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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章 独处的能力
在曼哈顿东四十英里，沿25A路，恰好在冷泉港城前一英里，长岛生物学实验室的招牌又小又不显眼，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而通往实验室的那条叉路朋汤路上又没有任何标明那是一条主要道路的标志。每年夏天一开始，大学实验室的步子就放慢了，从全世界来的生物学家们聚集到这里，一起工作或研究，或只是会见并分享彼此最近的成果。一年一度的专题讨论会，招致了特别多的一大群人，以致实验室的有限设备被过分地使用，超过了容量。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人，聚会，交谈，涌向海滩和大路，充满了生气。从六月到九月上旬，朋汤路对这些生物学家们来说不再是一条乡村小路，而是一条中心大动脉。
冬天的时候，知道冷泉港的人就较少了。当夏日会议的激奋平静下来，来访的科学家们离去之后，只留下很少的生物学家。天气转冷了，海滩上空寂无人，树叶也萧瑟变黄。于是当地的科学家就能回到他们的研究中去，不再受到干扰。而那些人则去折磨他们在大学里的和市区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去了。在这儿，既没有城市的灯光来分散注意力，也没有大学里的命令来干扰他们。冷泉港对那些在这里安家的人们，提供了和平宁静的气氛，这是大部分实验室所体会不到的。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驱车去冷泉港，想用磁带和纸张记下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沉思和回忆。多年以前，我作为大学毕业生，曾在长岛生物实验室度过一个夏天，我记得看到过她，自制、冷淡、甚至有点古怪。她从实验室进进出出，或者孤寂地在林子里或沙滩上散步。我虽然同她在同一幢楼中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间，但却从来没有同她交谈过，也没有造访过她的实验室。她所研究的领域同我所研究的分子生物学有一条很宽的鸿沟。但在当时，象大部分人一样，我甚至连好奇心也没有。二十年后，当我重回旧地时，实验室的背景似乎仍象田园诗那样宁静。秋末，金风开始送凉，红日碧水绚丽如昔。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与我学生时代所熟悉的夏日的冷泉港不同的形象。这是一个隐遁的、富有浪漫色彩的独居的形象。在那儿，工作就是一切。
在麦克林托克的实验室里我找到了她，虽然用实验室这个词来形容那个地方并不适当，因为它使人觉得更象是一个世界。当然它是我所待过的最“住宅”化的实验室了。她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的隔壁，深藏在一座以她的名字命名（一九七三年）的混凝土大楼里，而办公室的简朴正是唯一引人注目的方面。长岛海峡的小港距她的窗口不过投一石之遥。从我上一次看到她这些年来，几乎看不出她本人有什么改变，只是剪得很短的头发稍稍染了一层灰色，脸上添了几道皱纹而已。她宽松的裤子和衬衫仔细地熨过，但显然摒弃了女性的式样。她措词和活动的简略、她衣着的式样、她行动和谈吐的方式——都表现得过份节俭，她对礼仪和职能的审美观点，看来是同时代相对抗的。
当我驱车在外时，我记起了别人对这个人的看法，他们是这样描绘她的：“令人畏惧”、“难以接近”、“才智超群”、“目光敏锐、永不满足”，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实际上，她以令人惊异的热情欢迎了我，并立即直接和我交换意见。而且，谁在主导着这次谈话，那是毫无疑问的。她把我安顿在她桌子后舒适的椅子上，她自己则坐在靠背椅上面对着我，似乎倒是我该首先接受访问的。我尽我所能地介绍了我本人的情况，我的经历和我的兴趣。于是我们交谈起来。几分钟的功夫，我们就进入了持续达五小时之久的第一次谈话。尽管她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们还是谈了妇女和科学，谈了她的生活。
