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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章 一个妇女的职业
一九三一年，第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的前一年，麦克林托克终于认为，该是她离开康乃尔大学的时候了。“我不能无限期地无所作为地呆下去，我不了解，他们甚至要我留下来当一名教师。那对他们对我都是很为难的。”虽然她在康乃尔的许多同事都十分知道她的价值，她受到他们的尊敬、支持和爱慕，但是大学仍不可能给她一个适当的职位。直到一九四七年，康乃尔大学才在家庭经济学方面第一次任命了一位妇女助理教授。象她这一代的大部分妇女一样，麦克林托克是知道这一点的，她只要能够继续她的研究工作，她看来是打算接受这个职位的。时间和一个工作的地方就是她的全部要求。
她幸运地从国立研究院得到一笔研究基金，使她可以接下去干两年。一九三一年到三三年，她先后在密苏里大学、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康乃尔大学度过了她的时光。康乃尔大学继续作为实验基地为她服务，作为她在哥伦比亚、密苏里和帕萨迪纳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她各地旅行的中转站。她在康乃尔保留了实验室，定期回去检查谷物，借用必须的设备。她说：“他们不能为我提供工作，但他们为我提供了所有的东西，那再好也没有了。”
她是有头脑的。伊萨卡早就成了她的第二个家，代替了她的第一个家而且更为重要。这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有一回，离开学院才不久，她害了病，她的医生埃斯特·帕克博士邀请她到自己的家里去疗养。帕克博士同她的母亲住在一起，经常有需要护理的学生上门就诊。“因此我去了，比通常住得稍长些。我们相处得很好——我跟她的母亲、几条狗和几只金丝鸟都相处得很好——那真是一个好地方。我喜欢在花园里劳动、割草、接电话等等。那是一次轻松、随便、愉快的经历，是我好运气的又一例子。在康乃尔好运气自始至终伴随着我。”
埃斯特·帕克成了她的私人密友。在麦克林托克的生活中，这一友谊作为情感上和身体上的依靠而持续了很多年。埃斯特博士的家提供了另一个家和“一个可以去的家……对于我，这是一个家，在那里我能够真正和我的工作保持接触和联系。我不会沉溺于转来转去……我没有迷失方向。”她把康乃尔建设成为总部，在那里生活，在那里工作。“康乃尔是我失业时想去的地方——我经常在那里。”
但到了一九三一年，她开始探索外部世界。那年夏天刘易斯·斯塔德勒的一份清柬把她带到了密苏里大学，一九二六年，斯塔德勒获得国立研究院奖后曾回康乃尔同埃默森一起工作。在此期间，他跟麦克林托克开始了持续了许多年的合作。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事。
两人对玉米的遗传组成都有浓厚的兴趣，斯塔德勒研究的是X 光对诱变的影响，这一影响是H.J.马勒在一九二七年独立发现的，它大大激发了麦克林托克的想象力。迄今为止，突变仍是遗传学研究的主要依据，而在早期的研究中，遗传学家只能依靠自然发生的突变来推动它的进程。由于调X光大大增加了突变的频率和品种，因此能大大加快对遗传结构的探索。麦克林托克急于参加新的研究工作。
这项技术是对带有显性基因特征的植物花粉粒进行辐射过的花粉使隐性基因的植物籽粒受精。这样就出现了X 光射线诱导染色体排列大量改变的情况——这种改变可以从成熟的玉米籽粒的颜色和特征所发生的广泛的显著变化看出来。那年夏天，麦克林托克所遇到的挑战是要对这些染色体改变的特有性质作出鉴定。她早些时候所发明的细胞学技术现在使她能够确定染色体内部由X射线所诱导的微小的物理变化。她发现了部分染色体的易位、倒位和缺失，这些都是由于正常的和发生畸变的染色体间在减数分裂的过程中发生交换的结果。“那年夏天使我大长见识！我对我所看到的一切都非常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许多新东西。这也有助于把不同的基因固定在不同的染色体上——那是一个非常可靠的方法。”
