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方面，经中央批准，我们责成国家科委、一机部负责抓总，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会战，也一步步突破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光学精密机械方面的问题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所长王大珩同志领导下，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杭州浙江大学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攻关过程中，我们在解决设备和材料问题时，在金属材料规格上，经常碰到几个“特”字号的问题，如特大、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材料，成为我们搞“两弹”和其它科研工作的卡壳问题之一。刘少奇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为了解决这几个特字号的问题，我们提出建议后，一九六一年五月，中央向一机部下达了研制各种大吨位的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等九大设备的指示。九大设备原计划一九六八年完成，到一九六七年检查，大约完成了总工作量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关键是卡在大电机、大电炉等配套电器设备上。由于十年内乱，九大设备的研制，许多项目拖延下来了。
在攻关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员之一的张爱萍同志很快向国防科研系统传达了中央的这一重要决定，使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听取汇报，使“两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
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五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张劲夫同志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专门负责组织科学院各部门更密切地配合国防尖端武器的攻关。
我们还组织二机部和七机部对口协作，以解决“两弹”互相有关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原子弹、氢弹。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次试验是由张爱萍同志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当时集中了几百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几千名勤务保障人员，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克服了许多困难，反复演练，完成了极其复杂的试验准备工作。试验当天，我同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张爱萍同志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前方传来的情况，我们把“零时”（即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确定为当天十五时。
当“零时”到来，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二届人大常委第一百二十七次会议，听取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汇报，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列席了会议。当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我第一次到基地现场主持核试验，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进行真刀真枪的发射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核导弹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导弹，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很高。再说，为了使我国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
经过反复研究，进行了各种细致的论证和检验，报经恩来同志和中央批准后，决定进行这次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我先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在发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详细地听了专家们的汇报，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时发射成功。发射后，我又赶到原子弹试验基地，观看了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和核爆炸后的情况和结果。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
我第三次主持试验，是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四日的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按原定计划，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十年的工夫，而我们只用了三年的时间，比他们缩短了七年。
通过几次到现场组织试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制造和试验“两弹”，技术上极其复杂，所有工业部门都承担了多少不等的任务，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失败，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党中央对尖端攻关的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物资上优先供应。中央还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有关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在财政上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每年仍拨出一笔专款，用于新材料的研究。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也不断增加，保证了攻关的顺利进行。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科学十四条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由于政策上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毛泽东同志后来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且要求各条战线总结出几条方针、政策性的条条来。
中央于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发出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此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纷纷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以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就是“科学十四条”。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九日，中央批转了我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这个文件，以后就被大家简称为“科学十四条”。它是根据中央指示，于一九六一年六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的，目的在于总结科学研究领域中一些成功的经验，和纠正大跃进以来实际工作中一些政策方面的错误。在那以后，工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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