她不理解她的生活怎么可能会使外界发生兴趣。当然，她也不认为她的经历对于妇女能有什么特殊的价值。她对此是深信不移的。她太与众不同、太异乎寻常、太“闹独立性”了，因而想象不出对其他妇女有什么用处。她没有结过婚，她从童年到成人从来没有追求过对妇女来说哪怕是最一般的目标。她对她所谓的“装饰躯干”毫无兴趣。经过一番努力，我逐渐说服她让我记下她的生活。我争辩说，恰恰因为她的故事是如此的不落陈套，所以是重要的。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大部分生活就是独处，物质上、感情上和智力上的独处。但凡是见过她的人，却没有一个人会怀疑那是一个完美而标准的生命，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也许最好的形容她的状况的词是“自主性”。自主性，和随之而来的对世俗前程的漠不关心，成了她的标记。那非凡的“独处的能力”（精神分析学家D.W.温尼可特语）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麦克林托克生来就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人和一个开拓者。她的母亲是纯粹的美国血统，父亲的双亲则都是凯尔特族移民。桀骜不驯的个性可能是她“个人奋斗”道路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巴巴拉的母亲萨拉·汉迪·麦克林托克是一个喜欢冒险的勇敢的妇女。如果萨拉·赖特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汉迪的独生女——一门联结最受尊敬的两个海厄尼斯家族的婚姻，其世系可追溯到“五月花号”（一六二0年英国清教徒初次去美洲时所乘的船）。萨拉（受洗时取名“格雷斯”）生于一八二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她的母亲当年就去世了。萨拉被带到加利福尼亚，由舅母和舅父抚养。他们是在一八四九年的淘金热中被吸引到那里去的。但在事实上和想象中，海厄尼斯依然是她的故乡。几年以后，萨拉·汉迪已经是一个有四个孩子的成年妇女了，她成了“五月花号后裔会”的会员和“美国革命女儿会战后分会董事会”的会员。她自己刊印了一册优美的诗集，而使得家庭的历史也浪漫化了。
这些诗颇富于怀乡的谜力，描绘了一幅她的以航海为业的新英格兰祖先的栩栩如生的图画。其中最有色彩的是萨拉的祖父，哈特瑟尔·汉迪。他十二岁时就乘船出海，到十九岁时已成为他自己船的船长。汉迪船长被描绘成一个喜欢开玩笑，有独立精神的、富于幽默和机智的冒险家。这本书卷首的引语是“不要挤进去看别人怎样做，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这是萨拉的格言。如果她的父亲不是那样做的话，她的祖父也是那样做的。
本杰明·汉迪是一个严厉和正直的人，一个公理会的牧师，他甚至从远方就对女儿的培养施加强烈的影响。从加利福尼亚回家后，萨拉·汉迪已长成一个有高度修养的有吸引力的青年妇女，一个有造诣的钢琴家，一个业余诗人，同时又是一个画家。但当到了考虑结婚的时候，她不得不同她父亲苛刻的判断作斗争。本杰明·汉迪对他女儿的所有求婚者，大抵都不赞成，而对托马斯·亨利·麦克林托克的反对尤为激烈。托马斯·亨利一八七六年生于马萨诸塞州纳铁克，是不列颠群岛移民之子，按汉迪的标准算是一个外国人。而且他还就读于医学院，无法养家活口。但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毅力的青年，这给勇敢的、有独立精神的萨拉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违背了萨拉父亲的意志，在一八九八年结了婚。那时，年轻的亨利·麦克林托克即将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毕业。
萨拉拿出自己的那一小笔继承来的钱，帮助她丈夫付清了医学院的欠债。接着，在没有从汉迪牧师那里得到任何资助的情况下，他们建立了一个家，开始在缅因州，接着在新罕布什尔州，后来又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很快断断续续地发展成为一个家族。马乔里在一八九八年十月出生，米格农在一九00年出生，巴巴拉则出生于一九0二年六月十六日。儿子受洗时起名马尔科姆·赖特，但一直被称为汤姆，是在一年半以后出生的。
据麦克林托克自己讲，她的“独处的能力”始于摇篮。“我母亲常常在地板上摆一个枕头，给我一件玩具，就随我去了。她说我从来不哭。不吵着要东西。”麦克林托克说，她的性格使她的双亲在她四个月时就把她的名字改掉。他们原来选中“埃莉诺”，认为那个名字特别女性化和精巧。他们很快就又决定用“巴巴拉”，认为一个女孩子这么不同寻常，这么坚忍，起这个名字更合适，听上去更男性化。这个家族的传统使他们希望有一个男孩，所以她和她的祖父一样取名为本杰明。