有一个故事说的是麦克林托克是如何识别某一新现象的。它说明了麦克林托克思想的独特风格，“我穿过田野，看到了玉米的彩斑——有的显性，有的隐性。我并没有看着有彩斑的玉米，但它们却莫名其状地潜入了我的脑子。”那年秋天，她收到从加利福尼亚寄来的描述彩斑的小册子。文章表明一条小染色体也被证明同一段看来是“遗失了的”遗传断片有关系，从而形成了彩斑的模式。“当我读那篇论文时，我说，‘哦，这是环形染色体，因为只有环形染色体是这样。’”实际上，最近才第一次观察到环形染色体。麦克林托克和她的同事们当时都不知道它的存在。她的推理是这样的：“如果你切断一条染色体而发生了二对二的愈合，那么你就会发现一切正如你所期望的那样。那就是说，如果一个染色体有两部分断裂了，那么你可以把（一部分）倒转而得到一个倒位，或者你可以得到一个缺失。对此，你会说，哦，一个缺失倒过来就是一个环形染色体。为什么人们没有报告环形染色体？他们没有。因此，这些环形染色体一定是遗失的机制……所以我写信给这些人说，‘我认为你们有了一个环形染色体，我想这是姊妹线的交换中基因遗失的一种手段。’从加利福尼亚来的答复是：‘这听起来象是疯话，但它是我们所听到的最好的东西。’”
那种观察到的彩斑模式表明某些基因会偶然遗失。环形染色体可以解释这一遗失。如果一条染色体断裂出断片，那么这一断片的两个末端能够互相退火（或连起来）。这样造成的环形染色体不复参加正常复制和分配，它将会“遗失”，结果形成一个缺失，极类似于一个环形染色体，原来的染色体重新组成时就没有那种遗失的断片了。
她深信她去年夏天所看到的有彩斑的玉米一定有环形染色体。她写信给斯塔德勒要求他种植更多的同样的实验材料，使她能够对环形染色体进行检查并发现它们。斯塔德勒是乐于那样做的。她到密苏里去了，大约在用作细胞学试验的植物准备就绪的两星期之前到达。”我满脑子全是环形染色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取笑我。他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不严肃。他们取笑我好多天。当我到田间检查谷物顶端时，我注意到他们管它叫做环形染色体的植物。那时我真吃惊了。我说：‘天哪，在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环而且对它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现在他们管它叫环形染色体植物了！’当第一棵植物准备就绪后，我剖开植物取出材料作试验，我的手真的发抖了。我立即带回实验室试验。它有环，正象设想的那样。而其它我推断是环形染色体植物的植物，都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具有环。”
她当然激动了，同时也松了一口气。纯粹是出于热情，她认为应该相信别人，但这一想法大大地困扰着她。她问：“为什么我那样肯定它们就是环形染色体呢？在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之前，我可以相信别人管它叫环形染色体。这就是，天晓得是什么，真正的信念。我并不试图劝说别人相信，但我是深信不疑的。我为什么这样相信它们必须是，而且除了是那个之外，不可能是其它东西呢？”
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环形染色体是荒唐的，而她却认为那是“绝对真实”的呢？是的，她认为那是真实的，因为它合乎逻辑。“逻辑是使人非相信不可的。逻辑本身一旦确立，就必须依照它来处理问题。你之所以非得相信环形染色体不可的原因，是因为问题本身一目了然。这个问题不是一般性的，它符合事物的全过程。你一开始就得从总体上来观察它，它不是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才有的。在整个周期中它始终存在着。这样你就会感到环形染色体（不过）是整个过程的组成部分了。”
第二年冬天，她在加利福尼亚。她应邀到伯克利，那是最先报告断片的实验室。“那里有很多专家，他们问我是否愿意看一看显微镜，他们没说（别的）什么。我往显微镜一看，那里正好有一个环形染色体！”
在发现易位、倒位、缺失和环形染色体的同时，另一发现——麦克林托克认为这一发现是她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正在酝酿之中。很显然，在错综复杂的玉米遗传学研究方面她日益成为一位专家。前一年冬天（一九三一年至三二年），她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而T.H.摩尔根早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移居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并很快建立了这个国家里最激动人心的遗传学实验室。乔治·比德尔是他的一名新助手。比德尔在康乃尔读完学位之后，一九三一年到帕萨迪纳攻读博士后课程。麦克林托克拜访了许多好朋友：摩尔根、比德尔和摩尔根夫人莉莲。她应邀住在摩尔根家里，看来要在那里过冬。
