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一九五六年我接受这项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的路程。由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周恩来、李富春、陈毅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勤奋努力，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已由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几百人发展到九千多人，研究机构由四十多个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学科门类有所增多。为恢复、发展生产和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解决了若干技术难题，还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在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
一九五六年结合编制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大量课题，有待加强科学研究来加以解决。党中央对科学研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措施。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临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接着就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一九五六年四月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可以说，一九五六年这一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当然这些进展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七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它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我们都还没有涉足。
一九五四年军委分工我管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调查，尤其是到了昆明、重庆等被称之为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在重庆，我看到那里只有一些破窑洞，说不上是什么军工厂。到了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在重庆、昆明，我亲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
我们在当时所面临的困难是很明显的。这些困难主要是：十二年科学规划虽然有了一个初稿，但还没有搞完，规划中有许多问题尚在争论，不明确，不落实；科研人员奇缺；虽然我们党已经规定了一些知识分子政策，但尚待落实；科研领导机构不健全，缺乏领导经验；科研机构有大量缺门，并且零星分散，形不成攻关力量；科研工作必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非常缺乏；各行各业科研和技术力量大力协同问题还没有解决；尖端科学只是有些设想，基本上仍是空白，等等。
针对这些情况，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这五年之中，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科学规划的完善和落实；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的组建；解决科研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组织大力协同；建设一批必要的试验基地。
诚然，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地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现代化的强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青年时代我就目睹了旧中国由于贫穷落后，惨遭帝国主义凌辱的状况。它在我心灵上留下的烙印是极深刻的。我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勤工俭学，后来接触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一条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解决中国贫穷落后的问题，绝不是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就可以完成的，而必须先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青年，必须先做一个革命者。于是我从一个实业救国论者变成了一个共产党人，投身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就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开辟了道路，我们必定能够再奋斗几十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一员。我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光辉灿烂前景，毫不怀疑，充满信心。
所以，我选择分管科学技术工作并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历史渊源。我的确怀有那么一点雄心壮志，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十二年科学规划
“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对于这样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曾掀起了一场无知的“批判”，一度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其实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是早已明确了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还一再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在一九五六年一月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以后，很快在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国家中，要向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绝不是一声号召就能解决问题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复杂的组织领导工作，而当时最重要的是首先要有一个切实可行的长远科学研究规划。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过了五天，在政协二届二次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同志明确提出了“向现代科学技术大进军”的号召，并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有关部门，在四月份以前，制定出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对这个规划的总的方针和要求，恩来同志也作了明确指示，他说：“这个远景规划的出发点，是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来，把我国科学事业方面最短缺而又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根据世界科学已有的成就来安排和规划我们科学研究工作，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我们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总的指导思想和依据。
制定这样一个科学规划，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除决定由周恩来同志亲自抓以外，还决定由陈毅、李富春同志具体组织领导。当时，我作为主管军工和军队装备的领导人，参与了规划的制定和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了武器装备方面的规划制定工作。
同年四月，国务院召开了制定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专门会议。对制定这个规划的意义、方针、基本内容和要求，以及如何进行规划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可以说，这时科学远景规划已经由酝酿阶段开始进入实际工作阶段了。为了加强领导，国务院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同志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和领导规划的制定工作。其成员有：范长江、张劲夫、刘杰、于光远、武衡等同志，后来杜润生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我们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首先研究了方针、原则问题。我记得当时提出了两条不同的方针：一条是一切都靠我们自己从头摸索前进；另一条是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先学会世界上已有的科学成就，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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