据马乔里的叙述，他们的母亲在第三个孩子出生时，生活上就受到了严峻的压力。她肩负着对新添的四个孩子的培育责任，但她对此事的艰辛却没有准备，她又得不到任何帮助。要等麦克林托克医生开业来养家还要很多年。那时，很缺钱用。于是妻子教授钢琴挣些钱，并试图在同时为她的艺术兴趣留一席之地，相对地，麦克林托克医生也尽其所能帮助她（“她爱孩子们”），但第四个孩子出生所带来的压力使这位母亲精力的耗损达到了极限。巴巴拉也饱受了这种血缘所带来的冲击力。巴巴拉和她母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相处得紧张，而在汤姆出生一年之后就更甚了。巴巴拉因而被送到在马萨诸塞州的婶母和叔父那里。她满怀激情地回忆起她和他们一起生活的岁月，这样的生活时断时续地直到她到了入学年龄为止。“我非常快活”，她骄傲地断言，她“绝对不”想家。
她叔父是一个鱼贩子，她特别喜欢同他一起旅行，坐在他的马车里，先到鱼市场，接着到乡下去。“一个有特大嗓门的大个儿，他经常呛喝‘要鱼吗？’那些家庭妇女答应着跑出来。”后来他叔父买了一辆卡车，麦克林托克把她对马达的兴趣追溯到那一天，她看着叔父经常在新机器抛锚时忙个不停。
机器、工具和机械技能是叔父和父亲两人间的纽带。“我父亲告诉我，五岁时我要一套工具。他给了我一套不是大人用的工具；这套工具虽然正合我的手，可我认为它们不合适。虽然我不想告诉他，这不是我想要的工具。我所要的是真正的工具，而不是小孩于用的工具。”
当巴巴拉回到家里时，她和母亲的关系比过去更为疏远了。她母亲想拥抱她，她回敬一声“不要！”看来她们之间的紧张状况只会加剧。她经过思索，认为他们似乎应该对她不同寻常的自负负责。总之，她的这个传奇般的家族使巴巴拉长成为一个孤独的、有主见的孩子。
一九0八年麦克林托克一家移居到纽约的布鲁克林区，那里还是半乡村式的。孩子们进当地的小学，后来进伊拉兹马斯厅高小。那时，他们家庭的经济情况略有好转，一家人可以到长滩尽头歇夏了。当时那地方还是荒凉的未开发的乡村。巴巴拉回忆说，她的父母都希望孩子们学会游泳。“我记得我很早起来，带着狗出去散步。我常爱一个人待着，就沿海滩散步。”黄昏时，周围没有一个人，她用她自己所发现的独特的方式跑出去散步：“你笔直地站着，背完全挺直，你实际上就浮起来了。每一步都有节奏地浮起来。你忘记了疲倦，你感到无比的欣快。”多年以后，她读了玛格丽特·米德的文章，她才知道，她的秘密别人也知道，那是西藏的和尚——“游方喇嘛”，也曾修习过的同样的技能。
童年时代，她最宝贵的经历就是孤独。她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最喜欢只身独坐，紧张地，专心一意地，“思考事物”。独坐使她的母亲感到担心。“她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巴巴拉回忆道，“我知道确实没有什么不对头。我坐在那里想我的。”但与此同时，她母亲显然也欣赏巴巴拉的苦思冥想。她有一个笔记本子，记载了巴巴拉的一些思想。她母亲曾记下了巴巴拉对科学所作的种种解释，而巴巴拉只记得起这么一件事：“我母亲在碾草毒做草莓松饼时（我不知道那时我几岁，但肯定非常小），我留意地看着她。‘现在我知道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了，’我说，‘那是从草莓上来的！’”
巴巴拉喜爱音乐，但她母亲给她上的钢琴课不久就停止了，因为她弹钢琴时特别紧张，使麦克林托克夫人认为弹琴对她没有好处。换了一个钢琴教师也没有好多少，于是钢琴课就全停了。“那种紧张的程度，那种思想感情，妨碍了意境，我把它们看得过分困难了，因而使我几次中途退学。”
大体上，父母鼓励每个孩子要有他们自己的兴趣。对父母来说，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孩子们的喜爱都是越出常规的。如果巴巴拉不愿上学，那么她就不去。她的兄弟姊妹也一样。有时候，她停学一个很长时期，一学期或更长。她回忆起其中很特别的一次：她怕到学校去，因为教师干扰了她：“她看上去如此丑陋，不单肉体上丑陋，而且性格上丑陋，感情上丑陋。”虽则她现在认识到她的图画象是一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那幅漫画，我依然能够看到它在活动。”她的父母知道她感情上受不了，决定不再让她上学（“我父亲看来是一个儿科专家，因为他非常理解儿童”）。
