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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传奇色彩的魅力
1.音乐魅力
启蒙
爱因斯坦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出色的小提琴家，对音乐有很深的造诣。那末他是怎样开始学习音乐的呢？
爱因斯坦的母亲波琳是一位具有文化修养的贤慧母亲。她爱好音乐，并是爱因斯坦的音乐启蒙老师。有一次，母亲坐在钢琴前轻轻地弹着琴键，弹出的旋律就如潺潺的溪水。一曲结束，她回过头一看，小爱因斯坦正歪着脑袋听琴呢！他听得是那样的入迷。年轻的妈妈感到孩子有很强的音乐感。她很高兴地对小爱因斯坦说：“礁你一本正经的样子，像个大学教授模样！喂！亲爱的小家伙。怎么不说话呀？”小爱因斯坦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不答一句话。那时他只有3岁。
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从6岁开始正式学习小提琴。他那幼小的心灵就已经进入到优美的旋律之中，传统的小提琴教授法并不是什么艺术的享受，而是艰苦的劳动和体罚。甚至一连几个小时进行反复的、机械的弓法练习和指法练习。有时小阿尔伯特感到麻烦。
7年之后，他懂得了和声学和曲式学的教学结构。他体会到演奏莫扎特作品的技巧和奥妙。琴弦和心弦一起共鸣了，他一生中的科学和艺术生涯也开始了。
爱因斯坦学习小提琴的技巧并不是通过正规的小提琴霍曼教程，而是通过莫扎特的奏鸣曲来学习的。他认为热爱就是最好的导师，从此他爱上了莫扎特。小提琴也成了爱因斯坦科学生涯中的终身伴侣和欢乐女神。她为这位科学家驱散了忧郁和喧嚣，驱走了混乱和邪恶，她为科学家增添了美丽与和谐。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作小职员的时候，有一次，一位喜欢和人吵架的同事在和人吵架后，来找爱因斯坦评理。爱因斯坦听他说话的火药味儿还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便笑呵呵地拿起心爱的小提琴，说：
“来，来，我们还是来拉拉韩德尔吧！”
这位同事忍不住笑了。因为作为德国古典作曲家的韩德尔的名字，在德语中也有“吵架”的意思。
美妙的第二乐章
在爱因斯坦与音乐的众多故事中，人们都不会忘记一幅著名的漫画：爱因斯坦的脸被画成一把小提琴，琴弦上既有音符，还有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公式：E=MC2。
音乐以它温柔而深邃的怀抱接纳了爱因斯坦，让他吮吸着人类文化最甜的乳汁，给他一个安宁的精神家园，也给了他日后作为一代物理学大师的超凡的想像力。
1913年之后，爱因斯坦被普朗克和能斯特这两位物理学界的台柱人物请到柏林后，成了柏林科学研究院的院士，但他爱好音乐的天性，使得他生活的世界，依然是由音乐的音符和数据公式共同构成的一个和谐的世界。他到柏林当科学教授不久，就常在普朗克家里举行音乐晚会。普朗克的助手莉泽·迈特纳对此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弹奏了贝多芬的B长音阶三重奏，普朗克弹钢琴，爱因斯坦拉小提琴，演奏大提琴的是……一个荷兰职业音乐师。听这音乐是奇妙的享受，爱因斯坦偶然有几个走调的地方，也算不了什么……爱因斯坦显然由于玩了音乐的缘故，而满意喜悦，无拘无束地大声笑着说，他因为自己的技巧有缺点而感到歉疚。普朗克站在那里，神态安详，面上真正闪射着幸福，用手摩着自己的心窝：“这个美妙的第二乐章。”
琴缘
在柏林的头几年，爱因斯坦常常去看望自己的堂叔鲁道夫·爱因斯坦。那时，鲁道夫和女儿艾尔莎住在柏林。艾尔莎与爱因斯坦自幼熟悉，她在和丈夫离婚后，就带着两个女儿一直住在柏林的父亲的家中。爱因斯坦得病后，一直受着艾尔莎的照顾，也由于这场大病，两人在情感上都孤独的人有了结合的愿望。
1917年夏天，爱因斯坦从威特尔贝彻大街搬到哈伯兰大街，住到艾尔莎一家的隔壁。12月写信给朋友说：
“多亏艾尔莎的精心护理，我一夏天重了4磅，她亲自给我烧饭，看来也需要这样做。”
病中的爱因斯坦，确实从艾尔莎那儿得到了从米列娃那儿得不到的温情。病中的人，都需要一个笑容满面、体贴入微的亲人来照顾，他躺在病榻上，这位幼时的伴侣坐在身边替他织大衣。艾尔莎操一口他们共同的方言，讲起话来带“儿”音，就像小河汩汩地流。她轻轻地站起来，快步走到厨房，又轻手轻脚把茶点端到爱因斯坦身边，说：
“来，阿尔伯特，把这个奶油炸面圈吃了。”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地嚼着香甜可口的食品，艾尔莎又用带“儿”音的动听的故乡方言，给他讲起柏林大街上有趣的新闻：面粉多少钱一磅，又涨价了；哪一家商店里来了一批进口的罐头食品，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样把那些罐头打开……
在艾尔莎的精心护理下，爱因斯坦的身体明显康复。但在1917年底，气候变冷后，爱因斯坦的病又突然变重。他又患上胃溃疡，因此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他的情绪十分低落，“精神颓废，气力不支”。1918年4月，医生允许他下床活动，但仍需小心行事，不得作任何受累的事情。谁知久病在床的爱因斯坦拿起心爱的小提琴。拉了一会儿后，竟又不得不重新回到病床上。他当时告诉朋友们说：
“近来，我遭到了令人极不愉快的打击，很明显，原因是我拉了一小时的提琴。”
1918年5月，重新卧床的爱因斯坦是患了黄疸病。显然，长期劳累后的爱因斯坦体质完全被毁坏了。爱因斯坦说他在1918年8月做了一个梦，梦见他用刮须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也许是他健康状况不良的反应，也许是他陷入了米列娃与艾尔莎间的抉择难题。所以12月他写信告诉埃伦费斯特，自己可能再也不会恢复健康了。
不久，爱因斯坦在身体基本康复后，就决定与米列娃离婚，和艾尔莎结婚。离婚判决书于1918年2月14日取得，并且约定爱因斯坦的诺贝尔奖金归属米列娃。
艾尔莎是位持家的能手，这一点是米列娃无法相比的。她在厨下煎鱼炙肉，动作像艺术家那样优美：这儿放两块红的西红柿，那里添两片绿色的黄瓜，在战争年代，她仍旧有本事做出一桌色香味俱佳的好菜来，让爱因斯坦得到不少温暖的感受。
艾尔莎知道爱因斯坦的脾气，他们小时候常在一起玩。艾尔莎比爱因斯坦大3岁，1876年出生在德国巴登—符膝堡州的海亨根。艾尔莎一家常到苏黎世走亲戚，爱因斯坦也常到海亨根去玩。也许少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和艾尔莎间的感情就很亲密，所以在柏林重逢时，两个人走到一起是某种情感的延续。艾尔莎后来曾对访问者说：
“当我还是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爱上了阿尔伯特，因为他用小提琴演奏莫扎特十分美妙……他还会弹钢琴。”
1919年6月2日，爱因斯坦与艾尔莎结婚。此时，爱因斯坦40岁，艾尔莎43岁。他们的新家安置在艾尔莎居住的哈伯兰大街5号。
小提琴参加科学论战
每当受到荷兰莱顿大学的邀请，爱因斯坦总爱住在他的朋友、大物理学家埃伦菲斯特家里。爱因斯坦从柏林来到荷兰，从吵闹的都会来到古老而幽静的小镇，实在感到清静和愉快。当他听到四周大大小小的风车在悠然自得地随风转动并唱出“伊伊呀呀”的歌声时，他心里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埃伦菲斯特的家里，小提琴也常常参加科学家们激烈的科学论战。埃伦菲斯特和爱因斯坦由于某个问题在激烈地争论着，埃伦菲斯特思路是那样的敏捷，那样的善于抓问题的本质。如果他发现爱因斯坦的话语中哪怕有一点漏洞，也会一下子抓住不放。当然，爱因斯坦也不是一个次手。在唇枪舌战中争得面红耳赤时，他们就想休息一会。
埃伦菲斯特和普朗克都是出色的钢琴家。爱因斯坦是一个小提琴家。爱因斯坦在这两位物理学家的伴奏下，拉出的小提琴旋律会增加许多特殊的光彩。
当他们的演奏正在进行的时候，爱因斯坦突然停下了。他不拉了。然后他把小提琴的弓子用力地打击小提琴的琴弦，他的意思是让埃伦菲斯特停止钢琴伴奏。爱因斯坦又开始了他科学的独白。埃伦菲斯特手搁在钢琴上细心地听着他的独白。他犹如森林中的猎人，正在端着猎枪等待着爱因斯坦的漏洞。一旦让他抓住漏洞，埃伦菲斯特将像猎人那样射出一排子弹。有时爱因斯坦的思想遇到障碍时，他就会着急地也走到钢琴前，用几个手指弹出一个清澈的大和弦。坚强而有力，反复地弹这三个和弦。
“当！当！当！”爱因斯坦在敲“上帝”的大门。又好像在向大自然发问：
“怎——么——办？！”
有时，弹着弹着，“上帝”的大门给他们俩打开了，这两个朋友从论战中又温和地相对而笑了。
带小提琴的巡回大使
爱因斯坦与埃伦菲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菲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呢！”
1919年11月7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向爱因斯坦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的欢迎辞后，总算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容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1921年3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到一辆敞篷汽车上，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儿拿烟斗，一会儿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
“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
爱因斯坦访美期间，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挟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心灵的避难所
对爱因斯坦来说，音乐是另一种逃避方式，而且是一种永不会犯错误的方式。他对社会习俗不屑一顾，他对自己留给别人的印象漠不关心，从而使他能够尽情地尝试他的逃避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爱因斯坦应邀参加了知识合作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技术性团体，隶属国际劳工局，活动范围适度，目的在于为恢复战争中所中断的相互联系做准备，促进学术活动。当爱因斯坦担任知识合作委员会委员时，德国仍然被划在文明国家之外，甚至科学会议也把敌对国家的代表从他们的组织中排斥出去。因而知识合作委员会作为一面镜子，在一定范围内它反映出了国际联盟的各种缺陷。
有一天晚上，委员会在活水街的一个餐馆中聚餐。谈话围绕着当天的一些事情，大家都想使自己避免卷入争吵。在杂乱的谈话声和碗碟碰撞的铿锵声中，乐队演奏着轻音乐。爱因斯坦默默地听着，他完全忘却了别人在谈论什么。音乐是他的最高级的庇护所。突然，他站起来，与小提琴独奏者说了几句话，从那人手里拿过小提琴并开始演奏。笑容又浮现在他脸上，他表情放松，就像沉入梦中一样。他一点都没有想到他站在一个时髦餐馆的演奏台上时所产生的景象，这时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他。他孤独地演奏着，像是要把所有积压的痛苦一扫而光。
