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在序言中总结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取得上述成就的五条主要经验：1.统一领导，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科技现代化与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关系，是国防科技事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动员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联合攻关，使我们迅速地突破和掌握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并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物质、技术基矗2.“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努力提高自行研制能力，是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基本方针。”3.“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军民结合，是和平时期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增强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整体效益的正确途径。”4.“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培养和造就一支思想作风过硬、能攻善战的国防科技队伍，是国防科技事业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矗”5.“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加强科学管理，是加速国防科技发展的重要条件。”
从1979年7月起，遵照中央军委决定，聂荣臻主持研究各总部、军兵种、大军区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问题。他多次听取总政主管干部工作的副主任及总政干部部负责人的汇报，找有关于部谈话，征求意见，并向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等及时汇报请示，终于认真贯彻了关于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任人唯贤等项原则，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聂荣臻对军队的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也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或建议。
1978年10月，他在审查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写的《从投手榴弹问题看当前部队的教育训练》的文章后，写信给宋时轮，除了同意训练中不能要求战士投手榴弹越远越好，考核评比不能搞形式主义等意见而外，强调指出：部队今后要特别重视打坦克装甲车、打飞机、打空降兵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三打三防”训练，不能过多地强调投弹、刺杀、步枪射击、“练铁脚板”等传统训练方法。这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战术问题。他多次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对德军、日军对美军作战的教训。当时德军、美军拥有冲锋枪、自动步枪等；而苏军、日军开始只有传统的步枪，根本没有拼刺刀的机会，吃了大亏。因此，他的结论是，人民解放军一定要结合实战需要，从难从严，科学地进行训练。
1980年4月，他在听取总政治部领导人关于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的情况汇报时提出：军队政治工作抓党的建设“抓得对，抓得好。首先把党整顿好，先解决‘头’的问题，躯干和四肢就好办了。红军时期起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战争频繁，对党员的教育抓得很紧，党员受到教育就在行动上表现出来，发挥出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战斗力就强了”。他还要求军队一定要加强思想教育，让无产阶级思想牢牢占领阵地。特别提到了军队高级干部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许多坏的电影、录像不能让子女看。对这个问题，聂荣臻一直很重视，直到1987年4月，在写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信中，还提出，希望高级干部对子女要严加管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少数干部子弟依仗权势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荫升官发财。这些极易引人义愤……群众对这类子弟的义愤是对的。我们一定要秉公处理：提拔不当的，该降就降，该罢就罢；为非作歹的，该关就关，该杀就杀。决不留情”。一位老共产党员、革命家的铮铮铁骨，由此可见！
1982年11月，聂荣臻在听取洪学智汇报军队后勤工作时指出：“现代战争对后勤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没有坚强的后勤保障，要想取得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希望后勤战线的全体同志更加奋发起来，搞好精简整编和后勤自身的现代化建设，为国防现代化做出更大的贡献。”
聂荣臻高瞻远瞩，善于把新时期的特点和历史上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这一系列的深刻论述和实践，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宝贵贡献。
※第七十九章 继续为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呐喊
把后半生献给了科技事业的聂荣臻，在新的历史时期，仍以巨大的热情关怀着科技工作和知识分子。他一有机会就大声疾呼，要造成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新风向，以达到科技兴国的目的。
粉碎了“四人帮”，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是作为“重灾区”的科技界，更是问题成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各科研单位之间矛盾重重，各自为政，很难集中力量，多出成果、多出人才。有感于此，1979年9月25日，聂荣臻向邓小平汇报了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此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托，筹备成立科学协调委员会。10月8日，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的通知，聂荣臻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
12月6日，他在写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我们现在分散主义严重，有些单位单干惯了，总想自成体系，万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复、浪费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结果谁也干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报》写信，说中国为什么在激光雷达方面，研究了13年还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干，谁也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科研部门的领导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应付扯皮的问题。这些是生产力落后的反映。“将来我们生产力发展了，更要集中统一，分工协作，充分发挥生产潜力，绝不允许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几家矛盾，我折衷其间，尽量想法协调……当然文化大革命乱了十几年，现在要马上统起来，是有困难的，但这是个方向，总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信后附了关于卫星、原子能、计算机、计量工作等方面的协调意见。两天后，邓小平批示：“我完全赞成你的意见，会有麻烦，不能顾虑太多，一经决定，坚决贯彻执行，一切请你下决心。”
此后，聂荣臻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折衷其间”的协调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1981年12月10日，他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政要分开的原则，认为协调工作由国务院进行更为有利，因此，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中央于12月19日予以批准。为解决科学研究协调问题，著名科学家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等，在当时写给聂荣臻的信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自建国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中国科学院、产业部门、国防工业系统和国防科委系统、高等学校和地方科技力量等几支专业科技队伍，并大致上分别以基础科学和新技术的探索性研究实验为主，或以解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重大科技问题的应用研究为主。我国‘两弹’问世和卫星上天的重大成就，就是基础和新技术研究同重大国防尖端项目研制相结合，军用科研同民用科研相结合的结果，是在中央和国务院统一领导下，以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以及全国有关方面分工合作，经过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实践证明，上述几支队伍，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历史已经证明，将来还会证明，聂荣臻关于集中力量，大力协同，突破科学技术难关的思想是可贵的。
1981年4月，聂荣臻在看了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关于充分发挥中青年科技干部作用的报告》后，写信给该局，认为报告写得很好。他在信中说：建国以后培养的中年科技干部已经成为科技战线的主力，“四化”建设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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