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用科研方面，这几年除了密切配合军工攻关以外，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科研成果，也配合工业部门研制出许多高精尖设备。如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能精确授时的氨分子钟、一万二千五百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三十万瓩双水内冷发电机，还有各种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新冶炼技术、矿产资源的调查和综合利用等项目。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已经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象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万吨级远洋轮、大型煤矿、大型水电站、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工厂矿山及其成套设备。
农业方面完成了全国耕地土壤普查，改良土壤和各种合理施肥的试验，病虫害的防治，改良品种和增产试验，治沙、治碱措施试验等许多科研项目。对黄河、长江、黄淮海平原等特定地域的开发，制定了治理规划，进行了资源调查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学、射电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水平比较先进的成果，比如生物学方面，一九六五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大批军用和民用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各行各业支援科研攻关的结果。但这些经验，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今天条件变了，当然只能采用那些现在仍然适用的经验，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决不能死搬硬套、墨守成规。
回顾那十年的科研工作，我们也有若干较大的失误和缺点：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高指标；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而不断出现的分散主义现象；在强调群众运动的时候，有时违背科研工作的规律；科研体制因长期争论不休影响体制的稳定；知识分子政策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等等。这些失误和缺点都影响了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从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对科研工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破坏，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时间，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更有甚者，林彪、“四人帮”为了他们的阴谋需要，竟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早于一九六八年春天，我们就完成了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制造借口，硬是推迟到一九七〇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为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铺平了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衷心祝愿广大科学工作者，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为祖国四化建设的美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第二十五章 关于林彪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我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妄图谋害毛泽东同志，阴谋败露，驾机叛国，折戟沉沙，葬身在温都尔汗。
知道事件真相的同志，大多在想，象林彪这样一个“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又是从大革命时期就来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怎么会走上这条罪恶之路呢？这确实是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认清林彪的本质，也必须联系他过去的历史，还他以历史的真实面目，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而在当时，不仅绝大部分青年人和中年人不清楚林彪的历史真相，即便是参加过红军的老同志，知道林彪真实历史的也为数不多。有鉴于此，林彪事件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确定，从九月二十六日起，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老同志座谈会。先后参加会议的有：李富春（主持会议）、陈毅、徐向前、邓颖超、蔡畅、王震、张鼎丞、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十多位老同志。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系统地揭露了林彪历史上的种种问题，分析了他的丑恶本质。我和林彪几经共事，就所知道的情况，在会上也作了几次发言。这次老同志座谈会，对帮助人们认清林彪的本质，起了良好的作用。
§战争年代林彪的问题
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当时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我同他没有多少接触，印象不深。林彪到叶挺独立团不久，就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随朱德、陈毅同志率领的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并先后担任过连长、营长、团长，直至红四军军长。
据朱德、陈毅、肖克、曾山、邓子恢等老同志谈，这一时期林彪就有许多严重错误。他独断专行，排挤同级政工干部，当连长时看不起营长，当营长时又反对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转战到湘南大余，他动摇离队，只是由于不认识路，才不得不折回部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环境困难时，他多次要求离开主力去打游击，甚至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一九三〇年一月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就是为批驳林彪的悲观动摇而写给林彪的一封复信。在作战时，林彪又经常不顾大局，不服从命令，擅自行动，置别人的安危于不顾。他当团长时的团党代表何挺颖同志，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负伤后，林彪扔下他不管而牺牲的。
在战争年代，我同林彪先后共事三次：第一次是红军时期，前后达四年之久；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只有约两个月的时间；第三次是进行平津战役的时候，也只有两个来月。
三次共事合起来虽然不到五年的时间，但却也贯串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严酷的斗争考验，使我初步认识了林彪其人。
我对林彪是有个认识过程的。开始接触，我觉得他比较年青，世故不多，但不久就发现林彪有非常浓厚的个人主义。他不认为红军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指导和红军广大指战员流血牺牲的结果，往往夸大自己的作用，把荣誉都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我刚到一军团，就发现他口袋里经常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些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同志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他那种沾沾自喜的样子，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
此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年半多的征战中，我一方面看到他打仗还行，有时候有股子猛劲，有时候对战术问题也肯动脑筋。另一方面，也发现了他品质上有重大毛病，前面我在回忆录中已经说过了，如在漳浦筹款时违反政策，发表《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搞政治投机。这些都引起了我对他政治品质的警惕。但林彪当时才二十七岁，性格基本上是内向的，平时不大讲话，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很困难；又是处在第五次反“围剿”环境特别困难的时期，党内领导层的斗争情况也很复杂。团结对敌，度过难关，这是大局。所以我没有再从坏处去想他，也没有同他交换意见。
在艰险异常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中，林彪政治品质上严重的个人主义，自以为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目无组织纪律，在大是大非面前投机动摇等问题进一步暴露，我不得不同他进行了必要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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