成双成对的年轻人到来了，匆忙地抢占座位，他们是来跳舞的；他们不耐烦地盯着那位独自在台上徘徊、充满老派音乐家气质的小提琴演奏者。他们开始表示这个人比那些讨厌鬼强不了多少，而爱因斯坦仍在继续着他的演奏，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当有人壮着胆子去告诉他时间太晚了，我们该回去了时，他才把小提琴归还给主人，微笑着向人家道歉；就在离去时，他还像在梦游一样。
第一小提琴手
有一天，爱因斯坦接到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教授：
有一件急事，第二小提琴手的丈夫想和你谈一谈。
这封信没有写地址，第二小提琴手又是谁呢？原来她就是比利时王后伊莉莎白，她在未出嫁之前是巴伐利亚公主，是爱因斯坦的老乡和好友。更确切地说她是爱因斯坦的音乐之友。爱因斯坦每次到比利时来都要拜访这位王后。王后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她爱好科学、文学，更喜欢小提琴。她的生活朴素，思想开通，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比利时人都很爱戴她。不少人叫她为“红色的王后”。
有一次，比利时皇家的汽车奉命去火车站接爱因斯坦教授。司机在头等车厢门口等着爱因斯坦下车，可是等旅客都走光了也没有见到爱因斯坦的影子。汽车司机只好空车回宫，向王后报告说教授并没有来。
可是，过了半个小时，爱因斯坦身穿一件旧雨衣，手拎着那把他最心爱的小提琴，来到了王后避暑的夏宫。原来爱因斯坦没有坐一等车，他坐的是三等车。教授从来最喜欢坐三等车，因为这样可以混在三等车的乘客中，避免被人认出来造成麻烦。
他从三等车厢下车之后，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车站，边走边问路。等走到王宫大厅的时候，里面已经坐着三个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第一小提琴手了。只要爱因斯坦一到，四重奏就立刻开始。爱因斯坦担当首席小提琴手。王后陛下是第二小提琴手。
小提琴独奏音乐会
1933年，希特勒把整个德国投入了灾难之中，德国难民特别是德国的犹太人四处逃亡。那时爱因斯坦刚好在美国的加里福尼亚。3月10日，《纽约世界电讯报》的记者来访问爱因斯坦。
第二天爱因斯坦来到纽约，见到了德国驻美国的领事。领事对爱因斯坦说：“教授先生，我看到了你昨天对《纽约世界电讯报》记者发表的谈话。这个谈话使柏林受到震动。你打算怎么办？”
“我没有什么打算！”
“那你上哪儿去呢？”
“不知道。不过，不回德国了！”爱因斯坦坚决地回答。
“还是回德国好！”总领事在沙发上坐直了。接着说：“现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执政，新政权对每一个德国公民都是公正的，你的看法有片面性。教授先生，我们知道你是无辜的，德国政府不会对你怎么样。”
这时，总领事的秘书走出了办公室，屋内只剩下爱因斯坦和领事。领事脸上冷冰冰的神气突然消失了，他向爱因斯坦挨过去，在耳旁低声说：“教授先生，现在我们可以以朋友的身份讲几句话了。你不回德国的决定是正确的，可千万不能回德国去呀！你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犹太人，希特勒是世界上最狂热、最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你一生倡导和平、民主、进步，你要是回德国，他们决不会放过你的。他们会把你抓到集中营里，吊起来殴打，然后拉着你的头发在马路上拖着走，那帮匪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登上了一艘开往比利时的轮船。爱因斯坦凭栏远望，他的心潮犹如这大西洋上的汹涌波涛。他决定在这艘巨轮上开一个小提琴独奏会，用自己的小提琴为受迫害的犹太人募捐。
音乐会开始了。他挥动着他那熟练的琴弓，小提琴指板上跳动着他那灵活的指头。一会儿是激烈的跳弓，一会儿是深沉的和弦，一会儿又是铿锵的斯特卡特，他的小提琴声随着大西洋的波涛而飘荡。
对音乐家的态度
爱因斯坦酷爱演奏小提琴，小提琴总是形影不离地伴随着他。他演奏小提琴的技巧不很精湛，然而却有干净、自信和内在的表达力的特点。在小提琴演奏家中，对他产生过最大影响的是约瑟夫·乔希姆。爱因斯坦终生记得他演奏贝多芬第十奏鸣曲和巴赫的恰空舞曲时的情形。在小提琴的演奏中，特别吸引爱因斯坦的是严格表达作品的结构。相反，表演者的个性的表现很少吸引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经常要听钢琴幻想曲。他说过，他离家外出时，总是思念钢琴的琴键。
在爱因斯坦的音乐爱好中，巴赫、海顿、舒伯特和莫扎特的作品居于前列。在巴赫的音乐中，吸引爱因斯坦的是它的哥特式的结构。照莫什考夫斯基的话来说，扶摇直上的巴赫音乐使爱因斯坦不仅联想到耸入云霄的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形状，而且还联想到数学结构的严密逻辑。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人们对他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经常缠得他很不耐烦。因此，德国一家星期画刊给当时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寄来一份关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问题表请他答复时，爱因斯坦未予置理，这就不足为怪了。杂志编辑等了一段时间未见回音，就再次写信请爱因斯坦回答那些问题。爱因斯坦这次收到信后于同一天——当时邮件走得很快——写了这样一封不客气的回信：
对巴赫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
聆听，演奏，热爱，尊敬——并且闭上你的嘴。
正巧，一家杂志社也给爱因斯坦写信征求他对另一位作曲家的意见，爱因斯坦于1928年11月10日回信如下：
关于舒伯特，我只有这些可以奉告：演奏他的音乐，热爱——并且闭上你的嘴。
爱因斯坦对贝多芬的态度很复杂。他理解贝多芬作品的宏伟，但爱因斯坦并不喜欢交响乐的激烈冲突，贝多芬室内乐的晶莹透彻更使他着迷。贝多芬的交响乐，对于他，是作者好动和好斗的个性的表现，其中个人的内容压倒了存在的客观和谐。亨德尔以其音乐形式的完备令爱因斯坦钦佩，但思想家在其中找不到对大自然的本质的深刻理解。舒曼的作品对他来说是新奇的、精巧的和悦耳的，但爱因斯坦在舒曼的作品中感觉不到概括的思维的伟大。舒伯特于他更亲近。
当爱因斯坦听瓦格纳的音乐时，他觉得他看到的是由作曲家天才调整好的宇宙，而不是超个人的宇宙，尽管作曲家以伟大的激情和虔诚表达宇宙的和谐。也许，这种印象部分地是由作曲家的个性造成的，不过爱因斯坦的确在瓦格纳的作品中没有找到摆脱“自我”的存在的客观真理。这种真理他在施特劳斯那里也没找到；爱因斯坦觉得，施特劳斯在音乐中只揭示出存在的外部节律。
爱因斯坦会对德彪西的音乐声入迷，犹如他在科学上会对某个数学上优美而并无重大价值的课题入迷一样。但是，吸引他的只是作品的结构。爱因斯坦太善于“从结构上”去领会音乐了。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不理解勃拉姆斯。爱因斯坦认为，对位法的复杂性并不给人质朴、纯洁、坦诚的感觉，而这些是他首先看重的。也同在科学上一样，他觉得，纯洁和质朴是如实地反映存在的保证。莫扎特始终是爱因斯坦迷恋的对象，是他的思想的主宰者。
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态度和音乐爱好基本上终生未变。1952年9月，有一位年轻的澳大利亚风琴家曼弗勒德·克来因来到普林斯顿。他拜访了爱因斯坦，为他演奏，并同他就各种各样的多半是音乐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交谈。
爱因斯坦对克来因说，他在钢琴边经常有一种即兴创作的欲求。“这种即兴创作对我来说就像工作那样必要。不论前者或后者都可以使人超脱周围的人们而获得独立。在现代社会里，没有这种独立性是没法过的。”
克来因谈到爱因斯坦对莫扎特的热爱以及舒曼和舒伯特的一些小曲子给他带来的快愉。歌剧中，除莫扎特之外，爱因斯坦在交谈中只提到《费德里奥》和《包里斯·戈都诺夫》。克来因说：“我认为，他之所以谈论起它们，是因为在这些歌剧中表现了一个社会主题——自由。”
接着，克来因讲到在谈话之后他们下到一楼，那里放着从前别人赠送给学者的别赫施坦钢琴。克来因演奏了一首莫扎特的奏鸣曲。爱因斯坦非常高兴。后来又演奏了贝多芬的奏鸣曲（作品第111号）。克来因想以自己对贝多芬的崇拜感染爱因斯坦。不过，爱因斯坦虽然感到这部作品的美和力量，但却不能分享年轻钢琴家的情感。
2.淡泊名利
这么多钱叫我怎么办？
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经历了一段贫困与屈辱的岁月。直到1901年12月，爱因斯坦贫困的生活才出现了些许的转机。原来大学期间的同班好友格罗斯曼把爱因斯坦的窘境告诉了父亲——老格罗斯曼。老格罗斯曼请自己的好友，伯尔尼联邦专利局局长哈勒帮忙。
哈勒是在开山筑路时代里苦干出来的工程师，他胸襟开阔，办事果断，说到做到。他答应帮助。于是，1901年12月11日，报上出现了伯尔尼专利局征聘二级工程师的启事。
爱因斯坦马上赶到伯尔尼专利局，呈上申请书。他来到局长办公室，面对着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局长那双锋利的眼睛，他的心怦怦直跳。
局长叫他坐下，拿出几份专利申请书，要他当场提出意见。爱因斯坦缺少工程知识，不懂技术细节，这一点逃不过局长的眼睛。可是，爱因斯坦对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和判断真伪、对错的能力，也引起了哈勒局长的注意。局长收起专利申请书，和爱因斯坦谈起了物理学，从牛顿谈到麦克斯韦。哈勒理论修养不高，但是多年的专利局工作，使他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鉴别优劣的能力。他看得出，这个说话温和的年轻人，确实像老格罗斯曼介绍的那样，是有天才的，他决定录用爱因斯坦。但必须等到有空缺，才可以正式上班。
1902年6月16日，爱因斯坦得到了伯尔尼专利局的正式任命——三级专家（实际上是技术审查员），年薪3500法郎。
爱因斯坦应征二级工程师，结果降为三级，名称也改了。虽然如此，他终究有了固定的职业，不必再为生活操心。他可以在工作之余，专心致志地研究心爱的物理学。他满意了。
在专利局，人们很欣赏爱因斯坦的非凡才能。正直的哈勒局长严格而公正地对他的下属作出评价；他以父亲般的威严和隐藏在内心里的善良来教育他的工作人员。
1904年9月16日，爱因斯坦才被录用为正式三级官员。同年，他和贝索等人申请二级技术员之职。根据局长指示，必须经过一次笔试。结果是大有希望的，局长的评判既严肃又充满亲切的关怀。在给联邦顾问的建议书中说：“就爱因斯坦而论，他作为三级技术员表现得很好，但他要晋升还得等一下，直到他完全熟悉机械工程为止；因为从他所学的课程来看，他是学物理的。”
经过两年的考验和重新申请，爱因斯坦又一次经过笔试。这一次局长以如下的评语推荐爱因斯坦：
“1904年爱因斯坦提出求职，同年秋天，评定阿·爱因斯坦先生为三级技术员，这时已经指出，从科学教育来看，他很有资格成为二级专家；从那时以来，他一直钻研技术，因而在处理比较复杂的专利申请时非常成功，属于局里最受器重的专家之一。今冬，已取得苏黎世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如果万一失去这位青年人，局里领导将会感到极大的遗憾。”
据联邦委员会3月10日会议正式记录：
“阿·爱因斯坦先生晋升为联邦精神财产局（即专利局）二级技术专家；他的工资从1906年4月1日起定为4500法郎。”
爱因斯坦在新的发薪日签收工资时，他以为会计把账写错了。会计告诉他已提级时，他不禁说出这样一句很少听到的问话：“这么多钱叫我怎么办呢？”
年薪只要3000美元
