不要误解。我当然不是说，一切委屈和伤害都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媒体人必须呼吁法律严惩那些犯罪的人，用某种“高压”的方式呼吁人们对医者保有尊敬，相关的制度改革也要跟上，进一步确保医生的权益。可是从医生自己的角度来说，你不得不用那些委屈和痛苦，将自己心中的石头磨亮。
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
接下来，我重点想谈的是医生的三重价值：常识普及价值、社会抚慰价值、社会问题的应对价值。这三点过去讲得不多，尤其是后两点，几乎很少听到，这也是自己在跟医疗界不断打交道的过程中一种越发深刻的感受。
常识普及价值，对应着4S中的“运动（Sports）”，象征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就我个人体验来说吧，从2007年开始直到现在，我作为卫生部，应该说是“前卫生部”—但我相信过些年还会恢复“卫生部”这个名字，因为现在的部门名字跟世界没法接轨—聘任的唯一的“健康宣传员”，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常识极其重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接受“健康宣传员”聘书之前，我跟时任卫生部长陈竺一起向会议室走，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陈部长，中国古人一直说‘上医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医治尚未出现的疾病。卫生部作为国家政府核心部门之一，也应该有一种社会形象的转轨，不能像现在这样，大家有病了才想到卫生部，到你这儿来治病，治不好就唯你是问。治病是分内职责，但比治病更重要的职能和使命，是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让更多的人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病能迅速被治愈而不转成慢病—它将为社会节约多么巨大的资源，也相当于提前卸去很多根本承受不起的负担。”
而在这个过程中，常识的推广与普及，其实是每个医生，以及整个医疗系统至关重要的任务。仍然以我自己为例，三年前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血压有点儿高，不断头晕，去医院检查，果真血压到了一个临界点。医生说你得吃药了，我问是不是一开始吃药以后就要一直吃下去了，回答是的。我说这样，先给我两个月时间，让我自己做一些调整，两个月以后如果不行，我再吃药。
我首先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晚上快走一个小时，后来逐渐发展成跑步。结果不仅血压很快控制住了，降回正常区间内，其他指标也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血脂从临界高点向中点回落，脂肪肝由中度转为轻度，最近一次体检甚至没查出来。
当很多“亚健康”状态开始向器质性病变挺进的时候，通过及时有效的行为干预，情况是可以发生逆转的。而在这个可逆的过程中，如何去传播相关的常识就至关重要了。比如“管住嘴，迈开腿”，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会大力传播这六个字，说易行难。
为什么管住嘴？三十年前的中国人，很多疾病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现在的疾病，尤其是慢性病，大多是由营养过剩造成的。不妨问问自己，有多久没饿过了？我经常跟身边人说，如果吃饭前半个小时你开始感到饿了，说明上一顿饭量合适，不饿，就是前一餐吃多了。我们的身体不需要这么多营养，我们的“胃觉”比“味觉”传感要慢，因此当你的嘴感到“饱”的时候，胃已经过载了。
另一方面，迈开腿，说的是运动。人们享受什么样的运动条件，体现的是社会的综合体系。举一个例子，从国家会议中心向北几百米，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知道有无数人来这儿长跑，但是我去得少，因为太远，时间成本太高。我都是就近去找跑步的地方，但是条件肯定比这儿差远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北京奥运会闭幕好几年了，多年前，我们曾想象举办过奥运会的中国，体育事业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未来，但是多年后我们的比赛成绩依然原地踏步，同时身边的体育运动设施依然很少，鸟巢和水立方大多数时间是空着的。青少年的体育课作为很重要的一“育”，除了应试功能，越来越被边缘化。
我们该如何评估北京奥运会的成功，如何衡量它的价值？这一切难道不跟各位紧密相关吗？如果医疗界人士不能投身于对大众运动的积极干预，恐怕就只能坐在你的诊室里，眼睁睁看着每天的挂号数量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一上午三十个号，变成现在四十个、五十个，未来可能会涨到六十、七十，直到你不堪重负。而且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怨声载道：“凭什么两句话就把我打发了？”请问你有时间跟他多说两句话吗？
我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储蓄健康”，它比储蓄金钱更重要。在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财富，却突如其来因病返贫；也有太多的人“宁买棺材不买药”，忽略平日的健康常识。
作为医疗工作者，如果不能参与到社会行为当中进行干预，不能向人们传递更多常识的话，就只能默认这种现状，并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同样，作为主管部门，卫生部如何动员国家力量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治未病”、普及常识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改变上？否则，任其发展下去，请问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比例排世界第几？高血压患者人数多到什么样的地步？肥胖人群会不会直追美国？
现在，写一篇洋洋万言艰涩深奥的学术论文，可以让医疗从业人员评个更高的职称；写十篇通俗易懂、普及常识的千字文，却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利益。这样的评价体系本身就有问题。
面向大众的科普，有时比专业领域的科学研究更难。我永远感谢和尊敬那些在各行各业致力于科普的人。科普科普，首先你要明白科学，然后还要明白普及，能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人才少之又少。
因此相应的人才评价体系应该做出改变，允许我们的医生离开诊室三个小时，做一些便于传播的科普工作，或许会减少未来每天三十分钟的门诊量。
吓死人的“你怎么才来啊！”
接下来重点要谈的是医疗体系的心理抚慰价值，也就是4S中的“阳光（Sunshine）”。
长期以来我们的医疗理念都是重视生理，轻视心理，而且是医患双方向的。什么叫双方向？比如有很多患者，他想要治疗的疾病只是一个病症的表象，导致这个表象的或许是更深层次的心理问题。医生也并不重视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他治标，却没有治本，相当于无用功。
其实，在几乎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国度里面，医疗体系原本就应该在人的生老病死过程中，起到相当强大的精神抚慰作用，但这一点很少被我们谈到，甚至完全忽略。也有不少医生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但仅仅是凭着下意识和内心的温度，并没有从理性的角度去系统地梳理它。
