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战役以后，为了发展胜利，至一九四八年七月，我们接连进行了察南、挺进热西冀东、晋中、保北等战役，给了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在北面，我们把敌人压缩到平绥路沿线，使张家口、大同失去了屏障；在西南面，我们解放了太原以南的晋中广大地区，直逼太原城下；在热西、冀东、保北地区使敌人来回调动，疲于奔命。特别是晋中战役打得很出色。这个地区是山西的产粮区，又正值麦收季节，阎锡山为了保持自己的补给，自然要拚命来争夺，这就使我们有了调动敌人给以歼灭的机会。晋中战役是由徐向前同志指挥的，歼灭了七万四千多敌人。
一九四八年五月，中央根据当时形势的发展，决定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成立了中共中央华北局，以刘少奇同志为第一书记，薄一波同志任第二书记，我任第三书记。成立了华北人民政府，以董必武同志为主席。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央是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的蓝图来试点的。成立了华北军区，以我为司令员，薄一波同志为政治委员，徐向前、滕代远、肖克同志为副司令员，参谋长赵尔陆同志、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同志。下辖两个野战兵团，两个直属纵队；还有冀中、北岳、冀鲁豫、太行、冀南、太岳等六个二级军区。这些机构的组成，在当时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建设，都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无疑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到了一九四八年的下半年，为适应形势大发展的需要，华北的主力部队已组成三个兵团，直属中央军委。二级军区则由六个增加到九个。第一兵团由徐向前同志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周士第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参谋长陈漫远同志，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下辖第八纵队，第十三纵队，第十五纵队；第二兵团由杨得志同志任司令员，政委罗瑞卿同志，参谋长耿飚同志，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同志，下辖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另外，还有直属兵团的三个独立旅；第三兵团由杨成武同志任司令员，政委李井泉同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天焕同志，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六纵队。九个二级军区是：冀中军区，察哈尔军区，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晋中军区，太岳军区，绥远军区，察南军区，冀东军区。
经过这样的组编，华北我军的兵力有了较大的加强。
有些同志总是觉得，在一九四八年平津战役之前，华北打的大仗不多，直到今天，仍然有些同志不了解这个时期的实际情形。其实，按照当时的情况，我们把三个主力兵团集中起来，攻夺某个较大的城市，或以围点打援的方式打一些大仗，是完全可能的。但这只是从华北的局部考虑的，从夺取全国胜利的全局考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有一盘好棋成竹在胸了。
一九四八年，是敌我双方开始进入战略决战的一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如何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进程，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意图，这就是准备首先歼灭东北境内的敌人，解放东北全境。也就是说，中央已经把战略决战的突破口选择在东北了，而把华北野战军则置于战略配合的地位，即全力箝制关内敌军，不使出关，以便顺利地解决东北问题。当时，敌人在全国各个战场上节节失利，蒋介石为了缩短战线，曾考虑把东北的军队全部撤到华北，但又抱着侥幸心理而迟迟未动。
这是因为我们给予他的打击，还没到使他非撤不可的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的方针是把东北的敌人歼灭在东北境内，不使它撤到关内，同时坚决防止华北的敌人出关。毛泽东同志明确要求东北我军应把作战重点放在北宁路的锦州、榆关至唐山段，尤其是要尽快攻克锦州。如果把这一段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可以把东北的卫立煌和华北的傅作义分隔开来。使东北敌人不能撤到关内，关内敌人也不能向关外增援，从而封闭了进出东北的大门。