1933年10月7日，爱因斯坦从英国登上一艘去美国的轮船，同行的有妻子艾尔莎、助手迈耶尔博士和秘书艾伦·杜卡斯。
爱因斯坦也没有想到，这是他与欧洲的永别。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预言家般地说了一句后来果被应验的话：
“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爱因斯坦此次之行的终点站便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1930年，两个美国拥有亿万资产的兄妹，请来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校改革家弗莱克斯纳，请他帮助建立一个新的科学研究所。弗莱克斯纳发现，实用型的研究所在美国已经够多了，于是建议创办一个新型的高级研究机构，聘请各个学校的第一流学者。没有计划、没有任务，研究什么，怎样研究，一切听任学者们自己的想法，研究所只负责向各位学者提供足够的经费。弗莱克斯纳把这个机构定名为高等研究院，他就是实际的组织者。
弗莱克斯纳想，既然拥有足够的经费，就应让世界上最有名的科学家们摆脱教学、行政、日常生活琐事的操劳，他们应当研究最高级和最普遍的问题。如能招聘到一些一流的学者，就不愁没有更多的年轻的杰出学者们慕名而来。在聘任通知中，弗莱克斯纳反复强调来研究院的学者享有完全的独立性，研究院是“一个自由港，学者们在这里可以把世界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室，而无一日三餐之忧”。
1932年1月，有人建议弗莱克斯纳去加里福尼亚的帕萨迪纳，爱因斯坦正在那儿讲学。弗莱克斯纳有些犹豫：这可是当今物理学界的泰斗，自己能请得动吗？但如果请来了爱因斯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名声不就立刻传出去了吗？
弗莱克斯纳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了帕萨迪纳，他详细向爱因斯坦谈了研究院的宗旨及计划。爱因斯坦听了很感兴趣，但表示每年可能还得在柏林呆一段时间。
不久之后，弗莱克斯纳又到牛津大学与爱因斯坦会面，再次邀请爱因斯坦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时，爱因斯坦回德国的希望已经很渺茫了，他便有了去普林斯顿的意向。
1933年，爱因斯坦已主动与柏林断绝了关系，去普林斯顿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费莱克斯纳仿佛从天上掉下一个金元宝，连连问爱因斯坦有什么要求。爱因斯坦提出两个要求：一是普林斯顿研究院要接受他的助手迈耶尔，给他正式职位；二是他的年薪只要3000美元。并问弗莱克斯纳：
“倘若在普林斯顿维持一年生活不需3000美元，还可以再低一些。
对第一个要求，几经磋商后终于圆满解决。可是，第二个要求却让费莱克斯纳为难了。一个堂堂最高研究院里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年薪只要3000美元，这怎么说得过去呢？让不知内情的人知道，难道不会说普林斯顿在虐待爱因斯坦吗？弗莱克斯纳觉得自己实在担不起这个罪名。他一次又一次向爱因斯坦提议，能否把年薪提高，到最后，他几乎是恳求爱因斯坦了。几经“讨价还价”，总算说服爱因斯坦接受16000美元的年薪。
从伯尔尼专利局开始，爱因斯坦就养成一个习惯，工作之外的时间，才是属于自己的研究时间。他把研究看成属于自己的东西。仅凭研究去拿薪水他总觉得不安。从苏黎世、布拉格到柏林，他讲课的时候越来越少，但总还是有的。如今到普林斯顿，所有的时间都由他支配，他下意识觉得有愧。
爱因斯坦对凭纯科学研究领域领取薪金感到难为情，这种感情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对于他而言，又有着内在的深刻理由。他总想干些与基本的研究活动无关的事情作为生活费用的来源。在这一点上，斯宾诺莎——以金刚石琢磨匠身份为职业的哲学家——对爱因斯坦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普林斯顿研究院多次声明该院的科学家有完全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但爱因斯坦总不想成为纯粹被社会供养的人，他忘不了一个人应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哪怕自己的研究仍然是属于社会的。
普林斯顿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大学城，人口只有几千人。小城里古风纯朴，阳光灿烂。这里似乎闻不到金元帝国的铜臭，听不到工业区人的喧嚣。这里就像莱顿小城和苏黎世湖畔、柏林郊外那样娴雅幽静，具有古老欧洲的情趣。
爱因斯坦来到普林斯顿，这个僻静的小城和一个伟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了举世闻名的科学圣地。
同时，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留下了数不清的轶闻趣事。人们说他把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当书签用，丢了也不知道；说人家请他讲1分钟话，给1000美元，他说他不需要钱；1944年，在美国，有人愿意出高价收买相对论第一篇论文的手稿，但当时的手稿已作为生炉子的燃料，早已化为灰烬。为了对反法西斯战争有所表示，爱因斯坦只得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抄写一遍。他边抄边摇头：“唉，当初怎么这样写呢？多蠢啊！”结果，这份重抄的手稿，卖了650万美元，以此作为对支持反法西斯战争的捐献。
拒绝额外的供奉
爱因斯坦对那些额外的收入，一概敬而远之。例如，不少电台或电影公司，希望爱因斯坦对广大听众讲几句话，或者在银幕上露几分钟的面。他们坚持说，这对爱因斯坦来说，毫不难办，甚至只要站在黑板前面，手里拿上一支粉笔就够了。爱因斯坦不禁大笑起来：“下一步是什么？你们难道真的相信我会像一只马戏团的孩子那样表演？”
人们都有这样的印象，阿尔伯特和艾尔莎都渴望摆脱各种各样的额外收入，那些收入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余的。但他们却时常被那些乞讨者包围着，就如同被那些逐名者所包围一样。他们发现自己有一大群深信能够得到他们帮助的亲属，并且一些毫不相干的陌生人也怀着这样深信来请求爱因斯坦夫妇的帮助。在他们的家门口，常常聚集着一排等待奇迹降临的人们。
艾尔莎不得不询问每个人的情况，把这些人的问题分类解决。有时候，滑头的人也能逃避她敏锐的眼光。这时，她就会生气地对爱因斯坦说：“怎么，阿尔伯特，你又给那骗子这么多钱？他已愚弄过你好几次了。”
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我知道，可是他肯定还是那样需要我。人怎么会为了欢乐去乞讨呢？”
他凝视着艾尔莎，那样子似乎是向她挑战，以否定这种事实。
只有很少的几次，爱因斯坦同意在公开场合露面，差不多是为了赞助慈善机构，或是为了某项事来进行辩解。有时，艾尔莎背着他安排一些活动，他倒也尽职尽力。当然，他一开始总要发几句牢骚，但是后来就会笑着问：“这一次，你把我卖了多少钱？”而后，用赞赏的口气再加上几句：“她知道该怎么去做这些事，每次她都能因我得到相当巨额的收益。”
事实上，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头脑中存在着一个主要的矛盾，并且越来越尖锐。一方面，他愿意持完全超然的态度；另一方面，他感到对人类有责任。因此，他在很多场合，尤其在反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抬头的岁月，他总是希望作为人类精英的科学家们在埋头方程式和图表时，永远不要忘记：对人类及其命运的关心才是努力的主要兴趣！
爱因斯坦旋风
从1919年11月9日早晨起，爱因斯坦一下子成了世人崇拜的偶像，他的传奇故事具有世界性的魅力。随着爱因斯坦的出访，相对论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持续的热潮。请看德国外交部收到的各国对爱因斯坦访问的报告：
1920年6月，奥斯陆：“爱因斯坦的演讲受到公众和报界异乎寻常的好评。”
1920年6月，哥本哈根：“近来，所有不同观点的报纸均发表长篇文章和访问记，强调爱因斯坦的重大意义，‘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伟人’。”
1922年4月，巴黎：“……轰动一时的新闻是，首都的自以为学识高深的人却不愿放过机会。”
1923年1月，东京：“当爱因斯坦到达车站时，那里人群密集，连警察也无力应付这些危险的人群，……菊花节那天，天皇、摄政王、王子王孙都没有举行招待会，一切都围绕爱因斯坦转。”
而1921年6月13日，霍尔丹爵士把爱因斯坦介绍给英国皇家学院时，正是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英国，住在海尔登爵士家里。一进爵士家，海尔登的女儿看到眼前便是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时，竟激动得昏了过去。
在宣传相对论的访问途中，爱因斯坦是新闻界与公众关注的热点；在平静的居室里，爱因斯坦依然是世人追逐的猎物。
盛名下的苦恼
在举世瞩目的荣誉面前，爱因斯坦没有道理不高兴，可是荣誉带给他更多的是苦恼。
记者们一拨又一拨地揿响了哈贝兰大街5号的门铃。谈话、采访、拍照，没完没了的追问，故作深刻的对话，添油加醋的渲染，还有廉价的吹捧，把爱因斯坦全弄糊涂了，也弄得万分紧张。
爱因斯坦不无感慨地说：“我最凶恶的敌人还是邮递员，我已摆脱不了他的奴役了！”
每天早班邮件一到，围攻就开始了。他会收到成百上千封讨照片、讨亲笔签名的信。许多信封上连地址也没有，只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几个大字。也有一些讨论科学问题的信。有人请他解释空间怎么会弯曲，有人请他证明宇宙怎么能有限，有人请他说明时间怎么能像橡皮筋似地拉长缩短。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小问题，只要教授花费一分钟时间回答。也有请求帮助的信：一个青年学生没有考上大学，请教授在教育部说说情；一个青年发明家的新发明被埋没了，请教授在科学院里讲几句话；一个年轻妇女作为“天文观察者”自荐效力；一家雪茄烟厂厂主告诉他已把自己生产的一种新型雪茄取名为“相对性”……
艾尔莎成了爱因斯坦的收发秘书。她每天得把信件分类，一些她留下不回信，一些自己复信，余下的交给爱因斯坦过目。这项工作占去她整整半天功夫，有时甚至整个晚上。
尽管艾尔莎已筛选过，但信件仍使爱因斯坦伤透脑筋。在1920年，爱因斯坦说：
“我从不擅长说‘不’。但现在，报界文章和信件不断地向我询问、邀请和要求，我每晚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火焚烧。邮递员变成了魔鬼，对我大声呵斥并把成捆的新信件向我头上掷来，就因为我未对过去的信件作出答复。”
后来，为了对付众多的信件，爱因斯坦想出了一个一举多得的办法：请慈善机关代办讨照片和签名的信。谁捐了钱，就拿到爱因斯坦教授签名照片。这样，既满足了名人崇拜者的虚荣心，又帮助了穷人，同时还节省了自己的时间。至于讨论问题和请求帮忙的信，爱因斯坦就自己复信，实在忙不过来，就请艾尔莎和女儿帮忙。
但是，另一种面对面的麻烦则更使爱因斯坦不得安宁：摄影家、画家、雕刻家，各式各样的艺术家都来找他。他们或者是想借爱因斯坦的名气去闯天下，或者想丰富自己的创作目录，或者想在历史上留下艺术家与科学家交往的动人佳话。对于这些人，除了被艾尔莎客气而优雅地挡走了部分外，余下的就只有爱因斯坦教授自己到客厅里来周旋应付了。
