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读久了，总会信点儿什么
名著之伟大，从来不在于所谓的“中心思想”，而在于太多人人心中有而个个笔下无的动人细节。
在书中，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我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请问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什么？对你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谁？”我的答案永远是标准的：“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是我妈，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没有我妈就没我，没有《新华字典》我不会认识那么多字，看那么多书。”
其实，人的生命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江水，总有很多分支不断地给你注入新的能量，一本又一本的书就是如此。但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提问很残忍—哪本书最重要？手心手背难以割舍，怎么去回答呢？
或许只有《新华字典》是一个标准答案。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书籍给你填注了不同的营养。有趣的是可能你都把它忘了，但是在遇到某一个事情，或者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还会再次帮助你和激活你。
在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十年，书籍的意义在于为我打开了一个世界。
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世界只有我的家乡海拉尔那么大，生活的半径很小。但是当你开始识字，开始试着翻开一本又一本的书，你的疆域被大大地拓展了。
那时候，在我们那个不大的城市里有两个图书馆，一个市图书馆，一个地区图书馆。图书馆的阅览证是一个门槛极高的东西。就好像八十年代，谁要有一个北京国家图书馆的阅览证，估计就像现在很多高尔夫俱乐部会员一样了不得。不一样的是，俱乐部会员卡用钱能买到，图书馆阅览证用钱也买不到，得符合身份符合级别才行。
比较幸运的是，我妈是一个老师，而且是很不错的老师，有“特权”，因此两个图书馆她都有阅览证。我还很小，刚识字不久，就开始拿着她的阅览证去两个图书馆借书。
为什么要强调两个图书馆呢？因为你的阅读饥渴一旦被激发起来，一个阅览证是不够用的，要在两个图书馆之间来回借书。所以我们那儿图书馆的人都认识我。最初还没图书馆的台子高，要踮起脚才能够着。
那些书让我知道这个世界比草原更宽广，所以书的第一个功用就是为你打开一道门。
也许会有人说，互联网时代了，世界的门可以随时打开。是的，没问题，但打开也是有代价的。
阅读图书，是首先筛选出高于你的作品，你要仰视它，然后去攀登。而来自互联网的阅读内容大多是平等的，你会选择与你脾气相投的，你喜欢的，跟你水平接近的。我担心来自互联网的这种同等水平的阅读，让你失去了自我挑战的机会。
那天听一个“90后”跟我说了句话，真的让我很感慨。他说，其实我们这代人连谈恋爱都不会。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群人待在一起也只用手机聊，不管是生活中还是互联网中，只要两个人待在一起，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我开玩笑说没关系，你们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就拿手机聊呗。
我对我的学生会格外强调，学习，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去喜欢你不喜欢的，适应你不适应的—也就是打开自己，试着体会和接纳那些不同的声音。
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在阅读中通过共鸣、共振来自我求证，但是对我而言，往往收获更为巨大的，是从那些看上去很别扭的，感觉“不顺茬”的，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见当中，慢慢读出它的趣味来，为自己开启一个全新的空间。
比如我喜欢鲁迅和他的文字，他很简单的两句话就能够让我热泪盈眶—他说人与人是不同的，“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但这并不妨碍我在林语堂的文集当中读出了另一种美，也不妨碍当我不用“汉奸”这个词去给周作人冠名的时候，在他的《苦茶随笔》中读到了中国传统教育不提供的另一套写作体系。
这就是中国有相当多的文人对周作人格外感兴趣的原因，如果不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文学的角度去解读他，他的成就与鲁迅不相上下，只不过各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包容，是阅读的另一种趣味。没有包容就没有拓展。
生活不只是当下，还有诗与远方
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十年，如果要挑一本对我最重要的书，我会挑《朦胧诗选》。
很幸运，我属于“六八一代”，就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受中学大学教育在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确是物质极度匮乏、精神世界和文化领域全面打开的时代，从某种角度来说，那时精神文化方面的宽松度比现在还好。
我们第一次经历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第一次接触摇滚乐，第一次知道古龙、金庸、琼瑶。谁能弄到一套金庸，全班抢着看，抢到第几本就从第几本看起，无所谓顺序。虽然看得颠三倒四，但觉得很精彩。
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没有名牌，谁比谁也富不到哪儿去，因此比什么？就比读书。男生追女生，女生追男生，也需要吹牛的资本。现在你或许可以吹父母，吹金钱，吹吹小鲜肉般的外表，但那个时候要吹的是你又读到什么新书。
如果你没写过两首诗，在八十年代简直没法混。那时的诗就相当于现在的名牌包了，是一种时尚的标榜。不分文科、理科，大家都在写诗，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那时的新华书店太火了。但凡有新书上市，比如重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只要贴出通知，头天晚上就有人来排队。我们听说出了一本书叫房龙的《宽容》，会专门进城去买。还有三毛的书，有一家出版公司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把一整套陆陆续续出齐，我们隔三差五就要到书店去问去找。
所以我永远记得1986年，我在王府井书店买到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朦胧诗选》，心情多么兴奋。它是一个漫长的陪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一翻。前不久，我儿子突然读到一首顾城的诗，觉得蛮好，也会翻开这本书看看。这就是阅读的乐趣，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东看西看，说不定会找到什么让你格外好奇的东西。
谁一开始就会读很枯燥的东西呢？不会。我儿子一开始读的是武侠小说，看着看着就开始对历史感兴趣，又从历史往外拓宽。现在虽然选择文科，却很喜欢物理，大量阅读和物理有关的书。这就是开卷有益。
诗代表着阅读的另外一种品质。读书进入到第二个阶段，一定会有这样一个变化，你慢慢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好的，也想要尝试去写。过去是世界为你打开，你只是好奇地去了解。到了诗歌这个阶段，你的心情开始跟它碰撞，它替你释放，替你表达，同时也在塑造着你。
有人问我，你的文字风格受谁影响比较大？我的文字有三个主要的出处：朦胧诗、摇滚乐、古龙的小说。去年给我的研二年级学生上课，当我说完这句话，一个学生先是惊讶，然后一声叹息。我明白他这个惊讶和叹息，他大概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文字形成风格居然是有出处的。
我在给他们讲诗的时候，会特别强调，为什么要让你们读诗？因为中文有无限可能，每一个玩文字的人都可能有一个新的发明。成千上万的汉字摆放在你面前，哪天当你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文字时，每一个字都不是新的，但它们完成了一种全新的组合，你就又一次发明了中文。
除了对心灵的塑造，诗歌也会反过来迫使你有新的表达。诗人是这么说的，你会怎么说？你会怎么想？遇到你有所感触的时候，你会怎么去表达？我觉得挑战都非常大。
当然，读诗还有另外的一种隐喻，到了一定的岁数就学会了：生命不能只看到外在有用的东西，也要学会汲取很多无用的东西，无用为大用。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人生不能干巴。如果把自己活成了压缩饼干，几天可以，时间长了受得了吗？问问自己能坚持多久？还是需要有另外的滋养。
每个年代选一本书，其实像一个寓言。当我用《朦胧诗选》代表阅读的第二个十年，是想说到了第二个层次，阅读的作用在于打动你，引发你的共鸣，继而塑造你。更重要的是为生命添加了很多看似无用，实则有大用的东西。
哀莫大于心不死
到了人生的第三个十年，对我非常重要的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一部三卷本的小说。
它来得很巧。1993年我从电台加盟电视台，去做刚刚创办的《东方之子》。当时我才二十五岁，但是迅速被推上主持人这个岗位，在改革的逼迫下直接抵达前沿。我开始跟一个又一个东方之子打交道，我写给栏目的主题词叫“浓缩人生精华”，但是我心里会慌。以自己的年龄和尚浅的心境，怎样去理解那些厚重的人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很幸运，就在那一年我读到了在文化圈里开始流行的这套书。曾国藩在过去的教科书里是“地主老财”，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现在回头重新去评估，你会发现曾国藩是少有的大陆和台湾都要读的人，毛泽东和蒋介石也不例外。难怪唐浩明这书一出版，在海峡两岸都很火爆。
