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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六

  中央对这场战争的结局问题是早有考虑的。在志愿军出国作战的时候,中央就有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的联合宣言中说:“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

  战争是一种综合较量,胜负要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我们只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去争取战争的胜利,而不可能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以外获得战争的胜利。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美军海空力量占绝对优势,我们如果向南推进得太远,就会出现第二次仁川登陆的可能。同时我们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也很难维持那么长的后勤运输线,战线推到南部以后,供应方面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后来,我们坚守住了三八线,打了象上甘岭、金城反击战等那样的过硬战役,已证明美军无法突破我们的防线,而它的防线倒反而有被我们进一步突破的可能,美国才表示愿意停战,朝鲜也同意,于是大家就停在了三八线上。

  麦克阿瑟开始狂妄得很,一心想过鸭绿江,他是个大资本家,在南朝鲜有工厂。志愿军给了他几次迎头痛击,但他不肯认输,极力想把战火扩大到中国来。美国当时的统治集团在碰了几个硬钉子以后,不敢再冒这个险。于是,杜鲁门撤了麦克阿瑟的职,李奇微接替了他。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一日凌晨两点,东京广播电台广播了这条消息,把麦克阿瑟的四个职务全撤了,当时他本人一无所知,后来他到国会里去大骂。

  这就充分说明美国内部对朝鲜战争的争论是很激烈的。杜鲁门担心的是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以后,会象日本侵略军一样陷在中国的人民战争这个汪洋大海之中。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打朝鲜战争在国内和全世界都不得人心。艾森豪威尔在竞选中获胜,就是因为他的竞选口号有这么一条:如果他当上总统,就停止朝鲜战争。我们当时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把战争限制在朝鲜是可能的。事实证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分析判断都是正确的。

  ※第二十四章 在科学技术战线上

  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六年,我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有些经验教训写出来对后人或许有些裨益。

  §我们面临的困难

  一九五六年十月,经过三年多的休息和治疗,我的健康状况已经有所好转。当时,刚开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正在研究一些领导同志的分工问题。有一天,邓小平同志(他当时是党的总书记和主管国务院常务工作的副总理)找我,在询问了我的健康情况以后说,对你的工作安排,中央设想了三个方案,由你自己选择:一是中央已经决定调陈毅同志专搞外交工作,他分管的科学技术工作由你来抓;二是彭真同志因为工作太忙,中央想让他免兼北京市长,你过去搞过这个工作,仍由你来当北京市长;三是继续主管国防工业和部队装备。

  我当时就表示说:“我不想当市长。对科学技术工作我倒很感兴趣。我们国家太落后,也迫切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国防工业与科学技术有密切联系,可能的话,将来兼顾也可以。但是,还是请中央决定。”小平同志作风历来果断干脆,当即表示同意说,那就这样定了。不久,中央就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党内为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确定抓科学技术工作以后,有些同志为我担心,善意地劝告说:“你身体不好,这个工作很忙,千头万绪,又是跟知识分子打交道,麻烦太多,最好还是不要管这个事吧。”

  我的想法没有动摇。热爱科学技术,希望以此来改变我国的贫穷落后面貌,是我青年时期的夙愿。经过革命战争,人民掌握了全国政权,正是实现这种夙愿的好时机。我决心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我国的科学事业。

  当然,要做好这项工作,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我首先着手了解一些基本情况。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共计四十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六百五十余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二十二个,研究人员二百多人。按那时常说的四亿五千万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一千一百二十五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七十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

  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完全是空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旧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也是很形象、很适当的。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我们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疴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

  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因此,我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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