全世界都在谈论相对论，谈论爱因斯坦。一个美国富翁出5000美元巨额赏金，征求一篇3000字的介绍相对论的文章。英国的一家报上登出了一幅漫画，把相对论和英国人特别爱好的侦探故事结合起来：
一个大侦探拿着一个大电筒，照出一束强光，光线绕过两个大弯，落在正在撬锁的窃贼身上。漫画的标题是：爱因斯坦，这是小意思！
一位打油诗人描写相对论的尺缩效应：
杰克小伙剑术精，
出刺迅捷如流星。
不料空间一收缩，
长剑变成小铁钉。
更有一位打油诗人，描写超光速粒子（至今仍没有发现）的荒唐行径：
年轻女郎名玛丽，
神行有术赛光子。
有朝一日学“相对”，
今早出门昨夜归。
在这一片喧闹声中，爱因斯坦只有躲避的份儿。可是《泰晤士报》请他写介绍相对论的文章，他感到是义不容辞的。他要借此机会感谢英国同行不辞劳苦地去验证一个敌国科学家的理论。同时，他也要在一片“牛顿被推翻了”的叫喊中，表达自己对牛顿的敬意：
……可是人们不要以为，牛顿的伟大工作能被这一理论或者别的理论所代替。他伟大而明晰的观念，作为自然哲学领域里整个近代概念结构的基础，将永远保持它独特的意义。
附注：贵报上关于我个人的生活和为人的某些报道，完全是出自作者活泼的想像。为了适合读者的口味，这里还有相对论的另一种应用：今天，在德国我被叫做“德国科学家”，在英国我就是“瑞士犹太人”。要是我成了一个讨人厌的倒霉蛋，那么，就要倒过来了。对于德国人来说，我就要成为“瑞士犹太人”，对于英国人来说，我却要变成“德国科学家”了。
追名的“箭”与幽默的“盾”爱因斯坦深知人们在崇敬自己的同时，又是在填补他自身的无知与无聊。那么，面对世人的赞誉和追逐，爱因斯坦是板起面孔，还是飘然欲仙，其乐融融呢？爱因斯坦式的幽默与诙谐又一次地派上了用场。有一次，在一位渴望获得签名的年轻太太的纪念册上，爱因斯坦写下了这样叫人哭笑不得的“诗”：
小牛和山羊在菜园里游戏，
我们两人中有一个和它们同类。
爱开玩笑的爱因斯坦在写下这样的打油诗后，他又后悔了，怕伤人家的感情，好在崇拜者们自有下台阶的妙法，他们觉得这是伟人的幽默，能领略一次伟人的幽默自然也是一种无上的光荣。
除了一些名人崇拜者外，也有一些乌七八糟的团体，派出他们的说客，登上哈柏兰大街五号五楼，来一番花言巧语，骗取爱因斯坦的签名，然后出去招摇撞骗……
在那些年代里，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的“名胜”，许多到柏林上学的大学生，都把瞻仰“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丰采，当作重要的项目来安排。每逢爱因斯坦讲课的日子，大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他走上讲台，先随便讲几句开场白，然后，清一清喉咙，大声地说：
“诸位，以下我们要讨论统一场论发展的近况。为了节省诸位的宝贵时间，对这个专门问题没有特别兴趣的听众，现在可以退场了。”
哗啦啦！看客一下子都走光了。大教室里只剩下十来个真正的听讲者。
有一位女士在过生日时，为自己买了一张爱因斯坦的画像，赶了很远的路来请爱因斯坦给她题词，爱因斯坦就在画像下写了如此的一首短诗：
无论我走到哪里，站在哪里，
我总是看见眼前有一张我的画像。
在写字台上，在墙壁上，
在脖子周围，在黑色的丝带上。
男男女女怀着钦佩的神情，
来索取一个签名留念。
每人在那个被敬重的孩子那里，
得到几个潦草的字儿。
有时我感到无比的幸福，
在那清醒的瞬间，我想：
是你自己已经发疯，
还是别人像蠢牛。
荷州一位农民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他已给儿子取名为阿尔伯特。他想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寄几句话，他想把爱因斯坦的话当作“一件法宝”，在他儿子成长时，来勉励他上进。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回信：
“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那位父亲收到回信后，无比欣喜。他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寄上一张小阿尔伯特的照片，并说他要捡一袋爱达荷土豆送给爱因斯坦以示感谢。后来，爱因斯坦真的收到了一大口袋土豆。
一位著名德国作家曾经为许多名人画过肖像，他准备最终出版一本专集。不久前，他收到一家美国杂志的来电，请他画一张爱因斯坦的肖像。这位作家准备在杂志刊登这幅肖像之后，再把它收入自己的专集。因此，他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足以打动人心的信，询问爱因斯坦是否允许他来画像。他说政治家们总是有求必应的，因为他们需要扬名，但他知道爱因斯坦是不会轻易答应的。他又说即使是查理五世皇帝也还同意让提香来为他画几次像。他还保证说，考虑到两方面的伟大程度不同，爱因斯坦将不必为他捡画笔。而这正是当年查理五世为提香作过的事。
爱因斯坦于1931年11月17日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提香给查理五世皇帝画一幅印在明信片上的、花上十个芬尼就能买到的画像，那么难道你还会去为提香捡起画笔？但他肯定会要求提香不要这样到处宣传他——至少别在他活在世上的时候这样做！……
附言：求求你啊，圣弗罗里安！饶了我的房子！去烧别人的房子吧！
这封信，可以说代表了爱因斯坦对待声名的一般态度。
羞怯的偶像
爱因斯坦夫人有一天写信给爱因斯坦的好友瓦朗坦说：“阿尔伯特 是一个羞怯的人。确实，这很难使人相信，但事情就是如此。如果你对 大家说他谦卑、胆怯，甚至缺乏 ‘正常剂量’的自信力，大家一定会笑 起来。”
这种羞怯表现为他发自内心的对尘世浮华的抗拒，因而他的崇拜者总难以理解爱因斯坦对他们虔诚崇拜的反应竟是如此糟糕。一位柏林最有名气的主妇，有一天想引诱爱因斯坦赴宴，她列出了所邀请参加宴会的著名客人。
爱因斯坦尖刻地问：“如此看来，你是想让我担当宴会的主角了？”
“阿尔伯特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艾尔莎悄声地说。
爱因斯坦的一家之规是一条经济规律，他讨厌数不清的宴会，在这种场合，知识分子互相麻痹。作为少有的例外，他只接受与五六个人共同进餐的邀请。一旦他觉察某个邀请是借口，他就会不留情面地表现出来。
在冬日的一天，他去看望瓦朗坦，发现门厅里挂满了大衣。他自言自语道：“他跟我说是一次私人的便饭啊……”边说边打算悄悄往回走。艾尔莎费了很大劲才在楼梯上抓住他，嘴里还喊着：那里其实只挂着四五件大衣呀！
一般情况下，他妻子的外交安排都要遭到他固执的拒绝。“你为什么让我到那里去呢？我对那些人不感兴趣。”没有任何机会主义的理由，社会地位和惟恐得罪人的考虑便足够了。
他的声望为他自己争取得很大自由，他性格古怪的名声在某种程度上也掩护了他，但如果没有艾尔莎的协助，他可能永远不会使这种拒绝一切让步的作法和不可回避的社会要求协调起来。
艾尔莎凭借直觉对人们弱点的同情甚于她的丈夫，虽然她未亲身经历过。但她知道，害人的虚荣心会使人遭受痛苦，虚假的骄傲对精神的损害就像使人患虚无幻想病一样恶劣。她试图用同情心来软化爱因斯坦的固执，尽管她不会每每成功。
有一位好事的女士，不疲倦地做了很多工作，从事一切有益的活动，她曾以自己的建议纠缠阿尔伯特和艾尔莎很长时间。她是那么不屈不挠，作为一个名人征集人的失望竟也给她带来极大的痛苦。这使艾尔莎受到感动，有一天，艾尔莎冒昧地问爱因斯坦：“我们可以请她参加一场音乐晚会吗？”爱因斯坦耸了耸肩——对他来说，无论是对一大群人，还是一小批人演奏，都没有什么差别。
在那次演奏中，他在音乐中沉浸了几个小时，完全忘记了很多人已经涌进他的房间。他茫然地看着川流不息的拜访者，动听的旋律回荡在他的脑海里，完全压倒了那低声的祝贺。忽然，发现那位不屈不挠的女士，面带迷人的表情站在他面前。“教授先生，我希望你允许我下次能再来。”
爱因斯坦平静地回答：“不。”他声音中没有一点严厉和生硬，只是在说一件事实。他以吃惊的目光盯着这位慌乱、狼狈的女士离开他的房间。
艾尔莎大叫起来：“阿尔伯特，你怎么能这样！”
“可是，她为什么还要再来呢？”他显示出一脸诚心诚意的吃惊表情。他不能理解他惹出来的尴尬局面。“我没有发现她再来的必要性”。
为了说服他，人们必须找出他认为“有必要”的理由。那些不是很了解他的人惊奇地看到，几乎没有一种论证对他会有一点影响。他对一切世俗的考虑都充耳不闻。因而他并不具有那些哄骗人的“名家”所有的那种随俗性格，相反，他倾慕的是那种保持心灵自由的神圣的孤独。
生日的喧嚣
1929年3月14日即将来临。这是爱因斯坦的50大寿，朋友们都在筹划怎样为寿翁祝寿，以消除多年来他在柏林的压抑与苦闷。可是爱因斯坦一想到那种闹哄哄的庆祝活动，心里就发愁。熟朋友还好办，打个招呼，道个歉，他们肯定会理解。最难办的是记者和名人仰慕者，他们无孔不入，又花样百出，叫人不得安宁。他必须寻找一个地方，别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于是他找到了哈韦尔湖乡间一个花匠的朴素农舍。为了免去一切风险，他在生日前几天就来到这里。他什么佣人都没有，自己做饭，只有他最亲近的人才知道通往花匠农舍的道路。这使他很快活，他一点也不管这一天全世界的报纸都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也不管这一天公众正在向他表示敬意！
致敬电从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雪片般飞来，电报的数量之多要用洗衣店的大筐盛送。邮局的营业员规劝他们的顾客：致辞本可以毫不困难地节俭些。大批礼物和成筐的电报一起涌来。这里有奢华的礼品，有异国的珍奇和怪异的物件——既有富豪们的馈赠，也有穷人的奉献。
爱因斯坦家里的人请一些朋友帮助打开那些包裹，只要一个礼品刚从盒子里露出来，艾尔莎立即匆忙去查看另外一个。“无论怎样，我一定要告诉他收到了什么。”她不断重复着这句话。混乱侵犯了他们的住所。
那一天早晨，艾尔莎被电话铃吵醒了。
“你叫我吗，阿尔伯特？多妙啊。”她知道在爱因斯坦住的地方并没有电话。
“有一件重要事。”爱因斯坦说：“在我给我的助手的计算中有一个错误。”他恳请她去看一看，立刻改正那错误。
“但是，我告诉你，阿尔伯特……”艾尔莎打断他，她感到在电话另一边的他已变得不耐烦了。“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妻子终于问道。
他不知道，他忘记他逃避的事情了。当妻子使他重新记起这件事时，他迸出一阵笑声。“对生日太小题大作了。但别忘记我告诉你的事。”他放下电话筒。
下午，艾尔莎来到他的住所时，胳膊上挎满了礼品。他惊奇地看着她，再次忘记了早上的谈话。艾尔莎也惊奇地看着他，他穿着被她早已收藏得最严实的旧衣服。
当艾尔莎告诉他，一个失业的男子省下几个镍币，给这位伟人送了一小盒烟草时，爱因斯坦深受感动。这种无名的挚爱的表示使他非常快乐。第一个收到他致谢回信的就是这个失业工人。
为了答谢所有关心他的朋友，爱因斯坦一时兴起，写了一首诗来表达他的心情：
今天人人都祝我快乐，
用最美好的方式向我道贺。
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
给我寄来真诚的问候。
还给我寄来精美的礼品，
连我这挑剔鬼也觉得称心。
大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
使我这个老人满心欢喜。
他们用曲乐一样的优美声调，
把这一天称颂得无比美妙。
连街头小贩及其好友，
也为我献上小曲多首。
我快乐得好比进了天堂，
像一只雄鹰在长空里翱翔。
现在漫长的一天即将终结，
请让我来向各位问好。
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
太阳都为之兴高采烈。
阿·爱因斯坦
1929年3月14日
然而，准备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庆贺生日的崇拜浪潮却以可怜的闹剧形式结束。柏林市政府想证明它正如庆祝气氛所要求的那样慷慨大方，决定在爱因斯坦生日之际送他一幢郊区别墅。可是市政府的官员们在这件事上非常粗心疏忽。两次送给爱因斯坦的都是市政府无权支配的地皮，造成极为难堪的局面。