那么这本书给了我什么呢？我记得我故意将它读得很慢—当你遇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不愿意太快跟它告别的。只剩最后几页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地下室的宿舍里，看着从半层窗户中透过来的光影，慢慢在墙上移动。随着光影终于移走了，才合上这三卷本，就像完成了一次漫长的人生马拉松。
那个傍晚，我写了几千字读书笔记，只是写给自己的，因为我在那本书中收获太多太多。好像有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突然洞悉了与生命、人性紧密相关的一切。
这就引出了阅读的第三层意味：通过与别人的对话，读别人的故事，也跟自己对话，丰富自己的人生。
书里写到，曾国藩一生的最顶点，就是皇帝请他吃了顿饭，他坐在皇帝的侧面，风光如临巅峰，又伴生着很多焦虑。我突然领悟了生命的真相，每一处都是挣扎，凡事都有好坏两面。
佛教讲苦集灭道，什么意思？“苦”就是每天你要面对的事情，“集”是你要把苦归纳收集下来之后面对，“灭”就是想出办法来，把它给解决了，“道”就是变成共通的规矩，可以应付你将来的事情。
人生有意义吗？说得消极一些，一辈子爬得再高能爬到哪儿去？爬成一个皇帝，爬成一个元首？应该爬到一个开阔的境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从秦朝到现在，你能记住的皇帝有几个？即便在我们活着的这短短几十年，有的名字曾经如此重要，过两年也就没人提了！
时光不会停留，一切终将朽败，你要面对这种事实。人类面临的问题，永远得不到终极的解决，像一场永不停歇的博弈。怎么办？
好的书籍会不断教给你，怎么积极乐观地去面对这样一个实则消极的过程。
要知道，年轻的时候，你一度以为你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真的能吗？不过是一种假乐观假积极。你会把未来想象得非常美好，抑扬顿挫，感慨激昂，眼前是一条又一条英雄路。但是当你有一天走出校门，生活才会对你展现出真相。
就像我，做一个主持人，在别人眼中可能已经相当了不得了，但还是无奈的时候更多。如果没有阅读，你会走到死路的尽头。而在书中，你会读到跟你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在那个死路尽头记录下来的所思所想，帮你推开一扇新的门，让你有力量背负着痛苦继续行走。走得久了，回头看那段历程，看到自己在进步，社会在进步，又感到很快乐，而且心安理得。
我可不主张年轻人刚刚二十多岁就把人生参透了，那接下来的岁月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有句古话叫“哀莫大于心死”，聂绀弩老先生却写过另外一句话，“哀莫大于心不死”。这里有更深邃的含义，不到一定的岁数是不明白的。
重要的不是生活本身，而是面对人生的态度。乐观的人一定比悲观的人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虽然人生的真相更值得悲观。这就是《曾国藩》给予我的启示。
它帮了我很大的忙，让我一下子沉静下来，知道如何以二十五岁的年龄，去贴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的心境。
以为读过了，其实错过了
到了下一个十年，三十到四十岁之间，如果说哪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觉得是《道德经》。
我很庆幸在这个年龄段遇到了它。有的书当你很年轻的时候就把它读了，以为是“读过了”，其实是“错过了”。太年轻的时候，有些书的味道你是读不出来的。而在你真正到了需要它的年纪，却没能再次跟它相逢，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老祖宗足够聪明，多少年前就已经总结出人生的真相、宇宙运行的规律。而成长是什么呢？就是一路摸爬滚打、撞够南墙、伤痕累累之后，再回头想想老祖宗的话，觉得他是对的。
三四十岁之间这个年龄，面临着大的人生转折，青春还没挥袖子就跑了，好像已经依稀能看到生命的终点。中国人又普遍缺乏有关死亡的教育，一味地忌讳，将其黑暗化。然而不知死、如何生呢？
幸运的是，我来自草原上的少数民族地区，草原的土地和文化，给予我们一种开阔的生死观。少数民族人家有人去世，不会像汉族家庭那样呼天抢地—尤其荒诞的是一边呼天抢地，一边连打三宿麻将。
草原人家的悲伤是节制的，它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有更本质的理解。即使遇到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不幸，母亲都不会太过失态，反倒是一种淡淡的忧伤，相信她的孩子回归大地了。
因此，当我在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开始思考和理解死亡，《道德经》出现了。它告诉我，无私为大私；江海之所以辽阔包容，只因其甘愿处于最低；柔软是生之信号，坚硬是死之气息；杯满则溢，走到一定的时候要敢于清零……里面太多的词句，让我豁然开朗，内心更加平静。
而且和《朦胧诗选》一样，《道德经》是可以反复翻阅的。这是一种深阅读，缓慢持久地为你注入一种能量。
我的人生走到今天，是成千上万本书的共同作用，而我只透过其中四本，给大家讲讲阅读带给我的经验和体会。
它帮你打开世界，带你走出自己狭窄的空间。它与你的情绪产生共鸣，陪伴你度过一段时光，让你品味出无用为大用的乐趣。它带你面对内心，面对人性，面对生命。它还可以提供智慧、抚慰和解决之道，在你行走艰难时，为无门之处开门，让无光之处有光。
名著之伟大并不在于“中心思想”
不要因为一本书的主题或表达方式很陌生，就去厌恶它。需要厌恶的只是那些真正水准很低的书。比如现在很多引进版的书，我真的不推荐大家阅读，翻译太差了，我只能看到一个一个单词被转化成汉字罗列在那里，可能一本书分成三部分，交给若干人翻译，半个月就交稿。很少再看到傅雷、朱生豪、郑振铎他们那个时代的翻译，将中国文化的意象与西方文学的表达相结合，信达雅兼而有之。有一些很好的国外的书，我更愿意去找台湾的译本，他们相对靠谱得多。
还有一种我非常反感的出版物，叫作“名著缩印本”，据说是为中小学生量身订制的。只保留故事框架和基本情节，大量细节、对话和心理描写被删除。要知道一本名著之所以伟大，从来不是因为它的主题，虽然可能流传最广的只是它的主题—比如《简·爱》为什么会成为“女性的《圣经》”呢？因为它描写了男女平等—但是抱歉，写男女平等的书多了，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是经不起多一句追问的。对啊，有那么多写男女平等的书籍，为什么人们心目中只留下了《简·爱》？
我给出的答案是，名著之伟大从来不在于它所谓的“中心思想”，而在于围绕这个“中心思想”，它拥有太多人人心中有而个个笔下无的动人细节，正是这些细节，诠释了种种亘古不变的真理。如果没有罗切斯特和简爱的那番对话，以及无数诸如此类的细节，《简·爱》不会在文学史上占据如此显赫的地位。
中国教育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就是什么事儿都得有“中心思想”。如果我们看一本名著，只是为了看它的中心思想和故事梗概，《约翰·克利斯朵夫》就不用看了。为什么呢？傅雷在翻译的时候，已经把中心思想写在了五卷本的扉页上：“英雄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只不过不被脆弱征服罢了。”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相当多的所谓“浓缩版名著”，是对读者的欺骗。你拿掉了最优美的文字和最值得回味的细节，只保留一个中心思想。孩子们没有机会读到原汁原味的作品，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不幸的是当他们以后有机会和真正伟大的原著相遇时，却不再看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过了，而且可能不太喜欢。
每一本书中都蕴藏着你所期待的自己
阅读就像一段旅程，不是每一段旅程都要从头开始，也不是每一段旅程都要一直走到终点。有的书很厚其实很薄，有的书很薄其实很厚。有的书你匆匆浏览一遍，就是读完了；有的书当你读过前三分之一，就是读完了；有的书可能只看过目录，就是读完了；有的书，你读了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但还是没有读完；有的书越到结束，越会恋恋不舍，它意味着生命中一段特殊的相遇，让你不忍告别。
阅读也是要讲究随缘和惜缘的，别功利，别强加。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慢慢成为你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一个人头发最茂密的时候，朋友最多，但是最终会走向越来越孤单的岁月。那么好了，当你拥有属于自己的阅读习惯时，你永远不会孤单，永远备感踏实。随便拿起一本书，就如同邀请到了一个朋友，可以跟他对话，可以赞成他，也可以反对他，可以和他谈谈你的焦虑、不安，听听他怎么想，还可以把他放下，拿起另外一本，让第三个人加入你们的交流。
爱因斯坦临终时曾说：“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过就是再也无法拉我心爱的小提琴了。”阅读也好，音乐也好，就有这么重要，重要到可以与生命画等号。如果我们不那么狭隘地去理解阅读，好的音乐、电影，也都是一种阅读。
最后我一定要强调的，其实是前面已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读书是在读什么？读鲁迅、周作人，还是傅雷、梅里美？其实都不是。我们读所有的书，最终的目的都是读到自己。
你会发现焦躁的心平息下来了，突然有种豁然开朗的安全感，你会发现你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千百年来被无数的人思考过，并且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答案。真正使阅读成为一种深刻而愉悦的体验的，是你从中找到了自己，塑造了自己；而每一本在你心目中值得阅读和记住的书，都是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你更期待的那个自己。
2011年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4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自己的读后感
