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的内容，有许多已经记不得了，有些则至今记忆犹新。
看来，毛泽东同志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象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我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我们回顾了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我们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我们也谈了许多。
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普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同志对我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取这个教训。
我对毛泽东同志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我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我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同志毫无倦意，他还要我搞一点酒来。
我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同志继续畅谈。
我陪着毛泽东同志，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同志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我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同志来见毛泽东同志，提出过长江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同志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志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同志问我，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
我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同志听了我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同志决定不去苏联了。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
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同志给我打电话，要我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到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在城南庄，毛泽东同志虽然身体不好，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敌机轰炸城南庄
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刚闭幕，我就因为肺炎发高烧和心脏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我住院之后，陈毅同志也因病住进了医院。
有一天，陈毅同志来到我的房间，很愤慨地对我说：“聂老总，我看到那个简报，毛发悚然，心都冷了，真为你捏一把冷汗哟！”
我一时摸不着头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把大致的情形告诉了我。过了两天，我在医院也看到了家里送来的这份简报。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