面对生老病死带来的未知和恐惧，人们总会有某种宗教情结油然而生。且不说已经确诊的患者，即使是健康的人，在做每年一度的例行体检时，医生哪怕一句不经意的提问，类似“平时感觉哪儿不舒服吗”，都会紧张得要命，直到结果出来没问题，这一身汗才算落下去。至于真有病的患者，医生说三句话就能直接把小病吓成中病，中病变成大病，大病直接弄死。第一句“你怎么才来啊”，第二句“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吧”，第三句“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尤其是第一句，多坚强的人，一听这话立马吓软了。
1915年，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去世了，他的墓碑上刻着三行字：“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抚慰。”这三行字里，似乎有着对医生这个职业更为深远的定义。
特鲁多医生年轻的时候，曾患过肺结核，那时的肺结核患者相当于被宣判了死刑。他来到一个宁静的湖畔，等待着独自告别世界，可是没想到，大自然仿佛赋予他一种神奇的力量，他的结核病慢慢痊愈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致力于对结核杆菌的研究，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结核杆菌提炼出来的医生。就在那个湖畔，他建立起一所村舍疗养院，为结核病患者提供综合性休养治疗。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了某种启示：有时候，依靠传统技术和药物无法治疗的疾病，反而可以在大自然的抚慰中完成自愈。
医学的困境永远存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抗生素的发明成为无数患者的福音，是特鲁多医生们梦寐以求的黄金时代，几乎药到病除，所向披靡。可是，用不了太久，变异的细菌就会带着极强的耐药性卷土重来。
八十年代，美国药监局在五年间批准了十六种抗生素上市，但是到了新世纪的头五年，只批准了两种新的抗生素。细菌变得非常聪明，复合抗生素都难以将它击败。面对外来的威胁，人类始终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无力感。
此外，有一个蛮沉重的数字要跟大家报告：全世界每四十秒会有一个人自杀，每年因自杀死亡的人数高达八十万，超过因战争和灾祸所导致的死亡人数的总和。那么多人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这让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无力感。
那么，在种种“无力”面前，医学的“力量”又体现在哪里呢？抚慰。
除了医术本身，心灵的抚慰和支撑原本就是医生这个行当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生理上的治疗技能和心理上的抚慰加在一起，才构成“医者仁心、治病救人”这八个字的全部含义。
患者到医生这儿来，往往是带着苦痛，带着绝望。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到医生这儿来看病，不如说是到医生这儿来寻找希望。人只要有希望，就不会走上绝路。
后灾难时期，前老龄时代
最后我要说，除了生老病死这些亘古不变的话题，随着社会的发展，医疗系统也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
第一，复合式灾难。我们经历过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单一灾难，却没有经历过日本福岛地震带来的“复合式灾难”。假如地震、海啸、核泄漏同时爆发，如何有条不紊地应对？
第二，老龄化进程。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老人数量已突破2亿。虽然从人口比例来说，大约占总人口数的1/7，依然够不上真正的“老龄化社会”（日本六十五岁以上人口比例为1/4）。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2亿”这个绝对数字，比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还要多。而且，这个数字从“1亿”增长到“2亿”的过程非常漫长，但从“2亿”增长到“3亿”会明显提速。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此外，全国还有8000万残障人士，除了自然灾害、遗传、疾病导致残障，年龄增长也会使越来越多的健全人进入残障群体。而全国的敬老院、福利院不过300多万张床位，不足实际需求的2%。面对迅速扩张的老龄和残障人群，我们的医疗资源够吗？康复资源够吗？
第三，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同样是医疗系统必须面对的挑战。哪里有新鲜空气、洁净的水？谁能保障食品安全？华北地区的大气污染、食品安全的隐患、地下水的重金属渗透、病毒的变异……
我非常希望推广“健康寿命”这个概念。如果社会平均寿命已达八十岁，而人们普遍从六十五岁开始就频繁去医院看病，这十五年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生活质量则是非常低的。如何尽可能广泛地帮助人们不得病、晚得病、得小病、急性病能够及时治愈而不转为慢性病……这是全世界进入老年化社会时，面临的共同挑战。各级政府的意识转变，医生投入的“软实力”，是应对挑战的重中之重。
其实我的心情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资格站在这里，与这么多医疗界人士进行“非专业”的沟通，另一方面，我又非常期待从“非专业”的角度，和大家交流我的很多看法。我们原本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待医疗，在全社会营造一种更好的氛围，让医疗事业更好地承担起重要的角色。支持和援助医疗发展，难道不就是给自己的未来更多的信心吗？
为什么我对医生有这样的情感？我的家庭曾经历过一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回家探亲，返京的前一天晚上，我妈给我讲的。
我的家乡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那个地方很偏远。七十年代，我爸才三十多岁，总咳嗽，有时还带血。有一天，他出差去天津。我妈嘱咐他，办完公事一定要去医院看看病。
我爸在离开天津当天才去医院，结果，被诊断出有癌症。医生不好当面告诉他，只是说：对不起，你不能走，必须住院。
我爸当然不干。他掏出车票对医生说，这是我今天回海拉尔的车票，非走不可。医生就说，稍等，我请领导来跟你谈。医生转身去找领导的时候，我爸溜走了。
晚上，我爸在天津火车站等车的时候，车站广播响起来，居然有人找他：“海拉尔来的某某某，请到火车站门口。”我爸走到火车站门口，看见下午那位医生，焦急地站在那儿等他。原来那位医生记住了他车票上的车次。我爸就这样被救护车拉回了医院。
尽管我爸两年后还是过世了，但是我妈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安安静静地说：“如果遇上这样的医生，加上现在的技术，也许你爸的病就能治好了。”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我在想，母亲为什么在我即将步入社会的时候，把这样一个故事讲给我听？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明白了，当初的那位医生，从具体救治来看，并没有得到最圆满的结果。但他又是最成功的，因为他的行为跨越了时间，不仅影响了我的父亲，还影响了我的家庭，影响了我。他让我对人世间的爱和温暖有信心，让我尊敬这个行业，让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困难、挑战，总能记起天津那个仿佛有月光的夜晚。