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向别人推荐该读什么书。
时常看到别人所荐的书太多“高大上”，又学术又严肃还艰涩并小众，有学问有品位，自己相去甚远。
可也总是坏坏地想：会不会有一些人，推荐的并不是自己真爱看的书，而是觉得很符合自己身份或能提高身份的书？
可能，荐书，也时常是一种表演。
好多年前，有人教我们“品位”养成，其中一项指南是：众人面前，餐桌上如有服务员问你喝什么，你一定要以阅尽人生沧桑后的平静说道：请给我一杯冰水。但接下来作者写道：这不妨碍你回家猛喝可乐。
我怕我荐的书会是那一杯冰水。
更何况，在荐书成为一种时尚的背后，也隐藏着这个时代的病。一切都功利地求快，希望有那么几本书，读了就快速地让自己脱胎换骨。
如果要真有几本书有这么大的功效，恐怕连医院都不用要了。
读书就是生命中的一日三餐，大鱼大肉清粥小菜都需要。读书是打发孤独与无聊时光的利器，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推动力，是真正要长跑的事儿。
最近在美国，正流行“给总统推荐一本书”的活动。大作家斯蒂芬·金是这样回应的：
“所有人都给那家伙出主意。让他爱看什么样的书就看什么样的书吧！”
文字停止之处，音乐开始了
每当音乐响起，世界就安静了。
音乐，比新闻更真实地纪录了时代。
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音乐在我心目中，只有好坏之别，没有门类之分。如果一定要分得很细，按门类去听，譬如古典的，流行的，世界的……有可能错过某些门类中的好音乐，也有可能让某些门类里的烂音乐滥竽充数。
今天我们谈论的主题是“为什么要喜欢音乐”。
其实在古典音乐面前，我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小学生，无论听过多少，听过多久。
但我确实是古典音乐的受益者。当我们提出“为什么要喜欢音乐”这个问题的时候，恐怕应该先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喜欢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相当多的中国人在它面前望而却步。
首先我要从个人的角度谈一个看法。我并不认同将Classical Music翻译成“古典音乐”。这样翻译有什么弊病呢？它让很多对古典音乐尚未入门的人，因为“古典”这两个字而拒绝它，觉得它跟现在这个时代没关系，距离很远。
我去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时候，听当地人讲了个故事，有关芭蕾舞的起源。当年佛罗伦萨有个酒吧，生意很火，每到饭点儿，人满为患。服务员往来上菜时，为了不将酒菜弄洒，只好高举托盘，踮脚穿梭，时间长了，就成了这家酒吧的风格。再往后，又成了芭蕾舞的母版。“高雅艺术”来自民间，无需高山仰止，古典音乐与之同理。
那么，“古典”的定义是什么？
如果我们定义二百年前的音乐叫“古典音乐”，那么陈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最近几十年的事，就得叫“现代音乐”，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梁祝》依然要算在“古典音乐”的范畴里。况且这样定义的话，现在的很多作曲家，还能玩古典音乐吗？怎么玩？这里就存在着巨大的矛盾。
有人说了，古典音乐里好音乐多，不对，那是因为经过几百年岁月的大浪淘沙，把好东西留下来了。跟贝多芬同时代的音乐创作多了，因为没流传下来所以你不知道而已。而你之所以觉得现代音乐鱼目混珠，是因为它们还没经历那个淘汰的过程。
莫扎特的家乡萨尔茨堡，我去过好几次。整座城市都在卖莫扎特，从CD到巧克力，可是莫扎特活着的时候处境并不好，他的音乐并不是最被认可的。
马勒生活的时代倒是离我们更近，然而他也只能靠做指挥来养家糊口。他的交响乐屡受抨击，让他毫无自信，说得不好听些，老婆都快跟别人跑了。
我们时常感慨“人心不古”，其实所谓的“古”也无非是今天的想象。哪个时代都有相似的荒谬与困境。古典音乐诞生的年头，附庸风雅的达官贵人也会在晚上七点半打着饱嗝走进神圣的殿堂，在音乐声中打起呼噜。否则海顿怎么会创作《惊愕》交响曲，用突变的节奏，恶作剧似的嘲讽他们？
所以古典音乐不古典，它演绎的依然是当下。
但是我对“古典音乐”这个称谓也有一部分认同，它蕴藏着一种对于现代而言很珍贵的“古典精神”。什么是“古典精神”呢？概括来说，第一是那种现代生活所不具备的田园般的纯净；第二是人性，最本质的人性。
大家不要忽略，古典音乐的蓬勃兴起跟整个文艺复兴带来的影响紧密相关，它从宗教音乐中一步步剥离出来。有的音乐很老很老，比如中世纪的音乐《牧歌》，包括加迪纳指挥的蒙特威尔第的合唱。如果把它们叫作“古典”，贝多芬们就年轻得可以称之为“现代”了。但是尽管如此古老，仍然能从中听到人性最本质的那种挣扎、忧郁、喜怒哀乐，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追寻和思索，与今天的心灵息息相通。
1993年，我曾经采访过哲学家赵鑫珊，当时我还是个刚入门的古典音乐爱好者。我问他：“为什么现在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么快，但是这个世纪的人依然需要好几个世纪之前的音乐来抚慰心灵？”他的回答我记一辈子，很简单的一句话：“人性的进化是很慢很慢的。”
当年，我儿子刚出生几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一个标题就是“爱上音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当全世界都向你背过身去的时候，音乐不会，依然会固执地守在你身边。一想到这一点，我就觉得格外踏实。”音乐的本质，就是带着对人性的解读和诠释，陪伴一代又一代的人成长。人性这个参照系，请尽管对它放心，最基本的东西永远不会变。就好像古往今来的情书，无论用鹅毛笔写，还是用圆珠笔写，还是用键盘敲、手机输入，形式上千差万别，但脸红心跳的感受从未改变过。
不管你身处的世界经历怎样的变迁，如果你不能把握住最根本的核心，就只能是一个焦虑的跟随者，而不能成为心平气和的生活守望者。古典音乐中就有这种让人安静的力量，在变化的时代中一如既往地陪伴你，让你知道你并不孤独。
所以我不妨说服自己，依然可以叫它“古典音乐”，因为这里所蕴藏的古典精神、人文精神。一段一百年前的乐曲，饱含对人性的思考与描述，或许曾经抚慰过某位德国的知识分子、英国的公职人员、俄罗斯的爱乐者，如今也依然能够触动你的心灵。
拆掉“懂”这堵墙
如果说第一个将我们屏蔽在“古典音乐”之外的，是“古典”这两个字，那么第二个让很多人无法进入古典音乐领域的致命障碍，在于“我怎么没听懂呢”？
中国的教育模式使人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每道题都有标准答案，每篇文章都有中心思想。我们从小受着这样的训练长大，一旦接触到音乐，便产生一种先天的冲动：我得搞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后期我在大学里，正是瞿小松的《MONG DONG》等所谓先锋音乐最火的时候，我就不断在问：“这到底什么意思？它要表达的是什么？”但是关于音乐这东西，有句著名的描述：“当文字停止的时候，音乐开始了。”它几乎无法表达，但中国人偏要去表达。
所以，放弃这种想法。音乐不是让你“懂”的，只需要你去感受。音乐带给人的首先是一种生理反应，它的旋律让你的身体和神经慢慢松弛下来，然后生理再演变成心理，我们感到愉悦、感动、欢快或忧伤种种。
我对古典音乐的标题有着某种程度的“警觉”，它们很多都是后加的。比如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甚至写进了中学英语教科书。如果你认真去听这段音乐，开始的部分的确给人一种置身月夜的感觉，但是再往下听，始终都是这个主题吗？还有贝多芬的《命运》《欢乐颂》，都像刷在墙上的标语一样，被定义，被局限，以至于我现在听贝多芬的交响乐越来越少。当音乐被过分地标题化，过分地凸显“意义”时，“懂”是“懂”了，但反而会出现另一种距离。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敢听《梁祝》，几乎从来不听，为什么？在上大学的时候为了弄懂所谓的古典音乐，搞到一盘《梁祝》的磁带，印象很深，是西崎崇子演奏的。
那时的音乐出品人真认真，磁带里附了一份很完整的文案，把这个曲目的每一段旋律乃至哪种乐器代表了哪种情绪全都写出来了。当时觉得挺过瘾—这块代表封建反动势力，这块代表婚姻受阻，这块代表离情别绪。
按照文案的提示听下来，我觉得这音乐我有点儿明白了。但是从此我再听就很腻，因为它拒绝了我所有的联想，音乐要是那么简单，就不是音乐了。
我永远忘不了1994年冬天，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我自己策划的一个系列访谈，要采访十一位空前绝后的老学者，这是中国电视界没人干过的事。谁呢？季羡林、启功、张岱年、胡绳、任继愈、张中行等等，平均年龄超过八十岁，最年轻的，也是唯一一个不到七十岁的，是汤一介。那时候我记了数万字的笔记，每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就看那些老学者的背景资料，记录“路标”，整理问题。我一直是音乐的爱好者，但古典音乐还时常找不到感觉。但是有一天，放进了一张梅塔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六悲怆交响曲》，我依然把它当成背景音乐，自己在读在写，但是当第一乐章的转折出现的时候，我的笔往那儿一扔，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生理反应。
从来没有一份说明书上写着，第一乐章转折到哪儿，它代表了什么，而我在那些八十多岁老人的故事中，在整整一个世纪的脉络里沉浸了很久，那一瞬间的音乐忽然让我感觉，所有的老人都回到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也曾春光灿烂、朝气蓬勃，那种极其美好的回忆在微弱的乐声中慢慢慢慢呈现出来。
后来我去找到相关的介绍，大致还真是这意思，虽然也不一定很准确，但的确是一种提示。那一瞬间，我找到感觉了，从此觉得进入古典音乐并不难，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放下想要“听懂”的目的，全然放松地去感受，用我心里有的东西跟音乐所给予的东西去碰撞。碰撞出来的不一定都是欢愉，也有痛苦，可能到了某一个年岁，突然会喜欢上一种秋风萧瑟或含泪微笑的旋律。有人说，痛苦的时候要听欢乐的音乐，我不这么认为，我痛苦的时候要是让我听《节节高》，恨不得把机器砸了。痛苦的时候要听同样痛苦的声音，它反而会抚慰你。
