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抵抗日本侵略沸腾，**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惟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就是“共匪”＊。**怎么被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在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一九六○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地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地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ˇ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ˇ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的红军，在陕北对峙。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ˇ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地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弥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地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
“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在历史运动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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