使得她想入非非的是通常可在第六条染色体的末端见到的一个小物体，它在染色体同核仁附着物的附近——本身是相当大的一团，其作用当时还不知道。（后来确定核仁同核糖体的合成有关，反过来它又是合成蛋白质的“工厂”。）她对这小物体观察了很长时间，虽然在这以前看来没有其他的人注意过它。它经常同核仁联在一起，她认为它肯定对核仁的发生起作用。有一次她应邀去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观察一些材料，她注意到一个特殊的情况：这个物体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在它正常的位置，另一部分跟另外一条染色体联在一起。这里可能出现了一个研究这种奇异结构功能的机会。“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肯定这是关键所在。”
既然没有其他人想要研究它，她就同实验室的指导E.G.安德森安排妥当，在下一年冬天再来，让她自己进行研究。安德森为她种植玉米。这样当她在一年以后回来时用显微镜研究的材料已为她准备就绪。“它是……令人动心的，我发现这一物体业已组织好材料，准备制造核仁。那就是我管它叫做核仁组织者的原因。……在前期，当核仁消失时，它吸收了染色体的材料，接着它从染色体中出来，通过组织者，以某种方式制造一个核仁……（材料）再次进入染色体，再出来重新再用。没有组织者，你就得不到一个组织的核仁。”
在当时，她对这个问题的解释乃是一个精心的杰作——足足在三十年之后，生物学家才能有与麦克林托克从显微镜下观察得到的过程相匹敌的分子水平的说明。马库斯·罗兹记得有一次对她说：“我老惊奇你在显微镜下从一个细胞中能看到那么多的东西。”她说：“哦，你要知道，当我盯着一个细胞时，我就认真对待细胞并仔细查看。”他大笑了，说：“我将永远忘不了这个。”这是从仔细查看中得到报偿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在未能说清楚她看见了什么之前，她已能够描述它的功能。除了未出现生物化学的专业名词之外，这种描述同当代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麦克林托克的基本结论立足于核仁组织者区域（NOR）一定会出现已形成的固定核仁。普遍认为麦克林托克的研究成果的这个论文是无与伦比的。但她却认为NOR的组织作用，绝大部分未经生物学团体鉴定。“我发觉只有相当少的人……真正掌握了核仁组织——即为什么我管它叫一个核仁组织者。”甚至直到今天，几乎五十年之后，她仍相信它所表达的确实含义依然没有真正进入细胞生物学。我认为它比普遍承认的意义更重大些。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组织的含义。
在她原来的论文中，麦克林托克未能研究出作为一个组织者NOR的作用究竟怎么样，但她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在试图对分子结构作出分析，也就是涉及它的功能这个问题时被根本回避了。打从那时起，尖端的分析技术已显示出NOR包含了DNA的遗传信息传向核糖体RNA的复制顺序，但她的关于它是怎样“组织”核仁的问题却大部分未能解决。
一九七九年第六次欧洲核仁专题讨论会的一份报告建议，这个题目依然是一个有生命力的问题。报告一开头就说：“专题讨论会开始讨论我们现在对核仁结构的理解的概要，这一结构是由M.鲍特尔提出的。他强调鉴定分离的、暗淡色‘岛屿’的核仁组织区域的重要性。”同一报告接下去引述了最新的证据，提出，“缺乏这样一个暗淡色的‘纤维中心’，核仁材料组织就不会进入核仁。由此可见是核仁组织者起联系作用的。”报告人的结论说，核仁组织和核仁组织者的实际关系“依然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
麦克林托克自己对此承担了责任，她早期对这项工作是不熟悉的，论文所报告的内容“太散漫”，而且“写得非常非常之糟糕。”这篇论文是一九三二年写的，这一年她去德国。
国家研究院颁给两年奖学金的时间过去了，这是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多产的时期，她可以做自己要做的工作，去自己要去的地方。她买了一辆福特牌A型敞篷汽车，在国内到处巡行。从哥伦比亚、密苏里到伊萨卡、帕萨迪纳，然后回来，她依然没有想到专业：“我就是对我所做的如此有兴趣，以致于我简直等不到早上就起床去工作。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遗传学家说我是一个孩子。因为只有孩子等不到早上起床就去做他们要做的事。”她说了一个驱车从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回到密苏里的故事。当时一大堆出车祸的新闻在人们的记忆中犹新，她得小心开车。她回忆说：“我唯一关心的是，如果我死了，我就永远得不到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她脑海里“满是课题的事，我记不得（职业）对我有任何鼓舞。”后来她记得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早上一觉醒来说：“啊，我的天，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一个妇女的专业！”但那已过去很多年了。