尽管大多数时候音乐只被我们当作生活的背景，但是你要知道，好音乐全是抢戏的，它绝不仅仅甘当背景。无论你正在读书还是写字还是干别的什么，突然这一瞬间你停下来了，这就是音乐抢戏了，它触碰了此时此刻的心境。
时隔这么多年，现在当我听到这段音乐，仍然要克制自己的感情，否则眼泪都要掉下来，想到十几年前那段岁月，总有一种画面感：
似乎是一个老人躺在病床上，岁数很大，无法动弹，但是思维仍在继续。从他的躯体里又倔强地生长出来一个他，向生命的过往走，走着走着会被拽回来，但是挣扎开继续走，又被拽回来，最后终于挣脱了躺在病床上的躯壳，回到自己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刻。有护士在给他打针，那个乐章的转折就出现在打针的时刻，然后那个声音慢慢消失了……
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诗意的理解。我采访的那些老先生，绝大多数都已经不在了。
歌词容不下的人生况味
听音乐是不能着急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有相对应的音乐，在生命的转折处等着你，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你的内心变化，很神奇。
我年轻的时候狂热地喜欢流行音乐。1993年，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要办一份《流行音乐世界》的报纸，版面也做了，名片也印了，目标是扛起流行音乐的大旗，搞演出，签音乐人，这些想法在那时是极其前卫的。可惜就因为太前卫，领导看文件的时候说：“竟然还要给流行音乐办报纸？不行！”就这么给毙了，我后来也调到了中央电视台。
那时，浑身充满了要改变世界的冲动，所以会喜欢罗大佑的“朋友之间越来越有礼貌，只因为大家见面越来越少”“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俏，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会喜欢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
人在年轻的时候，对自我的激励和集体的呐喊都格外敏感，因此很容易被那些歌词触动。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你不再会被标语口号牵引着走，不再容易被文字激起波澜。你的人生阅历更加深厚，内心感受也更加复杂，反而是无词的音乐，更能击中你百转千回的冲动和欲望、思索与感慨。
而且，即使都是无词的古典音乐，不同的年龄也能体会到不同的滋味。比如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慢慢走进马勒的世界，那时要喜欢上布鲁克纳很难。但是近两年我就非常喜欢他了。这都是岁月给予的东西。
我至今依然是摇滚音乐、流行音乐的聆听者，但是古典音乐却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记得多年以前，跟傅聪先生聊天，谈到莫扎特。我们都知道莫扎特的钢琴曲，要么小孩弹得好，要么老人弹得好；小孩天真纯粹，老人洗尽铅华。对于傅聪先生，莫扎特就是他晚年的陪伴，在他生命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人曾经说，莫扎特一生中创作的乐曲，哪怕是让你抄谱子，一天八小时，到他去世的那个年纪，你也抄不完。所以莫扎特和他的音乐，都是上帝送给我们的礼物。
2012年伦敦奥运会，我们在节目中邀请到英国一位音乐教授，围绕开幕式音乐作讲解。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难忘的话：“音乐，比你的新闻更真实地纪录了我们的时代。”
确实，由于种种原因，今天的新闻未必能够为明天提供准确的历史，或者扭曲，或者留白。而音乐却是回忆中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年岁大些的人，也许听到《祝酒歌》就会想到“打倒四人帮”；听到《乡恋》就会想到青涩的青年时光；我们听到“二十年后再相会”，就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音乐从来不骗人，它是最真实的。
而古典音乐的真实，就是把那些一百年前、二百年前、三百年前的伟大而孤独的心灵，情感的冲突和情绪的起伏，原原本本呈现在你的面前，丝毫不加掩饰。这一点，文字是做不到的，即使是写私人日记，你也不会将最真实的想法完全表达出来。所以，最优秀的音乐家也是最杰出的“心灵密码破译者”。这份“真”，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简直太珍贵了！
最重要的命题是“拯救”和“希望”
文化作品的意义是什么？当然可以揭露假、恶、丑，这没问题，但最重要的命题是给人希望，归根到底是要拯救心灵。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所有的文化作品类型当中，音乐又是给人希望最多的。因为音乐里有绝望，有痛苦，有沉沦，有挣扎，但是到最后，尤其是贝多芬等，经历了诸多波折后，一定给你一个希望。
很多年前，我在节目中采访指挥家陈佐煌，他谈到一段“文革”时期的经历。那时他在一个很闭塞的山沟里插队，有一天，翻山越岭，要去另外一个知青点。走在半路上，突然听到远方依稀传来了广播体操的音乐，他一屁股坐到山顶上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已经太久太久没听到过音乐了。即使是广播体操的旋律，也让他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美。
我自己最初和古典音乐结缘是柴可夫斯基。我上大学的时候，学校广播站总放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名字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旋律从那时起已经融入血液当中，那就是给人以希望的旋律。虽然柴可夫斯基不是我现在最喜欢的，但我最感谢他，是他把我带进古典音乐的世界，他的音乐太美了。
就在我喜欢上他的音乐之后，第二年过生日，我夫人在东单外文书店给我买了一套穆拉文斯基指挥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五、六交响曲》，两张CD，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花了二百六十块钱，对于我们是天价。那时我们俩的工资只比这个数字略多一点，1995年。
再到后来，喜欢的就很多了，比如《博伊伦之歌》，也有人翻译成《布兰诗歌》。
它是德国作曲家卡尔·奥尔夫创作的一部大型合唱，灵感来自阿尔卑斯山谷里的一座博伊伦修道院里发掘出来的二百多首修道士们写的诗歌，那些诗歌大约创作于中世纪，有的是拉丁文，有的是古德文，充满爱情的幻想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在那样一个禁欲的时代，这些诗歌是惊世骇俗的，是一种对人性解放的渴望。而根据其中二十四首诗歌创作的《博伊伦之歌》诞生于1937年，德国正处在纳粹控制之下，是最黑暗的时期，人们通过音乐表达挣脱束缚的愿望，和数百年前一样，想要寻找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博伊伦之歌》被用作怀念迈克尔·杰克逊的MV开场音乐，他去世后曾经无数次播放，成为被全世界乐迷都记住的一段旋律。最古典的乐章，和最摇滚的画面配合在一起，却再恰当不过。摇滚性、现代性、戏剧性、悬念、人性、冲突……是古典音乐天然具备的一切。
大约十七八年前，有一天，我和一帮朋友浩浩荡荡去天津八里台淘碟。现在有了互联网，淘碟已经成为一种奢侈行为了。那天我们淘到一张马斯卡奈《乡村骑士》间奏曲，在回北京的车上放，就是姜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配乐。我的一位同事，现在是《新闻周刊》的制片人，突然让大家别说话，特别专注地听，听得泪流满面。从第二天开始，他的手机铃声就换成了这首曲子，直到今天。他说，他在这首曲子里听到了至美，仿佛让自己的灵魂洗了个澡。
所以，如果不去发现和享受音乐，将会错失多少美好啊！总有一些时候，当我们听到一段旋律，会感慨世界也不是那么糟糕。
我一直认为人生只有5%的快乐和5%的痛苦，剩下90%都是平淡。在最幸福和最痛苦的时候，音乐的作用并不明显。比如结婚，有几个人结完婚还记得婚礼上放的是什么曲目，他只记得交换戒指；又比如人生遭遇巨大痛苦的时候，音乐恐怕也消失了，只有当你慢慢要走出痛苦的时候，音乐才重新出现在你的生活中。
那么在其余90%的平淡的日子里，怎样才能多一些幸福和平静，音乐在其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不一定每天都让你激动得起一身鸡皮疙瘩，感动得泪水滂沱，但它能让你平淡的日子变得有滋有味，而且能够以一种很开阔的心境去面对很多事情，能够看开、放下。这就是音乐的功德无量之处。
莎士比亚在他的剧作里有一句话：“乞丐的身上也有几件没用的东西。”这句话写得很棒。按道理，乞丐除了为生存而奔波，已经别无选择，但是他们兜里却还有几件“没用的东西”，是他的趣味，是他的爱好。如果没有这些趣味和爱好的支撑，人生多无聊啊！
没有信仰的时候，音乐也是信仰
2008年汶川地震，我一直在直播灾区实况。或许大家还有印象，我在5月14日，也就是震后第三天直播的时候，念了一首诗，叫《生死不离》。念完以后我说，应该把它谱上曲唱出来。当人们沉浸在一种集体的巨大的悲伤之中，旋律是很重要的。
这跟个体的悲伤不太一样。当我自己在家的时候，听什么都觉得不合适，就去寻找安魂曲。安魂曲是一种音乐类型，威尔第的，弗雷的……我听了很多很多。最后一直伴随我到大地震报道结束的，是克伦贝勒的《德意志安魂曲》，莫名其妙就觉得它对。
你说我能“听懂”吗？很难。因为《德意志安魂曲》本身是略带错误的翻译，其实不能被理解成是德国的安魂曲，只是用德文写的安魂曲。这首曲子具备跟所有的安魂曲非常一致的元素，也有它独特的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再次强调音乐无所谓“懂”与“不懂”，触动你的，抚慰你的，就对了。
《德意志安魂曲》可不止一个版本，我都在听，听到最后，就是克伦贝勒。到现在为止我最喜欢的指挥家有两个，一个是卡洛斯·克莱伯，对他不是一般地喜欢，而是狂热地喜欢。我们家墙上挂的就是一幅克莱伯的素描肖像。克莱伯对我的意义不仅仅是一个指挥家，简直是血脉相连。另一个就是这几年才开始喜欢，并且在逐年增加热度的克伦贝勒。