在巴巴拉家里，学校仅仅是作为“成长的一小部分”。从一开始，巴巴拉的父亲就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立场。他明确告诉学校的教职员，不得向她的孩子们布置家庭作业，一天六个小时在学校就已经太多了，根据马乔里的说法，父母所关心的不是孩子们应该成为怎样的人，而是他们怎样去做。麦克林托克还记得，当她父母发现她喜欢溜冰，“他们就给我买了他们能为我弄到手的最好的冰鞋——最好的鞋和溜冰装备。每逢溜冰的好天气，我就到美景公园去溜冰而不去上学。”等学校放学以及她弟弟和弟弟的同学们回家后，街上就成了运动的天地——垒球、足球、排球以及球队。为了参加体育活动，她需要有合适的衣服。
“那时候，”她回忆说，“我们不是上店铺去买衣服。而是有一个裁缝师傅到我家来为姑娘们缝制衣服。”她很早就坚持并劝说她的父母（“他们总是默许我做要做的任何事情，他们认为这对我很重要。”）让她做和她的衣服同样料子的灯笼裤，“这样我就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我可以打垒球，我可以踢足球，我可以爬树，我可以和我弟弟以及大楼里的人一样，有个完全自由的时间。”她记得那时她没有女朋友，只有男朋友。
“有一次，我出去打垒球，也许是去打排球，或者诸如此类的活动，大楼里一位妇女把我叫到她的屋子里去。我走上楼梯，走到她的前门，她请我进去，对我说，现在是我该学习去做姑娘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了。我站在那里注视着她。我什么也没说，转过头来回家去，我把碰到的事情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走到电话机跟前，告诉那妇女，‘别再干这种事了！…
这并不是说巴巴拉象家里的其他人一样。恰恰相反，父母亲都觉得她与众不同。在别的方面，大家也不觉得她比别人更具独特个性，“巴巴就是巴巴”，正象她姐姐所说的那样。她的父母甚至急切地要保护这些不同之处一至少直到青春期是这样。再有，她的成长状况并没有超出顽皮姑娘的范围，而且“变得和其他姑娘们一样了”，特别是当她开始显示出“智力上的要求”时，她的母亲至少得操心她的将来了，
青春期过后，她要干“那种姑娘们不该干的事情”是越来越明显了。对体育的爱好让路给对知识的爱好。“我喜爱知识，”她回忆说。“我爱知道各种事物。”在伊拉兹马修斯厅高小，她发现了科学。解答科学难题开始使她滋长着一种快乐。“我解答问题的方法常出乎教师的意料之外……我请求教师，‘请允许我……看我能不能找到标准答案，’而我找到了。那真是一种巨大的快乐啊，寻找答案的整个过程就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防军被征召入伍，麦克林托克医生作为军医被遣往海外。艰难的时光又来了，麦克林托克夫人不得不增加教授钢琴的钟点。在孩子们的青春期，他们的父亲不在家。由他们的母亲独自作出很多关键性的决定。每个孩子部有几种选择，但最小的女儿可能是其中最难作出选择的一个。
马乔里和米格农都是中学的高材生，瓦萨大学向马乔里提供了奖学金。但考虑到经济情况，并担心受过高的教育可能会使女青年不肯结婚，麦克林托克夫人说服她的长女不去上大学。马乔里成了一个职业竖琴师，并且，象她母亲一样，是一个有天赋的钢琴师。在对是否过舞台生涯的问题经过短时间的摇摆后，两个姑娘结了婚，马乔里参加了华盛顿广场乐团，米格农到芝加哥流动演出。
但麦克林托克夫人对她的两个最小的孩子却束手无策。她唯一的儿子汤姆完全脱离了家庭，按照她祖父的传统，在十几岁时就逃出去航海了。巴巴拉的兴趣使她更加不愿接受母亲的指导。当巴巴拉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强烈时，麦克林托克夫人就关心起她女儿的前途来了。巴巴拉回忆说：“她甚至怕我会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她担心巴巴拉会变成“一个奇怪的人，一个不属于社会的人。”她还知道，成为一个大学教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巴巴拉也开始认识到她的道路是艰巨的。后来她常常回忆她早年的一件特别有意义的小事：“我们大楼里有一个球队，同另一个大楼的球队进行比赛，我也去了，我当然希望能参加比赛。我们到了球场，男孩子们决定我不能上场，因为我是女孩子。恰巧对方球队少一个队员，他们就要求我替补。结果我们把我原来的队彻底打败，因此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骂我是奸细。哦，当然那是他们的不是。但在那时我才明白，我只是更改了一个现实：我是一个女孩子，却干了女孩子们想不到要干的事。”
