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除了平型关战斗以外，我同他接触不多。延安整风时，贺龙同志的爱人薛明同志曾揭发：叶群政治上可疑，可能是国民党特务。但是在林彪的包庇下，以后没有再审查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叶群为林彪出谋划策，出了许多坏点子。这也是促成林彪野心膨胀的原因之一。
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林彪出于本位主义，一再违抗毛泽东同志迅速进关的命令。毛泽东同志对第四野战军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实际上是批评林彪），可林彪又故伎重演，迫使罗荣桓同志作了检讨。
罗荣桓是位很讲原则的同志，经常对林彪的错误有所抵制，林彪就对他非常不满。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甚至向我提出不要罗荣桓同志当政委，要我去当第四野战军政委。这显然是非常错误的，我当即坚决拒绝。
总起来说，我对他的错误作过一些斗争，但在当时，我所抱的态度是，除了原则分歧以外，为了党的事业，作为同事，应该支持他的工作。
全国解放后，多次听说他对自己的健康疑神疑鬼，长期小病大养，我是有看法的。但“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他被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八月以后，他主持军委常务工作，对他总是往好处想得比较多。
林彪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暴露出来了。
我们一些老同志同林彪之间，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上，都是有原则分歧的。但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对他被指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一是看到毛泽东同志虽然经常批评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们也就往好处想，认为林彪比较年轻，经过毛泽东同志的教育，可能已经认识、改正了错误。既然如此，我们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帐，也就不好了。二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泽东同志之后的第一名，这就事实上确认了他的“接班人”地位。这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如果再说三道四就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了。
但实际上，林彪的极端个人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相反，借“文化大革命”的机会，他的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起来，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后来竟图谋杀害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同“四人帮”勾结起来，干出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下面我只谈几件同我自己有关的事情。
§所谓“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林彪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林彪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四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林彪是早有预谋的。
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一万多人参加的大会。林彪在会上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这些当然都是无稽之谈。林彪还造谣说傅崇碧同志带着几辆满载全副武装的汽车冲进“中央文革”驻地去抓人。他们还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一次“新反扑”。
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三口人。
三月二十四日的大会我没有参加，因为三月八日我的心脏病突然发作，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搞了六十多个小时才恢复正常。当时我住在西山，他们打了三次电话，让我去参加大会。我说，身体实在不行，只能请假。会议情况是叶剑英同志回来后告诉我的。会上，林彪一伙作了精心安排。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都是政治局委员，但统统不准在主席台上就坐，一律坐在台下。别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的成员却坐在台上。很显然，意思就是台下这些同志有问题，是属于可以冲击的对象。
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又说了一通晋察冀只是解放军的一部分，意思是说杨成武在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林彪讲话以后，康生接着讲话说：“我相信杨成武的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他们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就是要挖出晋察冀的“黑后台”。那我当然是首当其冲了。
在林彪、“四人帮”等一伙的煽动下，社会上掀起一股要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这些老同志统统打倒的邪风。
林彪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当我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感到问题是严重的。果然，从四月一日起，应该发给我的一些文件、电报停发了。这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我对秘书说：“不管他，文件他们爱发不发。‘杨余傅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还弄不清楚，我也不知道谁是‘黑后台’！”四月六日，我给叶群打电话问：“你们说的黑后台究竟指的是谁？”叶群在电话里说：“并没有点名嘛。”她没有说黑后台就是指我，但也没说我不是黑后台。当时社会上“炮轰聂荣臻”轰得很厉害。叶群的意思是，反正外面在轰，让人家轰嘛，轰倒谁就是谁。
四月七日，我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对杨成武同志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情况。信上我还要求同毛泽东同志面谈一次。四月十日，周恩来同志着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的信上批了十六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听了这个批语，我已经明白，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不久以后，毛泽东同志又当面对我说，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四月十六日，我到林彪那里去了一趟，我问林彪：“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勉强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我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笑，这也竟然成为被打倒的理由，说明他们一手策划的“杨余傅事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林彪搞的。一九七四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一九七九年三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
联系到“杨余傅事件”，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一次又一次地掀起反对和批判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使许许多多的干部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它的流毒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尤其对党内团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从林彪开始整杨成武的所谓“晋察冀山头主义”，到一九七一年初，江青在中央召开的华北会议上大整郑维山同志，说什么“华北山头主义有历史性”，“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着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还诬蔑我“从一九三七年就搞山头主义”，是“华北山头”的“黑后台”。“九一三”事件以前，“四人帮”说“华北山头”是反对林彪的；“九一三”之后，一夜之间，忽然又说“华北山头”是紧跟林彪的，北京军区是“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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