其实他们俩差别很大，但是在我个人心里，觉得他们俩很相似，只不过表达方式不同。卡洛斯·克莱伯用一种舞蹈化的、激情化的、酒神的、迷幻的方式—我觉得用迷幻更准确—把古典音乐演绎得让你欲罢不能。而克伦贝勒是用外表严肃、内在却绝对富有张力的方式，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刻板的浪漫”打动你—外表刻板，但是骨子里浪漫；外表严肃，骨子里热情。所以我觉得他跟克莱伯是非常相似的，只不过一个走左道，一个走右道，但是大方向是一样的，给你的感受是一样的。
所以克伦贝勒把《德意志安魂曲》中蕴藏最深的悲悯，用最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在整个大地震期间，没有它我会很难过。我把这张唱片送给了很多人，不解释，只是递到他们手里。后来他们会跟我说，真好听。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好听”不仅是我们原本理解的那层含义，还是一种对心灵的抚慰。
如果我们没有信仰，有的时候音乐也会扮演某种信仰。
人一辈子要进很多的行当，唯有一个行当改不了，那就是做人。“人”这一撇一捺最难写，怎么把它给写大了，是终生的学问。
有人问我，你这辈子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我说我追求在我年老的时候，成为我想象中的特别可爱的老头，比如像启功、丁聪、黄永玉老爷子，或者像克莱伯。这样的人你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潇洒到了极限，要么就不出手，出手就是至高无上的精品。绝不为五斗米折腰，但是只要他想出山，就得给他五十斗米，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关于做人，音乐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曾经有一个年轻人去问大提琴家卡萨尔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大提琴家呢？”卡萨尔斯的回答是这样的：“先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然后努力去做一个优秀的音乐家，再坚持练习，你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大提琴家。”
你看，基础还是在于做人。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很多的缺陷，但是音乐会形成一种约束，当你时常在音乐中感受到美好，想去做恶事挺难的—可能希特勒除外。
音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最简单的也是最深刻的。
比如从指挥家的角度来说，最吸引我是克莱伯、克伦贝勒，包括其他一些指挥家的局部；但是音乐家里真正让我最欲罢不能的，是两个看似最简单的人：一个巴赫，一个莫扎特。我最喜欢的一张专辑，原来是《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现在是巴赫的钢琴《平均律》。莫名其妙，简单到了极点，但是越往里走越觉得是个迷宫，莫扎特的那种干净就像个孩子一样。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去奥地利萨尔茨堡采访，专门制作了一个莫扎特的专题，那天的感受就像朝圣。
归根到底，什么叫“伟大的人”？回归最简单最质朴最人本的境界，当你是个“人”的时候，你就大写了。
最幸福的时候就离悲伤不远了
在古典音乐面前，我几乎是一个孩子。
关于音乐的任何解读，都只是一家之言，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因为音乐太丰富了，我们无权评判一个版本优于另一个版本。作曲家把音符写在纸上是创作，指挥家和演奏家把它演绎出来，是二度创作。
比如同样是《悲怆》，卡拉扬的版本和穆拉文斯基的版本就不一样，在我看来表达的是不同层次的老人。卡拉扬表达的是那些富人和优雅的知识分子生命终了时的感受，他不是所有作品都好，但他把所有作品都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层面；穆拉文斯基表达的是穷人和战士们生命终了时的感受，粗犷中蕴藏着巨大的张力。
再回到我最喜欢的克莱伯。在我对他产生兴趣的很多年之后，才知道他从小在阿根廷长大，那一瞬间对我的打动是巨大的，我突然发现“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这句话是对的。你为什么会喜欢他？这是一种血脉，一种命中注定。
如果没有二次世界大战，克莱伯会在德国这一带长大，那么他也许就不会成为后来的克莱伯，他的作品里不会有那种热情的悲伤。很奇怪，我喜欢的好多人都跟阿根廷有关：马拉多纳、克莱伯……可能是因为我来自内蒙古草原，阿根廷文化也是草原文化。
最早我被卡洛斯·克莱伯打动，是他指挥的“贝七”。当时还不是冲着“贝七”去的，冲的是“贝五”，它在“一百张必听唱片”里排头一个，而且多个版本推荐中，No.1都是卡洛斯·克莱伯。我就买了这个版本的“贝五”，结果人家还搭了个“贝七”。
“贝五”没把我拿下，因为它被大家概念化太久了，以至于我已经听不出好坏，被命运的拳头砸蒙了。但是“贝七”一下子把我抓住了，我从中听到一种属于酒神的狂欢，一种近似于我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幻。什么叫迷幻？只要按下开始，就停不下来，被裹挟被卷入，音乐停止以后，半天才能还阳。
我每次看克莱伯的指挥，就像我儿子看周杰伦和迈克尔·杰克逊一样，觉得他太帅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买古典音乐的DVD，不主张买卡拉扬，一百张都是一个样子，但克莱伯的一定要买，本来就不多，不可以错过。他经常像夹烟一样拿棒，优雅、激情、浪漫，完全融为一体。我看过很多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几乎可以做出一个“武断”的判断，以后的新年音乐会要想超越克莱伯那两届，1989年和1992年，几乎是不可能的。
非常可惜的是，2004年7月13日，克莱伯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如五雷轰顶，尽管周围人声喧哗，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安静了。但是也有一个不好不坏的消息，欧洲古典音乐界传言，克莱伯应该还活着，因为从来没有人见过他的遗体。这个传说一时无法考证，但对我多少都是一种慰藉。后来，乐评人刘雪枫告诉我，克莱伯去世的消息是真的。
为克莱伯“贝七”着迷时，我还没有条件看他的音乐会DVD，只有VCD，效果不是很好。真正让我彻底服气的是他的《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到现在为止，我听过的版本应该不少于二十个，但我总有一种奇妙的错觉，认为克莱伯指挥的“勃拉姆斯四”跟其他所有指挥家的“勃拉姆斯四”都不是一个曲目，这就是他完全不同于他人的二度创作。
他的“勃拉姆斯四”乐章一起，我就仿佛回到我成长的东北的森林。东北的森林和德国的森林、俄罗斯的森林有相似之处。季节似乎是深秋。北方的深秋意味着一种寒冷的收成、含泪的微笑，看上去金黄璀璨，但是萧瑟的秋风就要来了。这也有点儿像我们的人生，当你最幸福的时候，其实离悲伤不远了。
其他版本的“勃拉姆斯四”，有的展现的是初秋，有的只展现了麦田，但克莱伯展现的是萧瑟，用微笑去面对萧瑟，面对曲终人散。
这很难用语言去表达，我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听它，每听一遍都有新的感受。
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在人的内心
我看过一个采访，那个人说，莫扎特晚期的作品中，有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真理。而后，我给我的学生上古典音乐课的时候，让他们听莫扎特的《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简直是极品！还有莫扎特晚期的一些交响乐，以及长笛协奏曲、小夜曲……我喜欢过很多钢琴协奏曲，但在绕了很多很远的路之后，还是回到了莫扎特这里。我对学生们说，莫扎特的音乐让你相信：谁说想象中的世界不存在？那个世界就存在于音乐里。
对古典音乐刚刚入门的爱好者，我也不妨推荐一些经典的曲目。在我心目中，莫扎特的长笛协奏曲是不可错过的，也一定要听两三首莫扎特钢琴协奏曲，21、23、24、25，随便挑两三首都可以。
巴赫的《平均律》、肖邦的《夜曲》，把它们当轻音乐听，你会发现它们比其他很多轻音乐都好听。我认为鲁宾斯坦演奏的版本最好。
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以及他的大提琴协奏曲，都是最美的旋律。另外还有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舒伯特的《音乐瞬间》《即兴曲》，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重奏，尤其是《如歌的行板》。
所有这些都不必把它们当成“古典音乐”去费解或膜拜，就是音乐，很美的音乐，你一定会喜欢，没准儿就从这里开始深入下去。
无论干什么，再没有比“喜欢”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中国现在据说有几千万琴童，受郎朗、李云迪影响，都想朝这条道上走。但是中国音乐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怎么把“技术派”变成“内容派”。现在的老师教学生，都着重教技法，而不是强化内容。
其实，古典音乐不是动辄关乎世界和谐、人类命运，大量古典音乐表达的经常都是些内心的小思绪。就像贝多芬玩过了很大的主题之后，到了创作的晚期，还是回到对内心的探究上。
比世界更大的世界在人的内心，探究是无尽的，很难找到答案。不过，在音乐里，好像都有。
2010年 国家大剧院
2014年 广州大剧院
自己的读后感
也该说说流行音乐。
在大学里，常被学生问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时光穿梭机，让你回到二十来岁我们这时候，你来不来？”
很有诱惑力，能让自己年轻快三十岁啊！可我的回答又总是斩钉截铁：
“不来！”
“为什么？不喜欢年轻，不喜欢现在吗？”
“是你们现在的歌太难听了！”
我说完这句话，底下的反应往往是哄堂大笑。可我这么回答还真不是为了开玩笑。
我成长时经历的七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是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有那么多好歌陪伴的青春，穷得很富有。