这就是医者的慈悲与功德，大医医心。
2013～2015年 中国医学论坛、台湾花莲慈济年会等
自己的读后感
一条民国时的旧闻还应该当一条新闻再说。
很长的一段时间，梁启超先生一直尿血，1926年初，终于住进协和医院。在当时，长久以来中医当道，西医进中国不久，屡遭质疑与白眼。而梁启超敢住进协和，也体现着先生的开放与包容。
然而结果谈不上美好，依照当时的条件，认定梁启超先生的右肾有问题，于是院长亲自手术，为先生割掉了右肾。可病并没有好，似乎割错了肾……
这还了得！包括徐志摩在内的很多人，立即报上刊文，因协和的“误诊错割”而声讨西医，自然是应和者众。
让人没想到的是，最有权利愤怒并声讨协和的梁启超先生，却用英文写了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为协和辩护，为医生的态度与认真做说明。后来，这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报纸上。事主是这态度，质疑之声渐退。梁先生还声明，今后我还来协和看病。不仅这么说了，他还真的这么做，直到几年后去世。
为什么要这么做？熟悉他的人说，梁启超先生考虑到西医进中国，是新生事物，如果没有信任包容，西医在中国就不好发展，而这，不是好事。
这已是快九十年前的事儿，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今天会怎么样？而我们又该如何感谢梁启超先生帮助医学在中国更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先生宽容与对医学信任的受益者呢？
“痛并快乐着”是我们的宿命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愚蠢却勤奋。
眼下这个时代的不够公平，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
今天，主持人的开场白为我拉了很大的大旗，也扯了很多的虎皮，其实所有的头衔和奖项全是虚的，讲得不好，大家照样可以喝倒彩。
同时我希望，今天不是我单方面的讲话，而是我们共同来沟通。我需要开放、自由，甚至反叛，甚至怀疑。大家和我一起去制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你们要相信，白岩松说的很多话不是句号，而是问号；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白岩松不是要给你灌输什么，而是在碰撞中把问号留在你的心里，然后在以后的日子里自己给出答案。
当然我还要说，校方给我出的题目是“人生、理想、责任”，题目太大了，无论其中哪一项，都不是短短一个小时能谈完的。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心理上面临的三对矛盾：痛苦和快乐；理智和情感；梦想和现实。
治标更要治本
很多人曾经问我，《痛并快乐着》这本书是不是在写你的个人经历？我说不是，我没有这样的欲望，去写一本反映自己经历的书，但我们可以谈谈“痛苦”和“快乐”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有的一种内心的触动：快乐不是单纯的，痛苦也不是绝对的，它们混杂在一起。比如，当你的亲属或你自己在改革的环境下，在竞争的机制中，向前迈了很大一步的同时，可能会有另外一个亲属下岗了，或者在竞争中成为一个失败者。
过去二十年中，我们的心情总在起起伏伏，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每走一步都很不容易。但是只要始终在向前一步一步地迈进，我认为就是非常可喜的。
我不敢奢望所谓的“大踏步向前进”，不敢奢望“一马平川”“一帆风顺”，那不是中国。前进一步退半步，再前进一步再退半步，这是正常的，而且足以让我们感到快乐了，因为总体方向是向前的。如果前进半步退一步，再前进半步再退一步，即使处在前进的这半步当中，又有什么可快乐的？因为总体趋势是向后的。
我是1989年夏天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离开校园十一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三个字：不要急。当初在校园里，我也是像大家一样的热血青年，希望很多事情能够在一夜之间发生改变，但是现在不会了，虽然血依然是热的。
我特别相信“不要急”这三个字里所蕴藏的一种力量。
当然，有些变革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但那对于中国是摧残性的，这个国家承受不起。几百年历史沿革中，中国已经积累了很多伤口，很多病患，仅用西医祛除“表征”是不行的，需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治本”。大家知道，中医疗效很慢，但是效果是非常稳固的。
我只是用西医和中医做一个比喻，请大家不要理解成我反对西医，我是一个所有先进文明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怕师弟、师妹们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所以要特别声明。
中国改革就是这样，需要用“治本”的方法建立起一种机制。
曾经有很多人跟我探讨：《焦点访谈》是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我说不是。
在这里我可以先列一组数字：《焦点访谈》一年播出三百六十五期，满打满算批评性报道二百多期，也就是说一年能解决二百多个具体问题。但是我们每天通过来信、来电、电报接到的投诉事件都有上千件，也就是说一年播出的节目也解决不了一天的投诉。那么显然，《焦点访谈》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绝不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也解决不了。它所做的，是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去督促一种机制的建立。
改革改的是什么？改的是机制。我们要建立一种奔着百年老店、千年老店去的机制。
今天上午还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反腐败？我说反腐败绝对不是处置几个高官就可以彻底解决的，必须在我们的社会中、生活中，建立起非常良性的机制，使腐败行为的实施者由“不想”转变成“不敢”和“不能”。
人性有很多弱点，包括贪欲在内，绝不是靠思想教育工作就可以全部解决的。一方面需要思想教育工作，让人们“不想”做坏事；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合理机制，让人们“不敢”“不能”做坏事。
“不敢”是很大的觉悟，“不能”才会让人真的放心。
比如偷税漏税这件事，也许美国的税务局局长在年关的时候，可以对所有国民说这样一句话：“欢迎偷税漏税，但是请别被我抓到。”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抓到。在中国呢，很多公共场所的广告牌上都写着“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但是很多人都在偷税漏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不会被抓到。
腐败也是这样，成本太低了，只要运气不是太差就不会被抓到，那么腐败的滋生面就会变得很宽，被大多数人习以为常。
