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四九年七月正式到中南海办公的。当时中央军委与党中央住在一起，都在中南海。我的办公室设在春藕斋，那是一间大厅，中间用木板隔开，一分为二，一头是我的办公室，另一头就是作战室。八月份，我在静谷办公，后来又搬到了居仁堂。我们的一切设备都是很简陋的，同其它国家的司令部机关，简直无法相比。苏联顾问团来了以后，他们的团长就问我：“你们这个总司令部怎么这样呀？这也没有，那也没有。”我说：“现在我们还在打仗，部队很分散，物质条件仍然是很困难的，还没有来得及调整充实，只能因陋就简吧。”
其实，我一直不主张把机关搞得那么庞大。在战争年代没有条件搞那么大的机关。进城以后，随着军队建设的发展，总部适当地扩大机构是必要的，但如果搞得那么庞大、臃肿，就反而会影响工作效率。那时候的总参谋部人很少，分工也不象现在这样细，但工作效率却很高。
当然，从建国后的形势发展和军队建设的需要来看，开始时的总参谋部机构是不健全的，如搞军务、编制和动员的部门都没有，这对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将来过渡到义务兵役制都会受到影响。这些机构，都是进城以后由我们陆续组建起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重新任命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徐向前同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我为副总参谋长。当时由于向前同志有病，因此，总参谋部的工作，一开始就由我代管，到一九五〇年初，我即被正式指定为代理总参谋长。
那时全国各地实际上是实行军事管制。在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政务院，军事工作就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管。总参谋长是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军的作战和军事工作。正因为这样，我的工作非常繁忙和紧张。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我当时常用的工作方法，就是召集各有关部门开联席会议。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范围的，比如各军兵种、总参、总政、总后的联席会议；另一种是总参机关各部门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以后者居多。我觉得用联席会议解决问题的组织形式很好，各部的领导同志也愿意这么办。大家把情况凑在一起，共同提出解决办法，研究确定以后，就分头去执行，问题处理得利索，效率高，不大会出现那些文牍主义和“踢皮球”的事情。
通过这种办法，我同各部门的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见面，大家可以经常通气。那个时候公文很少，有问题大多就在会上解决。但是有一条，就是要求参加会议的人必须熟悉情况，而且能够负责，一问三不知，那可不行。后勤部门、军械部门在开会的时候可以带个搞计划的同志，因为这两个部门都有好多数目字，武器装备的数目字，物资供应的数目字，非常复杂，而且需要准确，所以准许他们带两个助手。别的部门，都是掌握情况、熟悉情况的领导同志来参加会议。
总参工作的核心部门是作战部。他们昼夜值班。早晨我首先到作战室，把前方的战事情况了解清楚，把各方面来的作战文电、各种情报在作战室看完。然后安东同志和办公室其他同志把当天要处理的事情向我一一报告。安东同志当时是总参谋部办公室主任，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接着，我就召开联席会议。有关问题该请示的请示，我们能定的就在会上定下来。工作虽然很紧张，但颇有条理。
还有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
毛泽东同志历来对有关作战的事情和军队方面的重大问题非常重视，都是亲自过问，有关文电，亲自批阅。他非常忙，常常是彻夜工作，凌晨或天亮以后才睡觉。白天他睡觉的时候，我一般不去找他，但在战争时期，一些很急的事情，或需要立即处理的作战方面的紧急电报，也只好去把他叫醒。
我的工作中，还经常碰到战争和军队建设方面的财务开支、物资供应和交通运输等问题。那个时候不象现在，财政部门很不健全，每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或预算，究竟这一年要用多少钱，谁也说不准。只能是靠国家财政委员会随时根据经济情况和前方的需要来拨款。因为刚刚胜利，国内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但仗还在打，我们是边打边建，两个方面都要照顾好。所以打那么大的战争，财政、物资各方面都要组织好、协调好，这要费很大的精力。
在这方面大小问题我都是首先去找恩来同志的。恩来同志日理万机，全国刚解放，政府工作百废待兴，又要忙于应付战争的各项工作，他思路敏捷，处理问题细致周到，确实不愧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好参谋长。为了支援战争和军队建设，恩来同志日夜操劳，是付出了很大心血的。当然，实际执行还是要我们下手干，政府管不了那么具体。当时政府部门也是很精干的，不象现在分工这样细。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九四八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进北平以后，他那个机构就代管全国行政事务方面的事情了，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才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底子就是华北人民政府，在它那个基础上组织了各个部。
由于我在总参谋部那一段工作过于紧张，后来就病倒了。一九五二年九月，一天我和彭德怀同志到京郊视察国防工程，回到办公室就突然摔倒在地，经检查是脑平衡神经失调、高血压、心脏病。一九五三年朝鲜战争实际上停下来以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我才辞去了代理总参谋长的职务，休息养病。虽然那一段工作十分紧张，但我的心情却是很愉快的。
§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已经被我们基本上消灭了，但在大陆各地和沿海岛屿上大约还残留约有一百五十万军队和一百多万武装土匪。很明显，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任务还相当繁重。
歼灭这些蒋介石的残余武装力量，是各野战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互相配合进行的。作为总参谋部，我们协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密切注意战争的进展情况，审定作战部署方案，传达作战意图，起着中间环节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陆国土上的相当一部分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蒋介石军队仍然控制着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诸省的全部地区或大部地区。在陕西、湖南、湖北三省，它们也控制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从军事上来讲，他们还保持着白崇禧、胡宗南两股主力。
广州解放前夕，蒋介石“迁都”重庆，妄图凭借西南一隅，作最后顽抗。
为了解放全部国土，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宣读了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迅速肃清蒋介石残余武装。接着，毛泽东同志在军委会议上进一步肯定了用战略迂回包围的措施，来解决西南、华南的敌人。此后解放西南、华南的作战进程，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我军广大指战员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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