艾尔莎气得直发火，可爱因斯坦不恼。好心人办错事，爱因斯坦总是宽容的。他对一再赔礼道歉的市政官员说：
“算了吧，礼物的事作罢算了。我说过好多次了，别送了。你们的一番心意我领受了。”
“不行啊，教授先生！”市政官员说：“不送，左派就会攻击我们向右派屈膝。报纸上已经在说，是市政厅里的纳粹分子存心捣乱，把房产档案搅混，叫市长和教授先生当众出丑。”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爱因斯坦问。
“我们已经查遍地产档案，市政厅手里没有滨河、滨湖的地产。想请教授先生自选一块地皮，由市政厅出钱买下来送给教授先生。”
“买地产给我？那不怕右派攻击你们向左派投降吗？”爱因斯坦笑着说。
“不怕。”市长说，“市议会开会，马上通过这个提案。”
“那我和艾尔莎商量一下。”
艾尔莎在柏林西南边的哈费尔湖畔卡普特村找到一块地皮，并和地皮主人签订了合同，请好了建筑师和工人。可就在这时，一小撮民族主义分子到处造谣中伤，导致议会未能通过决议。市政官员只好通知爱因斯坦，请他原谅，并请他等下一次议会开会再争取。
本来就不想接受这份礼物的爱因斯坦没想到礼物没有得到，反而遭到那些可恶的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和诽谤。爱因斯坦愤怒了，他给柏林市长写了一封短信：
“尊敬的市长先生！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而当局的行动是缓慢的。我感到，要适应您的办法，我的一生也太短促了。我向您的友好愿望致谢，而且此刻我的生日已经过去了，因此我谢绝您的馈赠。”
房子已经动工了，爱因斯坦不得不自己掏钱购地建房。
湖光山色中的茅舍
几个月后，房子造好了。它的地基位置比较高，这座木结构的房子老远能看得见。它那种特别的结构和宽敞的程度远远胜过周围的村舍，它不如说是一座小小乡间庄园，甚至冬天都可以住人。他把它叫做“爱因斯坦茅舍”。爱因斯坦曾经考虑很久，是否该放弃他在柏林的住房而把家永久搬到卡普特来。然而，一些实际上的原因，使得他冬季住在柏林，夏天住在卡普特。
这里远离大路，人迹罕至，很少受到外界干扰。爱因斯坦拒绝为他的小屋装上电话，因而这里也更加宁静。每当他敞开衣怀，手握烟斗，站在二楼落地长窗前眺望时，山下村里错错落落的红屋顶和哈费尔湖上星星点点的白帆隐约可见。在阳光照耀下，湖水染成一片金色。爱因斯坦的视线落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那里是雾蒙蒙的一片。于是，他的思想飞腾了，自由自在，无边无际。
有时，一条羊肠小道把爱因斯坦带到哈费尔湖畔，他则驾起50寿辰时朋友们合起来送给他的小帆船，让小船在水面上轻轻地飘荡。于是喧嚣的人世渐渐地远去，宁静在心头渐渐滋生……
他的科学思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并且这种思维总是表现出一种幻想的性质。爱因斯坦常常一边掌着舵，一边向他的朋友们诉说那梦幻般的思绪。在夏天的气氛里，抽象思维的过程和这位科学家的深邃的感情游动的过程便如此相互渗透了，以致使人们很难体会到他那种自由的存在和专心致志的工作在他的身上是如何得到统一的。
他是这个村子里很受人欢迎的人。村里的人很快熟悉了他那富有表情的脸和长长的灰发。当爱因斯坦从村里或树林里走过的时候，老乡们特别是孩子们便一个一个地向这位穿着朴素的白亚麻衫的新邻居打招呼。他们为他能住在这里而感到荣幸，他们默默地表示了对这位一代伟人的崇敬。
迟来的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去日本途经中国上海的时候，瑞典驻上海领事给他带来了获得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
爱因斯坦一点也不觉得突然，相反，他倒觉得十分有趣。
在这以前几年，早有传闻要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直到1922年11月才正式决定授予他1921年度的物理学奖金，同时，还决定把1922年度的奖金授予玻尔。
1905年的3篇论文，每一篇都应该得一份诺贝尔奖金，还有E＝MC2，也应该得诺贝尔奖金，更不用说广义相对论了。可是，他的科学思想太革命了，受到保守的物理学家的反对。像勒纳德、斯塔克这样的人，甚至口出恶语：如果给相对论的创立者颁发诺贝尔奖金，他们就要退回诺贝尔奖金。现在，评委会找到了一种聪明无比的措词：授予爱因斯坦诺贝尔奖，是因为：
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和物理学方面的其他研究。
这样，对于支持爱因斯坦的人来说，由于一项较小的贡献而得奖，这更说明爱因斯坦的伟大。对于反对爱因斯坦的人来说，也可以自我安慰一番，说相对论是不配得诺贝尔奖的。真是聪明无比！
“哈！哈！哈！”爱因斯坦笑出了声。
直到1923年7月11日，爱因斯坦才去领取1921年度的奖金。
在庄严的授奖仪式上，更确切地说，在筹备这次仪式时，发生了一场外交上的怪事。瑞士大使以其公民是新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家代表自居。事实上，爱因斯坦的确还保留着瑞士国籍。但是，德国大使也以这种身份自居：因为爱因斯坦以普鲁士科学院院士的资格被看作是德国公民。
爱因斯坦获得奖金后，把它全部交给了他的前妻米列娃。
谢绝当总统
1952年，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了。一天晚上，电话铃骤然响起，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
“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你会接受吗？”
“不会。我当不了总统。”爱因斯坦说。
“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
“不，我干不了。”爱因斯坦说。
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秘书杜卡斯去接的。
“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他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之命来向爱因斯坦探询的。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被自己同胞的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我会使他们失望的。”
当然，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这样重大的事情，哪能随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梅塞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对于荣誉和颂扬这种腐蚀灵魂的烈酒，爱因斯坦自有回避的妙法，那就是工作。
3.幽默的哲人
“爱因斯坦教授”
1908年10月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之前两年，已经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每天早晨九点钟准时到达专利局上班，下班后，生炉子，带孩子，做些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琐事。
在大学里的那些人，手里拿着那一卷《物理学纪事》，打听这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何许人物。他们听说他在伯尔尼，就断定他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有听懂，却知道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办公室？”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建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下，开始了他们终生的友谊。
维恩教授的学生劳布也来到了伯尔尼。他的学位论文里用到相对论。教授不同意他的观点，叫他去找相对论的著者请教。碰巧爱因斯坦一个人在家，正跪在地上生炉子。见到来客，爱因斯坦扔下捅火棒，伸出了两只乌黑的手。客人稍稍迟疑了一下，爱因斯坦也没有察觉，两只乌黑的手和两只雪白的手握在了一起。
爱因斯坦用手背擦了一下被煤炭染黑了的额头，笑着说：“你看，我和别人谈辐射，可这倒霉的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编外讲师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要成为大学的教授，先要当一段没有薪水的讲师。爱因斯坦听从克莱纳的建议，向大学当局提出申请，并且把《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单行本送到物理系。不久，就来了答复：“论文无法理解”，“系里不要人。”
第二年，克莱纳再次写信给爱因斯坦，教不通世故的爱因斯坦如何行事。同时，也有更多的权威人物为他鸣不平了。普朗克，权威的《物理学纪事》的编辑委员，给他写了推荐信。暑期，拉登堡来到伯尔尼和爱因斯坦讨论问题。他是“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医生协会”的理事。在访问伯尔尼大学时，他向校方直言不讳地说：
“瑞士教授联合会中竟然没有爱因斯坦，这使我惊奇。”
终于，1908年10月23日，一份印有伯尔尼州徽的公文送到了专利局，通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从本学期起，聘请他担任兼职“编外讲师”。也就是说，他有权在州立伯尔尼大学里选讲自己的课程。至于报酬，则由听课的学生直接付给讲师。
可惜，爱因斯坦所讲的课程“辐射的基本理论”，讨论的是物理学上阴云未散的问题，引不起首都大学生的兴趣。很少有人愿意把钱装到这位新来的讲师先生的口袋里。
这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起勇气去问看门人：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个遍，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
“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5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人。
上课的人数，看门的人还说多了，其实只有4个人：讲师先生，2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指手画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就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懂。克莱纳摆摆手，说：
“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难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因为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不知情的荣誉博士