我1996年采访过大庆市的市长。这是一位老劳模了，江苏常州人，六十年代大学毕业就分到大庆，吃苦受累，暴风雪中干打垒，最后一步一步成为市长，为大庆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大半生心血。我认为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次采访，跟着他回老家，看到他对家乡仍然怀有满腔热血，尽己所能为家乡人民做事，也给我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有那么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一个人去找他，希望他给批一个原油指标。这原本是他分内的工作，但那个人暗示他，如果您给我批这个条儿，我给您姐姐二十万块钱。当时他姐姐就在现场。
他可能也没太认真，隔了几天就把条儿批下来让人家领走了，没想到那人还很实在，后来真给他姐姐送去二十万块钱。他姐姐拿了钱很着急，来找弟弟，说这是别人送你的钱。他看都没看就说，你留着花吧。
所以说，中国的腐败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谨小慎微、周密计划，才能进行腐败，说明腐败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实恰恰是，就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来中，腐败就轻易发生了，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轻易性和随意性。
后来，这件事情暴露之后，他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老泪纵横。我想他可能这时才意识到，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贪污受贿。这么轻易的没过大脑的一个举动，要用十年牢狱生涯去弥补，太对不起自己一生的付出了。
还有他的老姐姐，钱，一分也没落到手，却因为这一念之差让弟弟坐了十年牢，据说他在牢里的头几年，不断地闹绝食，想自杀。想到这些，姐姐的后半生该怎么过？
这个故事，以及所有和它类似的故事，都让旁观者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和我们的制度有关。但是当你走过一段回头看，发现很多事都向好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又是快乐和欣慰的。
不说国家，具体到个人经验，大学时代不也是这样苦乐交织吗？变革有变革的痛苦，快乐有快乐的代价。
我哥哥和他的同龄人是七十年代末上的大学，他们根本不担心毕业分配，会有无数个单位抢着要他们。但是到我们八十年代末毕业的那批学生，就已经没那么抢手了，得自己去联系单位，努力表现，多争取印象分。
现在的大学生就更痛苦了，恨不得刚上大一就要开始考虑未来，在数百人、数千人中间去寻找自己的位置。你们拥有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必须面对更多的竞争；自由更充分，决定也必须更慎重。
生逢改革这样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痛苦和快乐相互纠缠，是我们这代人和你们这代人，甚至好几代中国人共同的宿命。当然，即使没有改革带给人们的心理振荡，痛并快乐着也是人生的永恒主题。
季羡林老先生在《八十述怀》这篇散文中，写过这么一句话：“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
老人的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他依然有梦想，梦想牵着他向前走。
谁能读懂“韬光养晦”的痛苦？
我要谈的第二对矛盾，是理智和情感。这个话题就跳出了个人的感觉，更多是中国面临的现状。
比如1999年南联盟中国使馆被炸，如果当时任由我们的“爱国情感”爆发，我相信会是这样的局面：两天之内美国驻中国所有的大使馆、领事馆都不见了，一个礼拜之内所有的美国人都鼻青脸肿，一个月之内连长得像美国人的少数民族同胞都很危险了……但是它能解决什么问题？放纵情感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至今依然庆幸，当初中国处理这件事的策略十分得体，人们首先有一个情感的大爆发，接下来理智就占了上风。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5月9日凌晨4点，我在为《东方时空》特别节目写结束语，当时很矛盾，想用一种非常“过瘾”的方式来表达愤怒，但最终没有选择用这种写法来简单粗暴地拱起人们心中的火，而是写下这样一段话：
“今天是5月9日，母亲节，一个原本充满了温馨的日子，但是我们都不能温馨地过了。一个母亲和一个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妻子，在昨天的炮火声中消失了，今天我们要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分担痛苦……但是仅有愤怒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从来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善良，不公、不仁、不义，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这一刻我们最应该记住的是，只有让中国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雪耻。”
以理智甚至某种压抑的态度来写结束语，是因为当时我想起邓小平很多年前说过的一段话，“绝不当头，韬光养晦”。一个大国的领导者，用到“韬光养晦”这四个字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也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一个曾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辉煌的民族，在当今世界，不得不“韬光养晦”，这是一种痛苦。
慰问南联盟使馆死难者家属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朱镕基总理被人搀走，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我想他在内心里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痛苦，一样隐忍。
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中国真正的强大在于，我们能写下“韬光养晦”这四个字。时常叫嚣愤怒的人不可怕，可敬的是暗暗积蓄力量的人。
2000年台湾“大选”，很多人都在对台湾喊打，这个状态一度令我非常担忧。现在中国最需要是时间。按当前的发展速度、稳定局面，还有人民的精气神，再给中国五到十年，我们就能拥有足够的资本去愤怒，去“叫板”。如果真的早早地造成一场战争，结果就不是与台湾论输赢了，而是一场更大战争的开始。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正式停止，谁能为这一后果负责？
这又是一场理智和情感的冲突。
关于台湾问题，我一直认为现在更需要用政治智慧去化解，去解决。曾经有一位专家谈到这样一个观点：“台湾回归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当整个世界都默认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相当于默认了中国在亚洲的“老大”地位，拥有台湾的中国是一支太过强大的力量。
但是紧接着，这位专家又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的国力还没有强大到民族复兴的程度，我们还需要更多时间，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