在中学期间，巴巴拉发现，她得思考，“直到得出我应该怎样处理我那与众不同的情况的结论为止。”她勉强地承认，这一过程是不容易的，她说：“我发现我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别人所不欣赏的，因为那不是一般的处理方法，那使我很痛苦，但我要承担后果”，她说，“为了那使我感到无比满足的能动作用，我要承担后果。我就是要那样去做而丝毫不去考虑那种痛苦。我不是自夸，但我决心照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办事，这是我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方法。在中学里、在大学里、在毕业以后以及继之而来的时期我一直按照这种方式处理问题。这已经习以为常了，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必须要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巴巴拉的父母虽然没有直接支持她对科学的兴趣，或者说没有支持她的精神生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许开创了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先例——他们都极度尊重自主。除了母亲过甚其词地议论过关于妇女受高等教育的杞忧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压力要她与社会的期望保持一致。
象她母亲年轻时一样，她也不理会父母的反对。一九一九年她到康乃尔大学在农学院注了册。虽然此举对于家庭来说似乎是新奇的，但追溯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就丝毫也不会感到意外。妇女从十九世纪就开始从外围进入了美国文学和科学的王国。进入本世纪后，象她这种阶级和出身的妇女都十分活跃地争取受到了较高的教育。单在新英格兰就如雨后春笋般地办了五所女子学院，还有很多主要的大学改成男女合校。
利用向妇女开门这一新机会的大部分是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妇女。她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通常都是从英国来的或者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凯尔特族人。许多人选读了理科。
半个多世纪以前，玛丽亚·米奇尔在发现一颗新的彗星后被选入了美国艺术科学研究院。后来其他的人（她们中间有莉迪亚·沙特克、安妮·江普·坎南、科妮莉亚·克拉普、埃伦·斯沃洛·理查兹和内迪·史蒂文斯）进一步开创了先例。在米奇尔的领导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掀起了一个鼓励妇女进行科学研究并帮助她们从事科学工作的运动。到一九二0年，妇女们受到科学训练的比例空前提高。五十年以后，当她们的代表降到了还不足以前的半数时，妇女们回首往事，不胜惊奇羡慕之至。
除了女子学院之外，当时有两所大学特别乐意吸收学理科的妇女。那就是芝加哥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康乃尔大学创立的信条是，教育就是“任何人学任何学科”。一八七二年，第一个妇女入学。一八七三年，萨奇学院破土动工。捐助人亨利·W·萨奇在奠基石上刻上了这样的预言：“只有当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胜任了更新更广阔领域的工作，人类才能达到高效率。”为了报答萨奇的捐助，康乃尔大学保证“对妇女教育提供并永远给予跟男子同样广泛的便利”。
即使事实租幻想未能完全吻合，但在本世纪初康乃尔大学还是开始吸收了很多动机高尚的女青年。她们追求知识分子的生活，精力非凡，并屡获成功。一九二三年，即巴巴拉·麦克林托克毕业那年，康乃尔大学的二百零三个理学士学位，就有七十四个授予妇女。这些数字包括了家庭经济学学院和旅馆管理学院的学位，但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单是农学院，妇女就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五。在文学院，男女比例约为四比一，毕业时获得优等生荣誉的有三分之二是妇女。在同一班上，一半以上的学生奖学金是给予妇女的，毕业生中研究人员的实际比例也大致如此。这些奖金的大部分是理科方面的：物理学、数学和生物学。