明可夫斯基的报告“空间和时间”像一面巨大的透镜，把学术界的视线聚到了爱因斯坦身上。
1909年7月的一天，身在伯尔尼专利局的爱因斯坦收到了一个特别的大信封，拆开一看，里面装着一张精美华丽的纸片，纸片上用花体字印了一些在爱因斯坦看来是毫无趣味，且与他无关的东西，那花体法文甚至被他误作拉丁文，因而随手就把它扔进了办公室的废纸篓里。
其实，那纸片正是一张请帖。日内瓦大学邀请爱因斯坦去参加纪念加尔文创建该校350周年的庆典，同时，那上面还宣布爱因斯坦已被日内瓦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校方等了很久，没有爱因斯坦的回音，只得请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学生卢西恩·查文从中游说。当时，卢西恩也住在伯尔尼，他便劝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大学，说这是怎么也推辞不掉的，但他并没有说一定得去的理由。
这样，爱因斯坦在指定的日期来到了日内瓦。同时，在他下榻的那家旅馆的餐厅里遇见了几位苏黎世的教授。他们各自说了自己是以什么资格来参加庆典的。
爱因斯坦站在一边，一言不发。
见此情景，教授们就问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不得不窘迫地承认自己完全不知道是以什么资格来的。可是，教授们是清楚的，并告诉了爱因斯坦的内情。
第二天，人们把爱因斯坦和一批学者拉在一起，坐在引人注目的中心位子。但爱因斯坦随身只带了一顶草帽，穿着一身便服，他觉得自己的这身打份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绣花燕尾服、英国绅士的长袍以及世界各地200多名代表的各式各样的名贵装束混在一起，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一定要坐在一边，可是主持庆典的人是不会听从爱因斯坦的主张的，否则隆重的庆典就要黯然失色了。
庆典活动结束后，爱因斯坦参加了毕生中所经历的最豪华的宴会。他问坐在身边的一位日内瓦显贵：
“你知道如果加尔文至今健在，他来这里会干些什么？”
他说他不知道，并反问爱因斯坦意下如何。
爱因斯坦说：“他肯定会点燃一堆熊熊烈火，把我们这些罪恶的贪吃鬼统统烧死。”
巴西海军上将
1911年初，从奥匈帝国波希米亚省的省会布拉格发来了聘书，请他去当布拉格德国大学的正教授。他接受了。那里的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可以免去一家生计的操劳。更重要的是马赫是那里的第一任校长，开普勒曾经在布拉格附近工作过，这一些都给布拉格增添了一层诱人的浪漫色彩。
他来到布拉格，住的是以前大学学监的房子。爱因斯坦在伯尔尼点的是油灯，在苏黎世改点煤油灯，现在用上了电灯。这是技术的进步，也是爱因斯坦在社会阶梯上的上升。
在布拉格，爱因斯坦依旧我行我素。看他那一头蓬松的黑发和那一双孩子般清澈明亮的大眼睛，看他那心不在焉的梦游人一样的神情，马马虎虎的装束，哪里像个德国的教授呢？倒像从意大利来的流浪艺人。人家嘲笑他的衣装，他自己也嘲笑自己的衣装。
为了参加对皇上效忠的宣誓仪式，每一位皇家大学的教授都要定做一身特别的服装：一套绣金的绿色礼服，一顶三角帽和一把佩剑。小汉斯看到这身衣服可乐坏了。他一定要爸爸穿上这身威风凛凛的衣服，带他上街出出风头。
爱因斯坦拍拍儿子的头说：“孩子，爸爸倒不在乎。可是穿上这身衣服，真怕有人会把我当成巴西来的海军上将呢！”
相对论是……
1921年春，爱因斯坦为帮助魏茨曼，第一次踏上了美国这片自由的新大陆。
爱因斯坦第一次访问纽约时，乘坐一辆汽车，热情的美国人挤到一条主要街道上，前面有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这位是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同时飞机嗡嗡地在天上飞着，沿途洒下鲜花和五颜六色的传单。这种壮观的场面实在有些可怕，艾尔莎也被搞得不知所措。艾尔莎把献给她的巨大花束紧紧地贴在心上，怯怯地问爱因斯坦：“阿尔伯特，你对这一切怎样想？”
“这简直是巴纳姆的马戏场。”说着，他自己也笑起来了。
看了一眼聚集在路上的观众，他又冒出一句话：“无论怎么说，肯定观赏一只大象或一只长颈鹿要比看一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有趣得多。”
记者招待会开始了。美国各大报纸的采访人员，手里拿着速记本，把爱因斯坦围了个水泄不通。第一个问题是：
“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解释一下相对论？”
这个问题是爱因斯坦的老相识了，他走到哪里都会碰到。有时，他说几句笑话，把话题岔开；有时，他一本正经地说：“不能用几句话解释一门科学。”可是，不管怎样回避，这个老问题总会找上头来。今天，这又是热情的美国人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爱因斯坦微笑着回答说：
“从前大家相信，要是宇宙中心一切物质都消失了，那就只留下时间和空间。但是，根据相对论，物质消失了，时间和空间也就一起消失。”
这个绝妙的回答引得哄堂大笑。在一片赞扬声中，爱因斯坦解释说，这不过是说笑话，请诸位不要当真。不过实际上，爱因斯坦正是用这两句话道破了相对论最本质的东西——时间和空间与物质是不可分离的。
第二个问题是：“听说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不是真的这样？”
“不会的！”爱因斯坦回答说：“每一个学物理的人都能懂相对论。”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最后，爱因斯坦把两手往条子裤上一拍，站起来笑着说：
“行了，先生们，我的考试该算通过了吧！”
接下来不可避免的，轮到了艾尔莎。
“爱因斯坦夫人，你懂不懂相对论？”
“唷！”艾尔莎笑着说：“我可不懂。他倒给我讲过几次，我怎么也弄不懂。我的数学知识只够记账。”
这句话把记者们逗乐了。艾尔莎又说：
“没有相对论，我也挺快乐。”……
新大陆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甚至刮到了国会山上，连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也都放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了。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渐高”，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
爱因斯坦对于要求用一两句话说明相对论的人，真有点随缘说法的味道。晚年爱因斯坦住在普林斯顿时，据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地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
“你坐在一个漂亮的姑娘旁边，坐了2个小时，觉得只过了1分钟；如果你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1分钟，却觉得过了2个小时。这就叫相对论。”类似的解释还有很多、很多。
皇后可疑的客人
爱因斯坦与比利时皇后伊丽莎白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爱因斯坦独特的个性则更使他们的友谊蒙上了传奇色彩。
为了保护爱因斯坦，使他避免旅途中的各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艾尔莎总是给丈夫订好每次旅行的头等车厢往返车票，必要时还会替他订好卧铺。她知道，如果她不这样做，给他的钱就会被用来帮助某个穷苦落魄的人。
有一天，爱因斯坦在伦敦，突然决定去布鲁塞尔。他手头有很大一笔钱。可惜，用他的话来说，他大概遇到了很多“需要它”的人，当他去买到布鲁塞尔的车票时，手里的钱除了能买一张三等车厢的车票外，只剩几法郎了。他在布鲁塞尔的街上徘徊了一段时间，想找一处便宜的住所。最后，走到了一个贫民窟。他浑身是灰，头发蓬乱，衣服破皱，除了手中拿着一只小箱子外，什么都没有。
他找到一个店主问：“你有电话吗？”
“电话在酒吧间。”
“你知道怎样接通莱肯吗？——对，是莱肯城堡。”
“王室住所？”那位店主和坐在酒吧里先来的顾客相互交换着吃惊的眼神儿。
通过电话间大开着的门，他们听到这位流浪汉似的毛发粗壮的外地人在找陛下——他们的王后。他是个疯子呢，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最大可能是个疯子，也不排除是危险分子的可能。爱因斯坦走出了电话间，看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就在他打电话的时候，这个新闻已传遍整个地区。两个警察站在门口，在等一辆救护车。
“我肯定看上去太可疑了”——爱因斯坦笑着摇着头，回忆了这段荒诞的经历。他大概在暗中得意，总算有一次没人认出他来。
爱因斯坦这种对名誉、地位、金钱从根本上漠不关心的态度，很难使一般人相信，以至于有些人认为某些说法似乎是被人为的夸大的。但，这却是爱因斯坦的个性。
出名的缘由
1919年，爱因斯坦9岁的儿子爱德华问父亲：
“爸爸，你到底为什么这样出名？”
爱因斯坦笑了。他拿过孩子正在玩的大皮球，半严肃半玩笑地对儿子解释说：
“你看见没有，当瞎眼的甲虫沿着球面爬行的时候，它没有发现它爬过的路径是弯的，而我有幸地发现了这一点。”
爱德华听懂了比喻本身，但他不理解其中的含义。
这其中的含义，只有物理学家中的精英们才体会得到。照他们看来，如果没有爱因斯坦，至今，世界上也断不会出现广义相对论。
心不在焉的教授
爱因斯坦出名后，各式各样的社交宴会最让他为之头痛。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出席的都是名流和名流夫人。人人彬彬有礼，说话温文尔雅，衣着大方得体。从政治学到哲学，从哲学到科学，他们都会谈一点，可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在这种场合，附庸风雅地向先生们微笑致意，向夫人们说两句情趣隽永的俏皮话，都让爱因斯坦头皮发麻。他嗯嗯地随口答应一切应酬，和蔼可亲地面对一切提问，但就是心不在焉。好在名人总能得到社会的宠幸，由此人们亲昵的称他“爱因斯坦教授那种可爱的心不在焉”。
有人指出爱因斯坦曾在鞋店的发票后面写好答辞，跑到庄严的授奖仪式上去掏出来宣读。还有一则故事发生在柏林：一次他在朋友家里吃饭，边吃边和主人讨论问题。忽然间来了灵感，他抄起钢笔，在口袋里找纸，一时找不着，就在主人家的新桌布上写开了公式。
还有一次，爱因斯坦得知他在柏林的同事，心理学专家施图姆普夫教授对与空间有关的感觉和表象感兴趣。本来按照礼仪，新院士应一一拜访老院士，爱因斯坦一直也没有完成这项他永远不会的活动。这下可好，礼仪拜访与感兴趣的话题正好结合起来。于是，爱因斯坦在一天早晨前往拜访施图姆普夫教授。
由于没有预约，主人恰巧不在家。女佣人问他要不要留话。他说不必了，过一会儿再来。独自一人在公园呆了几个钟头后，爱因斯坦再次敲响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的门。
女佣人发窘地告诉爱因斯坦，说主人吃完午饭正在午睡。爱因斯坦一点也不火，他平静地说：
“没关系，我过一会儿再来。”
下午四点钟，爱因斯坦收起手上的计算纸和笔，又去了施图姆普夫教授家。
女佣人打开门，说：“主人起床了。”爱因斯坦微笑着对女佣人说：
“耐心和恒心是会得到酬报的。”
