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些已经都是历史的陈迹，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已经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门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问题澄清了，但是林彪、“四人帮”长期以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是很难一下消失的。
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为什么要如此大张旗鼓地狠整所谓的“华北山头主义”呢？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北京军区的地理位置重要，是首都的所在地，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就首先要把北京军区的军权夺到手，才能够放心。
事实上，我自从不兼华北军区的职务以后，从来不过问军区的工作。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这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始终是这样做的。北京军区机关华北的干部（包括某些领导干部）多一些，这是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我想，其他军区的干部状况也大体如此。问题不在于哪个地区的干部多少，而要看他们是不是真在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我相信，北京军区所有原华北地区的干部是能够识大体顾大局的。我希望，北京军区的所有干部，不论是原来的还是后来的，都不应该有宗派主义，要特别注意团结好；在党中央和军区党委的领导下，要搞五湖四海，把北京军区建设好；用实际行动来肃清林彪、“四人帮”长期散布的流毒，来回击林彪、“四人帮”一伙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诬蔑。
§所谓“二月逆流”
关于“二月逆流”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
很明显，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又一起大冤案。
这一事件的主要标志就是所谓“两个大闹”，一个是“大闹怀仁堂”，一个是“大闹京西宾馆”。当然，这两个所谓“大闹”，只不过是这场矛盾的爆发点而已，在这以前还有个酝酿过程。当时我们这些人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做法认为是错误的，如红卫兵搞大串联，把正常的社会秩序搞乱了；到处号召人们“造反”，工厂、农村的生产日益下降，甚至停顿；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都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林彪、“四人帮”对老干部一个一个都要打倒，这些老干部是与我们共同战斗过来的，互相了解，诬蔑他们是叛徒特务，我们是绝不能同意的。后来，林彪、“四人帮”又把“文化大革命”的火引向了军队，企图把军队也搞乱。对红卫兵小将，先是利用他们把水搅混，又反过来整他们，定为反革命，不少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的挑动下，全国各地武斗频繁，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祖国处于危难之中。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面对这些问题，不可能不深思、焦虑，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开始，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各方面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在这个会上，老同志们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在二月十六日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怀仁堂碰头会的会场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周恩来同志主持会议，当然每次都坐在会议桌的头上。我们几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同志和我等，经常很自然地坐在桌子的这一边。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所谓“文革派”成员也自然地凑到一起，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真可以说是“两军对垒，阵线分明”。
早在二月十六日前几天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同志对坐在对面的陈伯达等一伙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工厂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同志也激动地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李富春同志因为协助周总理抓生产等日常工作，经常找一些副总理研究情况，康生当面诬蔑他是“反党俱乐部主任”。
富春同志说，我再不抓，对周总理的压力更大，你们既然这么讲，那就组织专案审查吧！我在会上也对他们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都是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二月十六日下午，思来同志再次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议，原定计划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
当谭震林同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要他们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同志时，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谭震林同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呢！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谭震林同志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陈毅同志接着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这些话很明显是影射林彪的，刺到了他们最痛的地方。余秋里同志也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同志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恩来同志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碰头会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当天把老同志们的发言和会议情况整理了一个记录，上送告状。
两个月以后的四月份，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大家非常气愤，有的同志拍了桌子。这就是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
从那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志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和操纵各种群众组织，对老同志们每天都在打倒、炮轰、纠缠，使你无法进行正常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发挥作用。这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插曲。有一次康生在会上讲到“二月逆流”时说，“二月逆流”打急先锋的，现在讲是谭震林，实际上不是谭震林，是叶剑英。叶剑英讲“不教而诛”，直接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叶剑英同志听了感到奇怪，他对我讲，我没有讲过“不教而诛”呀。我说，“不教而诛”是我讲的嘛，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去了。以后我向中央写信，作了澄清。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
林彪、“四人帮”一伙看到有些老同志虽然靠边站，不管事了，但仍然打而不倒，轰而未垮，而且还有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保他们，很不甘心。更重要的是，尽管他们在毛泽东同志面前不断告状，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而毛泽东同志就是不说这些老同志可以打倒。这样，林彪、“四人帮”一伙就认为老同志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所以，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们串通起来，有计划地对老同志们发动了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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