麦克林托克想不起她第一次是从什么地方听到康乃尔大学的，或她是怎样下决心去康乃尔上学的。但很早她就决定了：她要去学院，她要进康乃尔大学，（她的姐姐非常骄傲地回忆说，当巴巴拉要干什么事时，那就是一切了。）这一次她母亲不只是杞忧了，而是极力表示反对。而她父亲此时仍在海外的部队里，经济异常拮据。看来巴巴拉要打败仗。一九一八年，在她中学毕业前一学期，她到职业介绍所工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她才十六岁），白天她忙于和人们谈话，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职位上去，下班后，下午和晚上，则在图书馆里度过，获得教育。“我有一张计划表，——我已经读了哪些课程——我将要以各种各样的方法自学，”巴巴拉说，“即使我必得靠自己的活，我也要取得与学院同等的教育。”
时近夏末，她父亲从欧洲回来，在这场争论中，他的砝码显然加在了巴巴拉一边。“一大早上……在我上班之前，我母亲说她已跟爹爹谈过我的情况，决定让我上大学。她打电话给去康乃尔大学的一个朋友，问康乃尔什么时候开学。那个姑娘说康乃尔大学下星期一开学，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是M的则在星期二上午八时注册（麦克林托克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M——译注）。我上班去，母亲就到我中学去查看证书之类的东西，但她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星期一我仍坐火车去伊萨卡，把自己的住处安顿好。星期二上午八时，我排在一队姓氏是以M开头的人中间。每个人都有一张表，唯独我没有。当轮到我时，管理注册的人对我说，‘你什么都没拿到。你怎么能进去呢？’恰好在这时，屋子里有人大声叫我的名字，很响，我们两人都听见了。他说，‘请稍等一下，’走进去同什么人说了几句话，又退出来，说‘拿着这张表，上前去。’我一直没有打听出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所发生的一切我犹如坠在迷雾之中。但我就这样进了康乃尔。一定有人为我做了些什么，但我不知道。那不过是一个巧合。我所关心的只是我进了大学。入学后上的第一课是动物学，这恰好是我完全入了门的。现在我做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在整个大学阶段我一直是欢欢喜喜的。”
很明显，巴巴拉喜欢的就是事情“恰好发生”的那种想法。她认为应该用与别人不同的准则来衡量她，这一类事情恰好支持她的意见。可是她的姐姐却肯定，藏在这种奥秘后面的，明摆着是她母亲的足智多谋。“母亲是最能随机应变的，一旦下定决心，她将全力以赴，务使巴巴拉被录取。”
康乃尔大学是巴巴拉的全部希望。农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最后决定在这里注册的主要因素），虽然如此，钱仍然是烦恼之源。部分是由于确定不了她的钱维持多久，而部分却是由于麦克林托克的热忱。她一开始登记了许多超出她接受能力的学科。“我登记了一门学科，但是如果我认为太吓人的话，我就把它撂开，那样就记我一个Z。当我读到三年级时，我发现我有一大堆Z了。”
这种作法使注册办公室有些头疼，在别的情况下，这最终会妨碍提早毕业。但正因有了那种拘泥于形式的旧制度，才使得后来巴巴拉能够不理会外界的种种干扰。康乃尔大学的生活实在太有趣了。
“有许多在学院里学到的东西，在外面通常是学不到的。你要同形形色色的小组、社团接触，你可以从来自不同地区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那里得到知识……学院恰似一场梦……我在康乃尔结识了很多人，我和许多姑娘（主要是犹太姑娘）很熟。那时非犹太人和犹大人之间是严格隔离开的。我喜欢这个小组。我们住在宿舍里，有两个是同房间的。她们在塔楼上有两间屋子，我们经常在这里会面。”她喜欢她们，甚至花时间向她们学习意第绪语（一种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因为她们同康乃尔其他的人全然不同。
