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五日，东北野战军迅速解放了天津，仗打得干脆痛快，守敌十三万多人被全部彻底歼灭。这对尚在犹豫中的傅作义将军来说，又受到了致命的一击。突围南逃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不得不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
东北野战军解放天津之后，因为要处理一些重要事情，我到天津去了一趟。那时候，黄克诚同志任市委书记，黄敬同志任市长。我在天津停留了两三天，把一些重要事情处理完，又回到了平津战役指挥部。
一月十六日，我军向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并限期做出答复。
随后，傅作义将军的全权代表邓宝珊先生来了。这时我们平津战役指挥部，由蓟县移到了通县。
邓宝珊先生早就同我党有一些接触。傅作义将军知道这层关系，这次就派他来谈判了。
在第二次谈判当中，比上次谈得具体一些，对所规定的条件，商定了实施办法，作为初步协议，双方都在上面签了字。
邓宝珊先生临走的时候，我们交给他一封信，请他交给傅作义将军。并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志，作为我方具体工作人员同他一起进城。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是经过集体讨论决定，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批准的。但是，由于中间人觉得措词严厉，没有及时交给傅作义将军。
邓宝珊先生回去以后，很快有了回音。他们同意我方派代表进城谈判，研究和平接管北平的具体事宜。于是，我方派了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志进城谈判。
一月二十日，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方提出的条件，令其所属的两个兵团部，八个军部、二十五个师，共二十多万人，于一月二十二日起陆续出城，到达指定地点，接受我军改编。一月三十一日改编工作完成，我军先头部队随即进入北平，对国民党军政机关进行接管和维护社会秩序。
二月一日，刚过完旧历年，我和罗荣桓同志以及林彪乘车进入北平，先到了北京饭店。我国的文化古都北平宣告解放了。选择这个时间进城，也是有所考虑的。我们几个领导同志商量过，本来傅作义部队一出城改编，我军就可以进入北平，但考虑到当时年关将近，为了让老百姓过好年，我们宁肯推迟进城时间，作为执行好城市政策的良好开端。
至此，持续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直接指挥下，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并举赢得了最后胜利，歼灭与改编国民党军队共五十二万余人。
我们和平解放北平的办法，被称之为“北平方式”，后来又有了“绥远方式”，为争取尚未解放的地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我军举行了庄严雄伟的人城式，我们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我军进入北平，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此起彼伏的欢呼声和口号声，回响在北平的上空和大街小巷，使这座古城恢复了青春。
为了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市长，彭真同志被任命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我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区政治委员。我们在人民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顺利完成了各项接管任务，迎接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北平。
鉴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保护好文化故都和接管好北平的高度重视，入城前我们就拟定了入城守则，普遍向部队进行入城纪律教育，还从华北军区随营学校中挑选了一部分学员组成纠察总队。这些学员忠于职守，很有礼貌，普遍受到好评。他们在进城初期，对维护北平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北平之前，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我动身去西柏坡，出席了三月五日至十三日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报告，提出了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以及全国胜利后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我们立即组织了传达、学习、贯彻，以加紧工作的实际行动，迎来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一九四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先后由徐向前、彭德怀同志指挥，我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的第七军，分两个阶段进行了著名的攻坚战役——太原战役，全歼守敌十二万四千多人。一九四九年九月，董其武将军率部通电起义，绥远和平解放。至此，华北战场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
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在兄弟军区的配合下，华北我军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一百零一万多人，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自己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辉煌的胜利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这一点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
※第二十二章 建国初期在总参谋部
§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到一九四九年，已经是最后阶段。这一年的最初几个月，我们一直是在繁忙中度过的。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结束以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一日，我随平津前线司令部进了北平。此后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编和改造起义部队，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秩序，为中央进驻北平作准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总部机关由西柏坡迁到了北平。
四月一日以后，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的身分，参加了同南京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等的国共和平谈判，以及后来同傅作义、邓宝珊先生等关于和平解放绥远的谈判。
刚进城，我的工作是非常紧张的，尤其是代理总参谋长那一段，真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与叶剑英同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对外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当时军委总参谋长是由周恩来同志兼任的。一九四九年九月剑英同志到广东任职后，军委又任命我继任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这样，我就身兼六职了：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
解放初期，我军的领导机关，是从战争年代延续下来的。总参谋部实际上还是毛泽东同志由陕北带来的那个小而精干的班子，人数很少，总共只有二十多人，主要是作战部，由李涛同志负责。总政治部更小一些，由刘少奇同志兼任主任，以后不久，由罗荣桓同志任主任，只有十几个人，分为两个研究室，组织工作研究室和宣传工作研究室。总后勤部的第一任部长是杨立三同志。战时我军的后勤供应由各大区自己负责解决，中央既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系统，也没有统一的后勤制度和标准，所以刚进城时有一部分工作是由华北军区后勤部兼做的。
后来因为要筹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周恩来同志的精力大部分集中到政府工作方面去了，军队的事情他难以全力顾及，所以有关总参谋部和军队的一些工作常常交给我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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