可现在……也有人前些年问过李宗盛：为什么现在的流行音乐好像很烂？
李宗盛答：音乐是一个时代的反映，什么样的时代对应着什么样的音乐。
这是一个快餐、免费又过剩的时代，钱走得多，心也就走得少了。
现在得到音乐太容易了，这是进步；不过我们那个时候，买盘磁带要左右思量，省吃俭用；买回来，不听个十几遍不算完，听的次数多了，好多走心的歌也就听出好来。就像“第二眼美女”那时很走红一样，人们有耐心去聆听，感受到更深处的美。于是，创作者不急，不怕没知音。
可现在，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听一遍不入耳，就此打入冷宫，反正还有那么多歌没听过。于是，创作者必须上来就得打动你，口水歌更容易走红；再于是，唱歌的人越来越多，可唱的好歌却越来越少，只有“中国好声音”，少见“中国好歌曲”。
看样好多事儿一个道理：得来的容易，品质就不好保证。
被念歪的《道德经》
孔子像一个世事练达的中年人，一切得体；
老子却像一个童心未泯的理想主义者，总是被误解。
为什么要谈《道德经》？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中，“道”是一个源起。
先写一个“首”，再写一个“走之”。“首”就是脑袋，代表思想；“走之”就是行动和步伐。有想法，然后付诸行动；有行动，也要伴之以思考。
因此，“道”字的结构已经说明了它的含义。道路、道德、道理、道法自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说明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也揭示了“知行合一”的规律。
大家可能想不到，《道德经》是全世界除了《圣经》之外，被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典籍。在中国，《论语》被昭告天下，而《道德经》总被边缘化，其实前者的问世晚于后者。
相传孔子曾求教老子，对老子的思想很佩服，回来对他的学生说：“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认为老子像一条龙，深不可测。
有学者这样阐释：“同样的一个道理，《论语》是从正面解读的，《老子》是从背面评判的，因此它会给人非主流的感受。”
有人将《道德经》中的“无为而治”解释成消极的不作为。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是一门非常积极的哲学，只不过将“无为”和“道法自然”当作方法论。
《道德经》的起源并不像其他典籍一样，得到后世的实证。到现在，还有人质疑它是不是老子写的，到底诞生在什么时候？流传的过程中，还经过了无数的纠错。比如“绝学无忧”，历朝历代都有学者说，“绝”一定是个错字，跟文意不符。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版《老子》，和既往流传的版本也有很大出入，令海外学者都感到震惊。
总之，《道德经》和老子都被我们严重误读了，也许到了该正本清源的时候。
道可，道非，常道
任继愈老先生认为，《道德经》是写给弱者的哲学慰藉，但也有很多人—包括我—认为，这是老子写给掌权者、君王和政治家的一部经典。有人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在我看来，四分之一部《道德经》就可以治天下。
大家最熟悉的是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按正宗的解释，就是“能说得很明白的‘道’就不是‘大道’”。但换个角度，那时没有句读，所以可以有另外一种句读方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也许或当然是错的，可让人觉得有趣。这就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解读：“对于同一件事，有人说对（道可），有人说不对（道非），这是常理（常道）……”
尽管不一定正确，像是充满辩证法的文字游戏，但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句读方式也很符合原著的本意。
很多事情不都如此吗？比如中国的舆论环境，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各个部门都希望“一边倒”地叫好，连5%的反对都不行。进入新媒体时代，国家领导也好，部领导也好，恐怕也都越来越明白，任何政策出台，无论多么正确，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太正常了。除了人民币和大熊猫，没有什么能让全中国人民一致点赞。
我记得1998年朱镕基总理来中央电视台，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总有人谈论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比例，多少合适啊？99%正面报道，负面报道1%？依我看，51%正面报道，‘控股’就行了，要有信心。”
“道可道，非常道”太神秘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接地气得多。
每年各省市搞部门老百姓满意度排行的时候，排名靠前的都是跟老百姓没什么关系的部门，但凡跟老百姓关系紧密的，排名一般都靠后，因为他们天天跟你打交道，摆得平摆不平，眼睛都盯着你。住建部恐怕就是如此。想想“道可，道非，常道”，心态就平衡了。
皆美即不美，无私为大私
《道德经》第二章开篇两句，也挺有趣。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什么意思？按传统的翻译，就是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丑；都知道什么是善的时候，也就都知道了什么是不善。
不过，换个角度解释呢？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当天下都知道什么是美，并以之为潮流的时候，它有可能变成一种丑。对于女同胞来说更是如此了，满大街都穿红裙子的时候，你再穿红裙子，会觉得很难堪。别说满大街了，就是单位里有另一个人跟你穿了同样的衣服，撞衫，都让你很难受。同理，当天下都以某种行为作为善的标本，模仿和雷同之下，不善就出现了。
第七章里的一句，“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我给翻译成“无私为大私”。这句话对我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曾用很长的时间去琢磨，人性中的“私”和社会要求的“公”该如何结合？对执政党，对一个社会的运行，对一种哲学文化的意愿，这都是大课题。如果不能面对并准确地回答，政策的制定一定是扭曲的，对吗？
四十岁以上的人可能会有记忆，改革开放之前，“私”是要坚决打倒的。我家缝纫机上的罩布，有我妈自己绣的“大公无私”四个字和一幅风景画。那时讲的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只要是私，死路一条。
但问题是，人性中天然有自私的一面，中国有句古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大到一个国家的元首，中到一个部门的部长，小到一个单位的负责人，都希望人们呈现出“公”的那一面，但你如果不能面对人性中“私”的这一面，“公”就要全泡汤了。
在荒唐岁月里，以为人性中的“私”是可以被斗掉的，结果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天天强调“国家都是你的”，最后发现根本不是，我什么都没得到，要吃大锅饭，要去公社食堂。这就是对人性的了解不够。
因此这几年我一直在倡导，所有决策的出台，必须要建立在对人性更透彻的了解上，顺应它，引领它，才能更好。
思考这一切的同时，我在《道德经》里发现了这句话，“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让三十岁的我豁然开朗。原来古人也懂得做思想工作，而且做得这么有说服力。任何圣人，都不鼓励人一心只为自己，而是鼓励你为他人、胸怀天下，但他引导你的方式是“无私为大私”—真正无私的时候，得到反而是最多的。
前文做了铺垫，“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且久者，是因为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滋润万物，让万物一年四季生长轮回，最后成就的是自己的长久，天长地久。从这里自然地推导出结论，无私为大私。
这句话带给我的豁然开朗，不仅仅是个人心理层面的，更是哲学与文化层面的。平时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经常有人对我说：“感谢你的无私奉献。”我说：“不，你理解错了，我做公益活动，其实拥有巨大的回报，尽管不是物质的。”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从事公益事业，往往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获得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对于中年人是奢侈品，所谓“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人物是周恩来，很多次，我看关于他的书和电影，都会掉眼泪。周恩来是“无私为大私”的践行者。夫妇俩都离世后，只留下五六千元存款。直到今天，一提“总理”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周恩来。
理性地想想看，周总理没有问题吗？没犯过错误吗？太多了。但是人们似乎都可以原谅，甚至都不愿意追究，就是因为他在为人处世、道德修养各方面，是一个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典范。无私为大私，成就了自己。
上善若水
第八章，有我们最熟悉的四个字“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一个人不去争权夺利，争名争财，他不会有任何事。
看来老子也知道将来是要出台“八项规定”和“反四风”的。
当然后面还跟着一句话，只要你不争，就没人能和你争，也没人争得过你。因为你不畏惧，不畏惧就没有弱点，没有缺陷，没有武侠中所说的命门。这是一个大道。
所谓上善若水，水的特质，是利万物而不害他，愿意往人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去，不强攻，顺势而为。
有之誉之，畏之侮之