老院士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新院士，十分高兴。不料刚一落座，客人马上谈起了广义相对论中的空间概念，而且是滔滔不绝。可惜，这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对数学一窍不通，客人满口的数学术语，使他堕入了云雾之中。等到爱因斯坦发现主人的困窘，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几分钟，拜访的时间早该结束了。爱因斯坦尴尬地起身告辞，连连道歉。
1933年，爱因斯坦刚到普林斯顿不久，心不在焉的博士忘了回家的住所。一天，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院长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响了。秘书拿起听筒，听到德国口音很重的英语。
“我能不能和院长讲话呀？”
“很抱歉，院长出去了。”秘书回答说。
“那么，也许，嗯……你能告诉我，爱因斯坦博士住在什么地方吧！”
当时有规定，绝对不准干扰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连罗斯福邀请爱因斯坦到白宫去作客，都要事先征得院长同意。因此，秘书很客气地拒绝回答爱因斯坦住在什么地方。这时，电话听筒里的声音变低了，低得几乎听不见。
“请你别对人讲，我就是爱因斯坦博士。我要回家去，可是，忘了家在哪里了”。
在普林斯顿这个小小的大学城里，所有的人都用贪婪的好奇眼光看着爱因斯坦。以至英费尔德回忆说，在和爱因斯坦一起散步的时候，他们总是避开繁华的大街而专拣行人寥落的小街。
有一次，一辆小汽车里的人请散步的爱因斯坦稍等片刻。从汽车里钻出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带着照相机的妇女。由于激动，她的脸都红了：
“教授先生，请允许我给您拍一张照片。”她请求道。
“请吧。”
他安详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继续自己的谈话。
过了几分钟，他就忘记了照相这件事。
有一次，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一道，走进普林斯顿的一家影院看电影《埃米尔·左拉的一生》。他们买了电影票，走进挤满人的前厅才知道，还要等15分钟才开映。爱因斯坦建议走一走。出来时，英费尔德对检票员说：
“我们过几分钟就回来。”
可是爱因斯坦感到不安了。
“我们已经没有票了，您会认出我们吗？”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检票员被逗乐了，就对爱因斯坦说：
“是的，教授，我大概会认出您的。”
看电影的时候，英费尔德想，即使他自己不会看到，那么未来的人们也许总有一天会看到《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一生》的，而关于他的电影像这件事一样，都是历史上的真事。
不修边幅的先知
1932年，爱因斯坦去日内瓦，参加了那里的世界裁军会议，记者贝尔科维奇发表在美国《评论画报》杂志上的通讯稿，对他出现的场面作了详尽的描述：
会议代表得知爱因斯坦莅临时，许多代表和差不多全部记者都跑下和平宫的台阶去欢迎他。
这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场面。一个满头银发的人艰难地登上和平宫宽敞的台阶。
远处数百人恭候着他。不止一次地见过爱因斯坦的记者们也没有表现出他们甚至在见到受过加冕礼的特殊人物时所特有的无礼举止。记者们在离爱因斯坦几步的地方就站住了。
所有的人都望着爱因斯坦，并在他身上看到了宇宙的化身。他具有超人般先知的魅力。
从现存许多照片上，我们都可以看到爱因斯坦独特的先知魅力。对于爱因斯坦的外貌、他的习惯和工作方式的回忆，也足以使我们勾勒他的特性。爱因斯坦在自己阁楼式的工作间里写作、阅读，而更多的时候在思考。偶尔把头垂向右边，把一缕白发绕在手指上。爱因斯坦还不时从放在他面前那三只填满烟草的烟斗中拿出一只叼在嘴里。他的脸色苍白，眼角布满皱纹。
爱因斯坦穿着极其简朴。他身穿咖啡色皮上衣——艾尔莎的旧礼物。天冷时加一件灰色的英国羊毛衫——也是艾尔莎的礼物，并且也是很旧了。爱因斯坦穿一套旧式的黑色西服出席宴会，只有在特殊场合，由于全家人的一致要求，他才穿晚礼服。
爱因斯坦在柏林哈伯兰德大街五号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被艾尔莎安排得井然有序。庄重的家具擦得锃亮，华美的地毯在脚下柔软而有弹性，房间里明窗净几，充满着一种舒适、温暖的味道。然而，在这个体面的、尊贵的有产者气氛的家里，他像一个撞进门来的陌生人、流浪汉。他会光着脚走到客厅里来。他会不穿袜子，光脚塞在那双磨歪了后跟的皮鞋里，坐到招待来客的大餐桌旁。艾尔莎佯装生气，向他提出抗议。他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客人都是熟朋友。在家里的仆人看来，主人越来越长的头发，心不在焉的神情，以及随随便便的衣着，在天鹅绒的大窗帘前，在花篮形的大吊灯下，总显得有些不协调。如熟知爱因斯坦生活的物理学家英费尔德解释说，长发使他免去了经常找理发师的必要性。不穿袜子可以将就175文些，一件皮夹克可以在多年内解决上衣问题，裤子上没有吊带确实就像没有衬衫和睡衣一样可以过得去。鞋子、裤子、衬衣、外衣，少了这些是不行的，有了这些就足够了。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给普林斯顿带来了光荣，普林斯顿人以爱因斯坦为自己的骄傲，同时，从心里对他充满了热爱。大学生编了一支歌，在马路上传唱：
谁数学最棒？
谁爱上微积分？
谁不喝酒，只喝水？
——我们的爱因斯坦老师！
我们的老师饭后不散步，
我们的老师时间最珍贵。
我们要请天上的造物主，
把爱因斯坦老师的头发剪短些！
4.纯朴而善良的心
与平凡人交心
爱因斯坦出名以后，关心他的人多了起来，同时也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此，爱因斯坦并没有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架式，相反，他总是有问必答的。
爱因斯坦在柏林时，收到了维也纳一位妇女的来信，她希望知道爱因斯坦是否就灵魂存在与否以及人死后的个人发展情况形成了自己的见解。爱因斯坦还收到过其它许多与此大同小异的问题。1921年2月5日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下面摘录此信的片断：
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秘主义一向表现在所谓的通神学和唯灵论的猖獗之中，而在我看来，这种倾向只不过是一种软弱和混乱的症状而已。
我们的内心体验是各种感觉印象的再造和综合，因此，脱离**而单独存在的灵魂这种概念，在我看来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
在爱因斯坦档案文件中，有一封拉多州银行家1927年8月5日写给当时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这封信的开头写道：“几个月以前，我曾写信告诉你……”，爱因斯坦当时可能没有回信。这位银行家指出，许多科学家和与他们相似的人已不再把上帝看成是一群天使簇拥着的长着大胡子的慈父般的形象，虽然许多虔诚的人崇拜并尊敬这样一位上帝。一次在一个文艺小组的讨论中，他们谈到了上帝的问题，有些会员决定请一些著名人士提出一些可以公开发表的意见，并说已有2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寄来了回信，他希望爱因斯坦也能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爱因斯坦在来信上用德文写了这样几句话，我们不知道爱因斯坦是否把它邮寄出去了。
我想象不出一个人格化的上帝，他会直接影响每个人的行动；也想象不出上帝会亲自审判那些由他自己创造的人。我想象不出这种上帝，尽管现代科学对机械因果关系提出了一定的怀疑。
一个印度人从新德里给爱因斯坦写来一封絮絮叨叨的长信，向爱因斯坦求援。说他是一位32岁的单身汉，他希望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研究物理学和数学，虽然他承认自己在这些方面低劣。他一贫如洗，即使这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在他年轻时，生活拮据，使他无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虽然他一向对这些学科十分爱好。迫于家境，他不得不以求职谋生，而这与他的内心是格格不入的。好在一年多以前由于一次小口角他被解雇了，所以他现在可以自由地去从事自己真正的使命了。但可悲的是他连维持温饱的收入都没有。他下定决心，不管能否得到帮助，都将继续努力，死而后已。他希望爱因斯坦能够帮他一点忙。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一封篇幅较长的信，这封回信不仅写得彬彬有礼，而且饶有趣味：
来信收悉。你继续研究物理的炽热愿望使我深为感动。但是，我必须指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同胞们辛勤劳动所创造的，我们应该诚实地回报他们的劳动。我们不仅应该从事一些有使自己满意的工作，而且还应该从事公众认为能为他们服务的工作。不然的话，不管一个人的要求多么微不足道，他也只能是一个寄生虫。贵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应当加倍努力工作，因为大家都在为改善经济而努力。
1951年3月2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大学生写信给住在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询问他是否记得出席过那里一座小天文台的落成仪式。她接着就向爱因斯坦求教。长期以来，她一直对天文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并渴望成为一名职业天文学家。但她的两位老师说，天文学家已过剩，并且她在这一领域也不足以有所成就。她承认自己的数学并不出色，她问爱因斯坦，自己是否应该继续学习天文学，还是应该另选她能够从事的学科。
爱因斯坦用英文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如果一个人不必靠从事科学研究来维持生计，那么科学研究才是美妙的工作。一个人用来维持生计的工作应该是他确信自己有能力从事的工作。只有在我们不对其他人负有责任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科学事业中找到乐趣。
一位英国人在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询问一个原先由爱迪生提出的问题：当你躺在床上行将去世的时候，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你依据什么来判断自己的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无论在我弥留之际还是在这以前，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大自然并不是什么工程
师或承包商，而我自己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1931年2月25日，有人给住在柏林的爱因斯坦写来一封信，极其悲观，哀叹他对当代技术奇迹感到幻灭，声称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痛苦和失望，并对人类是否应该继续繁衍深表怀疑。爱因斯坦后来曾明确回信：不赞成这种观点，并且认为人类的生活完全有可能并且有希望变得更有意义。而且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客观和主观条件都已具备。