过去，我们谈及台湾的回归，说的是血浓于水、水乳交融。但仅有情感上的意向是不够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双方以政治智慧破除坚冰，走到谈判桌前实质接触，让彼此的利益裹挟在一起，以经济、文化互通有无的形式来诠释水乳交融。当它们往来密切、不可分割的那一天，自然实现了回归，也许是另一种回归，这同样需要时间。
对改革代价如何看待，也需要理智与情感的平衡。
1996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我是在上海度过的。那天晚上我们要做直播，去拍黄浦江边的一个迪厅，记得一张门票一百六十八块钱。当时上海的时尚男女们买起票来眼都不眨，把迪厅挤得爆满。迪厅门口有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士在卖烟，我相信他一晚上卖烟挣的钱，都不够买一张迪厅门票，跟他一聊，果不其然。他跟我暴骂当前种种不公，怀念改革前的“大锅饭”。
我充分理解和同情这位老兄，他的生活处境，他所感受到的落差，足以让他心理上充满愤怒。他怀念过去时代的“公平”，但他不会想到站在更长远的历史阶段来看，那不过是一种低层次的“公平”。
总有人愿意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对不起，也许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可偷的。
低层次的公平注定会被打破。
比如我，出身在教师家庭，从小生活的大院里全是教师，工资差距不过几块钱，每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区别顶多是你家孩子的裤子补丁打在膝盖上，我家的打在屁股上。所以那时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利益冲突，相处特别融洽。物质上越匮乏，情感上越互助，人与人彼此支撑驰援的本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尽管回忆起那时的生活，依然会感觉温馨，而相似的场景在今天的物质社会已经消失殆尽，但我并不认为那就应该是美好社会的终极画面。
改革剧变的进程中，如果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不能将自己的视角建立在前进的立场上，可能会得出很多错误的结论：过去好，现在不好；过去公平，今天不公平。
是，眼下这个时代是不够公平，但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公平的必经之途。只不过要让那些付出代价的人，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和援手，要让他们不得不经历残酷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些温馨，这个社会才稳定。
如果说到改革中的失误，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安全网”编织得太晚，也就是社会保障系统建立得太迟，比实际需要落后了十年。如果早一点着手于此，面临的困难会减少很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观察一个时代，观察人们的欢喜、埋怨、愤怒，都应该让自己的情感和理智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简单地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难免会得出偏激的结论。
走，就有希望
在我今天谈到的三个主题中，最后一个主题可能是跟大家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我走过很多高校，承蒙弟弟妹妹们给我很多鲜花和掌声，但我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我非常清楚，大家的鲜花与掌声不是给我个人的，我是在替很多新闻同行来面对这些赞赏和首肯；也包括一些授予我个人的奖项，比如“十大杰出青年”，我同样认为自己是在替众多同行领奖。
另一方面，这些鲜花和掌声，我更愿意理解为是你们自己送给自己的。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比如，希望未来能像白岩松一样，走上新闻传媒这条道路，希望和白岩松近似的人生经历在自己身上上演。于是你们为自己的梦想鼓掌。
我鼓励做梦，也相信梦想，但是梦想和现实之间是有距离的。它不是直通车，而是区间车，中间可能有很多停顿、曲折，甚至是过山车，会经历一些大的跌宕起伏。
当你们走出校园，面临社会这个巨大的沼泽地，大概会有三种选择：第一种，一脚踩进去，走了几步，发现是沼泽地，不好！转身往回跑。往回跑意味着什么呢？可能是继续读书，缓一缓再离开校园；也可能是调整人生规划，选择一种与世无争的方式，消极回避。
第二种，在沼泽地里苦苦行进，勉为其难，觉得对岸实在太远了，梦想实在太远了，于是坚持不住，中途被沼泽吞噬。
第三种，我相信应该是大多数人的经历写照。一开始也很失望，很艰难，觉得梦想很遥远。既然遥远，就不去想它，只管低下头深一脚浅一脚走好眼前的每一步。走着走着，居然走出了一些挣扎的乐趣，走出些自我价值的承认和肯定。再走着走着，猛一抬头，发现自己已在岸边，梦想近在咫尺。
我在书里写过一句话，叫作“走，就有希望”，就是这个道理。总远远惦记着梦想，会被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打败；不如暂时忘记梦想，脚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生活迟早会回馈你一份厚礼。
除了直面琐碎的耐心和恒心，大家还必须拥有一种直面残酷竞争的勇气和智慧。从我们这一代人开始，一辈子只为一个单位服务的例子越来越少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下好几次岗，你们这代人更是如此。但是下岗不是坏事，每一次下岗都是一次转折，一次重新出发。
今天上午一个同学来找我，对我说，他正在遭遇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没考上清华的研究生，简直不想活了。
我当时就反问他：你以为这就叫挫折吗？
真正的挫折是跟生命相关的大悲大落，学业、事业乃至情感历程中遭遇的一些不如意，不过是一段经历而已。但是，由于你很少遇到真正的挫折，就会把种种“局部经历”放大为“人生磨难”，好像天要塌下来一样。如果你连这些小小的困境都走不出去，化解不了，未来步入社会以后，心态只会更加不平衡，道路只会更加不平坦。有句话很逗，说的是“越把事儿当事儿，它就越是个事儿”，其实凡事可大可小，全然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
那么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强大更开阔呢？
一方面要为自己的心找朋友。对我而言，其中一个朋友就是音乐，音乐是我的心理医生。我也这样告诉我儿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对你背转身去，音乐依然在你身边。你会在生活中遭遇很多不顺，但别担心，早在几百年前，已经有人为你写下了足以慰藉心灵的旋律，等你去发现，去聆听。
另一个朋友是体育。我从来不认为运动最大的意义仅仅在于保持身体健康，它是一项能够激发你的潜能、活力，鼓励你自己和自己较劲，在较劲中不断成长、翻新的行为。而且很多体育项目，更像群体游戏，一帮人一起踢足球、打篮球、打网球。和同伴在一起，你可以什么都不想，单纯地沉浸在奔跑和竞技中，难道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心理治疗吗？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算是和大家相互提醒。有人用四个词—聪明、愚蠢、勤奋、懒惰—来概括世界上所有的人：最优秀的人聪明而勤奋；二等人聪明但懒惰；三等人愚蠢又懒惰；最糟糕的是四等人，愚蠢却勤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一个愚蠢又懒惰的人，顶多是不给社会做贡献，也不会造成什么破坏，但是一个愚蠢的人，却偏要勤奋起来，那就太可怕了。