一九三三年，由无可匹敌的三巨头——摩尔根、埃默森和斯塔德勒——的推荐，她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去德国。她原来计划是同科特·斯特恩一起工作，但斯特恩那时已经离开了德国。另一位大遗传学家（也是犹太人，但凭借他的盛名，多少要比斯特恩安全些）仍在柏林。这个人就是理查德·戈德施米特（一八七八——一九五八），威廉皇帝研究院的负责人。戈德施米特是遗传学历史中较为有声有色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思想家，对遗传学与发育之间的关系、生理学以及进化一直有兴趣，他坦率地批评当代遗传学理论过分狭隘，并且过分集中注意力于遗传机理。他特别乐于揭露美国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们概念的不当。虽然后来他在现代遗传学家中间声名狼藉，但在当时，他是受推崇的人物，他的许多理论最终受到怀疑，但有些意见同麦克林托克后来对遗传组织的观点是如响斯应的。
可是，一九三三年去德国是一个不祥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经历。我对我所看到的毫无思想准备。”她和当时的许多美国人一样在政治上十分天真无知。“如果我有政治头脑，我就会走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我就不致于被我在那边看到的正在进行的事情所压倒，被扰乱而完全陷入恐慌。”或者说，如果她懂得多些，她可能干脆不去德国了，希特勒统治的悲剧给她的打击非常厉害，而且显然也是针对她个人的。即使对于那些在她周围所发生的事，她也是孤独无援的。她的许多亲密朋友和同事（可追溯到大学时代）是犹太人。在德国，作为一个局外人，不管感情怎么样，她在寻找她大学里的犹太朋友，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抛头露面。她不愿意讲那时期的事。就在德国期间，她写了有关核仁的论文，“那就是为什么论文写得如此之糟……我的情绪坏极了。”
哈里特·克赖顿回忆说，她经常收到（有时是每天）从德国来的信，信中描述了严寒、多雨、寂寞的日子。没有一个能与之交谈的人。研究无法取得进展。加上可怕的寂寞。刚好在圣诞节前，她回到了在康乃尔的旧实验室。这就是她的老家，她显得出乎意外的心绪不宁。
回到康乃尔，她象平常一样重新工作，但她的沮丧是显而易见的。带着她在德国的创痛经历，她回到了被大萧条搞得摇摇晃晃的祖国。她个人的经历使她清楚地意识到她被迫面对现实情况：从一开始情况就十分困难，而现在又由于周围经济萧条而大大地激化了，从儿童时代起，她就知道，要独行其是就得付出代价。在过去，那代价看来是必然的，但又是可以对付的。但现在，忽然之间，那代价显得比她所预期要大得多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她已把奖学金花光，她仍然没有固定的职业。哈里特·克赖顿从观察麦克林托克中得到一个重要的教训——这个教训加强了在这以前另一个从观察卢埃·明斯小姐的人所得出的教训：“你不能老呆在康乃尔或任何其它大学！”这是麦克林托克，比克赖顿大七岁，而且更有经验，得到最大的信任，并有遗传界巨子的支持，但却找不到一个职业。一九三四年，克赖顿在康涅狄格女子学院执教，薪水很高，她肯定也是受赏识的。但麦克林托克毫不动摇。她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搞研究的科学家。
大概就在那时，她的工作得到承认已露端倪。“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妇女的职业。它来得十分突然——令人惊奇和有点令人不愉快……在那时候，在三十年代中期，一个妇女有抱负是不很受欢迎的。你如果是一个未婚的、有抱负的，特别是在科学方面有抱负的女子，你无异是在糟蹋你自己。我忽然认识到，我已陷于不知道到哪里去工作的境地。”
