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就是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行动的主要过程。
关注和筹划朝鲜前线的军事行动，是我在总参谋部时候的主要工作，那一段确实是相当累的。
除了作战行动以外，我们在朝鲜战争方面还进行了以下几件主要工作。
朝鲜人民军的武器装备是苏式的，比我们当时的水平要先进。但是，朝鲜的兵员比较困难。南北朝鲜共三千万人口，北部人口比南部要少，不到总人口的一半，从兵源来讲，他们要应付大规模的战争确有困难。因此，一九五〇年一月，金日成同志派金光快等同志到中国来，要求接回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这些战士大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我军，以后又随四野转战来到内地的。金光侠同志来后，中央指示我负责处理这件事情，经过谈判商定，我们同意将这些朝鲜籍战士全部移交给朝鲜人民军。金光快同志说：“我们除了现有装备以外，没有多余的武器，这一万四千人编入部队后，要重新与苏联交涉购买武器，往返需要很多时间，可否请中国同志给予装备。”我答复说：“我理解朝鲜同志的需要，待我请示中央以后再答复你。”
我认为朝鲜同志的要求原则上是可以答应的，究竟给多少，应该根据四野的情况酌定。
此事我于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一日写了报告，事隔一天，中央就批示同意我的意见。当总参谋部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圆满地将一万四千名朝鲜籍战士（携带武器装备）送走以后，朝鲜同志是很满意的。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们很快就想到了要保护好鸭绿江大桥。这是中朝两国的重要通道，保护好这座大桥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朝鲜战争爆发不久，东北的同志给总参来电，请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江南朝鲜境内保护大桥。我接到电报后，认为还是派出去好，就向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写了报告，陈述了理由。很快就得到批准。经征得朝鲜同志的同意，我们对鸭绿江大桥进行了严密的保护措施，虽经美国飞机多次轰炸，基本上没有中断通行。
面对着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敌人，怎样才能弥补武器差距给我军带来的不利因素，减少部队伤亡呢？这是我们当时经常思考的问题。我觉得，为了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补充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老战士作为战斗骨干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不但可以使志愿军兵员得到充实，而且经过动员，可以在国内部队中普遍提高我军的战斗意志。经毛泽东同志批准后，我们就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时，部队已经连续进行了四次战役，减员很大，正急待补充，当这些战斗骨干补充到前线的时候，大大充实了部队，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战斗力。这对打好第五次战役和以后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
第五次战役以后，战线基本上对峙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这时部队的后勤供应仍然相当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下决心从朝鲜战场上抽回一部分部队，以减轻后勤供应方面的负担。毛泽东同志的决心是，一次抽回三十万人，到东北地区整训待机，这是一个很大的行动。我召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个调回二十六万人的实施方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实施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供应有显著好转。
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进行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部队入朝进行轮换作战。这样，既可以使国内的部队普遍获得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又可以使出国作战部队得到必要的休整。轮换工作从一九五二年秋开始，分两期进行，到一九五三年春，得到轮换的部队占总数的三分之二。
部队大批轮换开始以后，我们又组织国内各军事机关干部分批轮换，使这些机关干部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实战锻炼。这项工作从一九五三年一月份开始，经过四个月时间就已分批轮换完毕。
通过这两项工作，我们的部队和干部大部分都受到了锻炼。我军有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经验，也有打蒋介石的经验，但是对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侵略军是个什么样子，心中却没有底。朝鲜战场是个现成的大学校，部队和干部在那里学到了打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从而使我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一步。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决策是很有远见的。
我们一向重视情报工作，因为它是一个指挥员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作为总参谋部，必须掌握各方面的情报。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正确的分析判断，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决策的可靠依据，为前方的战役行动提供取胜的有利条件。所以，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一直让作战部和情报部合署办公，强调要他们千方百计及时掌握敌军各方面的情报。在我军情报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在朝鲜同志的密切配合下，一般说，朝鲜战争中我们的情报工作是做得比较好的，对敌情掌握得比较准，因而容易作出正确的判断。
第五次战役以后，有一次接到前线报告，部队发现在元山附近的海域有两艘敌舰在活动，前方有些紧张，以为敌人有什么新的动作。我召集情报部门的同志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据各方面的情报判断，敌人不会有什么大的活动，可能是演习、侦察、威胁，或者是对我军的佯动。后来我将自己的看法写了报告，毛泽东同志还在“佯动”二字边上批示：“同意聂注”。
§抗美援朝中的后勤工作
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打一场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
建国以后，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加速恢复国民经济，钢产量由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八千吨，增加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的六十万吨；粮食由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六十亿斤增加到二千四百九十四亿斤；其它生产部门也有比较大的恢复，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对我们进行抗美援朝是有利的。但是，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连年战争，经济凋敝，我军武器装备主要取之于敌，型号杂乱，后勤供应手段落后，组织机构不健全，这些又是我们很大的弱点。而美国是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后勤供应的手段也是现代化的。所以，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集中了大兵团连续作战，战争物资的消耗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两年多的抗美援朝，仅从国内运出的各种物资就有二百六十多万吨，品种达九千多种。往往一次战役就要消耗很多物资，一九五三年夏季攻势中一次二十多分钟的火力急袭，就用了弹药一千九百多吨。抗美援朝中，我军的后勤供应始终是在敌人空军的封锁破坏下进行的，工作极其困难，装备、物资损失也很大。出国作战不久，有个汽车团一次就被敌机炸掉七十三台车（当时一个汽车团只有一百多台车）。三登车站一次被炸，就损失物资八十多个车皮。
物资消耗损失如此巨大，我们出国以后的后勤工作，再沿用过去在国内作战的那一套办法，已经不适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了。过去我们是打到哪里吃在哪里，完全取之于民，武器弹药主要靠缴获，所以没有想到后勤方面会有那么多问题，一入朝参战，才发现问题很大。我军身在国外，就地取给有限，即便能缴获一些敌人的物资，往往多被敌机炸掉，所以物资供应主要依靠国内。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就充分显示出来了。
当时总后勤部部长是杨立三同志，他从红军时代就当后勤部长，是一个老后勤了，人很勤奋，为了把东西送上去，他想了好多办法，不幸后来得了癌症，病逝于苏联。当时我和他打交道最多，我们一起研究，想方设法保证前方的需求。后勤方面的电报也最多，每天都是一大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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