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歌声
六个月在警报声中结束，大部分同学被派到部队当政工官员，而我则和少数同学被送去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考试。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中正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私人小组织，它有一个和国民党同等庞大的系统。中央设中央团部，省设支团部，专员区设区团部，县设分团部。工作人员训练班（人们称它为“青干班”）设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受训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却是陪伴我终生的一段时光。“青干班”一共有四个中队，三四百人，大家都那么年轻，我尤其年轻，才十九岁。而有些同学已经将近三十岁了，又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地位，看我不过是个顽童。在那种自认受领袖宠爱、受国家重视、身负救亡图存重责大任的雄心勃勃气氛里，豪气万丈，认为乾坤就在我们手里，可以扭转。最使大家感动的，是蒋中正几乎每隔几天都要来作一次训话，使我感觉到和最高领袖是那么样的接近。
在“战干团”的时候，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一个来自乡下才十九岁的青年，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的位置——在一夕之间，长官告诉我：
“你是英明领袖的子弟兵！”
我是既兴奋又惊讶，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大的荣耀。我下定决心效忠领袖，愿为领袖活，愿为领袖死。从我当仪队的那时候起，就单方面这样赤胆忠心，假如这时有人行刺蒋中正，我会用我的血肉之躯，保护领袖，跳起来挡住子弹，或趴在即将爆炸的炸弹上。
武汉大学建筑在珞珈山半山腰，是我见到过的最美丽的大学之一。校园的一侧是一望无际的东湖，我和一批同学几乎每天都去游泳，我的游泳技术突飞猛进，脱离了狗爬式，学会了自由式、蛙式、仰游，而且学会了跳水。有时大雨倾盆，雷声隆隆，还有耀眼的闪电，整个东湖被笼罩在雨网之中，湖边的游泳池上，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里反复地跳水。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危险，所以没有惧怕。在那段日子里，“青干班”的训练非常松懈，我永远记得那时学会的一首歌，李叔同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歌。今天，五十年后，我仍然会唱。每当歌声响起时，我就回到那一去不返的青春年龄，三四百位年轻小伙子，在武汉大学的体育场上，席地而坐，由那些年轻的女同学领导着教唱，草绿色的裙子，随风飘荡。其中有一位女生，名叫钱纯，不过二十二三岁年纪，她唱得那么好，而她主持小组会议时，那么有条有理。她好像是南方人，那么漂亮，那么大方，我简直把她当成天人，不要说跟她讲一句话，连走近她都不敢。可惜后来，她被派到二百师，在衡阳火车站被日本飞机炸死。
就在训练快结束的时候，日军接近武汉，“青干班”同学被送上火车，向南方开拔。记不得是哪一天，我们坐在敞篷的车厢里，毫无忧虑地歌唱欢笑。走到汀泗桥（那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最激烈的战场），突然之间，大家一起发出恐怖的尖叫，一架日本军用侦察机，飞得那么低，两个巨大的日本国旗的太阳标志，在我们头上擦过，呼啸着一掠而去。火车立刻停下来，队长叫大家四处疏散。我们立刻躲进北伐时北洋军阀留下来的战壕，那里乱草密布，几乎看不到太阳。而就在这时候，日本的两架战斗机，开始扫射，大家趴在战壕的角落，连呼吸都不敢，惟恐飞机上的日本驾驶员听见。低空扫射和高空轰炸那种恐怖是不同的，有一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奇怪的是，将近二十几分钟的密集扫射，竟没有一个同学受伤。可是当我们想再坐火车的时候，发现火车头已被炸烂，于是我们全体只好一起徒步前往长沙。我一直认为蒸汽式的火车头，像家里烧水用的铁锅一样，里面装的全是滚烫的水；想不到日本炸弹解开了这个谜，原来里边装的全是我所无法了解、像人小肠一样弯弯曲曲的钢管，不禁大为怀疑，水都到哪里去了？