第十七章把我看乐了。“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这是对领导的评价和划分。最好的领导什么样？你不过知道有这么一个领导存在，说明他懂得道法自然，工作条理顺畅，不用天天开会也能做到一切井然有序。还有一个版本更极致，叫“太上，不知有之”，最好的领导是感觉不到存在的领导——想想也是，感觉不到存在，一切都井然有序，这是多高明的领导艺术啊！排第二位的领导是被人赞扬的领导。排第三位的领导是被人畏惧的领导。最差的领导是被人天天拿嘴上骂的领导。
这种划分非常耐人寻味。我记得“文革”后期，即使呼伦贝尔这样的边远地区，教学秩序也基本恢复了。我妈在学校工作，说了这么一句话：“其实咱们学校现在挺好的，哪怕校长不在，只要打铃的人在，就可以正常运行。”可是这句话让她挨了一通批，说她不讲党的原则，缺乏组织纪律性。很多年后，他们老同学聚会，还总是提起我妈这句话，因为那其实是一种挺理想的境界。一个学校，如果只靠铃声，就可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但方方面面都很好。
我也发明过一个“白氏理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打卡、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单位，人人无需扬鞭自奋蹄。或许员工10点才来上班，并没有赶在8点打卡，但却自觉干到第二天凌晨3点，不需要监督和催促。
《东方时空》刚创办的时候，从来不打卡，没有纪律方面的要求，我们却几乎住在单位。到了后来，非要强调打卡的时候，影响力就很弱了。
当然，这四句话不仅仅是评价领导或官员，也揭示了生活中的某种秩序和境界。
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
我现在自办“私塾”，叫“东西联大”，收了十一个研究生，每月给他们上一天课，外加课后作业。所谓东西联大，就是北京东边的传媒大学和西边的清华、北大、人大四所学校，学生们都是这几所学校出来的。从学新闻的研究生一年级带起，两年毕业。
有一项课后作业，是手抄《道德经》，并且选出印象最深的十句话。我发现学生们选得最多的一句话，出自第二十三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不管多大的风都不可能一直刮下去，不管多猛的雨也终有停止的时候。
随后接着一句反问：“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刮风下雨是谁做的呢？天地。天地都不能长久，何况人呢？
现在很多人喜欢长跑，长跑的过程也印证着这个道理。长跑最重要的是节奏和呼吸，当你跑出节奏和呼吸，就会感到非常舒服。要有一个时间和距离的限定，控制好速度，慢条斯理、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否则你像短跑一样玩猛的，玩得动吗？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发誓要锻炼身体，先把专业服装和装备一口气买齐，可是没过两天，就扔床底下落灰了。希望自己在短时间内发生很大的变化，猛读十本书就会进步？不会。
此外，这句话还给了我们另一个角度的启示：当你遭遇人生中的不顺利、不如意，甚至惨重的打击时，你要相信时间能够稀释这一切，对吗？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挫败和低谷也终将过去。
尤其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是突如其来的赞赏和表扬，一是时常会有的打击和不顺。这两道关都要过，过不去就很难前行。表扬来得太早，毁人也毁得够狠，我周围有一些人就是如此倒下的，根基不稳，空中楼阁，他Hold不住。
国外有一个关于幸福指数的调查，结论是达到衣食无忧的境地越早，之后幸福指数下降速度也越快。比如说刚刚二十来岁你就什么都不愁了，剩下的五六十年怎么混呢？我觉得最幸福的生活状态，应该是总有一个踮起脚能够着的目标，吸引你踏踏实实始终向前走。
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第三十六章，“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抄到这儿的时候我也乐得够戗，又回到“八项规定”了。要从你这儿拿走什么，一定先给你什么。
《道德经》对物质和人性有很深的探索。往小处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得到越多，失去越多。往大处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历朝历代的兴衰，总有特定的规律，日不落帝国也会日落。
个体命运也会经历周而复始的起伏。对于我来说往往是这样：真正失意的时候，是我睡得最踏实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不可能再失去什么；但是赶上特别得意的阶段，反而会很恐慌，因为可能要下山了。
记得2000年，我似乎挺火，又是“全国十佳青年”，又是悉尼奥运会直播，回来以后中央领导接见，还没跟教练握手，先来握我的手，这还了得？
之后我把手机关了，闭门研发新节目，整整一年。回头看，要是没有那一年的沉寂，就不会有后续的动力。
那时，作家刘恒大哥提醒我：“小白，如日中天，可要小心太阳落山啊。”我说：“大哥您放心，我换个地平线再升一回。”
2003年，在我生日的头一天，我把自己担任的三个制片人职务全辞了。我一走，身边十多个人受益：三个副制片人升正制片人，N个主编升副制片人，又有N个人升主编。
《道德经》里有这么一层含义，杯满则溢，怎么办？把里面的水泼掉。要是不泼掉这杯水，我恐怕也不会继续走这么长的路。因此“将欲取之，必固与之”。
有人说，那干脆彻底无为，给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要。这不对。应该是种什么心态呢？要归要，但知足，懂得分寸。“知足者富，死而不亡者寿。”
我相信如果把《道德经》翻译成白话文，给“反腐”中进去的官员一人送一本，全得号啕大哭，后悔死了。但是得意的时候看这些文字，又怎能悟出其中的意义呢？很难。
不笑不足以为道
接下来就更逗了，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这就又把人分成好几类。
最优秀的人，知道一个大道理后，二话不说就去执行。中等人听到一个大道理后，一边执行一边怀疑，这事行吗？下等人则是哈哈大笑，估计还得爆两句粗口，什么玩意儿这是？根本不理会。结果老子总结了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不被嘲笑的一定不是好道理。
就拿中国足球说事儿。改革开放至今几十年，你会发现一个怪现象：领导人一直挺重视，但并没改变什么。
邓小平提出“足球从娃娃抓起”，后来没从娃娃抓起，倒是从足协主席抓起。不按规律办事，有了规律也不坚决执行，每个人都在怀疑，这事行吗？出台过若干个“未来十年发展纲要”，没执行两天就被扔进垃圾筒，又出台一个新的。
国外也有一句谚语：“不要尝试去发明轮子。”潜台词是老祖宗已经试验过无数回，圆形的轮子最省劲，但总有一些人隔三差五就琢磨，如果是方的呢？菱形呢？八角呢？最后全折里头，一事无成。
一个国家所选择的路线，能不能彻底执行？如果没有小平在1992年时彻底打破“姓社”还是“姓资”的困局，我们可能仍然纠缠其中，原地踏步。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应该有市场。好道理干吗不拿过来坚决执行呢？
大成若缺
第四十五章，有四个字值得一提，“大成若缺”。这跟我多年前发明的一句话—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异曲同工的。
我为什么发明这句话呢？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蒋丞稷实现了短道游泳的两个重大突破，全是第四名，算是“铁牌”吧。但那已经是亚洲男子离游泳领奖台最近的一次。记者采访他，问他有没有遗憾，蒋丞稷的回答太棒了，他说“缺陷也是一种美”，让我印象深刻。
从那之后，我突然悟出来，缺陷是完美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怎么看待完美？凡事都要追求到极致，这个极致存在吗？
《士兵突击》里有一句话说得蛮好，“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会有一天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达到完美的境界吗？没有。人生就是遵循着一条曲折、循环、不断向前的路径。现今的社会，人们格外需要学会在不完美的过程中，让内心得到舒缓和解压，回归到正常的日子当中。
善建者不拔
第五十四章有十个字，“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意思是善于建设的人是不会被拔除的，善于抱住一个东西就不会脱落。
十几年前我采访贝聿铭老先生，问他：“贝老，您觉得北京现在的建筑怎么样？”没想到老爷子是这么回答的：“北京的规划非常非常好，将来拆起来会很方便。”
我们在生活中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后人总在超越前人。但也有可能，后人很久都超越不了前人，不进反退。
先不说建筑，说家具。今天的家具超越过明代家具吗？明代家具无论从艺术、实用、设计哪方面看，都是达到极致的。虽然我一件也没有，但不妨碍我喜欢它，既简洁又完美。
我喜欢运动，所以总受伤，一受伤就得去看正骨医生。很多正骨医生都告诉我，当下中国人的很多病，都是因为家具太舒适了。沙发和床太软，催生了颈椎腰椎问题早早发作。您坐到明代椅子上试试，想瘫成一堆都瘫不下去，一定让你有个挺拔的身姿。
再回到贝老爷子的话，十几年前我笑了，现在却觉得是个道理，这个进程已经开始了。然而，善建者不拔，您把故宫拔掉试试？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古迹，建设布局也都极棒。
去年，我去延安给党校讲课，从曾经认为很高大的宝塔山上往下看，特别沮丧。因为山下的各种建筑，把原来的延安遮得一塌糊涂，显得又小又局促。延安人自己也很沮丧。
所以现在，延安拥有一项堪称中国之最的壮举工程—削平整个山头，重建一个延安，然后把那些建得不咋地的建筑全拆掉，让古朴的延安再次绽放。
回头想想老子的话，“善建者不拔”，给我们的启示有多大？我觉得，中国经过了急风暴雨般的建设年代、急风暴雨般的争取温饱的时代，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都该留得长一点儿，传承得久一点儿。
做人要正，做事要奇