我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将来都成为最优秀的人。也别忘了，如果有一天你们发现白岩松正扮演着愚蠢而勤奋的角色的时候，请千万告诉我。
2000年 中山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这本书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近几年的，但您刚看过的这篇是2000年的，距今最为遥远。在当下的中国，十五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东西面目全非。我特别要留下这篇文章，看一下十五年前的自己，看一下十五年前。
那时候谈到的“反腐”，如今正大张旗鼓地进行着，也果真是按着“不敢、不能、不想”的思路发展。可还是得承认，“不敢”的力度大了，离“不能”“不想”还有距离。
那时候谈中国“韬光养晦”，可现在你的体量太大，光低头当鸵鸟也不太可能，怎样承担更多责任且依然低调着，也是个考题。
那时，我真乐观，字里行间都感受得到。现在，依然乐观，不过打点儿折扣，也谨慎多了。面对未来，不乐观又能怎样呢？然而我更明白，可不能瞎乐观，因为容易忘了去推动去改变。所以，不太乐观容易有紧迫感，也是一种推动力。我给“东西联大”写的一句座右铭是“与其抱怨，不如改变；想要改变，必须行动”。
那时候，我告诉自己“不要急”，因为中国太大了，要有点儿历史眼光。可我得承认，现在与那时相比，“有点儿急”。因为十五年过去，很多改变进步大家看得到，可有些东西改变得有点儿慢，有的甚至还会倒退。你说，能不急吗？
十五年后，我们是急还是不急呢？
将志愿的行动，变成志愿的心
大的活动志愿者云集，一呼百应，小的活动志愿者却寥寥无几；远方的志愿服务我们立即出发，身边的志愿服务却往往被忽略不计。
志愿者行动在中国扎根，是在1993年，由共青团中央在全国发起。和中国很多事情一样，志愿服务也是与邓小平南巡及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邓小平南巡，思想进一步解放，我们要由一个过去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生活改善，向整体的社会改革、民生改善的方向进行转化。
我们在讨论志愿者话题的时候，要有一个大背景：为什么在这二十年—尤其是最近这十年—志愿者事业得以迅猛发展？因为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由追求物质目标的改革向追求非物质目标的改革进行转变，由一个效率优先的改革向公平优先的改革进行转变，这是中国志愿服务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背景。
追求物质目标的年代，人们吃饱了就是幸福。在我小的时候，家家都很穷，大家都不会去想象文明、民主、自由这些字眼，所谓理想也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饱喝足，那时的幸福就等同于物质。但是当大家真正吃饱穿暖了才发现，吃饱穿暖之后想要实现的目标更难。这个时候帮助别人、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拥有一个和谐温馨的人际环境和社会环境成了人们内心的需求。可见，二十年志愿服务的发展暗合了中国改革的悄然转型。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的需求不一样了，我们开始需要公平。当今社会，除了物质捐赠，我们很少提倡思想捐赠、时间捐赠、爱的捐赠。我们只理解“硬慈善”，一提到慈善，都以金钱和物质来衡量，而缺乏对与人交流、心理支援、提供就业模式、帮人走出孤独等“软慈善”的理解。所以，二十年志愿服务的发展也暗合了这个社会正在由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的转化。
那么，当我们的社会更加强调公平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涉及一个社会准则，即拥有多余东西的人，要与其他人共同分享。这种多余不仅仅指物质的多余，还包括精力、精神、情感、信仰等。《道德经》里明确地说，“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天之道。
在座各位主要来自省、市团委志愿者工作机构，都在从事与志愿者相关的工作，有一个观点我想与大家共勉：任何只是由“屁股决定脑袋”的人，做一件事情一定做不到真好，能及格就不错了；而想要做到真好，一定是由“内心指引脑袋”。
今天，我把多年来参与志愿服务的一些思考做了些梳理，大致涉及九个方面，暂且叫“志愿服务九思”吧。
志愿与自愿
“志愿”这个词，其实在中国并不陌生，新中国刚成立没两年，就有了“志愿军”的概念，“志愿”二字深入人心。在大陆，我们习惯用“志愿者”这样的称呼，而在台湾、香港以及世界上其他华人地区更多是用“义工”“志工”等词，我觉得后者更能体现“自愿”的意义。因为“志”和“义”比“志愿”这两个字更靠近中国文化的本源。
“志”是“义士”的“士”字底下加一颗心，“义”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努力追求的优秀品质。在国际上，这三个词翻译成英文是同一个词，Volunteer，都强调“发自内心”的意思。任何强加于人的都不是真正的志愿。
大家作为省、市级团委的志愿者工作部的部长，也涉及一个思维如何转化的问题。你要发自内心地为你有机会做这项工作的管理者、这项事业发展的推动者而感到格外骄傲和自豪。别人即便不在这个位置上，都争相做这件事，更何况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呢？作为管理者、倡议者、种子、推动者、建设者，在发动引导别人的时候，也应该以“自愿”为原则，让有此心的人能近此道，而不强迫怀有他心的人非做这件事。这就是孔子讲过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己所欲也勿强施于人，其实也是强调自愿的本性。
人的觉悟有高低，认识有先后，都很正常。也许人家再过一段时间认识到位了，也愿意从事志愿服务了，可是你现在就非得把人家拉进来，这样不好，强扭的瓜不甜。因此“自愿”这个词，可以衡量很多事，不仅是对你自己，也包括对他人。
志愿与自我
提起志愿服务，我们总将它理解成一种单向给予的概念，“帮助别人”，其实不然。志愿行为首先是在帮助自己、提升自己，是你自己的需求。人不是简单的动物，吃饱喝足就行，而是有着不同层次的需求和提升。有一次我做志愿服务活动，有人问，你为什么愿意辛辛苦苦做这件事，搭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坦诚地告诉他，人到中年，最大的奢侈是平静，当我用大量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内心更容易平静。做完志愿服务，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在家里听听音乐、喝喝茶，我觉得工夫没白搭。志愿者首先是为自己，而这种“为自己”，其实是心灵更高层面需求的提升。
北京有一位老大姐，现在快七十岁了，叫孙洵。志愿者行动在中国开展了二十年，而她的志愿者生涯已经长达四五十年。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患上重症肌无力，医生宣判她二十几岁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但她一直活到现在。她走不出自己的房间，但是几十年来，她通过做电台节目帮助别人。遭遇心灵困扰的人经常在她的家里聚会。对别人的帮助，减弱了她自己的病痛，她的带病生存年限，创造了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