到长沙后，被安顿在一家空荡荡的民宅住下。虽然公家还供给伙食，但是，一个最大的困难，我这一辈子都无法克服，这时更为严重的，就是我一直穷得一文不名。如果出去游玩，没有赶上吃饭，就必须饿到下一顿。尤其是九月以后，天气渐冷，我穿的还是单薄的短裤军装，已经不能抵抗寒意，每一天坐在寝室地板上，双手抱膝，一言不发。一位名叫赵蓉的女同学，年龄和我差不多，那一天，她忽然拿了一件黑色的上衣（好像是男女不分的学生上衣），悄悄走到我跟前，把它塞到我手中，微笑着说：
“穿上吧！”
我那时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北方野孩子，现在已经忘记对她说“谢”了没有，我只是立刻穿上，感到一股温暖，但我没有胆量再去找她讲第二句话，可是对她终生不忘。和赵蓉感情最好的另一位女同学，名叫周伦，她以舞剑受到大家的注目。我到了台湾后，她也到了台湾，和一位军官结婚，住在台北县五股乡。我曾经到她家里看她，问她赵蓉的消息。赵蓉在大陆没有出来，周伦也不知道她的下落。等我重回大陆，仍怀念这段往事，可是，人海茫茫，不知道向谁问起。
我在长沙住了不到一个月，发现气氛越来越紧，家家户户都关门闭窗。我们这一批年轻学生每天逛长沙市中心名胜天心阁，天心阁下有一个动物园，游人也越来越少，动物开始挨饿，不断发出凄凉的哀号，已经没有人喂它们了。第二天，同学们忽然发现，有些大厦的柱子上，出现耀眼、斗大的日文标语，我们虽然不认识日本字，但是知道不是汉奸干的，而是中国人向日本军人所作的心战宣传。这是一个不祥之兆，长沙显然要放弃了。就在那一天的黄昏，一辆吉普车把我、范功勤、李淼和刘尘四位同学，载到一栋房子里，中央团部临时办公室就设在那里，当时已凌乱不堪。组织处长康泽先生最亲信的秘书汤如炎先生，派我当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直属豫北分团主任，其他三人都是干事。每个人又发了一笔钱，命我们立刻动身，从长沙南下，然后绕道回到已经被日本占领的豫北地区，展开工作。有趣的是，三十年后的一九六○年代，汤如炎在台北当立法委员，和另两位廖姓、王姓立法委员，竭力反对节育，竟主张把支持节育的我阉掉。我则在杂文中称他们为“廖王汤”，以与专治妇科的“中将汤”媲美。
到今天都不知道选中我当主任是什么原因，另三位同学年龄都比我大，不过从此我就成了国民党干部。多少年后追思，这么潦草轻率地派遣，事实上并没有把我们当成什么干部，只是临时搭配，既没有教给我们求生的本领，也没有教给我们任何组织宣传的训练，就把我们送到日本占领军地区，像驱逐一群羔羊到狼群里一样，任凭我们自生自灭。
当时的战场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国民政府为了阻挡长驱南下的日军，炸毁黄河堤岸，一个人工的黄河决口，造成空前悲剧。就在郑州与开封之间的花园口，堤防破裂，几十层楼高的水势，奔腾而下，二十公里以外，都会听到吼声。洪水像千万条翻腾滚动的恐龙，沿着低洼地区，直奔东南方两百公里外的淮河。乡民被吼声从梦中惊起，大水已当头灌入，吞没一个村庄像吞没一个蚁穴一样，无数中国人（没有人知道确实人数）被自己政府一个轻率的决策埋葬，开封城本来在黄河之南，竟一下子到了黄河以北（抗战胜利后，黄河再度改道，开封才再回到黄河以南）。我们四个人一行，贸然登程出发。当我们徒步离开长沙，沿着铁路南下时，看到国民党军的增援部队正沿着铁路北上。到了易家湾，忽然间背后红光冲天，那是历史上有名的长沙大火。可是，等到长沙变成一片焦土之后，日军距长沙至少还有二十公里。我们绕道新化、益阳、沙市、襄樊、南阳到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的洛阳。就在洛阳，我们脱下军服，换上便衣，四个人分别先行潜回各人的家乡，约定一个月后，再到当时惟一尚在国民党军手中的林县集合。
辗转跋涉，我回到自从被百泉初中开除便再也没有回去过的辉县，投奔常村五叔郭学慈。这里虽然是日军的占领区，但日军仅只集中驻扎县城，中国庞大得像一个大海，日本军事力量无法彻底控制，只靠一些愿意当走狗的汉奸——皇协军——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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