一九三四年春天，离开学校七年之后，麦克林托克已赢得国际的声誉，但她还悬在康乃尔，得不到财力支持。时世对每个人都是艰难的。大学里的就业机会几乎荡然无存，这种情况甚至对她的男同事也一样，哈里特.克赖顿是幸运的，但她的专业已从生物学研究的主流转向其他方面。罗兹和比德尔，同三十年代中期的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时机。他们部担任研究副手的工作，比德尔由摩尔根支持，罗兹由埃默森支持。但麦克林托克有胜过他们的地方，她有四到五年（分别地）从事后博士学位的工作经历，却无法指望有谁会支持她：她决定她得离开。因为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研究要是没有一笔钱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很幸运，埃默森得悉她决定离开的消息后就同T.H.摩尔根联系，他转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这个经费来源申请。基金会的支持，至少在遗传学方面，是唾手可得的。他申请一千八百到二千美元一年，作为麦克林托克在埃默森的实验室的研究经费。一次，摩尔根在与洛克菲勒基金会自然科学分部董事沃伦·韦弗的会见中争辩说，这样一笔投资“将是对整个遗传学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她是高度专门化的。她的天才被限制在玉米遗传的细胞学方面，但她肯定是在这个狭隘领域里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摩尔根也提到了他名之为她的“个人困难”，声称“她在这个领域里十分失意，因为她确信，如果她是一个男子的话，她就会有较为自由的科学研究的机会。”
埃默森在六月底重复了这个要求，并对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情况作了较全面的说明，这一情况也在沃伦·韦弗的日记中有所记载。韦弗概括了埃默森的评论，加上值得注意的细节：
植物学系不打算重新录用她，主要因为他们认为她的兴趣全
在于研究，而且一旦其他地方给她更合适的工作，她就会离开伊
萨卡。此外在一定程度上还囵为她担任大学教师的工作并不完全
胜任。植物学系显然宁愿录用一个才能较差，但乐于接受大量的
例行工作的人。目前，麦克林托克绝对看不到下一年被雇用的前
景。（埃默森表示他深恐）“这一情况将（使她）极为忧虑，从而在
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严重地干扰了她的科学研究工作。大家都知道
她是十分神经过敏十分激动的，对不给她科学研究的机会非常不
满。她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她的性别所致。因为她的智力使她足以
认识到她比那些她接触过的大多数男子更有能力。”
摩尔根和斯特恩都不同意埃默森所说的“如果她的工作不能向前推进，那将是科学工作的悲剧”——埃默森形容她是这个国家在玉米遗传的细胞学方面，最训练有素和最有能力的人——韦弗同意埃默森申请遗传学的研究基金，作为他总的计划的一部分，非正式地付给麦克林托克一年薪水。申请得到了批准，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一日起生效。第二年夏天，基金会重新安排了第二年的研究基金，但附有明确的限制条款说，这是最后的一年了。麦克林托克看不到前途，她对自己和她男同事们的前途的不一致而牢骚满腹。合适的职位实在难得，他们都在为她积极寻找。罗兹说，她的成就值得受到更大的承认。“她赢得了它，但得不到它。”
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开始阶段对麦克林托克的专业作了投资，他们记录了她的朋友和支持者要为她设置一个固定职位的种种努力。整个一九三五年，斯塔德勒继续不断地为她在密苏里大学谋一个位置；C.W.梅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活动；林斯特龙希望依阿华州立大学录用她；但是，正如汉森注意到的那样，“研究所的董事不会录用一个妇女。”甚至有一份对她父亲麦克林托克医生（他其时在美罕石油公司工作，当公司的外科医生）进行非正式访问的报告（对她是极大的屈辱），说他请汉森要求洛克菲勒基金会帮助她弄一个固定的位置。当然，即使基金会确实对年轻的遗传学家的评价和前途曾起过非正式的情报交流所的作用，但这样的干预，不是他们的政策。
