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江青对我没有别的文章可做，就在会后别有用心地补发了一份会议简报，这份简报上登有江青的发言。她竟歪曲事实真相，诬陷我蓄意谋害毛泽东同志。江青发言的大意是：一九四八年，毛主席刚到阜平县城南庄，不几天就遭受敌机轰炸，炸死了许多人，毛主席险些遇害。事后查明，这是有人阴谋暗害毛主席，指挥敌机轰炸的特务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后来又把与此事有关的特务分子处决灭口。
我听陈毅同志说的时候，心里就很坦然，付之一笑。我对陈毅同志说：“你放心吧！这件事毛主席最清楚。那次敌机轰炸城南庄，包括当地人民群众在内，没有伤亡一个人。”
看了那份简报，我觉得江青这个人真阴险毒辣，当面不说，背后却来这一手。好在毛泽东同志最清楚事情的经过，我也就没有理睬她。
敌机轰炸城南庄的准确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初。
多年来，我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我正在吃早饭，听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我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同志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我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我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我快步向毛泽东同志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同志通宵都在工作，我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同志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我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同志也来了，他站在我的身后。我看毛泽东同志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同志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我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我向赵尔陆同志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同志扶上了担架。我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我们抬着毛泽东同志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我和毛泽东同志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我们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五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我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我们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同志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我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反复地思考，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同志来了，还知道毛泽东同志住的地方，所以，我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我想起了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我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同志，他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同志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同志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我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企图毒害我们。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同志来到城南庄之后，我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同志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安全。
这个案子查清楚了。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同志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死刑。案件报到我这里，我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这就是敌机轰炸城南庄事件的始末。真没想到多年前的这件旧事，倒成了江青陷害我的材料，然而也不过是枉费心机而已。
§在整个的棋盘上
解放战争到了一九四八年，敌我军事力量的消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的“分区防御”也防御不成了，只好搞“重点防御”。
一九四七年，我各大区野战军，接连取得许多重大胜利，歼灭了大批国民党军队，相继转入战略反攻。在华北战场上，自清风店、石家庄两个战役全胜之后，敌人的实力受到了比较大的打击，形势对他们也越来越不利。蒋介石妄图扭转战局，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下旬撤掉了孙连仲的指挥职务，要傅作义统揽华北五省军事指挥大权，把挽救华北颓势的希望寄托在傅作义身上。傅作义确也费了心思，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一些地方团队编组起来担任守备，尽一切可能把主力抽出来集中作战；把他在绥远的主力东调集结在北平附近；然后把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部队编组为平绥兵团、平汉兵团、津浦兵团等三个兵团，实行“以主力对主力”“以集中对集中”的战法，处处猖集一团，以防被我消灭。
尽管如此，他要想扭转战局已是无济于事了。就在他上台还不到两个月，即一九四八年一月中旬，在保定以北的涞水、庄町一仗，郑维山、胡耀邦同志指挥的第三纵队，在唐延杰、李葆华、王平同志指挥的第一纵队配合下，给了他的“王牌”第三十五军沉重一击，歼灭了它的新编第三十二师，打垮了第一〇一师，共七千多人，敌中将军长鲁英麐被迫自杀，少将参谋长田世举、新编三十二师少将师长李铭鼎等多名高级军官被我击毙。这无异是给刚上台的傅作义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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