这个小组（埃玛·温斯顿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她后来是纽约犹太人的领导人，另一个是劳拉·霍布森《君子协定》一书的作者，少数非犹大会员之一）显然以巴巴拉为其社交的核心。她是小组里唯一的科学家。
但是如果说巴巴拉喜爱这“分离开的”小组的话，那并不是因为她在班上同学中间感到孤立。她姐姐马乔里回忆说，巴巴拉在大学一年级时，最喜欢交际了，这同她孤寂的童年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她“看了招人喜爱”，她多次受到邀请——当她回家时她母亲和姐姐“真太高兴了”，她是如此成功地参加了学校生活，第一年就被选为一年级女大学生的主席。一个妇女社团也想拉她入会，但当她发现她同寝室的人只有她一个人被邀请参加时，她谢绝了邀请。“这些姑娘是非常好的姑娘，我立即意识到有些人是社交圈子里的，有些人则不是，”她回忆说。“这里有一条把你归入这一类或那一类的分界线，对此我不能接受。因此我想了一会儿，就悔了约，从此保持独来独往。我就是受不了那种区别对待。它是如此的令人震惊，使我永远没有真正恢复过来。甚至到现在我仍强烈地反对名誉团体。我属于一帮子人，困为如果我要工作就不得不如此。如果我失业了，我就敢说‘不’。我必须遵照职业的规矩办事，但我只是不去和私人聚会……可是我必须加入那一帮子。”她姐姐马乔里认为可能因为这种反作用，在大学一年级时破坏了巴巴拉的吸引力，使她倒退回去公开地宣称她将不遵守公认的一切准则。
在那些年里，她订了许多有关生活方面的准则，什么是她能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什么是她愿意接受的或不愿意接受的——她是始终不渝的。比如她决定，作为一个大学生，她再也不能总为长发操心了。她把头发剪短，并且为此曾同当地的理发师有过一段“长长的哲理性的交谈”，她的新发式第二天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波及到整个大学校园。此后不久妇女短发式就成了时髦。不过在一九二0年，“不管怎么说，有些事是来得稍微早了些！”两年以后，当她当研究生时，出于同样个人的原因，她觉得她不能穿其他妇女穿的那种衣服和裙子到玉米地里去工作。她到裁缝那里定做了一条宽大的运动裤，大家都管它叫做“灯笼裤、这是个“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的问题，我不能再穿其他人过去所穿的那种衣服了。”
但是，最重要的尚待解决的问题不能是她跟男子们的关系了。在最初两年里，她是男女同校的学校中的一个女学生，要出去赴很多约会。“接着，我终于决定我必须加以区别对待。我记得曾经动过感情，我喜欢几个男子，但他们都是这种类型或那种类型的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他们和我并非萍水相逢。我感觉到了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上的依恋，不过就是一种感情上的依恋，如此而已。”对此她很清楚，她就要卷进去了：“这种依恋不能再继续下去。我了解我所遇到的每一个男子，没有什么可继续的。我就是不适应同那些人密切交往，我一直不适应，甚至连我的家庭成员也如此……我没有那种使自己依恋于任何人的强烈需要。我就是不觉得。我永远不可能懂得结婚。甚至到现在我还真的不懂……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方面的需要。”
另一方面，并不是因为她所选择的专业的梦幻取代了她的感情。没有什么表明麦克林托克的生活是按某种事先设计的计划行事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需要继续干什么事，或者我要把力气花在某些特殊的努力上，”她说，“我记得我做了我要做的事，而绝没有想到什么专业。我只觉得我过得好极了。”
