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聂荣臻就晋察冀创建一年来的斗争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详劲系统的报告。毛泽东看后认为很有意义，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补充后的报告共10万余字。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到补充报告后，复信聂荣臻：“荣臻同志：你著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②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同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八路军前方总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等单位，说“这本书对外对内意义甚大”。毛泽东用他那流畅有力的笔触将书名定为《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并在序言中指出：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谓予不信，视此小册。
②王主任：即王稼祥，当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朱德和王稼祥也写了序言。朱德写道：晋察冀边区的创造、巩固与发展，对于我国的抗战，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首先它给全国军民以坚持敌后抗战之信心与模范的榜样；同时它给日寇以无穷的打击与深痛的隐忧；再有，它给汉奸伪组织予以无情的扑灭与摧毁，使丧心病狂之败类不无顾忌，使敌后伪政权难以组成，及无法巩固其统治；还有，它也给全世界先进人士以正确的启示，在国际人士面前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因而增强了我国之外援。凡此种种，它起着在今天配合全国军民之英勇战斗，去停止敌之进攻；在将来配合全国主力之出击，成为反攻敌人之最前线的有力阵地之伟大作用。
从毛泽东和朱德的序言中不难看出，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对聂荣臻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但是，聂荣臻的头脑十分清醒，他认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的这些话，并不等于说边区的工作就没有缺点了，已经尽善尽美了，相反，还必须加强一系列的工作，才能使晋察冀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经得起更为残酷的考验。
由聂荣臻署名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 1939年5月在延安、重庆两地公开发行，成为第一本系统介绍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的专著。
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
晋察冀被誉为抗日模范根据地不是偶然的。从聂荣臻率领3000人的武装留在五台山起，中共中央就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的行动，看他们在华北日军的腹心地区究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坚持下去。如果能够坚持下去，那就证明八路军其他部队也能够这样做。这就可以使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构想成为现实。如关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不断壮大革命群众和人民军队的力量，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抗战胜利后的革命斗争奠定基矗实践证明，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晋察冀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在敌后站住了脚，而且全面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中共中央有关抗日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发动了群众，使八路军的军事斗争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不断发展壮大，使日本侵略军深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晋察冀边区在彭真、聂荣臻、宋劭文等人的领导下，从一开始就很重视根据地的全面建设。除大力加强主力军、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外，还特别重视党的建设。聂荣臻和彭真都认为，要建设好根据地，首先必须要加强党的各级领导。这是根据地得以巩固扩大的根本保证。在1938年4月中共晋察冀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聂荣臻要求无论是地方党组织还是部队党组织，都要真正起战斗堡垒作用，领导和教育群众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斗争。此后，中共晋察冀分局对下属各级组织，主要是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基础好的党组织，着重加强教育，提高党员觉悟。党员数量少的地区和单位，大力吸收抗日活动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在北方分局领导下，除了成立党校，还大量举办了各级党组织的训练班，轮训党的干部。在党员觉悟普遍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把表现不好或不起作用的党员清除出党。这就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提高了党的质量，使党的领导和核心作用大为增强。平、津两市中共党的工作，抗战开始后一度比较沉寂。
1942年晋察冀分局成立了城市工作委员会，由刘仁任书记。随后党的工作逐步恢复，从秘密宣传、提高人民抗日觉悟，到提供情报、输送知识分子及各类人才、购买紧缺物资等多方面，有力地配合了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加强党组织建设的工作，主要是由北方分局书记彭真领导的。但聂荣臻在这方面也尽了心力。到1941年1月，彭真奉命去延安，由聂荣臻任北方分局代理书记。1942年7月1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和贯彻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全面开展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的文章，并在军区和分局、北岳区党委机关党员大会上，做了关于加强党性锻炼的长篇报告。
7月4日，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指出：“你七月一日的文章已全部收齐看到，即付解放日报发表。此文号召整风学习，纠正整风中的偏向，并指出边区学习的特点，对整风开展有很大作用。但有一点请你注意者，不要把三风分为某些是下级多些，某些是上级多些。”此次整风“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聂荣臻抓紧了对中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使党风有了好转，这对加强党的领导，克服1942年面临的严重困难及以后的斗争起了良好作用。
为了建立既是抗日又是民主的根据地，边区广泛地开展了民主政治运动，进行区、村政权民主选举，逐步加强和改造了基层政权。聂荣臻经常与宋劭文等研究，确定改造原来的旧政权首先要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后，用各种办法检举基层政权中的不良分子，把压迫人民或不为人民办事的人都清除出去，然后选举能代表基本群众利益的人出来掌握政权。各地还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改革了政权机构。代表由村民大会选举产生。农民群众文盲多，投票选举颇为不便，他们就创造了在当时是极为民主的“豆驯办法。就是候选人每人背后放一只碗，选民想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放颗豆子，最后以豆子的多少来确定选举结果。每当聂荣臻与别人谈起这些时，总是极为兴奋，直到晚年他对此还津津乐道。这样选出的代表或干部，大多能真正做到为人民谋利益，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是晋察冀人民祖祖辈辈从未有过的，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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