这种打法实际上就是“关起门来打狗”。这样就会由局部的优势，逐步发展成全局的优势，以至解放全中国。但是，林彪却不听中央的意见，认为北宁线敌人过于密集，强调在该线作战有种种困难，执意要打长春。在他的要求下，中央同意了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他打长春也没打出什么名堂来，一会儿是“围城打援”，一会儿又想强攻，碰了钉子，又提出什么“久困长围”的计划，把东北主力在沈阳、长春之间拖来拖去，白白浪费了许多极为宝贵的时间。
为了配合东北我军的作战，箝制华北敌军不使出关，中央命令我华北第二兵团向平古（北口）路和承德方向的热西、冀东地区进击。第二兵团以三纵队、四纵队和四旅，在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同志指挥下担任这一任务。他们突破了敌人在平绥路上的封锁，楔入热西、冀东地区，在东北第十一纵队和独立师的配合下，破路攻城，截断了由怀柔至滦平近二百里的平承铁路，第三兵团的二纵队、六纵队、一纵队，和直属军区的七纵队等由杨成武同志指挥，留在内线平汉路北段两侧地区配合作战。这些作战行动，很快就把傅作义的主力吸引过来了。
第二兵团、第三兵团和有关的军区地方部队，互相密切配合，在热西、冀东、保（定）北地区，从五月至七月历时三个月，连续作战，取得了歼敌三方五千余人的胜利。更主要的是完成了拖住关内敌人，不使其出关向东北增援。这次作战行动，由于任务和战役指导思想明确，采取了以破坏铁路交通线为重点，集中优势兵力，机动灵活地到处找弱敌打，尽量多占中小城镇，使得敌人“以主力对主力”的战法无施展余地。相反，被我牵着鼻子调过来，调过去，疲于奔命，顾此失彼。我第二、第三两个兵团东西两面的作战行动，配合得很好，打得很有节奏，是成功的。当然，这个时期部队相当辛苦。遗憾的是，虽然这两个兵团有效地制止了傅作义部队出关，但林彪却没有什么行动。
经过中央一再批评督促，到一九四八年七月，林彪才同意按中央意图南下打北宁线，但仍然强调北宁线敌情严重，要华北派部队西进打大同，以分散傅作义的主力，他才能南下。
为了配合东北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中央军委要我和杨成武同志亲自去接受任务。八月三日，我和杨成武同志从军区驻地烟堡前往西柏坡。首先见到的是周恩来同志，接着见到的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见面后，毛泽东同志向我们交代了华北野战军配合东北作战的任务，先拿出辽沈战役的作战方案要我们看。毛泽东同志说，现在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先解放东北，然后再回过头来解放华北。因此，你们目前的战略任务就是配合东北作战，抓住华北的敌人，不让他们增援东北。
杨罗耿兵团已经在冀东箝制了敌人，现在要杨成武同志率领第三兵团西出绥远，这样就直接威胁到傅作义的老窝，就会把傅作义的主力引到绥远，以便有力地配合辽沈战役，这是一个配合解放东北的重大行动。毛泽东同志谈到这里，转向杨成武同志问道：“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杨成武同志回答说：“没有困难。”毛泽东同志笑着说：“长征的时候，在毛尔盖，准备过草地，我记得要你们作为先遣团，给你交代任务，你也是这样说；可是，你要知道，那时你率领的是不到两千人的一个团，现在要你出绥远，可不是一个团，而是好几万人噢！
问题可得多想一想。绥远这个地方，你们是去过的，地瘠民贫，没得粮食吃。傅作义也懂得搞‘坚壁清野’，困难是不会少的。你们要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刘少奇同志插话强调说，要准备饿四天肚子，吃三天草。）还要保证取得胜利。这些都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要把困难估计得更严重一些，并以此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你们去了还要注意打好第一仗，初战必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包括俘虏政策。每到一地，都要充分发动群众。”
我说：“我们回去之后先开个团以上干部会，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毛泽东同志点点头说：“对，先开个干部会，由荣臻同志亲自给大家作个动员，困难讲它十条，有利条件最多只讲五条，若是谁个不愿去，就在会上说，到了绥远再说，那就不好了。”
毛泽东同志沉思了一下，象是想起了什么，转向周恩来同志说：“你要薄一波同志给去绥远的部队准备十万块现大洋，让他们背着，揭不开锅的时候，就用它买点粮食。现大洋在绥远这样的地方是很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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