伍兹霍尔遗传学会议几个星期之后，麦克林托克得到了一个为她父亲窘迫的、不速而至的访问表示歉意的机会。汉森非正式地记录了那次对话。他说他和沃伦·韦弗见到她父亲非常高兴，如果她知道这情况也会感到安慰。因为重新发给奖金的决定是在她父亲访问之前就定了的。不管怎么样，访问丝毫不影响我们。这显然使得（原文如此）她把工作继续下去。她还说了些她过去的憎况，那些情况部分他说明了她的今天。麦克林托克小姐身材修长，象男孩子一样，体重约九十磅，发式是蓬松的男孩子的发式。她说她是三妹妹中最小的。因为她不是一个男孩，她的父亲是如此的大失所望，他把她当成一个男孩子来培养。在她四岁时，就给她拳击手套。更大些时，她得到男孩子的玩具，和男孩一起活动。她的模样和动作仍旧象个男孩而不象个姑娘。她说她现在一千八百美元的奖金，是她从未得到过的最大的收入。但是除了足够维持生活之外，她对金钱毫无兴趣。她在康乃尔工作，得要一辆车，因为每三天她要旅行一百英里，穿梭来往于各实验点。她还得用奖金付汽车费。她说已多年不添置衣服了，而情况看上去也正是如此。
在同一次谈话里，麦克林托克作了一点解释：“埃默森给她研究生奖学金一事纯属虚构，因为他允许她完全为自己的课题工作。”她骄傲如常，希望记录如实。她是一个有自己个性的女子，做她自己的工作。对外面的世界，并无所求。
汉森看来未领会她自己的评论而强调她象个男孩子。虽然她坚决地抵制了女性的习俗，但并不希望“与其作为姑娘，还不如作为男孩”，她全然超越了性别。假如她有足够的时间与其他人进行个别接触，那么看来一在她自己的眼里，同样也在别人的眼里——她是受欢迎的。“当别人非常了解你时，他会忘记你是一个妇女……性别问题就不存在了。”当她回忆起她当上教授后所出现的一次谈话时，大笑了起来。有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自动提出：“‘我不能容忍女教授，我就是受不了她们。’哦，我就让他谈了一会儿，接着我说，‘赫谢尔，你想想，你在跟谁说话啊？’”
但在她生命的这一阶段，她的从性别歧视中解放出来的主张仍有某种讽刺意味。在现实世界里，性别歧视的问题并非不存在，它比以前更尖锐了，麦克林托克从各个方面了解到这一点。现在，她说：“外界经常会干扰你。”她个人的努力是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的：她是一个占据了习惯上为男子设置的职位的妇女。她自负的主张不能改变她实际上赖以生存的周围世界。即使她什么都不需要，她还是要一个职业。
无疑地，麦克林托克为她的同事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他们是一些公正的人，准备承认她的价值。他们全都充分肯定她的才能，肯定她对遗传学的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他们愿意帮助她，并分头为她寻找支持。作为一个人，他们没有懂得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妇女，她才同自己对垒了。困难在于适于妇女干的职业绝无仅有，使困难复杂化的是麦克林托克自己的态度。事实上，她拒绝接受妇女的地位。她既不愿在传统的领域里当一个“贵妇人”。更不愿意当一个“贵妇人科学家”。她是来坚持她的权利的。她要求用与她的男性同事们同样的标准对她进行评价。对为她所作的努力和她所得到的报酬，她并不感激。她抱怨她和她的同事们之间，在机会方面明显的不平等。她坚持认为应根据实际情况平等地进行赏罚。
这使得她在她的同事们的心目中，不只是异乎寻常，而且是大成问题了。她被看成是“好斗易怒的”。摩尔根解释她的“确信”时说，如果她是一个性格不好处的男子的话，她还是会有比较多的科学方面的机会的。不大会有科学家希望有一个找麻烦的同事。甚至对她最崇拜的支持者们，要为她找一个合适的职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下来的两年，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麦克林托克继续在埃默森的实验室里进行她自己的研究，但她的情绪低落。她在一九三五年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确证了她和哈里特·克赖顿早期的工作；另一篇和马库斯·罗兹合写的论文回顾了在玉米遗传学方面的最新进展。在《遗传学小史》一书中，L.C.邓恩写道：“最近的论文标志着科学又到达了一个顶峰，细胞学和遗传学的方法融合为一个单独的、显然引人注目的领域。它也标志着在康乃尔玉米细胞遗传学黄金时代的结束。那光荣的时期过去之后，一九三五年末，麦克林托克的朋友们都各奔前程了：罗兹进美国农业部；比德尔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现在启程去哈佛；哈里特·克赖顿在康涅狄格女子学院；只有麦克林托克留在康乃尔。自从她开始她的事业以来，这是第一次在她的论文目录中出现了间隙。一九三六年，她没有论文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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