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月以后的国际形势，使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对周恩来同志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些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
周恩来同志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找当时苏联驻中国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希望苏联在尖端武器的研究制造方面，对我国给予技术援助。他听后热心地说：“我本人同意，待请示我国政府以后再予答复。”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日，我们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苏联政府对中国的要求表示支持，他受权宣布，同意中国派代表团去苏联谈判。我随即将这个消息报告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
一九五七年九月，经党中央批准后，我与陈赓、宋任穷等同志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进行了认真谈判。历时三十五天，于十月十五日双方达成协议，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的协定（以下简称“十月十五日协定”），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谈判任务。
“十月十五日协定”签订以后，一九五七、一九五八这两年执行得比较顺利。虽然苏联只是向我们提供了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它军事装备的实物样品，交付了相应的技术资料，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不过，众所周知，这种援助并没有维持多久。由于我们党坚决拒绝了赫鲁晓夫提出的侵犯我国主权，企图控制中国的要求，同时，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步公开化了，苏联在执行“十月十五日协定”上也随之越来越后退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三日，赫鲁晓夫到我国访问，要我们答复不久前苏方提出的“关于建立联合舰队与长波电台的建议”，妄图控制我国，当即遭到我们的严正拒绝。一九五九年三月西藏达赖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这使中印关系顿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集团，不顾我方提供的事实和提出的劝告，授权塔斯社于九月九日公开发表“关于中印边界事件的声明”，有意偏袒印度，把中苏分歧公诸于世。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试验核武器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苏联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从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单方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
一九五九年九、十月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参加我国国庆招待会时的讲话，都影射攻击我们是什么“好斗的公鸡”。这一系列行为，预示着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我们预感到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片面撕毁所有协议的可能性已经为期不远了。
一九六〇年一月，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我在会上专门向中央汇报了中苏科技合作方面的一些情况。那时候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断绝援助的迹象已经更加明显了，米格21飞机和导弹的技术资料都卡住不给了。我在会上说，看来靠苏联援助肯定靠不住了，苏联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加以对我们不放心，所以在国防尖端技术上，对我们加紧限制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明显了。我们已经摸清了他们的基本意图，是在新武器装备的科学研究上使我们与他保持相当的距离，只同意我们仿制苏联即将停产甚至已经停产了的装备，他们正在生产或正在研制的新装备，是不会向我国提供的。对我国研究、设计、试验工作的援助，也局限在规定的几种仿制型号上。总之，他们想长期使我国处于仿制阶段，处于依附地位，永远落后他两三步。
在具体做法上，一般生产技术资料可以供应，关键性的生产技术资料、研究设计和理论计算资料以及原材料生产技术资料，则拒绝供应；通用设备可以供应，专用和非标准设备、精密测试仪器，则拖延或拒绝；一般原材料可以给一点，越是特种的原材料越卡得紧。苏联来华专家方面，搞仿制的工艺专家还可以来一些，设计专家难请，科学研究专家干脆拒绝。一方面苏联业务部门为了学术上不丢脸，要派较好的专家来，一方面对他们的工作，苏联大使馆和国内又严加限制。来华专家大多积极热情，帮助我们掌握技术，消化资料，进行仿制等，做了大量工作，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中苏关系紧张以后，有的专家仍然表现很好，热心地从事他份内的工作。因此，当时我们建议，对苏联专家还是要热情对待，认真地向他们学习。
中苏合作中另一个变化是苏联向我们要的东西多了。一九五九年苏方向中方要的资料为前五年总和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以上。而且过去要的多是些中医、中药、种子、农业、手工业等我国的传统技术，一九五九年起，要的绝大多数是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我国的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我建议，我们要严密注意这种动向，做好充分准备。会议过程中，中央领导同志都同意我的看法。
到一九六〇年八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技术专家。至此，“十月十五日协定”已经被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彻底撕毁了。
随着中苏关系的这种变化，我一直在考虑我们在独立自主地发展科学技术上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同一些同志商量研究以后，我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三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写了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重要建设的设计、设备和技术大都是成套进口，这一段对我们很有帮助，使我们能迅速掌握技术，但是，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某些科学技术上的依赖心理，有些同志总想伸手向人家要，无形中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方针。
目前国民经济中一般技术问题大体上解决了，还有一些重要的环节尚待解决，只要我们努力是可以解决的。尖端技术方面虽然还差，但也已经从无到有，打下了一些底子。在科学技术上已经找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路子。因此，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是可能的。（恩来同志间时在此旁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显然他是赞同这一方针的。
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作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仍然要。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挂上一笔帐。协议以外的新要求就不提了。对例行的年度中苏科技合作，也以少提为好。我方已经签字承担的义务，如提供苏方技术资料，接受来华考察等，在一般科学技术范围内，我们仍应按协议如约完成。对苏联专家，要贯彻中央所指示的方针，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多做工作。派留学生的方针也要从新考虑，对方限制重重，去了学不到什么新技术，因此，最近应少派，但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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