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没打下之前，从心理上来讲，元氏的敌人有个“靠山”，我军攻克了石家庄，它再顽强也就有限了。我们在打元氏的时候，由于城墙过于坚固，没有采取强攻，而是在打下城郊之后，采用坑道作业内部装药爆破的办法，于十二月十三日，一举突破，全歼守敌。徐德操同志指挥的冀中军区独立第八旅，在南门一条坑道装药七千公斤，引爆后，把敌人南门上的迫击炮都炸飞到北门去了。
我军攻克了石家庄，党中央来电祝贺，朱德同志也来了贺电，称誉解放石家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这是对我区指战员的巨大鼓舞。在我看，这一战役之所以取得胜利，从指导思想上说，是摘下了一颗成熟的果子。果子没有成熟，也就是说，主客观条件都不具备，硬要去摘，结果不但搞不下来，还要吃亏。解放战争初期的攻打大同，以及在这之前的围攻归绥、包头，就是这方面的例子。然而，果子熟了，你不去摘它，那也是错误的。对石家庄的进攻，就正是时候。
但是，这并不是说，果子成熟了，不费力气，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摘得下来。当我军转入战略进攻之后，如何以劣势装备攻克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并不是没有困难的。那时候，我军既无飞机、坦克，连山炮、野炮也是不多的。在敌人坚城之下，如何突破，确是个问题。朱德同志在战前号召部队要“勇敢加技术”，这是很大的启示。战前除了摸清敌人的防御配置，有针对性地加强准备工作以外，就是根据敌人的工事特点、火力配置、地形状况，充分发动群众出主意想办法，大搞军事民主，并结合以往的作战经验，提出了以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为接敌的主要手段；以爆破、火力与突击相结合作为突破的主要手段。
这些战斗技术的发挥，在这次战役中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是成功的。例如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就发挥了很大作用。石家庄的四外全是平原，很难接近。但是，由于我军运用了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一夜之间就到了敌人的跟前。土工作业的顺序是由前而后，由点到线，先前后再左右，先建立射击阵地，再构筑交通壕，并有重点地加以掩盖，使我军大批人马在接敌运动中，都在地面之下，避免了许多伤亡，敌人对此是非常惊恐的。我们的许多地堡、交通壕一直修到敌人的跟前，他们还没有察觉，一旦发现，已经是短兵相接，无可奈何。敌一个被俘的团长说，头天黄昏，看到阵地前几里路还是一片平原，第二天拂晓，你们的许多地堡已经到了我们跟前，遍地都是交通壕，我就知道不行了。可见，我们的这项措施，对敌人的精神威胁是很大的。
在打石家庄之前，我们把清风店战役中的一大批俘虏，大约有五百多人，放回了石家庄，起到了瓦解敌人的作用。在市街战斗中，有个小分队在向敌纵深分割时，利用抓到的俘虏喊话，迫使大批敌人放下武器，这对迅速解决战斗，减少我军伤亡，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军解放石家庄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地处平汉、正太、石德铁路的交叉点，是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就高度重视石家庄，不仅派驻重兵，而且连年加修工事，抢修石德铁路，成为必守之地。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也非常重视石家庄，它的第三军进驻以后，继续加修工事，一般不轻易出动，妄图长期固守。因为如果失去石家庄，就会割断他们各部分之间的联系。石家庄解放了，我晋冀鲁豫和晋察冀解放区完全联成了一片，平津地区敌人失去了重要的一翼。石家庄这样的坚城被解放，也标志着我军的攻坚能力已达到相当水平。这些，无疑对华北的战争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十章 党中央来到晋察冀
§毛泽东同志来了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来到了阜平城南庄。
来之前，我们接到晋绥军区发来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我们派人到五台去接。
大家都知道，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全局出发是不愿离开陕北的。许多同志的劝说都没有用，他不愿在敌人重兵压境之际，离开同甘共苦的陕北人民。同时，他表示，他与党中央留在陕北，就可以拖住胡宗南的主力，以减轻敌人对我军其他战场的压力。此后，他就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带着一个小小的指挥机关，继续转战在陕北地区，而且，有意使蒋介石知道，他同党中央仍然留在陕北。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指挥下，彭德怀同志率领西北野战军，艰苦奋战，连续大量歼灭敌人。直到陕北局面好转之后，毛泽东同志这才从容地离开了陕北。
看了这份电报，我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我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我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我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
临行前，我找周荣鑫同志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我们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三栋房子，我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我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是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我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同志来住，我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同志来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我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同志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来的周恩来、任弼时同志，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同志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四月十一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我们迎上了毛泽东同志的车队。同毛泽东同志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我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同志显得有些疲劳。听说，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我们希望他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同志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我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同志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同志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志同我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他越谈兴致越浓，同我进行了彻夜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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