但是不管是由于冲动，还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在她大学三年级末了的时候，她完全走上了成为一个职业科学家的道路。当我问她在那么多人们所熟悉的科学家中是否有她的祖先的时候，她看来知之甚少。在她的家庭里，虽然她的父亲是一个医生，但没有人对科学有兴趣，她父亲对她特别疼爱（在很多方面，她是他的宠女），但在她或她姐姐的回忆里，他从来没有和她讨论过科学方面的事情。她记得在中学时她就非常喜欢物理和算术，但她不知道有任何一位导师或者某个中心人物，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对她能够起到表率作用。她记得只有在她上大学三年级的期中，在她读完了一门特别激动人心的课程（遗传学）之后，她个人对这门学科的兴趣，是因为接到教授要她参加遗传学研究生课程学习的特别邀请而进一步受到激励。从这以后，她就非正式地获得了研究生的身份。给了她一个小房间，她可以自由听课。虽然还需要一年半，她才能得到足够的学分去补足她以前积欠的“z”，而能正式毕业。但到这时，就不复有问题了。“我知道我只能继续干下去。”然而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使她的研究生身份合法化。她回忆说：“植物育种系不接受任何女生，至少他们不愿意接受女生当研究生，而遗传课是在那里讲授的，”麦克林托克回忆说，“他们也破例接受一些人，但不收研究生。不过在植物学系，我也读过细胞学的课程，那是我非常喜爱的课程（它是一门主要研究细胞和染色体工作的课程）。因此，我在植物学系注册作为研究生，主修细胞学（染色体工作），副修遗传学和动物学。”除遗传学和细胞学之外（农学院设置的课程），她还选了很多动物学的课程，不选的课，她就旁听。
迄今为止，根据回忆所浮现的麦克林托克的肖像只使我们略略瞥见了她的特点，这些特点是至关紧要的，它刻画出了一个科学家的形象。麦克林托克在童年时代就有惊人的自主性、果断，以及专心致志等能力。成年以后，她一直保持着她幼时的那种专心于事物的能力，其程度确实是异乎寻常的。
这种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她希望得到“身体的无拘无束”，她曾品尝过这一无拘无束的滋味——一开始是一个小女孩“飞”向海边，之后，是在她全神贯注地进行研究的时刻。“身体被撂在旁边了，”她说。“我常常希望我成为一个旁观者，而不复是别人所知道的‘我’。”有时候她甚至想法忘掉自己的名字。她笑着讲述有一次她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我记得，我想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选修了地质学，而且我确实喜爱地质学。哦，每一个人都要通过期终考试，没有人能豁免。可我不能坐等考试。我太喜欢这门课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全能够回答。我恰恰通晓这门课，我比课程知道得还多。所以我不能坐等期终考试。开始他们发下一些蓝册子，试题在第一面上，你得写上自己的姓名。哦，我可不能让写名字耽搁了时间，我要看那些试题。我于是振笔直书。我太高兴了，我就是非常喜爱这门课。万事如意，但当我要写名字时，我却记不起来了。我不知道怎样才好，就在那里呆着。我实在大为难了，我不能问别人我自己的名字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认为我是一个怪人。我越来越紧张不安，直到最后（花了大约二十分钟）我才想起来了。我就想，非要用身体去干这些事情实在可厌。至于发生了些什么事啊，我看见了什么啦，我在想些什么啊，什么是喜闻乐见的事啊等等，那才重要得多哩。”
麦克林托克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以及在科学上创造性想象力的源泉，同样也以其它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之一便是音乐。在学院她选修了一门和声学，因此她必须写些音乐作品，以便教授演奏。“‘你是怎么会想出来的呢？’他问我。哦，我没有把理由告诉他，我想出那些作品，是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想——我没有任何经验。”她在这门课程上所积累的经验对她大有好处，在大学四年级时，她参加了一个临时凑成的“爵士”乐团，在当地演奏低音班卓琴。
她回忆这些时忧喜参半。有一次，当时她已经是研究生了，她非常劳累，她在舞会上演奏：“我想我在演奏整个节目时肯定睡着了，最后，我醒过来问那个萨克斯管吹奏者，‘我睡着了吗？’‘没有，’他说，‘你演奏得很好。’但我知道我是在睡眠中演奏的，我是完全无意识的。”到她在研究生院的第一年末，她有点勉强地退出了小型爵士乐队。“我不可能象这样熬夜而又得到足够的睡眠。”由此看来，事实上她的全部热情都已被生物学吸引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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