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出现这些分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科学研究的基础薄弱，没有经验，对科学研究中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大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从各个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各抒己见，这是好的。经过充分的民主讨论，切实分析我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基本上统一了认识，也使规划的顺利实施有了更扎实的基础。
科学规划制定以后到一九六〇年的四年，可以算一个阶段。在这四年中，我们对规划的执行情况作过几次比较全面细致的检查。总的讲，经过四年的努力，许多项目搞得很好，提前实现了要求，例如某些单位的高炉、平炉的平均利用系数，达到了当时世界的较好水平；稀土的冶炼提纯技术初步掌握了；研究制造出了万次通用电子计算机；攻下了半导体材料锗和硅的制备技术关，等等。当然我们这些技术还只能说是初步实现了具体目标，离国际先进水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量的科研项目只是做了一些开拓工作，正在着手进行研究。
通过实施规划，对有些问题我们加深了认识。如搞科研必须的超高温技术，超低温技术，高真空设备，高纯度物质，稀有气体，高强度合金材料等等课题都相继提出来了。另外对科研工作中的各种比例关系也加深了认识。
但是，由于一九五七年以后的几年，科研工作同样处于大跃进、反右倾等特定环境中，某些规划项目脱离了科学的轨道。在方针上，原来确定的口号是“争取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科技落后状况和十二年内主要科研领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一个时期变成了“提前五年实现十二年规划”、“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等脱离实际的口号，因而错误地肯定了一些言过其实的目标和成果，也同意了某些地方搞一些力所不及的项目。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在科技战线也提出了“拔白旗”的口号，使刚得到重视的知识分子政策受到了冲击，挫伤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对科研工作带来了消极影响。
在所谓大跃进的年代，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在军工部门，我们从苏联进口了一些武器装备的样品，尽管有许多在当时就并不先进，但我们应该消化它，然后在消化的基础上再创新。而有些同志却不愿搞仿制，一开始就想自行设计最先进的东西。有些地方和单位条件不具备，就想单独或联合搞导弹、卫星、原子能、新型歼击机等军工项目。
当然在那些年月里，我们也努力纠正了不少偏向，尽可能地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大跃进期间我到包头，看到他们不去花大力量抓包钢建设，抓当地宝贵的稀土资源，而在旧碉堡里面搞什么土法炼钢。我到安徽去考察大炼钢铁，也看到那种不顾条件，不管质量，不计消耗，搞“小土群”炼钢的做法。对这些，我们都进行了劝说，要他们放弃那些不科学的做法，以减少损失。
我总的体会是：制定科学规划或计划，既要有迎头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想得远些，不怕失败，又要有脚踏实地的科学态度，重视客观规律，千万不要规定那些力所不及的项目；必须处理好任务与学科、尖端与基础、重点与一般、理论与实践、仿制与独创等方面的关系，对这些关系的两个方面，既不可偏废，又要分清主次；既要全面规划，集中力量，反对各自为政和分散主义，又要照顾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使地方科学机构能发挥具有各自特点的作用。
总之，十二年科学规划执行的结果，对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勾画出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有了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展示了前景，鼓舞了人心。其次，它确定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领域，并具体化为课题，从而统一了思想，统一了步伐，使攻关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通过制定规划，我们也初步摸清了国际上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状况，和我国自己的“家底”，了解了发展科研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组建机构、组织队伍，建立必要的科研服务系统等。由于规划制定过程中科学家们对各种问题进行了广泛地探讨和争论，也促进了科技界“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同时，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划，我们还初步制定了若干科研工作政策，对党如何领导好科研工作开始摸索和积累了一些经验。我认为制定这样一个宏伟的科学规划，是一项创举，这样做是必要的、正确的。
有人以为搞科学研究、规划、计划有没有关系不大，谁能保证需要的研究项目什么时候一定能够搞出来呢？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诚然，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会有许多探索甚至失败，硬性限定时间实现某项具体指标，是不合适的。但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提出研究课题，探索途径，对预期取得的成果和进度作出预测，则是可能的和必要的。科研领导机关必须看到，科学研究同其它工作一样，也有它自身的客观规律。科学研究的目标和选题是否恰当、明确，思想认识是否一致，措施是否得当有力，组织工作是否切实周密，这些都对科研工作的成败快慢影响很大。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所起的巨大作用，完全证明了科学研究规划和计划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大力协同，我们就能加快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步伐。
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大家感到科技发展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军工产品的型号，无论在国外国内，改进更新都很快，不加强计划性和预见性，就无法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提出了“科研三步棋”的口号。号召科研部门同时要有三个层次的型号，一个是现在正在试验、试制的型号，一个是正在设计的新型号，一个是要探索研究的更新型号。至少要看三步棋。这个口号一提出，当即得到中央的支持，得到科研部门各级领导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大家都说，这样，眼界就开阔了，工作就更有计划性、目的性了。实际上，探索研究工作在外国叫技术储备，有远见的企业主和科学家越来越重视这项工作。这也进一步证明科研工作加强规划和计划的重要性。
§组建机构
有了规划之后，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就成了当务之急。组建机构和组织队伍基本上是一回事，因为内容比较多，所以分开来讲。
为了实现规划中提出的任务，我们对科学研究领域里的领导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服务机构和宣传科学普及的机构，都注意了组建或调整加强。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大家就提出要不要成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来指导和协调我国整个科学研究事业的建设工作。在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讨论中，一部分同志曾主张不必设立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认为有了规划，由各单位按规划进行就行了。但出席会议的科学家，包括郭沫若同志和大多数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一致主张建立这样的机构。我也是同意成立的。理由是，科学技术规划是全国规模的，当时就存在着五个系统：中国科学院，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原子能委员会，国防系统（由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军工部门组成），对这五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加以指导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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