第五十七章有八个字，“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对我和我的同事影响都极大。这八个字的意思是，治理国家要正，打仗用兵要奇。如果您治理国家很奇，天天琢磨着怎么算计老百姓；打仗用兵很正，提前把攻略部署都告诉敌人，恐怕早就被灭了。
至于在当下，我给它翻译成另外八个字，“做人要正，做事要奇”。“奇”不是走极端，而是出奇制胜。二者也别弄反，如刘再复先生所说：学者最好是思想深邃、做人简单，可事实刚好相反，很多学者是做人深邃、思想简单。
现今中国，有一个相当大的目标，是要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请问“创造”背后需要多少解放？另外我们常说“自主创新”，大家都把关注点落在“创新”上，我关注的却是“自主”，不自主怎么创新呢？如果每个科学家都听处长、听局长的，还能创新吗？
有人开玩笑说，为什么有些建筑从空中俯瞰特好，建在地面就不好看？因为领导审查的时候是做成模型搁在地上的，领导背着手走过，说不错，其实是空中视角。我就不说具体是哪座建筑了，但事实如此。
《道德经》里接着还有一句，“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世界上的某些国家。如果治理国家总有各种各样的忌讳，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一切都只能按照一个标准，老百姓一定是贫瘠的。顺嘴带过。
治大国如烹小鲜
第六十章，终于到了咱们特熟的一句，“治大国如烹小鲜。”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可能存在很大比例的误读。
大多数人的解读是，治理大国和做一道小菜一样有共通之处，甚至有人解读为，治理大国像做小鱼小虾一样简单。然而，大家想象一下，大鱼怎么做？少不了开膛破肚去鳞，怕它不容易熟，还得在锅里来回翻腾。那么做小鱼小虾呢？是不是不要开膛破肚，少折腾为妙？
几年前，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讲话当中，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用到了“不折腾”三个字。当时我觉得，这三个字对于中国挺有价值，尤其是回望过去几十年历史的时候。那既然“不折腾”，今后我们怎么走，才是更好地道法自然？
急风暴雨般的改革，急风暴雨般的新政，急风暴雨般的三把火，在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当中，能起多大作用？一个国家向前走，一定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经历一个阶段急风暴雨的调整，但随后，就要走上规范制度化的新阶段。
不久前，我接受中纪委官方报纸采访的时候也说到，现在必须经历一个刮骨疗伤的“非常态”阶段，但是请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非常态”，而是要回归按法律和党内规章制度办事的“新常态”。一周之内落马十几个官员，如果周周如此，谁受得了？反之，如果一直不这么弄，又谁受得了？
所以，一年、两年、三年反腐，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上，都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长久地看，治大国归根结底要像烹小鲜，尽可能地减少动荡，减少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黑白颠倒、随后又不断反省纠错。不折腾，不要开膛破肚。
人生也是如此，我总对我的孩子和学生说，三十岁之前要玩命地尝试和折腾，哪怕不考虑物质回报，经历很重要，因为你不知道你的优势是什么。但是三十岁之后，就要开始选定目标做减法，打深井。三十岁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你要做一次抉择。
我采访过数百名甚至近千名人物，说句实话，绝大多数的成功者都是靠做减法成功的。治理人生也如烹小鲜，不能来回折腾，到四五十岁还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还在开膛破肚，还在拉链式修路，肯定不行。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
第六十三章，“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天下所有难事一定从简单开始，大事都是从细节开始，所以圣人从来不认为自己在做什么大事，但是他最后成为圣人。
有一篇很棒的文章叫《我们不要假装有远见，微小前进胜过完美规划》，它写到，白蚁巢是世界上的建筑奇迹，地面上有十几米，地下还深达二十米，有产卵室、育婴室、通风道等各种功能处所，井然有序。
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蚁巢，白蚁是没有建筑图纸的。一开始它们也会杂乱无章，忙得千头万绪，从最基层开始不断试错。试着试着，就越来越规范了。它们不依靠远见来完成规划，而是如邓小平老先生所言，“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去试”。
坦白说，如果现在有谁评价邓小平有超级远见，看清了几十年后的中国，我认为他是撒谎。邓小平真正的远见，是知道不能做什么，应该解放什么，同时顺应人性，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
改革初始时，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谁都喜欢有远见，谁都喜欢有长期的规划，实际上可能吗？社会主义最初实行计划经济，著名经济学者哈耶克认为，这是人类最糟糕的自负。真正的稳定是动态中的稳定，不规划长期目标，不断在动态中调整。原来老子早就总结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后面还有，“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喜欢轻易许诺的，一定常常失信于人；凡事都以为简单的，最后一定会遇到很多挑战过不去。所以圣人以敬畏之心面对每件小事，结果对他而言，没有真正的难事，都能过去。
老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认为这个“心”指的是敬畏心。即便最熟练的事，也当作第一次去面对。
足球场上，教练的远见是什么？他并不知道换了谁就一定能进球，但他知道此时要换人去打破僵局了。同时足球教练的远见是动态的，要根据对方谁受伤了，突然出现什么意外了，及时改变规划，让对方来不及调整。
我到了现在这个岁数，也越来越明白，十年规划、五年规划都太远，但眼前有什么事，我会极认真地把它做好，而且不管多大的事都先从小处做起。
生也柔弱，死也坚强
第六十六章很有意思，涉及我们做人。“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是最辽阔的水域，海纳百川，它为什么能成为百谷之王呢？因为它比别人低。
“海拔高度”是以海平面来计算的，海平面的海拔高度是0，它的低，成就了它的辽阔。这跟“上善若水”的含义是接续的。
那我们做人呢？一定要以逞强来证明自己高人一等吗？恰恰相反，真正的高人是柔弱的，谦卑的。
到了第七十六章，老子的观念越发明确了，“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人刚一出生的时候，软软的，我们当过父母的都知道，孩子交到你手里的时候，抱得格外小心。而人死了是什么标志呢？全身都僵硬了。草木只要活着，你轻轻一捏，都能渗出水来，而死亡时花也枯了，枝叶也干了。所以老子得出结论，强硬是死亡的信号，柔软是生的气息。
国家、单位、个体莫不如此。
那天一个朋友对我讲，他当初总是接待唐山的一位企业家，到北京只住王府饭店，而且必须总统套间。那时他生产一种新的中药，火透了，大把挣钱，然后四处投资……现在呢，他再到北京，得指着过去的老朋友请他吃饭，给他安排住处。他本人早已破产，而且欠债无数。那时总逞强啊，觉得自己什么都能成，“故坚强者死之徒”。
生活中为人处世，要甘愿低人一头。
利而不害，为而不争
《道德经》将要结束之处，我的汇报也该结束了。第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前十六个字送给朋友们，后八个字给我自己。
有真知的人是不会假装博学、四处炫耀的，只有像白岩松这样的人，还敢给人开讲，好像懂得很多，其实知之甚少。所以坦白说，这是我第二次颤颤巍巍地讲《道德经》，不敢说真懂了。如果大家觉得有些地方还挺有趣，我满足了；觉得无趣，那是我讲得不好，不是《道德经》不好。
最后，老子以十四个字作为结束：“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自然的规律，唯有利而无害。人生的大道理，认认真真去做就好了，没必要争。
这就回到最初，我所谓的人们对《道德经》的误读。不争意味着消极吗？当然不，它只是一种方法论。让每个人都积极面对该做的事，放下不必要的争端，并且接受一切结果。
2014年 住建部
自己的读后感
在《道德经》各种注释及评介中，陈鼓应教授的版本最得我心。
2015年，陈先生八十，见到他是在春天。眼前的陈先生已无青壮年时在台湾、美国为民主自由呐喊的锋芒与锐气，笑容满面，是一位和善的老人。
只有思考从未停止。他对我说：今人虽有百度、谷歌，获取资讯与知识极容易，但有识无智，只有知识却少有智慧。古人获取知识不易，但多智少识！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在这个知识泛滥并易得的时代，智慧常常要向回找。可能是现代人都盯着屏幕，古人只能仰望星空吧！
说起来有趣，陈鼓应教授年轻时，在台湾是研究尼采哲学的，在六十年代，由于屡屡为民主自由发声，终被大学解职，丢了饭碗。困顿时，好友让他参与古籍整理，并能预支稿费，这等于雪中送炭，解了他生活方面的燃眉之急。本是帮忙，却也让他走进老庄世界，并与深藏其中的自由之气一见钟情，终成《老子今注今译》与《庄子今注今译》，引领众人走进老庄世界。
七十年代，他去了美国，自然少不了参与“保钓”运动；八十年代，他又出乎意料地回到大陆，在北大任教多年，并被邓小平接见。一路上，身后的掌声与嘘声不断，他似乎都不管不顾。
“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老庄的精神核心。
的确，千百年过去，在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常常让你读出更现代的气息来。老庄之学，是中国少有的充满着自由与民主精神的哲学。可惜，历史长河中，它被习惯性地误读并长久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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