我还采访过一名编剧，也是很有才华的电视人，由于一场车祸，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他的一句话令人难忘，他说我也曾经怨恨过肇事者，但是突然有一天豁然开朗：当我抱怨的时候，世界越变越小，只剩下我自己；而当我原谅了肇事者，我发现还可以包容更多的人，心胸逐渐打开，我便走出了自己的房间。
我2005年做《岩松看台湾》的时候，发现台湾的“人间佛教”搞得非常好，没有任何香火气，不是到那儿就跪下磕头，而是大量以志工的方式存在于这个社会当中。慈济的证严上人告诉我，她要求所有志工一定要对被帮助的人说“谢谢”。听上去很奇怪，我们习惯了被帮助的人说谢谢，为什么要求志工说谢谢呢？这就是志愿与自我之间的关系。
你也是得到者，甚至你是更大的得到者，你应该有一种感恩。你意识到我很幸运，我还可以去帮助别人，我得到一种愉悦。我去的时候可能心情很不舒畅，但在帮助完别人的时候我心胸打开了，这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我怎么可能不对被帮助的人说声谢谢呢？我要感恩，他居然还允许我帮助他，他提供了让我帮助他的可能。这种反响恰恰也是一种境界。
我见过很多人，当他沉迷在自我的领域里走不出去的时候，抑郁悲观，但是当他把心打开，开始帮助别人的时候，还是他自己得到拯救，通过帮助天下而让自己走进天下。
志愿与组织
放眼望去，全世界做得好的志愿群体都有组织。慈济是一种组织，星云大师也有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现在让国际红十字会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菲律宾海啸的时候，他们到得比红十字会还早，而且工作很有序。但是，组织如何以完全“自愿”和“志愿”的精神去做服务整合的平台？不仅提供项目、提供服务，更能尊重志愿者的心、进出有度、来去自由……这些问题不容回避。
比如说佛山一家养老院就曾经抱怨，平常八天也见不着一拨志愿者，重阳节那天，一天来八拨，老人们得洗八回脚。其实这恰恰提醒我们，怎样通过有序有效的组织，把志愿服务做得更好。
首先，这家养老机构应该进行合理登记，根据实际需求，有力有序地接纳，不要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会将好事变成坏事。其次，如果是组织对组织，不是组织对志愿者个体，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
在组织的过程中，也涉及如何在规范的同时不抹杀个性的问题。比如北京奥运会志愿服务工作，我觉得95%是成功的，还有5%失败的地方。我们要做唯物主义者，要讲科学，不能一说成功，就百分之百都成功，那么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进步了。
我所说的5%失败，举个例子，我们奥运会志愿者的培训为什么非要搞得千人一面呢？比如说，笑的时候露出八颗牙。其实志愿行为一定要研究人性，人性中一个很重要的准则，就是“完美产生距离”，过于完美和规范就是一种距离。假如每个志愿者都露出八颗牙，在来宾距离门口十米的时候主动开门，姿势和笑容都一模一样，请问你会感觉到“宾至如归”吗？也有可能，两个来宾聊得正开心呢，突然被一句极其规范的“您好”吓一跳。
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各年龄段都有，上至七十多岁，下至十几岁，每个人的服务都让你如沐春风。比如进屋打扫卫生的时候，跟你随意聊上两句：“恭喜啊，你们昨天又获得了三块金牌，×××表现得特别好……”而我们的志愿者一进屋先敲门，然后规范地站在那儿说“我是××号志愿者，我今天为您服务，非常感谢”等等。
我们培训的目的，是要让规范化于无形之中，这才是最高境界。
志愿与身边
很长时间以来，我在研究中国志愿服务的时候发现，大的活动志愿者云集，一呼百应，小的活动志愿者却寥寥无几；远方的志愿服务我们立即出发，身边的志愿服务却往往被忽略不计。我觉得这很不正常，有点儿本末倒置。
一开始，我们要以大的活动、大的项目为载体，比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甚至也需要党政及有关部门的推动，吸引大批年轻人来报名，把志愿服务当作一项重要的人生履历。在中国，是由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群众组织，先把青年志愿者工作推动起来，让他们走进这个门槛，慢慢培养起志愿精神，继而再影响带动社会，这符合NGO组织的基本规律，更符合中国国情。
但是，这并非最终目的，而只是一个开始。这些年，我们在大型活动的志愿服务方面已经非常成熟，可是别忘了，真正的志愿精神，更应该体现在小型的、具体的活动之中。
在远方，我们也已做得很好，即使是去非洲，志愿者们也争先恐后地报名。但是身边呢？开个玩笑，老人跌倒了都没人扶。
“身边志愿精神”的欠缺，的确是当下中国志愿者活动的组织者必须思考和面对的，如果我们不能把大型的、成功的志愿服务成果演化为生活中普遍的、具体的志愿服务，如果我们不能把对远方的向往转变为对身边的关注，志愿行动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
曾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春华说过：“归根到底，我们是要把志愿服务的行动，逐步演变为志愿服务的心。”这句话我不止一次在节目中引用。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大型项目中培养起来的志愿精神，转移、分解到身边的小事中去，比如帮助留守儿童、残疾人、老人，这才是未来中国的重要命题。
要知道，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会有多达五六千万的“留守儿童”，在没有父母的环境下独自成长，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很少有，一定需要大量的关注和帮助。还有，2013年底，中国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超过2亿，在敬老、助老方面的志愿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志愿与需求
我们的《新闻周刊》节目专门拍摄过一个公益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向边远山区的孩子赠送有声书，让他们在上学路上边走边听。过去，我们很少考虑被帮助者的实际需求，给他们捐了很多书，其实孩子们根本没时间看，或者根本不爱看；也捐过电脑，但因为没老师，没教材，没网络，人家拿布盖上一次也没用过，而捐赠者还以为自己干了多伟大的事。
志愿服务一定要考虑需求，需求一定要建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而不仅仅依靠一些数据—这是接下来必须深挖猛掘和转型的重要方向。
志愿服务不能“想当然”。我们拍摄的这项公益活动，就是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山里的孩子上学路上就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回到家还得做作业、干活，根本没时间读课外书。可以利用的时间，倒是上学途中。于是他们给孩子们送去存了很多部有声书的MP3，相当于一个有声图书馆。而且，书目都是针对孩子们精心挑选的，孩子们特别愿意听。
这件事反过来也启发我们，志愿行为该如何建立需求系统。没有调查不仅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
志愿与技能
北京残奥会上，我和濮哥（濮存昕）、杨阳等几个人一起做志愿者、宣传员，制作特别节目来当培训教材。那时我发现，为残障人士提供志愿服务是需要基本常识和专业技能的。
