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建立系统的干部培养制度。提出要着重加强对青年科研人员的培养，要订出科研业务和外文的学习提高计划，并通过论文、工作报告、业务鉴定、考试等定期考核，对成就突出的科学家和优秀青年，要重点支持和重点培养。
八、加强协作，发展交流。这节强调科研部门、生产单位、高等院校要紧密协作，正确处理保密与交流的关系，不要互相封锁，以促进国家整个科研工作的进步。
九、勤俭办科学。提出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科研机构要力求减少行政和政治工作人员，增加科研人员的比重。
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节指出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在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鼓励自由探讨和辩论，不戴帽子，不贴标签，不用多数压服少数，允许批评、反批评和保留意见，指出“双百方针”是党发展科学文化的根本政策，是科学工作的群众路线。
十一、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这节主要讲知识分子初步“红”的标准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专不红不对，只红不专也不对，红与专必须统一。这一节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拟定的，使人们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有所澄清。今天，知识分子已经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就不要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口号了。
十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节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深入到科研工作中，针对知识分子的特点，用座谈讨论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做好政治工作。并强调要做好生活服务工作，使之成为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
十三、大兴调查研究。这一节要求科研机构的党政领导干部要坚持学习和调查研究，使自己由外行逐步变为内行。
十四、健全领导制度。这一节规定，研究所由党委全面领导，贯彻技术责任制，学术工作由行政和学术领导组织（主要是指科学家）作出决定，党的室、组一级基层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要尊重非党科学家的意见。
这十四条里面，最主要的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准和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这三条。对这三条，大家进行了反复地研究，认为这是十四条里面的核心问题。”
我们经常发现科研部门过去的工作很乱，又搞这个，又搞那个，没有一个中心目标。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对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不明确。对此，“科学十四条”规定，出成果、出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才是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今天，我看这种提法仍然是正确的。
科学研究部门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天地，不将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然不行。对科技人员的要求，过去提又红又专，究竟什么叫“红”，没有标准，许多知识分子反映可望而不可及，使他们总是觉得抬不起头来，实际上是在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我们一些领导干部老盯着人家，甚至要求知识分子按他的标准，思想先改造好再搞科研工作。他们不懂得世界观的改造是一项长期任务，这种要求本身就不科学。因此我们在“科学十四条”中就明确了“红”的标准，一条叫拥护共产党，一条叫拥护社会主义，用自己的专业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两条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精神提出来的。做到了这两条，这个人就算初步“红”了。这就鼓舞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再一个就是党的领导问题。科研系统的有些党员同志，总觉得自己比知识分子高一等，至少不能让知识分子翘尾巴。所以一切由我说了算，瞎指挥盛行，不适当地干预了科研工作。因此“科学十四条”规定，只有所一级的党委才有领导权，基层党组织只起保证作用，党员个人的见解，不代表党。
“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人拚命地攻击“科学十四条”，主要的也是攻击这三条。周恩来同志强调说，“科学十四条”是“红线”；“红线”在科研战线占主导地位。批驳了他们的谬论。
“科学十四条”制定以后，我们自然十分关心它在科学家中的反映和在科研工作中的作用。为此，在“科学十四条”下发以后，接着就展开了调查试点工作，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科学家的意见。首先，广大科研人员无论党内党外，老年青年，无不反映强烈，表示欢迎，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批评意见。老、中年科学工作者说：“这个文件太好了，内容非常重要，提得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真是反映了我们要说的话。”
青年科学工作者们说：“三年来实际工作做了不少，就是只有‘边干’，没有‘边学’。基础知识没有相应提高，甚至大学里学的一些老底子也快忘了。”他们说：“再不加强基本训练，就很难提高水平。不提倡‘三敢三严’相结合的作风，很难出合乎质量要求的成果。”他们还说：“文件中关于红专问题的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了。过去只是看你社会活动参加多少，不看工作表现，随大流，开开会，唱歌跳舞，都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真正要在业务上作出成绩，不下苦功是不行的。”
回忆起那一段工作，还应该提到的就是“科学十四条”公布半年以后的广州“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那是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六日由我主持召开的。到会的有各专业、各学科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三百一十人。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当时在广州，他们也到了会。三月二日，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陈毅同志讲了国内外形势和科学工作问题。会议开头和结束的时候，我也讲了话。
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贯彻以后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数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仍然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他们说，一提起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的，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到有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解决。我先请示了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过去在国务院开会，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有争论。我说：“革命这么久了，大学为我们培养的都是知识分子，难道都是为资产阶级培养的？这不能理解嘛！”我记得当时的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同志，就很同意我的意见，她很激动地说；“办那么多学校，都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干什么！那是不合乎逻辑的。”
所以我感到这次会议应该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把会议的要点改为两个：一是进一步搞出新的科学规划；二是进一步深入贯彻“科学十四条”，突出地调整一下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解决得很好。周恩来同志在三月二日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他说，一方面，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大多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的确曾经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老根；新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此，知识分子要警惕自己，要继续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有了很大进步，就是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也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
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能把他们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看待。当然，知识分子中还有极少数的人，至今仍然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怀疑或不同意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他们服从国家的要求，从事正常的劳动，我们就应该团结他们，给予合适的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贡献。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艰苦的过程，往往要经过自己的科学实践，经过带有一些自己特点的道路；因此，要善于团结他们，争取他们，帮助他们，对他们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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