青年的知音
爱因斯坦鉴于自身年轻时的遭遇，所以对青年充满希望，尤其是那些家境不妙的同学，他总是写信鼓励他们坚持学习，不懈努力，对有困难的学生，爱因斯坦四处奔波，为他们解决困难。
爱因斯坦移居普林斯顿后不久，一份大学一年级学生的杂志《丁克》就向爱因斯坦约稿，他热情洋溢地写道：
“我很高兴能同你们这些快乐的年轻人在一起生活。如果一位老同学能对你们说上几句话，那他要说的就是：千万别把学习视为义务，而应该把学习视为一种值得羡慕的机会，它能使你们了解精神领域中美的解放力量，它不但能使你们自己欢乐无比，而且还能使你们将来为之工作的社会受益匪浅。”
1920年，英费尔德第一次见到了他神往已久的伟人爱因斯坦。当时，他在雅盖隆斯基大学学习，而在第五学年时想到柏林，在普朗克、劳厄和爱因斯坦那儿完成自己的学业。但，他出生在波兰，同时又是犹太人。这在当时的普鲁士官僚机构中遇到非常不友好的接待是常有的事。久久犹豫之后，英费尔德决定向爱因斯坦求援。他鼓足勇气，颤抖着手，给爱因斯坦打了个电话，怯生生地问道：“爱因斯坦教授在家吗？”“在家。”接电话的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说。“我是从波兰来的学物理的大学生。我想见见爱因斯坦教授。教授见我一下行吗？”“那当然喽。你最好现在就来。”这个学生放下电话，那激动的心情是永生难忘的。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对那次会面作了细腻的描述：
我在哈柏兰德大街五号爱因斯坦的公寓门上按了电铃。我又胆怯，又激动。因为即将会见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心里喜出望外。爱因斯坦夫人把我领到一间摆满了沉重的木器家具的等候室里。我说明了来意。她表示抱歉，说我还得等一会儿，因为她丈夫正在和中国教育总长谈话。我等着，由于焦急和激动，脸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终于，爱因斯坦打开了房门。他和中国人道了别，请我进去。爱因斯坦穿着黑色的短上衣，条纹裤子，裤子上掉了一粒重要的扣子。就是那张脸，我在报纸和杂志上已经看过许多次，但没有一张照片能再现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
我把事先细细准备好的一番话忘得一干二净。爱因斯坦对我微笑一下，递给我一支烟。这是我来到柏林以后，第一次有人向我亲切地微笑。我结结巴巴地谈了自己的困难。爱因斯坦注意地听着。
“我倒很乐意替你写介绍信给普鲁士邦教育部，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写过的介绍信太多了。”接着他以自信的口吻低声说：“他们是反犹主义者。”
“那么，该怎么办呢？”
他在房间里踱过去，又踱回来，想了一阵。
“你是学物理的，事情好办一些。我来给普朗克教授写几句。他的推荐比我有力。对，这样办最好。”
他开始寻找写信的纸，纸就在书桌上，在他面前。我不好意思指给他看。最后，他终于找到了纸，写了几行字。他甚至不知道，我对物理学有没有了解，就已经写好了。他只知道一件事——我是纳坦松教授的学生，而纳坦松教授，爱因斯坦是认识的，而且很器重的。
随后，他们谈了许多问题，爱因斯坦谈得很兴奋，而这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对青年寄予厚望与热爱，是伟人爱因斯坦纯朴而善良胸怀使之然的。1922年3月15日，爱因斯坦在给他一样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朋友保尔·埃伦弗斯特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在大自然面前——以及学生面前，一位理论物理学家显得多么寒伧！”
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国际的，与政治没有关系。然而，当看到现实脱离了他的梦想时，他吃了一惊——简直与他预期的形式无任何相似之处。从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起，爱因斯坦就强烈地感到，黄皮肤、黑头发的犹太人，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眼里，不过是贱民，连末等公民都算不上。读大学、找职业，处处都受到歧视。连在大街上行走，也常常会遇到鄙夷的目光，听到从牙齿缝里挤出的咒骂：
“犹太狗杂种！肮脏的猪！”
尽管许多有才干的犹太人，在学术界、艺术界和金融界取得了很高的地位。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又是十分不幸的。同胞的不幸就是自己的不幸。爱因斯坦越来越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犹太民族的一员。
柏林的犹太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犹太人和德国人同化，一派主张犹太人回到自己祖先居住过的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同化派和复国派内又有许多小派系。爱因斯坦对于这些派系之争从来不感兴趣。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主张胜利了。
当时，犹太复国运动在柏林和伦敦的官场里有坚强的后盾。复国运动的领袖都是精明的人。他们把态度不明朗的有威望的犹太人列出名单，一个个登门拜访，进行说服、争取和拉拢。1919年2月的一天，一位说客来到哈柏兰德大街5号。来客先说了一通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如何受歧视、受迫害。爱因斯坦天真地问：
“可是这和犹太复国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犹太人，”来客振振有词地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民族。我们漂泊异乡，无家可归。我们的兄弟遍布欧美各国。但是如果有一天，欧洲、美洲的各国政府都排犹起来，我们怎么办？我们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国家，就能够恢复民族的传统和尊严。在他们排斥我们的时候，好有退路。我们要给犹太人民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
给遭受歧视的同胞带来一种内心的自由和安全感，这个思想打动了爱因斯坦的心。他的谈话活跃起来了。说客看出，爱因斯坦坚定地站在受苦人一边；同时，也看出他对于政治上的权术和计谋是一窍不通的。
经过几次谈话争取之后，爱因斯坦表态了。
“我反对民族主义，但我赞成犹太复国运动。一个人，如果有两条手臂，他还总是叫嚷说没有右臂，还要去找一条，那他就是沙文主义者。但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没有右臂，那他就应当想办法去弥补这条失去的右臂。作为人类的一员，我反对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犹太人，从今天起，我支持犹太复国运动”。
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们，得到爱因斯坦的支持，心里非常高兴。但是他们知道，爱因斯坦并不是要不择手段地去建立犹太国家。他是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事业。对于别的被压迫民族，他也是同情支持的。因此，这些领袖懂得怎样因人制宜。爱因斯坦愿意做的事，尽力争取。他不愿意的事，则不必强求。
1921年春天，犹太复国运动的领袖魏茨曼教授要到美国旅行，动员美国的犹太大老板掏腰包，资助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他邀请爱因斯坦同行。爱因斯坦本不想去美国，但为了带头支持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的计划得以实现，他还是接受了邀请。正如他给索洛文的信中所述：
“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这次去只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在为建立耶路撒冷大学不得不到处乞讨，而我也只好当一个化缘和尚和媒婆去跑跑。”
爱因斯坦不辱使命，帮助魏茨曼圆满完成了任务。他头一次看到犹太群众。他自己也很满意，宣称这次为旅行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1924年，爱因斯坦成了“柏林犹太教全体以色列人大会”的缴纳会费的会员。尽管爱因斯坦没有加入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但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为个人的尊严而斗争的重要形式。
从此，爱因斯坦对犹太人命运的关注则是他善良正直心灵一直牵挂的主要问题。
1930年10月下旬，伦敦犹太人组织了一次晚会，英国文豪肖伯纳与威尔斯应邀出席。爱因斯坦在晚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为“犹太共同体”，爱因斯坦在此对犹太人的过去与未来、希望与痛苦、现实与理想作了广泛的论述，这也是爱因斯坦犹太民族感情的一次充分展露。
“有一种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深留在犹太人传统中，这必将对现在和将来一切民族的美德继续发生作用。在近代，这个传统产生了斯宾诺莎和卡尔·马克思。……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忠于我们的道德传统，这种传统使我们能够不顾那侵袭到我们头上的猛烈的风暴而维持了几千年的生命。在人生的服务中，牺牲成为美德。”
纯朴而善良的心
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每天放学后，总是跑到爱因斯坦家里去玩。妈妈发现后，把孩子骂了一顿，同时赶来向爱因斯坦道歉，说女孩子不懂事，浪费了教授许多宝贵时间。爱因斯坦说：“噢，不用道歉。她带甜饼给我吃，我帮她做算术题。不过，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恐怕比她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
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要求帮忙。爱因斯坦给他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一共给四个逃难来的犹太人写了四封推荐信，去争夺同一个职位。后来，爱因斯坦给人们写的亲笔介绍信太多了，那些犹太难民跑到英国、美国的大学里，沾沾自喜地拿出介绍信，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校长秘书就会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说：“行了，行了，收起你的介绍信吧。每人都有这样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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