比如，为盲人朋友引路，应该搀他的胳膊，还是把自己的胳膊伸给他？推轮椅怎么使劲儿？推轮椅的时候遇到他的伙伴，你该转向什么角度？再比如，做救灾志愿者的时候，人工呼吸是必备技能，但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掌握。
如果没有经历过汶川地震，很多人也并不知道在黑暗环境里待久了，刚一出来需要给眼睛蒙块布。团中央、中国残联启动的“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阳光行动”，就是希望把志愿者的专业技能培训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
当然，专业技能不仅仅涉及技术，也涉及精神。广州亚运会时我就常跟志愿者讲：帮助残障人士一定要注意，过度的关爱是另一种歧视，平等才是志愿服务的心灵基础，一切都要体现平等。如果你的眼光中带着同情、怜悯、居高临下的抚慰，其实是另一种残酷。和他们平等交流，像朋友一样正常聊天，在他确实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提供帮助，这会让他们感觉很舒服。想象一下，假如你进了一家商店，迎面过来六个服务员嘘寒问暖，你肯定撒腿就跑，这就是“过度热情”的后果。
志愿与人性
人性都有自私的一面，一切“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都会把人类引向绝境。但当我们真正了解人性，又会产生一种悲观和困惑：既然人性都是自私的，又该怎么引领呢？是《道德经》中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大意是“天之所以长，地之所以久，是因为天地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才能成就天长地久”。还有一句话，我将它总结成“无私为大私”。上升到志愿者精神，越无私的人得到的越多。
志愿者的行动，归根到底是人对人，甚至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只有读懂了人性，将心比心，你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节奏、什么样的语言，去传递你想表达的内容。人是千差万别的，没有好的人际沟通能力，用同一种方式对待所有人，效果肯定不会好。
志愿活动是一种社会行为，是社会进步到一定阶段时，人们共有的属性和追求。我们要提前搭建这个平台，培养志愿服务的“种子”。
志愿与公民
总有人说，中国人是自私的、冷漠的，不肯互相帮助，不愿牺牲自己，其实不是这样。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局限于熟人圈的社交活动，使得中国人的优点都体现在了熟人生活圈里。
那时人们的生活半径很小，邻里街坊，熟门熟脸，无形的眼光就能形成约束，大家都讲信用。做点儿出格的事，招来些风凉话，在村里简直就没法混了。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我发明了一句话：“在中国，事找人很难，人找人很容易，因为只要是熟人就好办。”
时代在进步，随着社会开放和人口流动，我们带着“熟人”的胎记，带着小农经济的DNA，走进了期待中的“公民社会”。来到陌生人群中，一下子觉得没有约束了，反正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结果坏事全出来了。从“小老百姓”到“老百姓”再到“公民”，是个重要的转变过程。
“老百姓”意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一亩三分地，伺候好熟人圈子就行。“公民”二字则意味着远方与我有关，不熟悉的人也与我有关。志愿行为不正是如此吗？志愿行为标志着中国人正在大规模地对素不相识的人展现慷慨和捐献慷慨。所以，不要小看它所播撒的善意的种子，志愿行为的蔚然成风，筑造和夯实着中国公民社会的基础。
志愿与信仰
志愿行为正在以它自己的角度和领域，悄然打造着我们未来的信仰。我一直在说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还有人“抨击”我说：共产党员的信仰就应该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没错，但他没有注意到党的报告中都有了明确的新提法：一是精神家园，二是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一定要三足鼎立，由过去单兵突进的经济体制改革，变成现在的加入政治体制改革，将来一定还要加上“心灵改革”。如果没有一场“心灵改革”，中国的改革犹如楼越盖越高，却不搭安全网，将会非常危险。那么心灵改革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一个重塑信仰的过程。
信仰是什么？信仰的核心是“敬畏”。“敬”，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要去追求它；“畏”，知道什么是最差的，是底线，不能突破它。随着改革开放，物质时代的快速到来，我们的欲望之河在奔腾。“敬”和“畏”，原本应是两岸的河堤，只要河堤在，而且足够高，河水就不会泛滥成灾。
志愿行为就是一个建设“敬”与“畏”的过程，尤其是前者。有人说，一个志愿行为就能把所有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吗？不！我们不能包打天下，还要有人去解决“畏”的问题。但是“敬”这个河堤，志愿行为确实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建设作用。如果我们逐渐抬高社会“敬”的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这样的标准衡量和规范自己，不就是一个信仰重塑的过程吗？
有了信仰，再加上务实科学的方法，你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把自己从事的工作不仅仅当成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去追求更多。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人，都是在理想的支撑下，超越了他所做的事情本身。
2014年 团中央志工部培训班
自己的读后感
这些文字，是一次志愿者管理人员的培训，地点在江苏宜兴。我一早坐高铁去，下午讲完，立即坐高铁回。效率之高，让我感叹高铁的速度与发展。
中国人喜欢速度，也因此，目前中国的高铁长度占整个世界高铁长度的70%。
但不是什么事都可以讲速度，有时也需要慢下来甚至停一停，思考总结，接下来才走得更稳更准。否则，欲速则不达。中国志愿者服务也当如此。
归根到底，志愿行为不是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需求。多年前，我们一提志愿者，前面总带着“青年”二字，我多次提议将“青年”二字去掉，因为无论台湾还是国外，学生时代的志愿服务是一种教育，是一种习惯的养成。而在真正的志愿岗位与关键时刻，更多的志愿者是中老年人。一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时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内心有需求，更明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含义。
台湾慈济有一句话常被提起：我们的使命不是对抗恶，而是扩大善。但如果善扩得足够大，恶不就很难立足吗？
做新闻，常面对太多的失望新闻。我曾经说过：如果新闻真正自由，我其实更愿做希望新闻，去扩大善，内心的痛苦一定比现在少得多。
所以我最近常常开玩笑说：我正以做志愿者的心态，在CCTV继续干我该干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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